抗戰時期,在晉察冀軍區領導下,第9軍分區屬下有一個“津浦支隊”,“五一”大掃蕩後改為津南支隊。津南支隊下分3箇中隊,中隊長邵九如,分隊長王寶林。王久居天津,1942年參加革命,因其對天津情況極為熟悉,1943年派王寶林到市內發展組織,先後參加的人有王海山、竇廣元、侯德明、李明、伍漢卿、孫玉發、楊文會、楊守信、馮傳友、范仲元、於志江等60多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自身對鐵路比較熟悉的有利條件,破壞敵人的鐵路運輸線,搞日軍倉庫物資,擾亂其社會治安秩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黑旗隊
- 外文名:The black flag Brigade
- 類型:共產黨
- 屬於:晉察冀軍區第9軍分區
- 組織:3箇中隊
- 代表人物:王海山、竇廣元、侯德明
- 人數:60多人
- 性質:敵後武裝工作隊
破壞日偽鐵路線,繼續與國民黨作鬥爭,“黑旗隊”名稱的由來,
破壞日偽鐵路線
他們先在貨場內活動,車站以東有個“下九股”是貨車停放編組的地方。一次,他們盯上一部零擔車,裝有汽車輪胎、毛線等物,在夜間潛入貨場,以扔石子為暗號,順利地搞到42對汽車輪胎,不久引起敵人注意,不再在貨場停留貨車,後來改在沈莊子彎道處,這裡彎度大,車行至此,必須減速,事先已上到車上的人,迅速將貨物掀下,埋伏在道邊的人,將貨急速運走,等到發現時,貨物早已運走了。後來,又將下貨地點分別改為軍糧城、楊村。平均一個月內能搞上兩三次。搞到的物資有軍用帳篷、棉花、皮靴、毛線、車胎、布匹、麵粉、香菸等。一次,孫玉發、高俊嶺等人在北站發現一列悶子車裡,全關的是準備押往日本的華工,得知押車的日本兵剛剛下去,孫玉發急忙告訴押在悶罐車內的人說:“我們已把車門打開了,你們快跑,等日本兵一來,就把你們送到日本當勞工了!”大夥一聽急忙下車逃跑,孫玉發等人也跑開了,不知這一次能跑出多少人去。為了搞到槍枝,由王寶林、王海山、孫玉發等10餘人,夜襲日本修械所,用槍將日本人逼在一間屋內鎖好,搜查後並未發現槍枝,遂將槍簧、鋒鋼、鋸條等裝了十幾箱,把運不走的機器砸毀,把機器零件運到復興莊韓家胡同坑洞內,事後由隋尚前用帶篷子的膠皮車運到西營門,改用大車運往解放區。1943年冬,王海山、孟繼友,李明等人在佟樓汽車站,發現日偽警長騎車路過,王海山上前以日本憲兵隊名義將其攔住,帶到市外牛坨子,由李成忠警告他,不要再乾危害中國人的事,偽警長頑固不化,拒不應允,遂將其處死,投入冰眼中。津南支隊政委李軒在回憶《抗日戰爭時期的津南支隊和津南地區》一文中寫道:“手槍隊還掌握了一支專門吃鐵路的力量,其中有些是敵偽稱為“黑旗隊”的窮苦民眾和無業市民,他們主要在天津至唐官屯之間活動。手槍隊員同這些人建立了關係,對他們進行了抗日救國的宣傳教育,激發他們的愛國熱忱,幫助他們活動,使這支力量成為抗日力量的一部分。這支扒車力量熟悉鐵路情況,能在火車行駛當中飛身攀上跳下,來無影、去無蹤,把事先偵察好的物資在中途卸下來,由地面的接應人員運走。通過他們的活動,我們得到一些緊缺的布匹、衣服等物資。” 1945年4月,原準備由孟繼友、邵九如等到冀東蘆台長蘆鹽警大隊去搞策反。因孟、邵等剛被日本憲兵隊釋放,改由王寶林前往。找到長蘆鹽警大隊代理隊長高洪恩(別名高壽勛,文安縣高村人)商討起義事宜的具體安排,並規定了行動暗號。高洪恩好拉胡琴,相約只等琴弦斷就動手。王寶林帶領部分親隨人員,同高洪恩來到偽寧河縣縣長家中,進屋後直截了當對偽縣長提出要鹽警大隊武裝起義,投靠八路軍。偽縣長聽後大罵高洪恩,並隨即企圖從枕頭底下掏手槍,未等偽縣長把槍拿出來,被高洪恩手下的分隊長王煥然首先開槍將偽縣長擊斃。隨後集合鹽警大隊全體人員,從倉庫中提出機槍6挺、長槍80多支、短槍50多支、子彈十幾箱。連人帶槍全部拉往冀東第18軍分區,交由李司令員收編,鹽警人員願意留下來的,編入冀東18軍分區幹革命,不願留下的每人發500元路費回家。
繼續與國民黨作鬥爭
日本投降後,津南支隊領導指出:今後任務將十分艱巨,要大家認真總結在日偽時期破壞鐵路運輸的經驗,結合自身人熟地靈的優勢,要繼續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相信大家更能作出優越成績,為解放天津市作出更大努力。並再三告誡在今後的鬥爭中“不準騷擾民宅搶劫百姓,不準調戲侮辱婦女,誰幹了壞事,待天津解放要受到嚴厲的處分。”這是在苑二嬸家中傳達的。
襲擊小男造紙廠:孫玉發、孟繼友、李明等人,首先看準了坐落在近郊的小男造紙廠(即造紙二廠)。夜間事先割斷電話線,從小門溜進去來到車間,由會說日語的曹文會充當翻譯,將幾個日本人集中起來,其中有一名日本軍官問:你們是乾什麼的;回答說是八路軍,竇廣元首先拿他開刀,用日本戰刀劃傷了日本軍官。並警告他如果不老實聽話就要把他殺死,日軍無奈只好說出在煙道里藏有武器,當場從煙道中搜出花口櫓子一支。王寶林見日本軍官傷口流血過多,用白糖給予包紮傷口,感動了這名日本軍官,給王寶林下跪磕頭。這次襲擊小男造紙廠,除繳獲手槍一支,毀壞造紙機七八台外,還用汽車運走了一台造紙機,回到市記憶體放在復興莊國小後邊的小屋內。因呢子太次不宜運往解放區,參與的人員每人分一點做衣服穿用外,剩餘的變賣了。
搶劫牛奶房伏擊車警隊:1945年8月間,在河東區唐家口有一處日本人開的牛奶房,王海山、孫玉發、馮傳友、安老黑等20餘人,在晚上天剛黑的時候,即將電話線剪斷。天黑以後開始行動,王海山等人進入牛奶房後,從窗戶外打破玻璃,用槍將日本人威脅住,其餘同志進屋將日本人攜帶的一支盒子槍繳下,然後將所有的日本人集中在一起,包括幾名日本婦女,押在牛奶房後草堆小屋中,由曹文會負責看守,待將奶牛運走後再放人。王海山、孫玉發等人將100多頭奶牛牽出之後,向郊區大畢莊方向走去,事先已和冀東十八軍分區張英區小隊聯繫好,由張英的區小隊埋伏在大畢莊附近作為接應。天亮以後,日本人報告了偽警察局,警官李華堂、警長畢貴仕帶領10餘名車警隊乘大卡車,按牛蹄子印追去。在九十點鐘和我埋伏在大畢莊的區小隊相遇,遭到我區小隊的伏擊,雙方開火展開槍戰,區小隊將偽警長畢貴仕臉部側面一槍擊穿,另一名姓劉的偽警脖子後邊挨了一槍,其餘十餘名偽警全部被俘。當時負責搶劫牛奶房的領導人王寶林認為這些人都是職業警察,不宜嚴懲,除將槍枝全部留下外,教育之後全部釋放。在釋放前因畢貴仕和劉某滿臉是血表面看來傷勢不輕,提前派人從大畢莊將畢、劉兩人送到接近市區的王串場,便於在市內醫治。劫到的100多頭奶牛送往軍分區。
利用美軍搶劫新倉庫:地處大直沽東頭占地10平方里的“新倉庫”,是日本的軍用物資集中處所,日軍投降後倉庫內仍有日軍看守,為了搞到一批物資,地工小組的同志們,通過小白樓和佛照樓花酒館中的女人,與進駐天津的美國軍人相識,曹文會身穿國民黨上校軍裝,以國民黨接收日軍物資為名,雇用美軍十輪軍用卡車,並要求美軍帶槍一同前往,從新倉庫東院賈沽道鐵道入口處,公開進入新倉庫內,見倉庫里有什麼就裝什麼,日本兵見有美軍跟隨又有國民黨軍官一同來,也不敢過問,從新倉庫里搞出大批的布匹、火柴、紙菸、銅、毛衣等數十車。
染業槍戰:在金鐘河大街西側的萬柳村,有一處天津市最大的紡織廠,日本時期叫“公大”,國民黨時期稱為中紡七廠。為了給解放區搞點軍裝用布,事先請津郊的區小隊武裝給予配合,王海山、。孫玉發、王錫田等人集中市內所有的地工人員60餘名,乘機襲擊該廠。夜間先將各組人員部署在圍牆四周,先頭人員越過凍凍的小河溝剪斷鐵絲網,將圍牆掏成一個大洞,進院之後即搜尋倉庫,砸開倉庫大門將布匹從牆洞運出裝在事先準備好的車輛上,布匹還未裝滿一汽車,即被護廠的偽警大槍隊發現,拉響震耳欲聾的警報器,隨即槍聲大作,為了掩護自己人撤退,雙方開始激烈的槍戰。戰鬥打了一個多小時,國民黨偽警又來增援,並把廠的四周包圍。此時大部分人員已撤退,尚未撤離的曹文會為了混出包圍圈,不得不將手槍藏在地溝里,以人行道過此地的名義脫險。待天亮以後才把槍枝取回。這次行動雖繳獲布匹不多,但使民眾知道市內亦有八路軍武裝人員的存在,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也給國民黨一次沉重的打擊。
劫持倉庫物資:在河東區揚旗下坡有一座日本倉庫,孫玉發、曹文會,高俊嶺、董玉和等20餘人,以國民黨接收為名,曹文會身穿國民黨軍官服,由偽警察局車警隊李洪義身穿警服攜帶手槍配合,公開打開倉庫,用大車運走汽車輪胎及布匹,放在閆家台鞏四家中暫存,事後安排好車輛送到靜海縣津南支隊根據地。
在西南角北馬路處亦有一座日本倉庫,王寶林、孫玉發、馮傳友等人,用同樣方式仍由曹文會身著國民黨軍服,偽車警隊李洪義身著警服帶槍,公開叫門,把看門人用鐵絲綁起來後,將倉庫存放的顏料(外皮是木箱內裝小鐵桶)裝滿兩汽車(雇用趙明林燒木炭的車)。先運到靶鞘道存放在苑家柴場內,事後送往靜海縣。
打擊封建腳行把頭:決定先向七村腳行下通牒。七村腳行是天津市老字號腳行,備有“死簽”(為了,保持腳行業務不被別人奪走而在雙方鬧事時替死的人),在爭奪七村腳行時,限於文化水平關係,只是找人寫個便條送過去,內容很簡單:“我們河東小哥幾個,生活無著,限你們在3天內將七村腳行所經營的業務地盤交給我們乾,不然3天以後我們將去鬧事。”七村腳行大把頭郭萬春、李竹波接到信後,恐慌不安,多方托人說合,請出其他腳行頭子李少有和楊子會之父,在市內大飯莊擺了將近一個月的酒席請客,最後拿出一大筆巨款了事。
緊接著又爭“天會腳行”,天會腳行頭子是馬文元(即電影《六號門》中的馬金龍),馬住在河東區王莊子,是靠國民黨特務頭子、天津忠義普濟社社長巴延慶起家的,經常隨身攜帶手槍,欺壓碼頭、車站工人,在天津很有點聲勢。但馬文元對王海山等人也深知其為人,無奈之下請出季家樓腳行頭子王學謙、東站三義廟腳行的王學富、郝耳朵進行說合,除拿出部分巨款外,並將小把腳行讓出,王海山將爭奪過來的小把腳行交給窮哥們自行經營管理。
搶海關倉庫、孫再榮冤案:在河西區大營門有一座海關倉庫,倉庫中存放因“偷關”被抄的各種物資,經卸船的碼頭工人內線報。告,倉庫中有禮服呢等貴重物品。孫玉發、曹文會、高俊嶺、董玉和等20餘人;晚間乘汽車到達倉庫,進門後先將二名門衛弄到小屋裡看管起來,為防止他們逃跑報案,用細鐵絲倒背雙手捆綁起來,由侯老鐵負責看守。其餘人等則打開倉庫往汽車上裝禮服呢。當汽車裝滿後,正在用苫布把禮服呢蓋上時,被巡邏的偽車警隊發現包圍,車警隊一等警常守瑞上來將侯老鐵抓住,孫玉發見事不好,即衝上前去拿出錢來給常守瑞,偽警常守瑞不但不要反而吹警笛召集其他偽警,孫玉發當時帶有手槍但未敢使用,即將隨身帶的匕首掏出,將常刺了七八刀倒在地上。人員隨即逃散,搶倉庫的人雖.然逃走,但裝運禮服呢的汽車卻被扣留住,偽警察局把開汽車的鄭福海(住西頭)抓獲,鄭供出汽車是任文成雇的,又把任文成抓捕,任交待是給孫玉發雇的車,這才弄清搶倉庫是孫玉發所為。因此偽警察局下令通緝抓捕孫玉發。事有巧合,孫玉發在參加津南支隊之後,曾在孫莊子一帶活動過,孫莊子的人也都知道孫玉發在天津市內有點名望吃得開。孫莊子的孫再榮等6人來到南市慶雲戲院,當時正值小白玉霜演出,孫再榮對慶雲戲院的人說:我是孫小島的人 (孫玉發解放前一直被人稱為孫小島),戲院的人聽說是孫小島的人,將孫再榮等人讓進包廂,端來瓜子茶水,待查票之後(舊社會各戲院演出一半時間就開始查票),偽警察六分局刑警隊袁子朋將孫再榮等人抓捕,經嚴刑拷打孫再榮被屈打成招是孫小島,被判無期徒刑。孫再榮不服抗訴,又請名律師給予辯護,終因國慶還都、蔣介石當選總統,大赦減刑改為有期徒刑10年。
與此同時(即孫再榮被捕),河東區新開路有一家宋財主,家中接到恐嚇信有人詐財,偽警察四分局刑警隊長高西九、劉孟勤、王克明等人在附近臥底。孫玉發正好夜間回家,在新開路口被“便衣”們檢查,發現褲腰帶是槍綱繩,聯繫上全市通緝令將孫玉發逮捕(當時社會上曾出現過真假孫小島),孫玉發被捕後先按“奸匪”罪判處無期徒刑,後抗訴更審,改為搶劫集團判處有期徒刑10年,在監獄關押,到1948年終因證據不足和孫再榮一起宣告無罪釋放。
天津解放前夕,戰事吃緊,王寶林、孫玉發等人以民工身份混入國民黨陣地,刺探軍情,破壞敵人的炮兵陣地電線,在沈莊子、劉玉川家中請桂學元給繪製河東區城防碉堡及重機槍的設定圖,以及駐在新開路膠管廠附近的炮兵陣地圖(後移到新貨場空地),和敵人埋設在城防周圍的地雷情況,並匯報國民黨92軍、94軍的兵車調動去向等情報。
“黑旗隊”名稱的由來
黑旗隊的活動使國民黨反動統治受到衝擊,不能不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為此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曾多次尋找藉口,妄圖抓捕這些同志。形勢極為緊張。為緩解這種緊張氣氛,經康老爺(律師)和姜般若(育德學院院長、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陳仙洲的老師)提議,可以派人冒名自首,在事先把各方都已疏通好之後,由曹文會冒王海山之名,前往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投案自首。1947年9月30日,天津《民國日報》第四版(平津新聞)報導:中華“黑騎隊”首領王海山自首投案。“本報訊”據警備部稽查處發表:名震津沽,無惡不為,偵緝下之“黑旗隊長”突於前日上午 11時,親至稽查處自首。據悉號稱“黑旗隊長”之王海山,年26歲,天津人,住本市河東姚家台二號,在敵偽時代,即擁有伙徒2000餘人,搶掠物資、盜賣倉庫存貨,霸占腳行裝卸貨口,勝利後,控告者大有人在。稽查處曾派員緝捕,尚未獲得王某線索,王突於前日上午11時,至稽查處自首,或因良心譴責,企圖改過自新,經稽查處審訊,渠稱過去系以破壞敵人建設,盜賣敵人物資,消滅其生產力量為目的等情。警備部,俟再詳細審訊調查後,即解法院核辦雲。
實際上曹文會冒名頂替王海山投案,並沒有被稽查處關押,只在報紙上登出莫名其妙的“黑騎隊”之後,即再沒有追究審問。此事發生後,孫克海拿著報紙對王寶林說:看,給咱們起個名字叫“黑旗隊”。這就是國民黨稱我河東地工小組為“黑旗隊”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