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甘英，廣東梅州人，1921年4月生於北平。北京師大附中1937屆畢業生。1935年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第四、第五屆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第七、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被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曾任全國婦聯活動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她從事國際婦女工作30餘年，出訪過40多個國家，率團參加過世界婦女和平大會等十多次重要的國際婦女會議，並且代表中國婦聯擔任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中的中國委員和國際和平年中國組織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人物軼事,個人榮譽,
人物簡介
1935年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到冀南抗日根據地，在威縣任縣委宣傳部長、縣委婦委書記，後在垂陽縣任學運部長。
黃甘英
黃甘英1943年調回北平做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的工作。1948年下半年調平山縣中央婦委工作。1949年4月全國婦聯的機構成立，先後任組織部科長、副部長，城市工作部副部長。
1954年1月至1956年5月任全國婦聯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6年5月至1957年10月任全國婦聯國際部副部長。1957年10月起任全國婦聯國際聯絡部部長。
1961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達8年之久。她敢於同"四人幫"進行鬥爭，始終堅持實事求是。中央為 她平反後繼續在全國婦聯工作，曾任領導小組副組長，當選為第四、第五屆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被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她從事國際婦女工作30餘年，出訪過40多個國家，率團參加過世界婦女和平大會等十多次重要的國際婦女會議，並且代表中國婦聯擔任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中的中國委員和國際和平年中國組織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圖片資料來源於：）
人物生平
年幼多舛，自強自立
黃甘英的故鄉在廣東梅州，1921年4月生於北京。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內戰時期，軍閥混戰，各派系相互爭鬥。黃甘英從小就是一個苦命的孩子，幼年的時候就不幸失去了父親，和母親艱難度日，可是沒過幾年連相依為命的母親也離她而去，黃甘英徹底成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
悲慘的身世不僅沒有打垮年幼的黃甘英，反而使得她幼小的心靈在種種磨難下練就出一份不屈不撓的韌性來。她忍住父母雙亡的巨大悲痛，發奮讀書，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學習中，終於以優異的成績叩開了北京師大附中的大門，成為當時北京師大附中（男校）的最後一屆女學生，並和張潔珣、王光英等人成為同班同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進入北京師大附中以後，黃甘英更是一刻都不曾放鬆對自己的要求，每天早早就出門上學，從不遲到早退，每一節課都認認真真，聽課一絲不苟，並且常常和同學們一起討論問題。直到畢業前，她每一科的成績都在全年級名列前茅，是同學們爭相學習的榜樣。
投身革命，無怨無悔
1935年12月9日，北京大中學生數千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抗日救國的“一二·九”運動。黃甘英當時年僅14歲，不甘淪為亡國奴的她也毅然決然地參加了示威遊行。這次“一二·九”運動徹底改變了黃甘英的人生軌跡，從那以後，她一方面積極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一方面開始關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從此踏上了艱難的革命道路。
1936年黃甘英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為了一名不懼死亡，不畏艱險的革命鬥士。1937年9月，她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1938年黃甘英到了冀南抗日根據地，憑藉先進的政治覺悟、出色的談吐和優秀的辦事能力，獲得了黨內同志的一致認可，在威縣擔任縣委宣傳部長、縣委婦委書記，後來又因不俗的表現轉到了垂陽縣擔任學運部長。
隨著農村工作經驗和生活閱歷的增加，黃甘英在工作上越來越得心應手，並且得到了當地民眾的深切愛戴。1943年她又調回北京，專門做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
婦女工作，一生志願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游擊戰中，在國民黨殘酷鎮壓下的城市地下工作中，在國際反帝反殖反霸的風雲變幻中，她是勇敢向前從不低頭的鬥士。可是與上前殺敵的戰士不同，她的戰場更多的是在後台，1948年下半年她被調到平山縣中央婦委工作。第一次做婦女工作的黃甘英意識到，婦女工作不同於一般的思想教育，和她此前做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不同。她出現了一些動搖，這時鄧穎超大姐把她“罵”了一頓：”你是婦女卻不願做婦女工作。這話講得沒出息，難道你想等著讓男人來解放婦女嗎？”黃甘英從沒見過和藹可親的老大姐這么嚴厲，覺得心服口服，從此立下了做一輩子婦女工作的志願。
她開始挨家挨戶地探訪，體察民情，她發現鄉村的婦女大多比較傳統和保守，遵從三從四德，自幼裹著小腳，每日只識務農幹活。從北京師大附中畢業，受過良好知識教育的她深切地感受到，只有用生動的事例來感動全鄉婦女，用身邊的典型來感染、帶動全鄉婦女，才能促進她們思想認識的提高。於是她就常常召開全鄉婦女座談會，大家在一起暢談生活、理想，張家的媳婦有困難就帶動全鄉婦女每人幫一點忙，李家的媳婦不識字她就帶動全鄉婦女一起學認字。
做了一年婦女工作的黃甘英此時意識到，中國這么多的婦女，可是卻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幫助她們，引領她們，黃甘英意識到了成立全國婦聯的必要性。於是她開始積極上書寫報告，積極為全國婦聯的成立努力奔走。終於1949年4月全國婦聯的機構正式成立，黃甘英因為之前出色的工作表現先後被評為全國婦聯的組織部科長、副部長，城市工作部副部長。1954年1月至1956年5月任全國婦聯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6年5月至1957年10月任全國婦聯國際部副部長，1957年10月起任全國婦聯國際聯絡部部長。
文革歲月，慘遭壓迫
1961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黃甘英擔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兼國際部部長。後來她因不滿“四人幫”橫行霸道，便勇敢地站出來同“四人幫”進行鬥爭，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結果被誣陷為特務，受到殘酷迫害，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達十年之久。
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不僅極大地摧殘了黃甘英的身體，更給黃甘英的心靈帶來不可磨滅的創傷。當她被釋放出獄時，腳幾乎不能走路，嘴不能說話，大腦不能思考。中央領導非常關心她的病情，把她安排在當時醫療條件最好的北醫三院住院治療。
事後黃甘英回憶：“醫生除了每天給我做體能恢復訓練外，就是讓我不斷地讀報紙，直到能背為止。別人念幾遍就背下來了，可我的腦子卻是空的，怎么也記不住。” 功夫不負有心人，漸漸地她能背誦越來越多的東西。當她出院時，她的大腦基本上恢復了健康。恢復健康的黃甘英卻沒想到，將要面臨著一場艱巨的挑戰：三位和她一樣在“文革”中被誣陷的同志，請求黃甘英幫她們平反昭雪。有人警告黃甘英，讓她少管閒事，但是黃甘英毅然接下案子並最終幫那三位同志平了反。
中央為黃甘英平反後，她繼續留在全國婦聯工作，曾任領導小組副組長，並被第四、第五屆婦代大會選為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被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
巾幗風采，國際揚名
黃甘英從事國際婦女工作，是在她從“文革”的陰影中完全走出來，身體也完全恢復健康以後開始的。根據黃甘英後來回憶：“鄧穎超和康克清兩位大姐見我完全康復，就安排我繼續在全國婦聯負責外交方面工作。這個工作每天都要面對外事來訪，應對記者招待會，腦子不好是絕對不能勝任的。”
黃甘英從事國際婦女工作距今已經有三十餘年了，出訪過近五十多個國家，率團參加過世界婦女和平大會等十多次重要的國際婦女會議，並且代表中國婦聯擔任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中的中國委員和國際和平年中國組織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國內曾多次接待一些國家的元首夫人和國際知名婦女。為發展我國人民與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為國際反帝反殖反霸、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黃甘英的名字還被收錄進中外著名婦女的名冊中，被譽為“著名的國際婦女活動家”。新中國成立至今的歷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中，黃甘英每一屆都擔任全國婦女代表，並且選舉為第三、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現在還擔任全國婦聯國際活動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為了全程參加第九屆婦聯大會，黃甘英寧可帶著呼吸機，她說：“婦聯的工作確實在與時俱進。我記得第一屆時只有四百多個代表，現在已經一千多名了，而且代表來自各個領域、團體。婦女工作越做面兒越寬，也越活躍。我已經八十四歲了，所以很珍惜這次機會，我是從一到九屆婦聯發展歷史的見證人，看著中國婦女事業一步步前進。”
發揮餘熱，助力統一
雖然黃甘英從小在北京長大，但是她始終不忘自己是客家人，抓緊一切機會學習客家話，以便於在各種世界客屬聯誼會上用地道的客家話交流。
黃甘英第一次參加世界客屬聯誼會的時候，她就用長期從事外事工作積累的經驗和智慧化解了一場矛盾。當時會議有一項議題是掛不掛國民黨旗的問題，黃甘英不顧阻攔，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大著嗓門說：“我們從北京來，路途遙遠，不是來跟你們吵架的，是想和大家共同開一個團結和睦的大會。我們要求不掛國民黨黨旗，也不能要求你們同意掛共產黨黨旗，我們可以折中一下，是否可以掛一面客屬聯誼會的會旗？”會場上安靜了幾分鐘之後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會場上一致同意這一提議，從此，世界客屬聯誼會都是掛會旗，這與黃甘英的據理力爭是分不開的。
黃甘英充分利用自己從事外事工作的經驗和資源，發起成立了北京客家海外聯誼會，圓了她要弘揚客家文化，團結海內外華人華僑為國家、為家鄉盡力的夢想。當台灣陳水扁拋出所謂“去中國化”、“公投”等言論，企圖分裂祖國時，北京客家海外聯誼會同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訪京團共同發起“全球客家促進中國統一大聯盟倡議書”，反響強烈，簽名達到150萬人之多。
黃甘英現在退休多年，仍然發揮餘熱，不顧路途的遙遠和體力的不支，到處奔波，出席各種客屬聯誼會和兩岸交流會，致力於客家文化的傳播和祖國的統一大業。她說：“對於我們這個客家的事業，我是特別有感情的，現在咱們多做做台灣的工作，所以凡是能夠做上台灣工作的，我都是要到位，要去的。”
心繫故土，助力發展
建國以後，黃甘英始終心繫家鄉的建設和發展。黃甘英的家鄉在廣東梅縣水車鎮燈塔村，過去鄉親們出門趕集要坐擺渡，很不方便。黃甘英多方籌備，終於在梅州修成了第一座“水車大橋”，修建了長達60多公里山區公路，使窮困山區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鄉親們敲鑼打鼓慶賀，到處說：“姑婆修橋鋪路功德無量”。鄉親們還牽出黃甘英祖父和父親修橋的佳話，於是當地盛傳黃氏三代鋪路修橋的典故。
黃甘英結合自己幾十年的革命戰鬥歷程，教育鄉親要矢志不渝，奮發創業。她說：“黃氏家族歷來有扶危濟困助學的傳統美德，今人要承襲前人的作為，以光宗耀祖，報效國家為光榮使命。”
不忘坎坷，自傳育人
2009年4月14日，《黃甘英自傳》座談會在京舉行。黃甘英以八十七歲的高齡，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這本自傳，記錄了她自己坎坷奮鬥的一生。 在談到為什麼要寫這么一本自傳時，黃甘英說：“我那么大歲數了，我是得給我們的後代留下一點什麼東西了，所以呢，我才決心把這本自傳（寫出來），讓所有的年輕人知道我們這些老一輩是怎么走過來的，鼓舞一下年輕人在這方面的鬥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贈送了一架“神舟六號”飛船模型給黃甘英，北京梅州人海外聯誼會很多會員通過書寫對聯的形式表達對黃大姐的敬佩，有人寫到“胸懷壯志，赤膽救國，不屈不撓鑄鐵骨；身擔道義，衷心為民，無怨無悔慰平生。”梅縣分會秘書長楊勛烈寫了一對藏頭聯送給黃甘英和張文松夫婦：“甘苦著雄文，傳記人梯無怨悔；下聯是英豪伴勁松，詩吟軼事頌河山。我的意思是，上聯第一個字是甘，下聯第一個字是英，對聯里叫鶴頂格。著雄文的文，伴勁松的松，文松就是她的愛人，所有的喜怒哀樂都是兩位革命伴侶一路走過來的。”
她的好友曾平用黃甘英的老家梅縣水車墟的名稱讚揚她的精神：“她是梅縣人，梅花是梅縣的特徵，梅花的特徵是什麼呢？就是不怕寒、不怕霜、不怕雪，越寒越綻放地更加鮮艷。她又是水車墟人，水車，一方面是腳踏的，一方面有水就會自動運轉，運轉就是為了灌溉、為了農業發展、為了人民。”
至於說這本自傳寫得太短，黃甘英說，如果把自己經歷的事都寫出來，就是十萬字也是打不住的。不過，黃甘英還是希望這本短短的自傳能夠對現在的年輕人起到激勵和教育作用。她希望現在的年輕人，要多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當祖國需要的時候，能夠像老一輩人那樣挑起重擔。“我當時寫這本書時也就是有這個意識，就是要讓所有年輕人知道，我們老一輩人是怎樣走過來的，讓他們讀了這本書，能夠激發起為祖國的強大復興而奮鬥的責任感。”
回憶她投身革命的坎坷一生，黃甘英說：“我和所有革命者及其他黃氏家族的獻身革命的成員一樣，始終懷著對黨堅定的信念。”
這就是剛烈睿智、無怨無悔的黃甘英，把畢生心血都貢獻給了中國婦女事業的黃甘英，為黨、為國家、為家鄉的建設和發展付出了一生精力的黃甘英，我們誠愛勤勇的附中人！
在冀南當小八路時的黃甘英
黃甘英自傳
座談會
黃甘英的故鄉在廣東梅州，1921年4月生於北京。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內戰時期，軍閥混戰，各派系相互爭鬥。黃甘英從小就是一個苦命的孩子，幼年的時候就不幸失去了父親，和母親艱難度日，可是沒過幾年連相依為命的母親也離她而去，黃甘英徹底成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
悲慘的身世不僅沒有打垮年幼的黃甘英，反而使得她幼小的心靈在種種磨難下練就出一份不屈不撓的韌性來。她忍住父母雙亡的巨大悲痛，發奮讀書，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學習中，終於以優異的成績叩開了北京師大附中的大門，成為當時北京師大附中（男校）的最後一屆女學生，並和張潔珣、王光英等人成為同班同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進入北京師大附中以後，黃甘英更是一刻都不曾放鬆對自己的要求，每天早早就出門上學，從不遲到早退，每一節課都認認真真，聽課一絲不苟，並且常常和同學們一起討論問題。直到畢業前，她每一科的成績都在全年級名列前茅，是同學們爭相學習的榜樣。
投身革命，無怨無悔
1935年12月9日，北京大中學生數千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抗日救國的“一二·九”運動。黃甘英當時年僅14歲，不甘淪為亡國奴的她也毅然決然地參加了示威遊行。這次“一二·九”運動徹底改變了黃甘英的人生軌跡，從那以後，她一方面積極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一方面開始關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從此踏上了艱難的革命道路。
1936年黃甘英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為了一名不懼死亡，不畏艱險的革命鬥士。1937年9月，她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1938年黃甘英到了冀南抗日根據地，憑藉先進的政治覺悟、出色的談吐和優秀的辦事能力，獲得了黨內同志的一致認可，在威縣擔任縣委宣傳部長、縣委婦委書記，後來又因不俗的表現轉到了垂陽縣擔任學運部長。
隨著農村工作經驗和生活閱歷的增加，黃甘英在工作上越來越得心應手，並且得到了當地民眾的深切愛戴。1943年她又調回北京，專門做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
婦女工作，一生志願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游擊戰中，在國民黨殘酷鎮壓下的城市地下工作中，在國際反帝反殖反霸的風雲變幻中，她是勇敢向前從不低頭的鬥士。可是與上前殺敵的戰士不同，她的戰場更多的是在後台，1948年下半年她被調到平山縣中央婦委工作。第一次做婦女工作的黃甘英意識到，婦女工作不同於一般的思想教育，和她此前做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不同。她出現了一些動搖，這時鄧穎超大姐把她“罵”了一頓：”你是婦女卻不願做婦女工作。這話講得沒出息，難道你想等著讓男人來解放婦女嗎？”黃甘英從沒見過和藹可親的老大姐這么嚴厲，覺得心服口服，從此立下了做一輩子婦女工作的志願。
她開始挨家挨戶地探訪，體察民情，她發現鄉村的婦女大多比較傳統和保守，遵從三從四德，自幼裹著小腳，每日只識務農幹活。從北京師大附中畢業，受過良好知識教育的她深切地感受到，只有用生動的事例來感動全鄉婦女，用身邊的典型來感染、帶動全鄉婦女，才能促進她們思想認識的提高。於是她就常常召開全鄉婦女座談會，大家在一起暢談生活、理想，張家的媳婦有困難就帶動全鄉婦女每人幫一點忙，李家的媳婦不識字她就帶動全鄉婦女一起學認字。
做了一年婦女工作的黃甘英此時意識到，中國這么多的婦女，可是卻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幫助她們，引領她們，黃甘英意識到了成立全國婦聯的必要性。於是她開始積極上書寫報告，積極為全國婦聯的成立努力奔走。終於1949年4月全國婦聯的機構正式成立，黃甘英因為之前出色的工作表現先後被評為全國婦聯的組織部科長、副部長，城市工作部副部長。1954年1月至1956年5月任全國婦聯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6年5月至1957年10月任全國婦聯國際部副部長，1957年10月起任全國婦聯國際聯絡部部長。
文革歲月，慘遭壓迫
1961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黃甘英擔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兼國際部部長。後來她因不滿“四人幫”橫行霸道，便勇敢地站出來同“四人幫”進行鬥爭，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結果被誣陷為特務，受到殘酷迫害，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達十年之久。
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不僅極大地摧殘了黃甘英的身體，更給黃甘英的心靈帶來不可磨滅的創傷。當她被釋放出獄時，腳幾乎不能走路，嘴不能說話，大腦不能思考。中央領導非常關心她的病情，把她安排在當時醫療條件最好的北醫三院住院治療。
事後黃甘英回憶：“醫生除了每天給我做體能恢復訓練外，就是讓我不斷地讀報紙，直到能背為止。別人念幾遍就背下來了，可我的腦子卻是空的，怎么也記不住。” 功夫不負有心人，漸漸地她能背誦越來越多的東西。當她出院時，她的大腦基本上恢復了健康。恢復健康的黃甘英卻沒想到，將要面臨著一場艱巨的挑戰：三位和她一樣在“文革”中被誣陷的同志，請求黃甘英幫她們平反昭雪。有人警告黃甘英，讓她少管閒事，但是黃甘英毅然接下案子並最終幫那三位同志平了反。
中央為黃甘英平反後，她繼續留在全國婦聯工作，曾任領導小組副組長，並被第四、第五屆婦代大會選為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被選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
巾幗風采，國際揚名
黃甘英從事國際婦女工作，是在她從“文革”的陰影中完全走出來，身體也完全恢復健康以後開始的。根據黃甘英後來回憶：“鄧穎超和康克清兩位大姐見我完全康復，就安排我繼續在全國婦聯負責外交方面工作。這個工作每天都要面對外事來訪，應對記者招待會，腦子不好是絕對不能勝任的。”
黃甘英從事國際婦女工作距今已經有三十餘年了，出訪過近五十多個國家，率團參加過世界婦女和平大會等十多次重要的國際婦女會議，並且代表中國婦聯擔任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中的中國委員和國際和平年中國組織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國內曾多次接待一些國家的元首夫人和國際知名婦女。為發展我國人民與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為國際反帝反殖反霸、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黃甘英的名字還被收錄進中外著名婦女的名冊中，被譽為“著名的國際婦女活動家”。新中國成立至今的歷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中，黃甘英每一屆都擔任全國婦女代表，並且選舉為第三、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現在還擔任全國婦聯國際活動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為了全程參加第九屆婦聯大會，黃甘英寧可帶著呼吸機，她說：“婦聯的工作確實在與時俱進。我記得第一屆時只有四百多個代表，現在已經一千多名了，而且代表來自各個領域、團體。婦女工作越做面兒越寬，也越活躍。我已經八十四歲了，所以很珍惜這次機會，我是從一到九屆婦聯發展歷史的見證人，看著中國婦女事業一步步前進。”
發揮餘熱，助力統一
雖然黃甘英從小在北京長大，但是她始終不忘自己是客家人，抓緊一切機會學習客家話，以便於在各種世界客屬聯誼會上用地道的客家話交流。
黃甘英第一次參加世界客屬聯誼會的時候，她就用長期從事外事工作積累的經驗和智慧化解了一場矛盾。當時會議有一項議題是掛不掛國民黨旗的問題，黃甘英不顧阻攔，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大著嗓門說：“我們從北京來，路途遙遠，不是來跟你們吵架的，是想和大家共同開一個團結和睦的大會。我們要求不掛國民黨黨旗，也不能要求你們同意掛共產黨黨旗，我們可以折中一下，是否可以掛一面客屬聯誼會的會旗？”會場上安靜了幾分鐘之後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會場上一致同意這一提議，從此，世界客屬聯誼會都是掛會旗，這與黃甘英的據理力爭是分不開的。
黃甘英充分利用自己從事外事工作的經驗和資源，發起成立了北京客家海外聯誼會，圓了她要弘揚客家文化，團結海內外華人華僑為國家、為家鄉盡力的夢想。當台灣陳水扁拋出所謂“去中國化”、“公投”等言論，企圖分裂祖國時，北京客家海外聯誼會同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訪京團共同發起“全球客家促進中國統一大聯盟倡議書”，反響強烈，簽名達到150萬人之多。
黃甘英現在退休多年，仍然發揮餘熱，不顧路途的遙遠和體力的不支，到處奔波，出席各種客屬聯誼會和兩岸交流會，致力於客家文化的傳播和祖國的統一大業。她說：“對於我們這個客家的事業，我是特別有感情的，現在咱們多做做台灣的工作，所以凡是能夠做上台灣工作的，我都是要到位，要去的。”
心繫故土，助力發展
建國以後，黃甘英始終心繫家鄉的建設和發展。黃甘英的家鄉在廣東梅縣水車鎮燈塔村，過去鄉親們出門趕集要坐擺渡，很不方便。黃甘英多方籌備，終於在梅州修成了第一座“水車大橋”，修建了長達60多公里山區公路，使窮困山區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鄉親們敲鑼打鼓慶賀，到處說：“姑婆修橋鋪路功德無量”。鄉親們還牽出黃甘英祖父和父親修橋的佳話，於是當地盛傳黃氏三代鋪路修橋的典故。
黃甘英結合自己幾十年的革命戰鬥歷程，教育鄉親要矢志不渝，奮發創業。她說：“黃氏家族歷來有扶危濟困助學的傳統美德，今人要承襲前人的作為，以光宗耀祖，報效國家為光榮使命。”
不忘坎坷，自傳育人
2009年4月14日，《黃甘英自傳》座談會在京舉行。黃甘英以八十七歲的高齡，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這本自傳，記錄了她自己坎坷奮鬥的一生。 在談到為什麼要寫這么一本自傳時，黃甘英說：“我那么大歲數了，我是得給我們的後代留下一點什麼東西了，所以呢，我才決心把這本自傳（寫出來），讓所有的年輕人知道我們這些老一輩是怎么走過來的，鼓舞一下年輕人在這方面的鬥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贈送了一架“神舟六號”飛船模型給黃甘英，北京梅州人海外聯誼會很多會員通過書寫對聯的形式表達對黃大姐的敬佩，有人寫到“胸懷壯志，赤膽救國，不屈不撓鑄鐵骨；身擔道義，衷心為民，無怨無悔慰平生。”梅縣分會秘書長楊勛烈寫了一對藏頭聯送給黃甘英和張文松夫婦：“甘苦著雄文，傳記人梯無怨悔；下聯是英豪伴勁松，詩吟軼事頌河山。我的意思是，上聯第一個字是甘，下聯第一個字是英，對聯里叫鶴頂格。著雄文的文，伴勁松的松，文松就是她的愛人，所有的喜怒哀樂都是兩位革命伴侶一路走過來的。”
她的好友曾平用黃甘英的老家梅縣水車墟的名稱讚揚她的精神：“她是梅縣人，梅花是梅縣的特徵，梅花的特徵是什麼呢？就是不怕寒、不怕霜、不怕雪，越寒越綻放地更加鮮艷。她又是水車墟人，水車，一方面是腳踏的，一方面有水就會自動運轉，運轉就是為了灌溉、為了農業發展、為了人民。”
至於說這本自傳寫得太短，黃甘英說，如果把自己經歷的事都寫出來，就是十萬字也是打不住的。不過，黃甘英還是希望這本短短的自傳能夠對現在的年輕人起到激勵和教育作用。她希望現在的年輕人，要多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當祖國需要的時候，能夠像老一輩人那樣挑起重擔。“我當時寫這本書時也就是有這個意識，就是要讓所有年輕人知道，我們老一輩人是怎樣走過來的，讓他們讀了這本書，能夠激發起為祖國的強大復興而奮鬥的責任感。”
回憶她投身革命的坎坷一生，黃甘英說：“我和所有革命者及其他黃氏家族的獻身革命的成員一樣，始終懷著對黨堅定的信念。”
這就是剛烈睿智、無怨無悔的黃甘英，把畢生心血都貢獻給了中國婦女事業的黃甘英，為黨、為國家、為家鄉的建設和發展付出了一生精力的黃甘英，我們誠愛勤勇的附中人！
在冀南當小八路時的黃甘英黃甘英自傳座談會人物軼事
全國婦聯原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黃甘英生在北京,但祖籍在被稱為“世界客都”的廣東省梅州市，自己又在梅州度過了童年，因而她總稱自己是“客家妹”。
黃甘英
黃甘英黃甘英參加革命的時間比較早，1934年考上北師大附中後受到進步思想的啟蒙。那時正值“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把魔爪從東三省一步步伸向華北。
1935年末，在祖國危亡之際，北平學生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抗日救亡示威遊行。當時只有15歲的黃甘英，有一個堅定信念：誓死不能當亡國奴，要跟日本鬼子拼到底。
遊行中，黃甘英緊跟著大姐姐大哥哥，手中拿著旗子沖向大街。軍警拿著皮鞭、槍托驅趕遊行隊伍，但她毫不畏懼，只管和同學們一起高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從中國趕出去！”，一路向前。
後來，軍警又用水龍頭衝擊遊行隊伍。好多人被衝倒了、被抓走了，但學生們前仆後繼。其中有個被抓走的男同學因受傷嚴重死在獄中，大家義憤填膺，抬棺遊行。受到軍警瘋狂鎮壓的同學們英勇不屈、堅持鬥爭。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一二九學生運動”。
1936年，黃甘英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不斷受進步思想影響，她日趨成熟，1937年，黃甘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對自己的入黨介紹人說：“我現在是黨的人了，一定要聽黨的話，跟著黨走，黨指向哪裡，我就奔向哪裡。”
革命青年：一定要到前線去
1937年7月，盧溝橋“七七事變”的隆隆炮聲，宣告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也正是這一年，十七歲的黃甘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此起彼伏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打倒日寇，還我河山！”的口號聲中，在《五月的鮮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聲里，以她年輕的生命，高漲的熱情，滿腔的熱血，和進步學生們手挽著手走向街頭，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的滾滾洪流之中。
黃甘英出身於官宦家庭。父親黃錫銓是一代名流，很早就從事外事工作，任過清政府駐日使館文案，美國舊金山副領事，紐約領事，秘魯使館二等參贊代辦使事，還曾與黃遵憲共同完成了《日本國志》一書。後因見不得官場腐敗，憤然辭職返鄉。民國後重出政壇，在參議會上質詢政府出售鴉片問題，提出六大議案，洋洋數萬言，遭到反動勢力的猖狂圍攻，憤然辭職。出身於這樣的家庭，在當時可算是“豪門”了。也許是繼承了父親的傲骨，早在北師大附中讀國中的時候，黃甘英就開始接受革命思想，參加抗日學生救亡運動。1936年2月她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
1938年， 黃甘英瞞過家人，毅然出走，和張文松、張潔珣、沈亞鋼等幾位進步同學一同趕赴抗日前線，那時她才18歲。
一路風塵，歷盡艱辛，當到達日思夜想的冀南抗日根據地，找到了抗日隊伍八路軍，向接待他們的冀南解放區黨委領導表達了想去全國熱血青年最嚮往的地方革命聖地延安時卻得到了這樣的建議：這裡才是抗日的前線，要與日本鬼子短兵相接，真刀真槍地戰鬥，你們不是要到最艱苦的地方鍛鍊成長嗎？這裡是最好的戰場。
哪裡需要就在哪裡乾！滿腔熱血的革命青年從此開始了在冀南抗日根據地的戰鬥生活，那一年黃甘英18歲，張潔珣16歲，張文松19歲。
冀南解放區的條件異常艱苦，八路軍靠游擊戰與 日本鬼子周旋，隊伍經常夜行軍，走個百八十里路不算事，有時候遇到敵機追著打，必須拚命地跑，只要還有一口氣就不能停下來，黃甘英遇到過好幾次這種情況，心想不能剛來就把小命給交待了，怎么也得消滅他們幾個才夠本。
鬼子經常拂曉時來“捂村子”。想把八路軍捂在村里。八路軍和鬼子鬥智鬥勇，你來我就夜行軍，不斷換村子，讓鬼子一次次撲空，部隊給黃甘英配備了一把小手槍，因子彈非常缺乏，槍膛里多半時只有兩顆子彈，她做好了準備，隨時都可以為革命事業獻身。一顆子彈是射向敵人，另一顆則留給自己—誓死不讓鬼子逮到給糟蹋了，當時的鬥爭環境就是這樣殘酷。
1938年， 黃甘英瞞過家人，毅然出走，和張文松、張潔珣、沈亞鋼等幾位進步同學一同趕赴抗日前線，那時她才18歲。
一路風塵，歷盡艱辛，當到達日思夜想的冀南抗日根據地，找到了抗日隊伍八路軍，向接待他們的冀南解放區黨委領導表達了想去全國熱血青年最嚮往的地方革命聖地延安時卻得到了這樣的建議：這裡才是抗日的前線，要與日本鬼子短兵相接，真刀真槍地戰鬥，你們不是要到最艱苦的地方鍛鍊成長嗎？這裡是最好的戰場。
哪裡需要就在哪裡乾！滿腔熱血的革命青年從此開始了在冀南抗日根據地的戰鬥生活，那一年黃甘英18歲，張潔珣16歲，張文松19歲。
冀南解放區的條件異常艱苦，八路軍靠游擊戰與 日本鬼子周旋，隊伍經常夜行軍，走個百八十里路不算事，有時候遇到敵機追著打，必須拚命地跑，只要還有一口氣就不能停下來，黃甘英遇到過好幾次這種情況，心想不能剛來就把小命給交待了，怎么也得消滅他們幾個才夠本。
鬼子經常拂曉時來“捂村子”。想把八路軍捂在村里。八路軍和鬼子鬥智鬥勇，你來我就夜行軍，不斷換村子，讓鬼子一次次撲空，部隊給黃甘英配備了一把小手槍，因子彈非常缺乏，槍膛里多半時只有兩顆子彈，她做好了準備，隨時都可以為革命事業獻身。一顆子彈是射向敵人，另一顆則留給自己—誓死不讓鬼子逮到給糟蹋了，當時的鬥爭環境就是這樣殘酷。
黃甘英回憶，冀南有個出名的游擊隊長叫任光亞，他領導的游擊隊作戰英勇，戰鬥力強。但不幸被叛徒告密給抓了起來，受到嚴刑拷打。他立場堅定，痛罵敵人，敵人軟硬兼施，手段使絕，仍然不能使他屈服，最後，敵人砍下他的頭顱，把屍首、頭顱扔出炮樓。
大家聽到訊息後，趁著夜色，冒著危險，把英雄的屍身和頭顱運到老鄉家中，給他擦洗乾淨。然後，黃甘英用針線把他的頭顱與身體縫合起來下葬。
“那時我只是個20來歲的小姑娘，本來也是個膽小的人，但當時只有滿腔怒火和對鬼子的痛恨。”從那時起黃甘英變得更加成熟、堅強。
抗戰期間，八路軍與老百姓關係非常好。日軍掃蕩時，他們就躲在老鄉已經挖好的地道，以方便逃出。
但有一次，敵人來得特別早，那家老鄉看形勢不妙，一把拉過黃甘英，給她梳了個髻，臉上擦了兩把爐灰，然後塞給她一個沒納完的鞋底子和一個錐子，裝扮起來。後來，日本人和皇協軍把各家各戶的人趕到場院，男女分開，一邊是小伙子，一邊是婦女兒童。訓完話後就讓大家把自己的兒子、丈夫等親人領回去，剩下沒人領的就是八路軍了。
“當時我眼前就站著八路軍戰士，但只見他的房東老大娘，目不斜視地走到戰士跟前，在他背上一拍，說你還不趕緊跟我回家吃飯，還在這兒傻愣著乾什麼。她的兒子就在旁邊，她卻拉著八路軍戰士回家了。這是真正的軍民魚水情啊！”黃甘英回憶道。
冀南歲月：戰地的幸福與憂傷
1940年的一天，在四分區所在地任縣委書記的張文松牽著一頭毛驢把在威縣當宣傳部長的黃甘英接到垂楊，他們結婚了。
沒辦什麼儀式，縣委同事們做了些好吃的熱鬧了一下，黃甘英穿著老鄉自織的紫花布新衣服，喜慶地入了洞房。一對同赴抗日前線的同學就這樣結為連理，他們共同參加過抗日運動，有著共同理想和追求，而後又衝破重重阻力，不遠千里來到冀南抗日前線並肩戰鬥，最終牽手成為人生伴侶。條件很苦，卻很甜蜜，他們覺著能走到一起就很幸福。而婚後不久，張文松被調到冀南軍區四地委，黃甘英被調到地委的流動教育團，再後來，張文松又被調到解放區黨校去學習，黃甘英留下來堅持鬥爭。
婚後不久，黃甘英懷孕了，可是戰事緊張，她又身負重任，依舊在各縣間奔波。一天趕到了一個村子，她生產在即又遇到鬼子掃蕩，村裡的老鄉全跑了。陪同的護士和警衛員找了一間老鄉的房子做臨時產房，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黃甘英的長子誕生了。但她都顧不上多看他兩眼，也來不及餵奶，就趕緊讓警衛員抱走，托給當地村裡的老鄉家中餵養。她又強撐著身子被扶上馬去追趕部隊。一個月子中的女人一路馬背上顛簸，衝破了敵人一道道包圍圈，尋找部隊。
過了一段時候，部隊又打回來了，警衛員去探詢孩子的下落，人家說這個孩子死了。有人說是抱養孩子的老鄉不願再把這個男孩歸還而謊稱死了。當時黃甘英二十出頭，一心想著幹革命，聽到兒子丟了的訊息時，雖也心痛，但一滴眼淚都沒掉……天下的母親誰不愛自己的孩子，但為了抗戰，為了革命，有多少母親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這就是殘酷的戰爭帶來的悲劇。解放後，她時常想念兒子，但也沒有再去找他，她常想，如果這個孩子還活在人世，就讓他去報效養育他的人民和土地吧。
北平潛伏：忠誠與背叛的較量
轉眼到了1943年，黃甘英和張潔珣（張文松之妹）在北平利用張文松叔叔的關係，救出了被敵據點偽縣長抓去的區黨委書記李箐玉的夫人。北方局領導通過這件事知道他們在北平有不少上層關係，又因為全國的抗戰局勢發生戰略性變化，由農村開始向大城市發展滲透，就把他們派回北平，潛伏起來，做一些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
開展統戰工作需要公開身份做掩護，張文松去海關考取了職員，黃甘英在李宗仁夫人辦的德智幼稚園做教員，後來當了代理園長。地下工作危險重重，隨時面臨被叛徒出賣和組織系統被破壞的險境，要十分警覺。一次黃甘英和張潔珣去電影院，碰上一位被捕後已叛變的原冀南解放區的同事，他上前追問道：“你是李清（黃甘英在冀南工作時的化名）吧？”黃甘英說：“你認錯人了。”隨後馬上離開。當時她穿著旗袍又化著妝，與在解放區時的裝束、氣質完全判若兩人，因此對方才不敢確認。後來才了解到此人已加入新民會，專門追捕過去的戰友。
從1943年到1948年，他們一直從事黨的統戰工作，後來黃甘英被安排到中學工作委員會做學生工作，同時負責新聞宣傳材料的秘密傳遞。她主要負責把刻好的蠟紙拿回家，交給張文松，他負責印好，散發出去，每次黃甘英都騎輛腳踏車到接頭地點，把刻好的蠟紙藏在燙過的頭髮里，這樣在過關卡的時候不易被發現。
到了解放戰爭中期，黨的地下組織又一次遭到了破壞，敵人到處嚴查共產黨，很多同志被逮捕。在這種情況下，組織上將他們調回晉察冀解放區，到達了河北平山西柏坡。
1948年，黃甘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籌備中央第一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直到9月，解放戰爭的炮火在東北華北打響。扎著兩個小辮子，穿著軍裝，英姿颯爽的黃甘英隨著彭真同志率領的大軍，從西柏坡出發向北京挺進，一直到1949年初，作為第一批進城的隊伍，從青龍橋開進北京城。
北京和平解放了，黃甘英接受的任務是參與對有關部門和單位的接收接管工作，有意思的是，在德智慧幼稚園一起工作過的同事看到一身軍裝的黃甘英都非常驚訝，然後才醒悟到，黃甘英一直在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
1940年的一天，在四分區所在地任縣委書記的張文松牽著一頭毛驢把在威縣當宣傳部長的黃甘英接到垂楊，他們結婚了。
沒辦什麼儀式，縣委同事們做了些好吃的熱鬧了一下，黃甘英穿著老鄉自織的紫花布新衣服，喜慶地入了洞房。一對同赴抗日前線的同學就這樣結為連理，他們共同參加過抗日運動，有著共同理想和追求，而後又衝破重重阻力，不遠千里來到冀南抗日前線並肩戰鬥，最終牽手成為人生伴侶。條件很苦，卻很甜蜜，他們覺著能走到一起就很幸福。而婚後不久，張文松被調到冀南軍區四地委，黃甘英被調到地委的流動教育團，再後來，張文松又被調到解放區黨校去學習，黃甘英留下來堅持鬥爭。
婚後不久，黃甘英懷孕了，可是戰事緊張，她又身負重任，依舊在各縣間奔波。一天趕到了一個村子，她生產在即又遇到鬼子掃蕩，村裡的老鄉全跑了。陪同的護士和警衛員找了一間老鄉的房子做臨時產房，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黃甘英的長子誕生了。但她都顧不上多看他兩眼，也來不及餵奶，就趕緊讓警衛員抱走，托給當地村裡的老鄉家中餵養。她又強撐著身子被扶上馬去追趕部隊。一個月子中的女人一路馬背上顛簸，衝破了敵人一道道包圍圈，尋找部隊。
過了一段時候，部隊又打回來了，警衛員去探詢孩子的下落，人家說這個孩子死了。有人說是抱養孩子的老鄉不願再把這個男孩歸還而謊稱死了。當時黃甘英二十出頭，一心想著幹革命，聽到兒子丟了的訊息時，雖也心痛，但一滴眼淚都沒掉……天下的母親誰不愛自己的孩子，但為了抗戰，為了革命，有多少母親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這就是殘酷的戰爭帶來的悲劇。解放後，她時常想念兒子，但也沒有再去找他，她常想，如果這個孩子還活在人世，就讓他去報效養育他的人民和土地吧。
北平潛伏：忠誠與背叛的較量
轉眼到了1943年，黃甘英和張潔珣（張文松之妹）在北平利用張文松叔叔的關係，救出了被敵據點偽縣長抓去的區黨委書記李箐玉的夫人。北方局領導通過這件事知道他們在北平有不少上層關係，又因為全國的抗戰局勢發生戰略性變化，由農村開始向大城市發展滲透，就把他們派回北平，潛伏起來，做一些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
開展統戰工作需要公開身份做掩護，張文松去海關考取了職員，黃甘英在李宗仁夫人辦的德智幼稚園做教員，後來當了代理園長。地下工作危險重重，隨時面臨被叛徒出賣和組織系統被破壞的險境，要十分警覺。一次黃甘英和張潔珣去電影院，碰上一位被捕後已叛變的原冀南解放區的同事，他上前追問道：“你是李清（黃甘英在冀南工作時的化名）吧？”黃甘英說：“你認錯人了。”隨後馬上離開。當時她穿著旗袍又化著妝，與在解放區時的裝束、氣質完全判若兩人，因此對方才不敢確認。後來才了解到此人已加入新民會，專門追捕過去的戰友。
從1943年到1948年，他們一直從事黨的統戰工作，後來黃甘英被安排到中學工作委員會做學生工作，同時負責新聞宣傳材料的秘密傳遞。她主要負責把刻好的蠟紙拿回家，交給張文松，他負責印好，散發出去，每次黃甘英都騎輛腳踏車到接頭地點，把刻好的蠟紙藏在燙過的頭髮里，這樣在過關卡的時候不易被發現。
到了解放戰爭中期，黨的地下組織又一次遭到了破壞，敵人到處嚴查共產黨，很多同志被逮捕。在這種情況下，組織上將他們調回晉察冀解放區，到達了河北平山西柏坡。
1948年，黃甘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籌備中央第一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直到9月，解放戰爭的炮火在東北華北打響。扎著兩個小辮子，穿著軍裝，英姿颯爽的黃甘英隨著彭真同志率領的大軍，從西柏坡出發向北京挺進，一直到1949年初，作為第一批進城的隊伍，從青龍橋開進北京城。
北京和平解放了，黃甘英接受的任務是參與對有關部門和單位的接收接管工作，有意思的是，在德智慧幼稚園一起工作過的同事看到一身軍裝的黃甘英都非常驚訝，然後才醒悟到，黃甘英一直在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
婦女工作：最終的選擇和堅守
1949年3月，黃甘英又回到中央婦委工作，4月，參加了第一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從此她與婦女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一乾就是一輩子，見證了全國婦聯工作發展的全過程，參加了從第一屆到第十一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
剛進北京城的黃甘英還不到三十歲，年輕，腦子靈，口才好，組織能力也強，在上千人的大會上發言從來沒有怯場過。但她覺得婦女工作婆婆媽媽的，動了心想調離婦聯，去學門技術，以後當專家。鄧穎超大姐知道這事就找她談話，問：“你不安心做婦女工作了！”黃甘英答：“是的，對於我來說學一門專業知識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婦女工作太婆婆媽媽了。”鄧大姐笑笑：“這種想法不錯，不過你是被解放了，婦女們都解放了嗎？連從事婦女工作的都不願幹了，以後是否讓男同志做啊？正因為你有能力，才需要你去做這項工作，你的想法是不是自私了點？”她的語氣並不嚴厲，但黃甘英聽了很受震動，當時就表態：“黨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鄧大姐接著鼓勵她說：“你應該立志做一輩子婦女工作。”黃甘英答應了，並且履行了諾言，在這個崗位上幹了一輩子，她可以驕傲地告慰鄧大姐的在天之靈，沒有辜負她的希望。
黃甘英在全國婦聯先後擔任過組織部副部長，城市工作部副部長，研究室副主任，國際部副部長、部長等職務，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擔任主管國際工作的書記處書記，副主席。得到了全國婦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身指導。
在全國婦聯工作期間，黃甘英從事時間最長的是國際婦女工作。她曾出訪過五十多個國家，參加各種大、中型的國際婦女組織會議。
參加國際會議相比出國訪問要緊張很多。黃甘英不懂外文，開會時要特別集中精力聽同聲傳譯，稍一走神就會聽不準確，就會在該表態的時候不能準確表態，就要犯錯誤。多年來，黃甘英在重大國際會議的激烈爭辯中，都做到了按中央的指示比較準確地表態。
在多年的外事活動中，黃甘英參加過很多國際會議，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法國戈登夫和蘇聯牽頭的國際民主婦聯會議,曾在亞洲的北京、拉丁美洲的智利開過區域會議，還有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等， 1960年，還去日本參加過世界反核子彈氫彈大會。
文革苦難：黑暗中的堅持
1949年3月，黃甘英又回到中央婦委工作，4月，參加了第一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從此她與婦女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一乾就是一輩子，見證了全國婦聯工作發展的全過程，參加了從第一屆到第十一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
剛進北京城的黃甘英還不到三十歲，年輕，腦子靈，口才好，組織能力也強，在上千人的大會上發言從來沒有怯場過。但她覺得婦女工作婆婆媽媽的，動了心想調離婦聯，去學門技術，以後當專家。鄧穎超大姐知道這事就找她談話，問：“你不安心做婦女工作了！”黃甘英答：“是的，對於我來說學一門專業知識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婦女工作太婆婆媽媽了。”鄧大姐笑笑：“這種想法不錯，不過你是被解放了，婦女們都解放了嗎？連從事婦女工作的都不願幹了，以後是否讓男同志做啊？正因為你有能力，才需要你去做這項工作，你的想法是不是自私了點？”她的語氣並不嚴厲，但黃甘英聽了很受震動，當時就表態：“黨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鄧大姐接著鼓勵她說：“你應該立志做一輩子婦女工作。”黃甘英答應了，並且履行了諾言，在這個崗位上幹了一輩子，她可以驕傲地告慰鄧大姐的在天之靈，沒有辜負她的希望。
黃甘英在全國婦聯先後擔任過組織部副部長，城市工作部副部長，研究室副主任，國際部副部長、部長等職務，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擔任主管國際工作的書記處書記，副主席。得到了全國婦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身指導。
在全國婦聯工作期間，黃甘英從事時間最長的是國際婦女工作。她曾出訪過五十多個國家，參加各種大、中型的國際婦女組織會議。
參加國際會議相比出國訪問要緊張很多。黃甘英不懂外文，開會時要特別集中精力聽同聲傳譯，稍一走神就會聽不準確，就會在該表態的時候不能準確表態，就要犯錯誤。多年來，黃甘英在重大國際會議的激烈爭辯中，都做到了按中央的指示比較準確地表態。
在多年的外事活動中，黃甘英參加過很多國際會議，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法國戈登夫和蘇聯牽頭的國際民主婦聯會議,曾在亞洲的北京、拉丁美洲的智利開過區域會議，還有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大會等， 1960年，還去日本參加過世界反核子彈氫彈大會。
文革苦難：黑暗中的堅持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黃甘英就靠邊站了，除了帶著走資派黑幫的帽子，還被定性為美國特務、日本特務，被扣上了莫須有的罪名。
她的案子掛在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大案的底下，並且還被康生，戚本禹點了名，馬上被隔離，失去了自由。
黃甘英心裡不服氣，也寫了篇大字報，結果貼出去後馬上遭到很多大字報的批判和圍攻，隨之，被從宿舍移到收發室管制，每天大會斗小會批，有時被雙手反綁著，做噴氣式，斗完了還要繞場一周，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一次她正在會上做噴氣式，猛然間有人過來對準她的膝蓋又狠狠地踹上了一腳，疼得她跪下半天爬不起來……這種精神上、肉體上的輪番折磨，讓人萬念俱灰，有人撐不住勁自殺了，黃甘英雖也備受煎熬，但骨子裡是不服氣的，心裡想你們非得給我個說法，我到底是不是特務有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她一再給自己鼓勁，要堅持住，不能倒下。
婦聯造反派說她是茅房的石頭又臭又硬，鼓動三個女兒揭發她。在哈工大讀書的二女兒張燕霞性格剛烈，和整她的人硬頂，辯論。讓她喊打倒劉少奇，她說：“我不信所有老幹部都成了反革命。”讓她與父母劃清界限，她就反駁：“我父母從來沒說過一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她被整得很慘，神志不清，瘋瘋癲癲，最後一病不起，英年早逝，留給家人無盡的悲痛。八年抗戰失去了大兒子，文革又把她的二女兒逼死，都給黃甘英造成心靈上的痛苦創傷。
造反派對黃甘英的批鬥步步升級，直到1967年7月20日晚上，兩個武警把她押上車，蒙著眼睛，一路顛簸，駛向秦城監獄。婦聯大院轟動了——在全國婦聯中，黃甘英是唯一被抓取走關在秦城監獄的，一關八年，加上之前在機關關的兩年，十年時光，陷身囹圄。
在號碼代替了名字的監獄生活中，黃甘英受到了嚴厲的、連軸轉的審訊，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班倒著審，連覺都不能睡。雖身陷牢獄，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黃甘英是個硬骨頭，絕不苟且偷生……
八年後她從秦城監獄裡出來，很多人問他：與你前後腳走進這個大門的，不少人就沒再出來，你是怎么挺過來的？黃甘英說：“我不能死，總有出來的一天，我最後要看看，到底是他們對還是我對。”
她的案子掛在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大案的底下，並且還被康生，戚本禹點了名，馬上被隔離，失去了自由。
黃甘英心裡不服氣，也寫了篇大字報，結果貼出去後馬上遭到很多大字報的批判和圍攻，隨之，被從宿舍移到收發室管制，每天大會斗小會批，有時被雙手反綁著，做噴氣式，斗完了還要繞場一周，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一次她正在會上做噴氣式，猛然間有人過來對準她的膝蓋又狠狠地踹上了一腳，疼得她跪下半天爬不起來……這種精神上、肉體上的輪番折磨，讓人萬念俱灰，有人撐不住勁自殺了，黃甘英雖也備受煎熬，但骨子裡是不服氣的，心裡想你們非得給我個說法，我到底是不是特務有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她一再給自己鼓勁，要堅持住，不能倒下。
婦聯造反派說她是茅房的石頭又臭又硬，鼓動三個女兒揭發她。在哈工大讀書的二女兒張燕霞性格剛烈，和整她的人硬頂，辯論。讓她喊打倒劉少奇，她說：“我不信所有老幹部都成了反革命。”讓她與父母劃清界限，她就反駁：“我父母從來沒說過一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她被整得很慘，神志不清，瘋瘋癲癲，最後一病不起，英年早逝，留給家人無盡的悲痛。八年抗戰失去了大兒子，文革又把她的二女兒逼死，都給黃甘英造成心靈上的痛苦創傷。
造反派對黃甘英的批鬥步步升級，直到1967年7月20日晚上，兩個武警把她押上車，蒙著眼睛，一路顛簸，駛向秦城監獄。婦聯大院轟動了——在全國婦聯中，黃甘英是唯一被抓取走關在秦城監獄的，一關八年，加上之前在機關關的兩年，十年時光，陷身囹圄。
在號碼代替了名字的監獄生活中，黃甘英受到了嚴厲的、連軸轉的審訊，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班倒著審，連覺都不能睡。雖身陷牢獄，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黃甘英是個硬骨頭，絕不苟且偷生……
八年後她從秦城監獄裡出來，很多人問他：與你前後腳走進這個大門的，不少人就沒再出來，你是怎么挺過來的？黃甘英說：“我不能死，總有出來的一天，我最後要看看，到底是他們對還是我對。”
重獲自由：爭分奪秒為黨工作
八年的冤獄，終於在1975給了一個“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結論。脫下穿了八年的囚服，邁出囚禁了八年的秦城監獄，黃甘英從心裡大喊：終於自由了，出獄了！
看到門口接她的章蘊大姐，阿曾大姐，杜子明大姐三位婦聯同志，她哽咽著挪不動步，眼神呆滯，淚水一個勁地往下淌，滿肚子的委屈就是說不出來。
她們先把她安頓在婦聯，又以為她精神分裂了，趕緊聯繫北醫三院讓她去做恢復治療。
住進了北醫三院，黃甘英暗下決心要儘快恢復大腦功能，養好身體，好繼續工作。她規定自己每天堅持做兩件事，一是向病友學習打太極恢復體力，一是背誦報紙恢復記憶功能，一個小訊息背十遍不成，就二十遍，三十遍，甚至一百遍直至滾瓜爛熟……
令人欣慰和驕傲的是，在北醫三院治療鍛鍊一年光景，黃甘英終於克服了多年冤獄給他造成的神經、腦力、語言能力和體力上的摧殘，又精力旺盛地投入工作了。自70年代後期從秦城監獄出來，她一直戰鬥在外事工作的最前沿，她曾被選為三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中國委員，分別以副團長的身份參加了1984年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和1989年在非洲的肯亞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以團長的身份參加了印度、日本、埃及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區域性會議，1984年參加了慶祝土耳其婦女獲得政治權力50周年大會，1986年任團長去希臘參加了世界和平大會，並代表中國在會上發言。
黃甘英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勁，決心要奪回被耽誤的時間，爭分奪秒為黨工作。除了婦聯的工作，她還承擔了許多重要的社會工作：1979年9月被選為第一屆中央風紀股長會委員；1982年，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曾任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還在中國扶貧基金會擔任常務理事、發展委員會主任；1994年至1996年間，先後在全國各地建立了十所扶貧富民國小，三所扶貧衛生院，兩所婦女紡織毛衣培訓基地。1998年離休後，仍經常參加婦聯的各種活動，發揮餘熱，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活動，還擔任北京客家海外聯誼會會長、中國僑聯顧問、廣東梅州黃氏宗親會名譽會長。
八年的冤獄，終於在1975給了一個“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結論。脫下穿了八年的囚服，邁出囚禁了八年的秦城監獄，黃甘英從心裡大喊：終於自由了，出獄了！
看到門口接她的章蘊大姐，阿曾大姐，杜子明大姐三位婦聯同志，她哽咽著挪不動步，眼神呆滯，淚水一個勁地往下淌，滿肚子的委屈就是說不出來。
她們先把她安頓在婦聯，又以為她精神分裂了，趕緊聯繫北醫三院讓她去做恢復治療。
住進了北醫三院，黃甘英暗下決心要儘快恢復大腦功能，養好身體，好繼續工作。她規定自己每天堅持做兩件事，一是向病友學習打太極恢復體力，一是背誦報紙恢復記憶功能，一個小訊息背十遍不成，就二十遍，三十遍，甚至一百遍直至滾瓜爛熟……
令人欣慰和驕傲的是，在北醫三院治療鍛鍊一年光景，黃甘英終於克服了多年冤獄給他造成的神經、腦力、語言能力和體力上的摧殘，又精力旺盛地投入工作了。自70年代後期從秦城監獄出來，她一直戰鬥在外事工作的最前沿，她曾被選為三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中國委員，分別以副團長的身份參加了1984年在丹麥的哥本哈根和1989年在非洲的肯亞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以團長的身份參加了印度、日本、埃及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區域性會議，1984年參加了慶祝土耳其婦女獲得政治權力50周年大會，1986年任團長去希臘參加了世界和平大會，並代表中國在會上發言。
黃甘英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勁，決心要奪回被耽誤的時間，爭分奪秒為黨工作。除了婦聯的工作，她還承擔了許多重要的社會工作：1979年9月被選為第一屆中央風紀股長會委員；1982年，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曾任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還在中國扶貧基金會擔任常務理事、發展委員會主任；1994年至1996年間，先後在全國各地建立了十所扶貧富民國小，三所扶貧衛生院，兩所婦女紡織毛衣培訓基地。1998年離休後，仍經常參加婦聯的各種活動，發揮餘熱，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活動，還擔任北京客家海外聯誼會會長、中國僑聯顧問、廣東梅州黃氏宗親會名譽會長。
客家驕子：全心竭力回饋家鄉
黃甘英的家鄉在廣東梅縣水車鎮燈塔村，作為身上流淌著客家人血脈的客家女子，黃甘英心裡始終惦念著家鄉的建設。家鄉鄉親們出門要靠擺渡，黃甘英牽頭在多方努力下建起了大橋。村子裡兩姓不和，她想了辦法調解。梅州嘉應大學的創建是歷來有重視教育傳統的梅縣的大事，而在開創之初，經費非常困難，黃甘英做起了基金會長籌資籌款……
因為與家鄉的聯繫多了，黃甘英感到光靠個人力量，要改變家鄉面貌實在太困難了，應該發動更多的人一起共謀發展大計。於是十幾年前，她充分利用自己從事外事工作的經驗，聯絡了一些客家資深的政治家、外交家和科學家，發起成立了北京客家海外聯誼會，終於圓了她要弘揚客家文化，團結海內外華人為國家為家鄉盡力的夢想。
黃甘英的家鄉在廣東梅縣水車鎮燈塔村，作為身上流淌著客家人血脈的客家女子，黃甘英心裡始終惦念著家鄉的建設。家鄉鄉親們出門要靠擺渡，黃甘英牽頭在多方努力下建起了大橋。村子裡兩姓不和，她想了辦法調解。梅州嘉應大學的創建是歷來有重視教育傳統的梅縣的大事，而在開創之初，經費非常困難，黃甘英做起了基金會長籌資籌款……
因為與家鄉的聯繫多了，黃甘英感到光靠個人力量，要改變家鄉面貌實在太困難了，應該發動更多的人一起共謀發展大計。於是十幾年前，她充分利用自己從事外事工作的經驗，聯絡了一些客家資深的政治家、外交家和科學家，發起成立了北京客家海外聯誼會，終於圓了她要弘揚客家文化，團結海內外華人為國家為家鄉盡力的夢想。
個人榮譽
黃甘英幼年喪父，少年喪母，1935年12.9運動開始投身革命，1998年正式離休參加革命。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她是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第七、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曾任全國婦聯活動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