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址簡介
鶴壁集古瓷窯遺址位於鶴壁集羑河兩岸,分布區域東西長約1200米,南北約650米,面積84萬平方米,是中國北方著名的民間窯場之一,是稱譽世界的古代民間陶瓷的傑出代表之一。該窯始燒於晚唐,中經五代、北宋、金時期,終燒於元代,曆始五百餘年,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是鶴山先民對中華文明的一大貢獻。 該窯址於1963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確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為重新開發民間古陶瓷藝術,經該區積極申報,近日,被省發改委、省文物局列入了“十一五” 大型古遺址搶救性保護項目。該項目主要是對鶴壁集古瓷窯的第二次發掘、文物保護設施二期改擴建工程(包括文物展廳、管理工作用房、文物修復室、看護用房的改擴建)、現代陶吧建設及模具和爐具的購置等。
遺址保護
鶴壁窯位於鶴壁市北部30公里的鶴壁集西側,傳統上稱為“鶴壁集瓷窯遺址”或“鶴壁集窯”。考古發掘資料表明,這裡唐代就開始燒造瓷器, 當時該地已稱“鶴壁”,窯以地名,在1963年河南省的第一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公布時,將其命名為“鶴壁瓷窯遺址”,簡稱鶴壁窯。
到21世紀初期,鶴壁集窯在沉寂了多年之後又進入了復甦期。鶴壁瓷業有限公司創始人張學昆老師歷盡艱辛,通過上百次研究實驗,在仿古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研製成功了仿古、美術、日常三大系列工藝產品200多種,產品在國內展出屢屢獲獎,產品已遠銷美國、日本、加拿大、荷蘭、香港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相繼投巨資興建鶴壁集窯藝術會館,會館坐落於鶴壁迎賓館二樓,是國內最大的鶴壁窯主體展館,館內集鶴壁窯文物收藏陳列,現代藝術精品展銷,鶴壁窯學術文化交流等多功能為一體的文化聖地,標誌著現代鶴壁集窯藝術的新延續......
鶴壁集古瓷窯遺址位於河南省
鶴壁市市區北10公里處,1963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經過多次發掘,清理出窯跡作坊、盤、罐、壇等生活用具,狗、馬等動物模型,象棋、鈴鐺等大量器物,器物有白釉、黑釉、醬釉、天蘭釉等,其中白釉器居多,而黑釉晶瑩發亮,可見人影,工藝居眾釉色之首,紋飾有刻花、鈴花、剔花、印花、加彩等,構圖簡煉,筆法流暢,寫實性強。1986年5月,遺址內建立了“鶴壁集瓷窯遺址陳列館”。
考古發現
鶴壁集古瓷窯遺址位於河南省鶴壁市鶴山區鶴壁集鎮,主要分布在北起鄧家村和四礦工人村,南至曹家村和陳家村,東自鐵橋,西至龍家和李家村一帶。東西長約1200米,南北寬650米,面積80餘萬平方米。燒造時代為唐五代、北宋、金、元。該窯址於1954年由省文物工作隊在此考古調查時發現,1955年國家故宮博物院又專門派員來此進行了考查。自1964年後曾多次進行發掘,清理出窯跡,作坊及碗、盤、罐、盂、壺、盒、壇、龕、缸、蓋、豆、燈、枕、爐、俑、紡輪、馬、鴨、狗、候、吹哨、鈴鐺、象棋等大批遺物。器物以白釉器居多,黑釉器次之。黑釉晶瑩發亮,可見人影,其工藝居各釉色之首。另有醬釉、黃釉、天蘭釉器等。紋飾有刻花、劃花、繪花、剔花、印花,加彩等。構圖簡練,筆法流暢,寫實性強,民間生活氣息十分濃厚。器表或器內書刻有題記,有其獨特的地方風格。
鶴壁集古瓷窯遺址為國內考古迄今發現最早的,規模最大的。該窯出土的文物1973年曾赴日本展出,引起轟動,後又多次在國內重大展事中展出,其中國家二級、三級文物數十件之多。1963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中國名勝詞典》輯錄有鶴壁集古瓷遺址條目。
代表性遺址
《鶴壁集瓷窯遺址淺說》
鶴壁市文物工作隊 郝亞山 張長安
鶴壁市諸多的古代瓷窯遺址中,鶴壁集遺址可謂是最具代表性的一處,它地處市區約10公里的鶴壁集鄉西部,主要分布在一條自西北流向的東南的羑河兩岸,遺址面積90餘萬平方米。如此規模的古代制瓷遺存,在我國北方是不可多見的,是一處典型的具有北方民間制瓷工藝特色的民間手工業作坊。遺址的發現,受到了全國範圍內專家學者的普遍重視。1955年,故宮博物院陳萬里先生蒞臨鶴壁,對鶴壁集瓷窯遺址進行了專題調查。1963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對該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這次發掘對了解和認識鶴壁集古瓷窯遺址的地層疊壓關係起到了積極作用。1978年,鶴壁市博物館為配合城鄉水利工程,再次對該遺址進行了科學的考古發掘。這兩次較為系統的科學發掘表明,鶴壁集古瓷窯遺址文化層堆積豐富,器物品種繁多,且燒造時間長久。已掌握的地層資料顯示,遺址始燒於晚唐,中經五代北宋、金元時期,歷時五百餘年。作為民間制瓷手工業,能夠形成如此之規模,燒造時間如此之長久,必然有它的歷史原由。今就這一問題進行探討,以求有所提高。
一、鶴壁集窯的形成
(一)鶴壁集窯所處的地理位置
鶴壁集唐屬相州所轄,北宋宣和初改濬州湯陰縣轄,金代屬彰德府治,位於湯陰的西部,從其地理位置看,羑河自西北流向東南貫穿境內,北部洹水環繞,東部南部接近平原。優越的地理條件,對鶴壁集區域的手工業以及商貿往來具有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如洹水,東流北折注入漳水,形成了向北通往漳河以北的商業貿易通道;羑河作為湯水的主要支流,為鶴壁集窯的產品銷往衛河以東的廣大地區創造了良好的交通之路;以南地區的平原,貿易往來更為便利;鶴壁集以西部分,雖多為延綿不斷的山巒,但自古以來就有通向山西的經商之道。這些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使得鶴壁集窯不斷發展興盛。鶴壁集所處的地理位置,距唐宋時期的相州(金元時期稱彰德)不過數十里,這為其自身的經濟發展,貿易往來也提供了有利的物質基礎。正是上述的自然地理條件把鶴壁集窯推向了由小到大,久盛不衰的發展道路。
(二)礦產資源豐富是鶴壁集窯不斷發展的根本保證
鶴壁集的地理面貌屬半丘陵狀態,為太行山東部余脈的緩衝地帶,地下資源豐富。地礦部門的地質資料表明,適用於制瓷手工業的高嶺土蘊藏十分可觀。地礦部門的地質調查報告指出:鶴壁地下蘊藏有高嶺土、塑性粘土,硬質半硬粘土及長石、石英等陶瓷主要礦物原料,在中碳統本溪組及上碳統太原統底部,賦存有耐火粘土,主要用於製作耐火材料、粗瓷等。據調查,除半硬質粘土及硬質粘土外,尚有達到高嶺土、可塑性粘土要求的陶瓷原料。主要化學成分為AI2O3、SiO2,水份含量AI2O324—38%,SiO240.58—50.15%,燒失量12.09—14.27%,礦物成分,高嶺土達80%以上。由北到南分布在鶴壁的梨林頭、石碑頭、姬家山、崔村溝、砂鍋窯、大峪等地,預計儲量1000萬噸以上。而鶴壁集正處在這些自然村之間,陶瓷原料十分富足,一般距地表較淺,個別地方裸露於地表,開採極為方便,從根本上講,保障了鶴壁集古代制瓷手工業生產所需的瓷土資源。
(三)煤炭在鶴壁集古代制瓷手工業中已得到廣泛的利用
鶴壁集窯利用煤炭作為燃料的歷史,最晚可追溯北宋早期。這一點,在鶴壁集遺址的歷次發掘中得到充分證明;1963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主持進行的發掘,清理窯基和作坊的過程中,發現成堆的燒窯燃料——煤塊,並認為,煤的發現,以於研究我國北宋時期用煤炭燒造瓷器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但在敘說唐末、五代的文化堆積中,沒有提到當時的制瓷業是否用煤。晚唐、五代是否將煤炭運用於燒瓷業,還用待於對鶴壁集遺址今後的考古工作去發現。北宋時期鶴壁集窯對煤炭的運用,是推動其自身更加成熟的必然因素。
煤炭被運用於古代制瓷手工業,一是解決了燒制過程中所需的大量燃料的不足,二是解決了柴燒燃料中燃點低,耗資量大的難題。柴燒燃料若要達到坯胎入窯後所需的千餘度的高溫很難保證,即使達到了,由於柴燒的燃燒速度快,難以持久。而煤炭作為燒瓷業的燃料,不僅燃點高,且燃燒時間持久,特別是對坯胎入窯後所需的高溫具有長久的保持性。窯工在控制溫差方面也能較好掌握。因此,鶴壁集地區的煤炭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無疑為鶴壁集地區制瓷手工業再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制瓷工藝技術更趨完善。
60年代初期,我省文物工作者在位於鶴壁集西北部的古樓河村附近發現了一處北宋時期的採煤遺址。經實地調查和考古發掘,發現了礦井、排水井、巷道等遺蹟,同時,出土了一批與當時的採煤生產、運輸及與生活有關的各種遺物30餘件,除當時生產、運煤使用的條筐、轆轤等遺物以外,余皆為瓷器,這些瓷器,以白色釉和褐色釉為主,少數為黑色釉。白瓷碗、盤的胎骨較薄,釉面細膩光澤。褐色釉和黑色釉器物胎厚質堅,與鶴壁集窯北宋早中期地層所出遺物相比較,其器物的造型特徵,釉色與胎質十分接近,均應為鶴壁集窯燒造。可見,鶴壁集地區煤炭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不僅促進了北宋時期各項手工業的進步與提高,與使這一地區的制瓷手工業技術受益匪淺並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從採煤遺址規模、開採面積及採煤技術、井下通風設備諸角度看,鶴壁集地區的採煤史早於北宋是可能的。
二、鶴壁集窯的起始與走向繁盛的社會環境。
(一)初始階段的鶴壁集窯
鶴壁集古瓷窯遺址,就發掘所獲的地層資料看,始於晚唐、五代無疑。但從歷次的發掘情況看,這時期的遺蹟遺物發現的數量與面積卻為數不多。為什麼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形式在起始後卻不能得到持久性的發展,究其原因,應與晚唐時期的政權廢頹、社會動盪不定以及五代時期的地方軍閥割據、民族分裂緊密相關。晚唐,由於封建統治集團的腐敗昏庸,地方軍乘勢作亂。安祿山在北方的叛亂把唐王朝的統治集團推向了接近滅亡的邊緣,極大的削弱了統治集團對地方的控制權利。而地方的割據力量持續膨脹,出現了藩鎮割據的社會局面,導致了在今河南省黃河南北一帶野獸出沒,“人煙斷絕,千里蕭條”的悽慘景象。這種局面的出現,使唐王朝的社會經濟頻臨崩潰。處在這樣一種大環境之下的地方經濟則更是舉步維艱。作為民間經濟形式的鶴壁窯,它的初始所遇到的是殘酷打擊,根本不可能得到長足的發展。
進入五代時期,由於各統治集團統治區域均在淮河以北的黃河流域一帶,加之地方豪強割據勢力的加劇,土地的不斷兼併,戰爭延綿不斷,農業和手工業在混亂的北方很難得到恢復。五代時期的統治集團在北方的統治,在歷史的長河中僅是曇花一現,它們的分裂統治思想與廣大人民渴望統一的願望背道而馳,不可能創造出輝煌的歷史時期。這在鶴壁集窯的內涵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反映。從已發現的晚唐、五代時期的遺物可以看出,它們的文化面貌變化不大,其發展也十分緩慢。
(二)北宋時期的鶴壁集窯已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歷史階段
北宋時期的鶴壁集窯,經過晚唐、五代時期的緩慢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歷史時期。依據已發掘的地層資料,與晚唐、五代相比,其文化面貌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制瓷工藝發展十分迅速。這與北宋王朝民族統一大業有著密切的關係。北宋的統一措施削弱了地方豪強的割據勢力,博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順應了人民民眾長期以來渴求統一的思想,為北宋時期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社會條件。特別是經過“方田均稅法”、“均輸法”?“市易法”等一系列的改革,廣大民眾和手工業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農業經濟迅速發展,而手工業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也很快地發展起來。另外,北宋時期改變了唐代工匠受政府控制較嚴、每年要向官府應役二十天的做法,將其改為召募。雖然個別也要被官府“拘役”或“糾差”,但與唐代以來控制相比,還是比較寬鬆的,這是促進北宋手工業趨向繁榮發達的一個重要因素。經過北宋各個方面的系列革新,當時的礦業、造紙、紡織、制瓷等都顯示出了自身的活力。特別是制瓷業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發展尤為迅猛。在眾多的民間瓷窯的基礎之上,產生了不少以專供宮廷御用的宮窯。可以想像,北宋時期制瓷工業,一經復甦,商業化的競爭也是非常激烈的。鶴壁集窯在強烈的競爭中也不甘示弱,在傳統的燒造工藝基礎之上,廣泛吸取其它窯口的工藝技術,以加強和彌補自己在強烈的競爭形勢下的薄弱環節。這時期的鶴壁集窯在傳統的白釉器的基礎之上,出現了刻花、剔花、繪畫等新工藝。
三、宋金時期的鶴壁集窯進入了全盛的發展時期
鶴壁集窯經過晚唐、五代的起始,北宋初期的初興,到了宋金之際,進入了全盛發展階段。歷次的發掘工作表明,這時期的文化層次堆積豐富,出土文物品種繁多。器物雖仍然以實用的碗盤為多,但新的器形大量出現,如盆、壺、燈、爐、瓶枕等。玩具類、娛樂類器物遺址中不斷被發現,如瓷人、馬、羊、雞、猴、俑、鈴鐺、哨塤、象棋、圍棋、骰子、骨牌等。可見這時期的鶴壁集窯十分注重廣大民眾的生活需求,產品更具備了商品市場的適應性。作坊規模在產品的質量、數量不斷提高的同時,發展速度展異常迅猛。在鶴壁區域範圍內發現的30餘處古瓷窯遺址中,寺灣、寨前、耿寺等遺址,燒造時間的上限均可追溯到宋金時期,個別甚至更早,因而,鶴壁集窯作墳規模的不斷擴大,對附近的其它窯口的制瓷生產是具有重要影響的。
(一)宋金時期的文化內涵
1963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對鶴壁集窯進行了發掘。發掘地點位於遺址的南部的柏靈橋北側,分東西兩區,發掘面積約600平方米。清理髮現了一座殘窯和作坊遺址,出土殘破、完整器物3700餘件,收穫極為可觀。但由於受發掘面積限制,雖然在初次揭示鶴壁集窯遺址的地層關係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金代文化的面貌尚未被揭露出來。
附:1963年鶴壁集窯址東西兩區發掘地層對照表:
名段
所屬原田野層次
相對年代
東區
西區
第一段
八層
唐代末期
第二段
五、六、七層
五代
第三段
四層
北宋早期
第四段
三層
三層
北宋中期
第五段
一、二層
二層
北宋晚期
第六段
一層
元代初期
鶴壁集窯是否有金代文化存在,作為一個疑點,與河北觀台窯、陝西銅川窯作比較,我們認為應該存在。而早在1955年4月故宮博物院陳萬里先生蒞臨鶴壁集,對該遺址進行實地考查時,在採集的器物標本中確實發現了數塊屬於金代時期的釉上加彩瓷片。這使當時人們為之驚喜。但終因沒有地層資料,是否為鶴壁集窯所燒制,不敢定論。1978年鶴壁市博物館配合“工農乾渠”水利工程的考古發掘,為鶴壁集窯金代文化的存在,揭示出了極為可靠的地層發掘資料。發掘地點位於鶴壁集遺址的西部羑河南岸的龍家附近,發掘面積約250平方米,開探方三個,其中清理殘窯基一座。出土殘器物7000餘件,獲得地層資料四層,整理髮掘簡報中將其分三期,其延續年代約與1963年發掘西區相當。
第一期,相當於上述西區的第四、五段,以碗盤類為主要器物,豆青釉多於白色釉,黑釉器不多見。器形單純。碗為敞口斜壁。內底平坦,圈足較低,盤多折腰,器底與碗類相同。可見到或五枚或六枚的長形支釘痕。已開始出現胎裝飾,僅在碗盤器之內底部作草草幾筆的篦劃紋。其製作特點是,成形的素胎著化妝土後劃出所要表現紋飾,然後施釉,使露出胎骨的紋飾與化妝土形成明顯的反差,以突出表現紋飾,另外,在器形方面出現了將碗盤的口沿劃分成若干等分的現象,形成葵瓣口。
第二期,約相當於1963年發掘的西區的第五段和第六段之間,該期無論是器物的變化,器物種類的增加,以及豐富多彩的裝飾技法,都表現得十分活躍。而這次發掘出土的絕大多數器物均出於該期,器物以白釉,黑釉居多,醬釉,黃釉次之。多數器物釉色瑩潤光澤,器胎細膩質堅,較第一期更加純淨緻密。器物造型美觀,製作規整。在器物的胎裝飾方面,篦紋刻花得到了保留且有所發展。常見的有刻花、劃花、繪花等,其次有印花、加彩、凸線紋等。後者在整個器物群中所占比重雖然不大,但其制伯工藝是十分複雜的。產品趨於多樣化,除碗、盤、盆外,尚有瓶、壺、盂、罐等物。碗盤類器物變化的顯著特點是,折肩折腰現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弧壁弧腹。燒造工孱方面,支釘燒造繼續延用,但主要使用白釉類的碗、盤。覆燒技術已大量運用,主要使用於一種內白外黑的天目釉的碗、盤和部分白釉克,砂粒墊底燒造現象在個別器物的足部和內底也有發現。此外,還見有一種於碗的內底部刮一周呈環狀的“砂圈”,但僅見一種施醬色釉的盤類,數量極少,是否為其它窯口的“砂圈”燒制工藝有待於進一步探討。
第三期,約相當於1963年發掘的西區第六段第一層(內容詳見後文:元代時期的鶴壁集窯)。
宋金時期的黑釉器,多年來的多次發掘均有大量出土。其中1978年以罐類為最多,1982年則以芒口狀的內白釉、外黑色的天目釉為最多。另有部分盂、瓶等。所見的這時期的黑釉器,一般較薄且極勻稱,釉色黑中泛褐紅色,釉面光亮可鑑人影,所謂的玳瑁班、兔毫花、沒滴等窯變工藝在這些器物中均有所見。由於製作精湛,其它釉色均不及。由此可見,鶴壁集窯至宋金之際,對黑色釉的製作工藝技術掌握的是相當成熟的。特別是凸線紋罐,瓶的凸線裝飾,常見的裝飾技法兩種,一種是在罐的外部均勻地滿飾上下垂直的豎凸線,一種是將垂直的豎凸線分組,以每組三條,均勻地飾於器腹,一般罐類的豎凸線上飾至肩部,下飾至足部;瓶類一般在飾至頸部以下足部以上。凸線部分呈金黃色,僅施以透明釉。黑黃分明。獨具匠心。這種凸線紋罐的裝飾技法,在山東磁村窯第五期的金代地層中也有發現。
(二)宋金時期鶴壁集窯的裝飾手法
宋金時期鶴壁集窯除刻花、劃花等裝飾技法以外,彩繪裝飾亦十分突出。
刻花、劃花類,主要表現在碗盤器的內底部,盆類器也見有刻花,但為數極少。如1963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的發掘所見I式盆,器表施黑色釉,內滿施黃釉。盆的底部刻有蓮花,下面邊沿還有水浪紋,內壁刻有三組花卉。花紋勻稱,筆法流利。而這種刻花工藝表現在器物外壁的不多見,所見到的多為瓷盂、器蓋、瓜棱壺等,碗盤類所見甚少。但筆者參與的1991年配合鶴壁礦務局一礦新建住宅樓工地的發掘,在一口廢荒的水井中,清理出一件白釉大碗,出土時已殘毀。敞口、弧壁、圈足、通高12.4厘米,口徑31厘米,內外通施白釉,碗的外腹刻有花瓣對等的蓮花紋,筆法洗鍊,線條流暢,而內腹部則素無裝飾。
彩繪類器物,主要反映在碗、盤、盆、瓷枕、瓷燈等器形方面。彩繪的內容以人們常見的花草、飛鳥、魚鴨、人物民居等畫面為主,瓷枕是整個繪花器類中的精品。就所見的彩繪瓷枕中,以1963年發掘出土的I式枕、1973年在鶴壁集徵集的白釉童兒戲蓮枕以及1985年鶴壁礦務局四礦新建信宅樓工地發掘出土的金代臥虎枕最具特色。它們集中地反映了鶴壁集窯宋金時期的彩繪瓷的製作工藝和繪畫風格。其畫面內容灑脫自如,生動活潑。如I式枕,枕面作橢圓形,殘長18厘米,殘寬15厘米。枕面中間為一座單檐四阿頂式的廳堂建築圖案,屋頂覆蓋仰復板瓦,瓦壠清晰,中間起脊。正脊中段設有葫蘆式寶瓶,左右兩側各設獸一隻。寶瓶與兩側獸尾由拉鏈牽聯。正脊兩端飾以鴟尾,尾尖內翹,垂脊各設三獸。挑檐懸有風鈴。正面中間置門,兩側為透雕閣扇。兩扇門上皆繪有鋪首銜環,門面飾有四行門釘。房前臨河,房左河中繪有一木船,船上有桅桿和船倉,一人作以篙撐船;房右畫有一蒼勁的古樹,房頂掩映於樹蔭之中。
童兒戲蓮枕,系1973年6月鶴壁集一農民所捐獻,現藏於鶴壁市博物館。依其器物特徵,彩繪風格判定,應屬於北宋晚期鶴壁集窯的產品。瓷枕通體施白釉,枕面中間內凹,周圍各立面均繪有赭色帶狀卷草紋,枕面以粗細相間的赭色線條作八棱形框線,內繪人物風景畫。畫面主題為兩兒童行走於採蓮的途中,前者左手持蓮蓬,右手做托狀,面向後與後者對話;後者左手拿蓮子,左手持兩片荷葉,面露微笑。兩人盡情玩耍,無拘無束,兒童的天真稚嫩盡展現於整個畫面之中。人物左側,小溪流水潺潺,溪間蓮花,水草浮漂於水面。右側垂柳隨風飄楊於童子頭頂。晴朗的天空中,兩隻蝴蝶飛舞。整個畫面,人物刻劃細膩,形象生動逼真。特別是人與自然景象的合布局,恰到好處,具有強烈的寫實性,代表了鶴壁集窯民間藝術的工藝風範。
臥虎枕在遺址中發現的數量十分有限。1963年的發掘發現兩件,在整理歸類中將其中一件形制較小的小虎枕列入玩具類,虎作伏臥狀,出土時已殘缺。虎身施粉紅色釉,脊背向兩邊有豎道黑彩條斑,以示虎紋,頭額部有黑彩“王”字,頸部有一小圓孔。殘長8厘米,身高3厘米,這件瓷枕,從形制看,確實不具有實用性。另一件臥虎枕,《簡報》中將其列為II式,殘長26厘米,高9厘米。枕面中間微凹,施淺粉黑彩。腹壁飾水波紋,釉下敷粉地。上述瓷枕,因當時未確定金代地層,將此均歸入北宋晚期。根據近幾年的工作實踐以及金代文化層的確立。屬金遺存的可能性極大。1985年鶴壁礦務局第四煤礦新建住宅樓工地的考古發掘,出土了一件典型的金代虎紋瓷枕。這次發掘的地層關係十分簡單,元代層直接覆蓋在金代之上,以下不見宋代遺存。瓷枕長34.2厘米,寬17.8厘米,高8—10厘米。虎姿蜷曲伏於地,前爪直衝於頭下,張口怒目,虎尾盤收於身之左側。周身以淺紅色釉作襯,虎斑作黑藍色。虎背呈橢圓形枕面,中部下凹,施白釉作底襯,中部繪一古錢紋,邊沿四角飾以卷草花卉,外緣繪曲線紋。這面瓷的造型藝術在於著意刻劃出了虎的威猛,但在表手法上,卻流露出了虎的溫順。與上海博物館所收藏的一面金代鵲鳥紋虎枕有諸多的相同之處。
鶴壁集窯彩繪瓷的迅速崛起,有四個方面的因素:一是鶴壁集窯不具有宮窯的性質,所以,在製作和繪畫方面可以隨心所欲,沒有宮窯的許多條條框框的制約;二是以器物的實用性為主導,以樸實的繪畫藝術烘托器物的美感。以適應廣大民眾的需求;三是反應在器物之上的繪畫圖案構圖簡練,筆法流暢,寫實性強烈,具有雅俗共賞的特性,深受社會各階層的喜愛;四是廣泛地吸收了磁州窯的繪畫工藝,形成了較大磁州窯系的製作風格,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此外,在器物上題寫吉祥語,書寫姓氏等也是這時期鶴壁集窯的一大特點。由此不難看出,鶴壁集窯與當時各地的窯口一樣,具有強烈的市場競爭意識。
(三)鶴壁集窯的印花瓷與鈞瓷
有關鶴壁集窯宋金時期的印花瓷與鈞瓷,據1964年的發掘資料,這次發掘的西區第五段發現了印花工藝,所見器物為一白釉瓷盤,《簡報》中將其列為I式盤。盤徑15.8厘米,高2.4厘米。盤口呈葵瓣形,內壁菊花瓣紋一周,盤底印有魚藻紋。在殘破的盤底,尚見到魚三尾、魚頭、鱗甲、尾翅清晰可辯。這件印花瓷盤的時代實際應屬金代,這在1978年的發掘工作中獲得的大量金代資料中已得證實。鶴壁集窯印花瓷製作技術到宋金之際,不僅已出現,並已進入相當成熟的階段,整個鶴壁集窯目前發現的印花器數量為數不少,有碗、盤、洗等殘片,產品質量精湛,工藝技術超常,器胎潔白細膩,器壁個別薄如蛋殼,造型精緻美觀。印花的圖案有魚紋、回紋、草木、花鳥等。1978年的發掘,與印花瓷同時出土的還有規整的薄胎泥匣缽。並偶見有粘結的印花瓷片,這更加說明這類印花細瓷確係鶴壁集窯製作和燒制。
鈞瓷在宋金時期鶴壁集窯講多的產品中是否存在,經過近一期間對鶴壁集窯所作的工作,我們認為是存在的。1982年8月,在遺址西側的羑河北岸鶴壁礦務局一礦新建住宅樓工地的發掘中,元代層之下的二層白色煤渣堆積層中發現了釉上加彩瓷片的同時,發出了為數不多的鈞瓷殘片。就其形制特點看,均為碗類,可辨出出器物部位的口沿、碗底等。與一層的元鈞相比較,無論是器物的胎質以及施釉工藝和造型,均優於元鈞。其特點是製作規整,器物釉滿施,釉面較薄,無流釉痕跡,且釉色瑩潤,與元鈞的製作特點具有明顯的不同。可見《中國的瓷器》一上層論證鶴壁集窯金代出有仿鈞瓷的說法是正確的。由於鈞瓷是北宋瓷器發展史上的一個創造與突破,一經出現,就博得社會各階層的讚賞,對其它諸窯口的影響非常深遠。鶴壁集窯鈞瓷的出現,有力地說明了自北宋中晚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陶瓷工藝技術的提高,中原地區的制瓷手工業更加繁榮昌盛。各窯口之間,特別是民間瓷窯業,揚長避短相互促進,相互競爭,把中原地區的制瓷手工業推向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四、元代時期鶴壁集窯
鶴壁集窯經過了宋金時期的昌盛階段之後,進入元代總的趨勢是已開始衰落。其發展變化的特點是,器物造型和製作工藝給人一種造型呆板,胎質厚重的直觀感覺。這時期的仿鈞瓷已成為主流,但宋金埋藏傳統制瓷工藝還是得到了大部分保留,並有所發展。
(一)鶴壁集窯元代時期的遺物面貌
鶴壁集窯元代時期的產品,白釉器已不占主導地位。所見到的白釉器多數仍以彩繪為主要內容,其彩繪的裝飾水平仍不失宋金時期的技術熟稔、色彩悅目之特點。然而以整個元代文化層出土的器物來看,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顯著的衰落變化:其一、常見的碗盤類,器胎較前其期普遍增厚;其二,器物的釉及施釉工藝粗糙,釉面厚重,透明釉不明顯,釉面稅落現象嚴重;其三,器物無論大小,均胎質精疏氣孔較多,其四,所使用的瓷土均沒有經過嚴格的過濾、篩選。
這時期的器物與宋金時期的器物相比,宋金時期的白釉面一般無裂紋,而元代的光亮白釉面都有細裂紋或冰裂紋,胎質一般都比較差,胎中有的帶有較大黑或紅色顆粒。在白底黑花方面,不僅繼承了前期的裝飾技法,而且在繪畫、題字、書吉祥語的基上發展到器外題詩,已發現的詩句有唐李白的《宮中行樂詞》第二首: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鎖鴛鴦……的前四名,以及賈島《題李凝幽君》中的“鳥宿林(池)樹,僧敲月下門”等。也有反映當時社會風尚和官場失意的詩句。如:“……春風散……州煙景兒……渾似玉……祺沽酒……水釣魚……紅塵鞍馬記(幾)時休”,似為七律一首,反映了當時人們厭惡戰亂、祈求太平的呼聲;“昨日西風爛慢秋,今朝東岸垂釣,紫袍不識蓑衣客,曾對君王十二流“,把在官場失意的心態反映得淋漓至致。
魚藻盆作為元代繪畫器物的大宗,大磁州窯大量被發現,而鶴壁集窯有自己獨創的一面。這類魚藻盆,一般呈平沿凸唇,斜壁平底。個別的外底部上凹,呈壁形,繪畫特點,或在器腹內壁繪以盛開的蓮花,底部繪以單魚或以魚,魚紋間漂浮以水草,或僅華以魚紋,器腹內壁素無花卉,與河北磁縣南開河村元代木船出土的魚藻盆有相同之處。這種虛實相間的繪畫表現手法,雖不見以水波紋作襯托,但整個畫面卻給人一種靜中有動,盈水魚游的藝術效果,再一點,魚與余字偕音,大是量魚紋的出現,寓意著時人渴富足、豐裕的美好願望。
(二)鈞瓷的大量仿燒是鶴壁集窯元代時期的最後一次燒制高峰
仿鈞瓷作為元代鶴壁集窯的主要遺存,也是鶴壁集窯的最後一次燒制高峰,這點在鶴壁區域其它窯址的內含物中得到了充分肯定。如在已發現的30餘處古瓷窯遺址中,絕大多數僅燒制鈞瓷。說明鈞瓷的工藝技術進入了鶴壁集窯的燒制時期,也預示著鶴壁集窯進入了它的尾聲階段。這些燒制的仿鈞瓷的產品,以天藍釉為主,間或見有乳黃、豆綠等釉色。器物大部分胎質細膩縝密,釉色光澤明亮,基本上保持了宋代鈞瓷的工藝傳統。部分器物也存著胎骨厚重、施釉不勻、釉滴痕跡嚴重、窯變工藝呆板等現象,與宋鈞相比,紫紅斑狀的窯變,失去了所謂的玫瑰紫、海棠紅等美麗的色調,就所見的器物形制及特徵來看,產品主要從經濟、實用、大方等角度出發,為滿足附近民間的使用。
鶴壁集窯元代仿鈞瓷的大規模燒制,有以下兩點背景。首先,由於北宋時期的鈞瓷已負盛名,風糜一時。金人占領中原,宋室南遷,然而鈞瓷生產相繼復興,到了金元時期,各地竟相仿燒,各具特色,盛極一時。如這時期鶴壁集窯周圍的安陽、林縣、濬縣、淇縣、焦作等地,深受仿鈞之風的影響,其次是經過宋金和金元戰亂之後,宋代鈞瓷的影響波及很廣,當時各窯口的竟相仿製。除了繼承宋鈞的傳統製作工藝,加上原有瓷器工藝的綜合運用外,對元代仿鈞器的生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鶴壁集窯仿鈞瓷的燒制,在某種程度上講,對中原地區的鈞瓷復興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然,鈞瓷的大量燒制也與中原地社會各階層對鈞瓷的厚愛是分不開的。
五、鶴壁集窯終燒的原因
鶴壁集窯自晚唐五代的興起,直到元代的衰亡,無不與各時期的社會現象有著緊密的聯繫。尤其元代,由於統治集團是代表蒙古貴族階級利益的,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給當時的手工業帶來了嚴重的破壞。由於蒙古族貴族統治集團受原始落後生產方式的影響,大量人民淪為奴隸,手工業工人變為工奴,這些落後的生產關係,阻礙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它們在對外戰爭中,把工匠作為俘虜的對象,或分配給政府和貴族使用,或被編配到軍隊中做軍匠,生活待遇低下而悲慘。雖然當時的手工業機構非常龐大,而生產力卻十分低下。民間手工業儘管與廣大人民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且有極強的生命力,但在諸多方面還受元朝統治者的摧殘和制約。
占領中原後的元朝統治階級更加腐敗、廢頹,各地反元的鬥爭風起雲湧。特別是在北方的廣大地區,儘管統治集團四處派兵駐守,以加強其統治力量,但是反對元朝統治的農民鬥爭始終沒有間斷,如公元1278年(至元十五年)山西平陽(今臨汾)李二“謀亂”。公元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河北任邱縣李移住“謀叛”。如此等等,無不反映了元朝統治下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日趨尖銳。人禍延綿的同時,天災也不斷出現。據元史所載,從公元1324年(泰定元年)開始,河決,山崩,大旱的記載史不絕書。天曆年(公元1329年),河南府路飢、餓者死一千九百五十人,飢者二萬七千四百餘人。當時的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社會經濟遭到破壞更是嚴重,“昔日耕桑,變成草芥”,“道路榛塞,人煙斷絕”;萬民逃難者四處可見,民居城池皆廢墟。就連效忠於元朝統治者的邱處機,也不得不承認,“百萬生靈中,逃脫殺戮的沒有幾個,十家房舍,九家被毀”。明朝立國之初,鑒於元朝時期的統治,社會經濟凋敝的狀況,極不利於明王朝對中原的控制;加上南方地區當時的戰亂較北方地區緩和的多,中原人口的南遷,特別是手工業主的南遷(包括民間工匠的南遷),對明朝恢復中原的社會經濟極為不利。為了儘快扭轉這種局面,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政權,明代曾先後有六次大的遷民,以充實中原地區的河南、河北、山東等地。據鶴壁地區的民源調查,多數村莊均認為來源於山東洪洞縣老槐樹。歷次的文物調查中,也確實發現了不少的遷民性碑刻,如峙彎村《李氏墳塋碑》、將軍墓《劉氏祠堂碑》、《鶴壁集赫連氏墓碑》、胡家嘴《傅氏家族墳塋碑》等,不僅說明了遷民的時間、地點,也佐證了鶴壁集窯終燒於元代的根本原因。
摘自《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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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苑奇葩——鶴壁集窯》
鶴壁市文物工作隊 王文強
鶴壁集瓷窯遺址是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它位於鶴壁市北的鶴壁集西邊羑河兩岸,面積約84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很厚,內涵十分豐富。根據考古發掘判明,它自唐代便開始燒造,中經五代、北宋、金,而終於元。該窯址自1954年被發現後,就引起了有關部門和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重視,陳萬里先生及日本學者小山富士夫曾先後來此進行考察,出土的瓷器也於1973年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在日本展出。
鶴壁集窯在唐代除大量燒制白瓷外,還燒制黑釉、醬釉、黃釉、白釉和釉下綠彩、褐彩、藍彩等多種瓷器。其中的釉下彩雖不敢斷言是首創之舉,但至少也是燒制釉下彩的先驅之一。
入宋以後,此窯的窯業生產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不但產量大,而且品種增多,有白地黑花,白釉刻花、劃花、剔花、白地褐彩及加彩瓷等。器物多為碗、盤、盆、罐、蓋、燈、枕、盂、座、瓶等生活用品。畫師們把當時當地人們日常生活中喜聞樂見的人物、花卉、禽、魚和象徵吉祥的事物,加以高度的概括,以繪、刻、劃、剔等不同的技法施於器表,使人看到後倍感親切,如八角花百地黑花童兒戲蓮枕(圖1)側面飾卷草紋,枕面畫兩童兒採蓮歸來,周圍以垂柳、蓮池、飛蝶作映襯,生活氣息十分濃郁,不失為一件佳作。還有一種褐黃釉折沿大盆,外施黑釉,內施黃褐釉,在器內底有的刻劃一隻昴首的鵝游於水上,有的刻劃蓮花、荷葉,也有的刻劃兔紋,使這種盆獨具風格,在其它窯場尚未發現。此外,還有用姓氏、吉祥語或文裝飾器表的,如在一件白地黑花大罐的腹部,墨書一首七言絕句:“昨日西風爛漫秋,今朝東岸獨垂釣。紫袍不識蓑衣客,曾對君王十二流”。將詩文書寫於器表,既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又起到了優美典雅的裝飾作用。黑釉在數量上僅次於白瓷,釉色晶瑩,可鑑人影,其工藝居於各釉色之首。紋樣中有兔毫花、油滴、玳瑁斑等。如一件雙耳黑釉凸線紋罐(圖2),腹部黑釉中飾有醬彩紋絡,若流雲,似峰巒,妙趣無窮。所生產的瓶,造型大方而穩重,腹部繪一條騰躍於流雲之中的飛龍,格外生動(圖3)。此窯除燒制大量的生活日用瓷外,還燒制人俑、馬、羊、鴨、狗、猴等形態生動逼真的瓷塑藝術品,以及鈴鐺、象棋、圍棋子等娛樂品。
鶴壁集窯屬於磁州窯系,但又不拘一格,往往博採眾窯之長,又高其一籌。如它燒制的仿定窯印花白瓷,造型玲瓏精巧,胎質潔白,釉面瑩潤,“類雪似銀”, 盤的器壁薄如蛋殼,技藝的高超令人驚嘆。它燒制的鈞瓷則造型端莊渾厚、古樸典雅,器物有碗、盤、罐、瓶、爐等。釉色以天藍、天青、翠綠、豆綠為主,有的器表還帶有瑰麗的紫斑窯變或冰裂紋。
鶴壁集窯自身發展的過程中,與周圍各窯保持著廣泛的技術交流,不斷創新,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目前,鶴壁市有關單位和部門正在協商複製古瓷事宜,可以相信,隨著“四化”建設的發展,這千年古瓷必將重放異彩。
摘自1986年10月3日《文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