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濱遜新史學派

魯濱遜新史學派是以哥倫比亞大學為大本營和以詹姆斯·哈威·魯濱遜為核心而形成的一個帶有某種共同治學取向又具有一定的史學派別性質的史學家群體，創始人為詹姆斯·哈威·魯濱遜博士。學派成員大體上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魯濱遜及其嫡傳弟子，諸如巴恩斯、肖特韋爾、海斯和桑代克等；第二類是學生，如貝克；第三類是受其影響但又很難說有師生關係的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魯濱遜新史學派
• 解釋：史學家群體
• 創始人：詹姆斯·哈威·魯濱遜博士
• 別稱：“哥倫比亞史學派”

魯濱遜新史學派簡介

美國現代史學大師詹姆斯·哈威·魯濱遜（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6.29-1936.2.16）與其影響下的同事和學生，如比爾德、貝克、巴恩斯、肖特威爾、海斯和桑代克等，一起組成了在二十世紀上半期風雲全美的“魯濱遜新史學派”。

魯濱遜新史學派是以哥倫比亞大學為大本營和以詹姆斯·哈威·魯濱遜為核心而形成的一個帶有某種共同治學取向又具有一定的史學派別性質的史學家群體。時人即有“魯濱遜先生派”、“哥倫比亞史學派”之稱。今人論著中多以“魯濱遜新史學派”冠名之。

魯濱遜新史學派成員

魯濱遜新史學派由J.H.魯濱遜及其同事和弟子所組成，學派成員大體上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魯濱遜及其嫡傳弟子，諸如巴恩斯、肖特韋爾、海斯和桑代克等；第二類是學生，如貝克；第三類是受其影響但又很難說有師生關係的人。魯濱遜學派之所以在美國能形成並發生巨大影響，主要原因在於

一、J.H.魯濱遜長期在美國學生最多的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擔任歐洲史的主講教授，培養出許多的學生，大多在美國各地大學、中學教授歷史。他的同事和學生，如比爾德、貝克、紹特威爾、海斯、史來生格爾、穆恩、巴恩斯、桑戴克、福克斯、沙波羅等後來都成了美國史學界的名人，從而擴大了他的影響。

二、他寫的許多歷史教本，風行美國，這些教本大都經過多次增訂再版，廣泛發行，使教師和學生都熟悉他的名字。

三、魯濱孫的著作被廣泛採用，歷久不衰。這樣就使“魯濱孫新史學派”成為美國一個非常有勢力的史學流派。魯濱遜新史學派中除了居宗師地位的魯濱遜外，作為核心人物，還有三位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是比爾德、卡爾·貝克和巴恩斯，可稱之為該學派的三巨頭。

魯濱遜新史學派特點

積極入世的態度

從魯濱遜、比爾德、貝克到肖特威爾、巴恩斯、海斯、桑代克，都抱著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他們都是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力主歷史學為現實社會服務。例如，魯濱遜積極參加當時美國的進步運動，利用歷史學開啟民智。他曾經擔任美國教育部的學術委員，負責審查中學生的歷史教育，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主持過全國大、中學校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工作。二十世紀初，魯濱遜提出，“歷史學可以滿足我們的幻想，滿足我們急切或閒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檢驗我們的記憶力，······可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及其同伴，以及人類的諸多問題和前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在與比爾德合寫的《西歐史大綱》的序言中，他繼續堅持這樣的觀點，作者所談該書寫作目的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作者公開的目的，不是為了歷史而寫歷史，而是為了弄清今天的世界。如今世界，只有通過歷史才能理解。為了能使我們跟上自己的時代，對過去兩個世紀進行精心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還說：“歷史學至少可以燭照我們現實的困境和混亂。”在歷史學的現實作用中，他看重的是促進社會和人類的進步事業，在《新史學》中說：“我們並沒有利用始終一致的方法去培養青年男女的進步精神，並沒有使他們明白他們肩負的責任——那種向前看和進步的精神。他們所受的教育大部分是抽象的和古典的；我們至今還不敢將教育和生活結合起來。他們所讀的歷史並沒有使過去給他們一種教訓。他們從小就養成尊重過去而不信將來的心理。這樣，我們的教育豈非不但不能作為改進的路標反而成為進步的重大障礙了嗎？”

再如比爾德，他是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獲得的榮譽有：1926年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1933年美國歷史學會主席、1948年國家文學藝術署頒發的“突出成就”金獎。他同樣主張歷史學要“給予學校里的男女生們關於他們作為公民生活和參與其中的社會的‘現實的知識’”，而“實際的知識最好是通過被稱為‘歷史研究’的而獲得。”

擴大歷史研究範圍和方法

擴大歷史研究的範圍,擴充研究的方法，是這一學派的第二個特徵。倡導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結盟，擴大歷史研究範圍，擴充研究的方法是魯濱遜的一貫做法。正如有人所云，“早在1912年，著名的史學家詹姆斯·哈維·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就已呼籲他的同事們把研究範圍擴大到其他領域，探索新技術，發展新方法，擴大他們對歷史進程的性質所持的看法。”巴恩斯更是一個主張歷史學從其他社會科學中吸取方法的史學家，他的《新史學與社會研究》就是這一主張的全面而系統的闡述。關於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學科對歷史研究的意義，他都做了闡述。其中談社會學作用的論述最為典型，認為“歷史學必須重重依賴社會學，因為只有後者才能為學者提供重要的視野廣度、適當的社會發展規律方面的知識·····歷史學家只有被訓練成社會學家，才能希望成為成功的綜合的歷史學家，儘管每個人付出的努力的作用和主要研究領域可能是互不相同的。”

這一派不僅在理論上如此主張，而且在實際中這樣做了。魯賓遜致力於歐洲思想史的研究，巴恩斯關注歐洲的巫術和科技史的發展，肖特威爾重視勞工史文獻的編撰，比爾德抓住政治軍事史背後的經濟因素，貝克條理《獨立宣言》所包含的思想的內在理路，這些是人所共知的。

魯濱遜的其他一些學生也採取這樣的做法。例如蒙恩，他的《法國的勞工問題和社會天主教運動》是關於勞工和宗教的。其《帝國主義和世界政治》看似寫政治和戰爭的，實際上它敘述了十九、二十世紀，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帝國主義世界政治的動機、目的、歷史和影響；他的著眼點是研究外交背後的經濟與社會力量，指出產生於1914年戰爭的觀念與利益已經引起了許多戰爭，而且這些戰爭還在很大範圍內繼續著，因而這本書並不是圍繞戰爭本身展開的，而是以觀念和利益問題為中心的。再如沙比羅，他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是其學位論文《社會改革和基督教改革運動》。其他著作有《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挑戰》、《自由主義：它的意義和歷史》、《近代歐洲社會不信回教運動》、《危機中的世界：20世紀政治和社會運動》，這些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著作。他所編教材《現代和當代歐洲史》，改變傳統的歐洲編年史的突出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進行一些主題敘述的做法，對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和軍事史、政治史進行綜合的敘述；因而工業和農業革命及其對近代社會生活的多方面的影響，被過去史學家忽略的文學史，對各國芸芸眾生的觀念和生活發生了深刻影響的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女權主義等，成了本書關注的對象。

重視史料蒐集和強調歷史解釋

這一學派的第三個特徵是既重視史料的蒐集，又強調歷史的解釋；既要把歷史學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之上，又提倡發揮主體的能動意識。例如魯濱遜，很重視史料，他說：“我們所有關於過去事情和情況的信息必須來源於某種證據。這種證據稱為史料”，“在這一領域專門化的真正可信的歷史學者應該進步去看原始證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他批評流行的輕視史料的態度，“然而我們當中流行的歷史知識不是來自第二手史料······而是來自教科書的閱讀、百科全書、故事、戲劇和雜誌上的文章。通行的手冊和文章一般由對原始史料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人寫的。因此它們甚至依即使據最好的第二手的敘述，那至少也是第三手史料。”吉本為了寫《羅馬帝國衰亡史》，做了大量的材料蒐集與整理工作，這在理性主義史學家中是突出的。儘管如此，魯濱遜還是不滿意，批評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僅僅是對其他人記錄的記錄。因此它不是第一手而是第二手的史料。”

但是魯濱遜同時強調歷史學家對史料的解釋，正如論者所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多年裡，當魯賓遜‘越來越對大學圍牆外的世界感興趣時’，他對無用的歷史事實的不滿明顯地增加了。作為一個社會改革者——他偶爾否認存在的一些東西——他希望過去的事實服務於現實的需要。他在其主席致辭中抱怨，歷史學家，儘管他積累了大量的事實，崇拜在原始史料中被揭示的事實，已證實不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激烈時期的俗人要明智。還有，當魯賓遜批評那些按照戰時氣氛閱讀史實的人時，他一點也沒批評那些依照二十年代閱讀過去事實的人。提倡那種把過去與晨報相聯繫的歷史學，他鼓勵史學家從過去選擇來解釋現實的事實”。

再如，連有著強烈的相對主義思想的比爾德都承認，“‘沒有文獻，就沒有歷史’還是對的。知識仍然通過目錄學的、詳盡的研究、證實和檢驗的方法獲得。”他同時強調歷史的解釋，關於其中的原因，他認為，歷史作品反映了時代、國家、種族、階級或者階層的精神，這樣歷史研究的主體對史料是有所選擇的，他們的偏見、成見、信仰、感情、通常的教育和經歷，特別是社會和經濟的經歷，是影響歷史寫作的。“所有寫出來的歷史——村莊的、城鎮的、農村的、城市的、國家的、種族的、集團的、階級的、思想的或者廣闊的世界的——都是對事實的、關於過去實際被記載下來的碎片的選擇和組織。而且這種事實的選擇和組織——一種被結合在一起的和複雜的知識分子的行為——事實上是一種選擇、確信、關心價值的解釋，事實上是一種思想。人們知道無數的和超乎推測之外的事實，但是事實沒有選擇它們自己或者使它們自己自動進入某種史學家腦海里的安排好的固定的主題。史學家在思考的時候事實就被他選擇和排序了。”因此，“許多史學家都津津樂道其作品，說他們的事實僅僅是依據內在的需要選擇和組織的；但是持這種立場的人中沒有一個願意對其他人的著作表示同樣的正確性和肯定性，除非後者的愛好符合自己的樣式。”

魯濱遜新史學派的內部差異

研究的重點是不同

魯濱遜致力於歐洲思想史；比爾德和貝克注重美國史的研究，肖特威爾和海斯的重點是國際關係史，巴恩斯和桑代克的關注西方社會文化史。即使同是研究思想史，也有不同的路數。魯濱遜偏重巨觀問題的研究，而且處處與開啟人們的智慧型相聯繫；桑代克注重科學思想的探討；比爾德注意思想背後的經濟因素，或者換句話說，他考慮的是思想本身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貝克探討的是思想自身的內在理路。羅伯特·艾侖·斯哥塞姆說得好，“魯濱遜把寫思想史的原則普遍化；比爾德出版了被有特色地同經濟環境相聯繫的思想史；貝克更細緻地分析了思想，但僅僅對美國的思想做出了簡單的研究。”

對待歷史解釋方法的態度不完全相同

對待歷史解釋方法的態度不完全相同

這一派並非像國內學者一般所說的那樣，敵視馬克思主義或者即使稱讚馬克思也是虛偽的。他們把馬克思的歷史觀看成是對歷史的一種經濟解釋，而且表現出很大的尊重。魯濱遜在談到使用經濟學理論來解釋歷史時，給予馬克思以充分的肯定；比爾德敬佩馬克思的博學和思想的敏銳；肖特威爾同樣認為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有價值的；貝克是這一學派中非議馬克思最多的人，儘管這樣，他對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還是推崇的，他承認，“作為對最近千年的歐洲歷史的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最有啟發性的”，甚至是“唯一鮮明的解釋。”

這一派別畢竟是在美國資本主義大踏步發展過程中誕生的，那時的美國沒有歐洲那種工業化所帶來的嚴重到足以危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問題；而且那時作為本土化的哲學實用主義，已經取代了過去在美國占據主導地位的黑格爾等人的歐洲的哲學。在他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法則恰是對黑格爾的繼承，因此他們既不信奉馬克思的歷史法則，又不接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未來的預言。魯濱遜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不是很具體，他只是指出馬克思的理論被馬克思及其追隨者濫用了。比爾德提出，並非任何一種歷史的經濟解釋，都必須用於馬克思的革命目的，它也可用於相反的目的。

問題在於馬克思的歷史法則的當然推論是資本主義滅亡的命運，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貝克在這個問題上反對馬克思是非常激烈的，他不願看到革命的發生，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共產主義革命是可以通過人的自覺作用而促進或阻止的，在這方面我從屬我的階級和盡最大努力去阻止它。”需要指出的是，貝克的這種觀點是由其資產階級的立場決定的，他本人都承認，“我是一位教授，那就是說是資本主義的工具，正是資本主義支持了我；因此為什麼我不應該為我的階級和我自己的利益戰鬥呢”。可見，魯濱遜學派對待馬克思態度的程度還是有差別的。

歷史學的新舊劃分的合理性分歧

歷史學的新舊劃分和研究歷史的方法

魯濱遜是主張史學有新舊之分的，這在《新史學》中多處出現。巴恩斯也是主張歷史學有新舊之分的，在其許多著作中都有反映。倒是其他人採取了另外的說法，比爾德在批評蘭克史學時說：“蘭克，一個德國的保守主義者，在法國革命的風暴和壓力之後寫作，那些為了革命而寫的歷史著作或者充滿革命宣傳內容的歷史書，他是厭煩的。······蘭克所屬於的德國統治階級，在1815年安定中獲得喘息，希望得到和平以鞏固其地位。而寫出冷酷、真實和不被時代激情所擾亂的歷史，最能有助於不願被擾亂的人們的事業。後來這一套話語被固定在自然科學的偉大概念中——冷酷中立勝過物理世界的材料和力量。······但是人們的思想和興趣在不斷運動著，保守主義和科學思想的奴役受到了批評，也被形勢的發展打破了。”這裡的“保守主義”與“舊”的思想和傾向是同義語。而貝克則說：“把歷史學家分為舊的和新的既非常不合適又毫無意義。此外還有其實際困難。”還說：“我不要求歷史學家去寫新史學而不是舊史學，去寫心理學的歷史而不是政治的歷史；我只要求他寫一本關於他感興趣的好書。”可見，貝克在這個問題上與學派的其他成員是相對立的。不過，貝克似乎更是針對巴恩斯的。巴恩斯寫過《史學史》和其他一些論述史學的著作，其中充斥著“新史學”和“舊史學”字眼。貝克批評巴恩斯的《史學史》道：“保守的史學家在這本書中扮演著配角，對此不敢苟同。我拿不準在人群中是否碰到過這樣的人，按照定義，保守的史學家似乎是膽怯的、文雅的教授，······對政治、軍事和外交史感興趣，沒有意識到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影響，大大誇大了個人對歷史的推動作用。我有點困惑的是，巴恩斯先生自己在外表上，儘管不大被描寫成膽怯的，也不被理解成為害怕失去工作；然而當關鍵時刻，他在其它方面倒是保守的。我似乎記得，在《世界戰爭的起源》中，他專門敘述了政治和外交事物，結束的時候提到四個人，以為他們的惡毒的行為應對引起戰爭負主要責任。更讓我迷惑的是，儘管從巴恩斯先生關於‘新史學’的一般討論中，我們應該想到實質上在二十世紀以前的史學家都是保守的，然而我在他的書里驚異發現，沒有幾個史學家嚴格地屬於保守的。相反，在《社會和文化史》和《德國史》的章節里，我發現了證據，使我認為新史學至少和伏爾泰一樣古老，上兩個世紀大多數最有名的歷史學家完全集中興趣於政治史或明顯誇大個人對歷史的推動作用。”他為“舊史學”辯護道：“正是在一個時代里，社會的主要問題就是政治和立憲問題，革命主要是為了建立一種怎樣形式的政府，為了建立一種保護個人政治特權和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的憲法。按照詹姆斯·哈威·魯賓遜看法，用歷史學‘對現實發生影響’，‘按照進步的利益而利用過去’，這些正是新史學家和所有的史學家要做的，如果政治史學家不這樣做，那么他們還能做什麼呢？難道弗利曼在他的時代里不是一個新史學家嗎？”顯然，貝克利用巴恩斯和魯賓遜的邏輯矛盾，否定了他們對史學家進行“新”、“舊”劃分的合理性。

關於採用什麼方法研究歷史，前期他們都主張對歷史進行綜合的研究，但事實上每個人的重點是不同的。對於比爾德的歷史的經濟解釋，海斯是有微詞的，“我們大學研討班的環境和狹隘的特別訓練，一定解釋了為什麼研究美國邊疆的如此多的青年學者，忽視了它的更加廣闊的聯繫和淡化比較研究。甚至我們中間數量日益增長的經濟決定論，越來越傾向於在獨特的美國事情中尋求證據。”他反對這種單一的方法，主張用文化或社會的觀點解釋歷史，“我希望曾經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對歷史研究和寫作產生過刺激性和有價值影響的‘經濟解釋’，現在由更廣義的‘文化解釋’加以限定和補充。”

貝克也對巴恩斯的跨學科研究歷史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說：“懂得地理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和倫理學的新科學，或者它們中的一部分，可能的確是有用的。但是，系統掌握如此之多的原理，並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它要求有百科全書或等同於百科全書的腦子。巴恩斯教授就有這樣的腦子，他獲得了這種綜合的知識，很好地利用了這些知識。我希望他現在仍然很好地使用它，寫出新的歷史而不是寫更多的文章和書去告訴我們如何寫新的歷史。”可見，貝克批評巴恩斯的觀點，是從巴恩斯理論建樹多而實際突破的。

另外，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貝克還批評了巴恩斯的史學史研究。他指出巴恩斯《史學史》出於某種目的而遺漏了一些史學家。“我要說，一定有大量的史學家他沒有提到，甚至我想說有許多他都沒聽說過。然而相對來說，他畢竟選擇了一些；假如按時間來看，為了一個明確的目的，就會有不適當的限制。”把科學知識套用於創造美好的社會，對此，巴恩斯保持著熱烈興趣，他深信，如果使用歷史學加以正確理解，就可以更好認識現實困境的原因；因此他相信，歷史學家只要完全從泥古中解放出來，並用其知識影響現實社會問題，就更能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按照巴恩斯的目的，“史學史就是評價歷史學家對現實知識的貢獻。”貝克指出，巴恩斯的這一要求過於苛刻了，因為事實上“沒有什麼人致力於有用的知識，倒是有如此之多的人傾向於《周六晚郵報》上時髦的、關於社會科學的通俗作品”結果巴恩斯大失所望，對歷史上所謂的“保守主義”史學家大肆討伐而又無可奈何。貝克說：“巴恩斯容易被激怒。這是其品質中的一個缺點。他僅僅是個優秀和有學問的討伐者。······這種氣憤，部分地、隨便地、不時地隨著對‘保守史學家’——一種在詹姆斯·哈威·魯濱遜時代之前被認為處在繁榮狀態、泰然自若、還沒有完全過時類型——的輕蔑和無禮議論所緩解。”巴恩斯認為，史學史的寫作應該“完全忘記歷史學家對現在知識的貢獻，從整體上關注在他們自己時代文化模式中的作用，這些是值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史家應該主要關注肖特威爾教授愉快稱之為的人類的漸次的‘時代的發現’，或更廣泛地說，關注涉及在一些風氣條件下人類思想領域，和品質在時空上的漸次擴展。”顯然，貝克對巴恩斯的這些做法非常不滿。

同時，貝克還批評巴恩斯將史學與其文化背景相結合進行分析的做法。應該說，巴恩斯的《史學史》是頗有特色的：它注重對史學的整體研究，即使是對史學家個體的研究也是納入這個整體的，例如在《第七章社會與文化史的興起：理性主義的發現和成長的年代》中，首先揭示了歐洲擴張對歷史著作的一般影響，然後分析了理性主義與歷史著作之間的關係，接著論述了伏爾泰及其後繼者、蒙德斯鳩學派、盧梭的原則，然後又談到通史、編年史和歷史進步理論問題，這樣對理性主義史學的研究成為分析與綜合、局部與整體相結合的了。它的另一特點是略古詳今，全書古代和中世紀差不多占五分之一，而近代和當代各占五分之二。總之，這本書所體現出來的慧識在那個時代是絕無僅有的。儘管這樣，貝克還是以頗為譏諷的口吻說：“‘文化背景’的特徵和根據背景的‘歷史寫作主導線索’的說明，儘管大部分滿足了作者的目的，然而還是簡要的，應該說有點兒草率；它沒有對本書的主旨起作用。書的絕大部分關注巴恩斯先生非常感興趣的事情——也就是說，關注‘注意史學家的貢獻’和‘假設歷史科學中所具有的一些進步’。畢竟依據現代標準和技術評價歷史學和歷史學家的價值，是這本書的原則性目標，並且這畢竟是巴恩斯先生做得最好的。也許由於太多的史學家被提到，因此有的時候著作退步為人名目錄……特別是後面幾章里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巴恩斯先生知道得太多了，當人名開始在其記憶中瀰漫的時候，他自己的判斷躲到雲後去了……就像我一樣，不被巴恩斯先生輕易貶低的有學問的人，將會隨處發現錯誤或有問題的判斷。”貝克對巴恩斯的批評，幾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