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麗榮留王

高句麗榮留王（？—642年），即高建武，在位時間為618年—642年。是中國古代東北少數民族政權高句麗王國第27任君主，高句麗平原王之子。

高句麗第二十七代王榮留王高建武即位後曾極力試圖彌合與中原王朝的關係，前期亦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因為唐毀其境內隋陣亡將士之京觀，令榮留王懼怕中原王朝會再次討伐轉而興建千里長城以拒王師，此舉無疑使高句麗與中原王朝業已冰釋的關係再生罅隙，斷送了其在位前期的努力成果。千里長城的修築也讓唐朝警覺其有不軌之意圖，於是派遣陳大德赴高句麗刺探情報，為倘若戰端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做以前期準備。榮留王后期，因其對唐政治態度的轉變，為高句麗最終與唐發生戰爭埋下伏筆。反而是權臣蓋蘇文在榮留王期間堅持與唐修好的態度，重啟了榮留王后期的對唐朝貢。君臣間政見的不合加劇了雙方的矛盾，對政治權力的爭奪失敗導致了榮留王的被殺。

基本介紹

• 本名：高建武
• 別稱：高句麗榮留王
• 所處時代：隋唐
• 民族族群：高句麗人
• 去世時間：642年
• 主要成就：中國古代東北少數民族政權高句麗王國第27任君主

生平

榮留王於618年——隋朝滅亡和唐朝建立之年登基。榮留王對唐朝和百濟，都實行和解政策。曾派人去長安索要道教經典。榮留王晚年和他的大臣們想計畫除掉一些高句麗內部頗有勢力的將領，並準備第一個幹掉對其王位最有威脅的淵蓋蘇文。不料榮留王的計畫被淵蓋蘇文得知。榮留王和他的大臣們都被淵蓋蘇文殺死。榮留王的侄子高寶藏被立為高句麗王位，淵蓋蘇文攝政。

624年，唐高祖遣前刑部尚書沈叔安往冊高建武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

對中原王朝的關係

前期與中原王朝關係的彌合

隋末，隋煬帝因三次舉兵征伐高句麗而使國內生變，群起反叛，最終導致王朝易主，而就在隋朝覆滅的之際，戰爭的另一方，高句麗嬰陽王也在該年薨逝，糾葛的仇敵雙方幾乎同時退出了歷史舞台，作為後繼者，中原政權的唐朝和高句麗繼任的榮留王當務之急皆是整頓國內問題，鞏固政權穩定，都不願將戰爭的陰霾繼續延續下去。尤其是作為藩屬國的高句麗，為了儘早緩和與宗主國的關係，必須首先拿出積極態度，彌合與中原王朝的裂痕，而這個歷史使命便落到了新繼位的榮留王的身上。

名高成，是前王嬰陽王高元（一雲高大元）異母弟，250嬰陽王在位二十九年而未立太子，文獻亦未載其無嗣，想必榮留王以兄終弟及的方式繼位必然有著極深的政治原因。嬰陽王末年，高句麗雖然以向隋“遣使乞降”和送歸隋朝叛臣斛斯政為條件，獲取了隋煬帝的諒解，但嬰陽王仍不肯遵從隋煬帝入朝召見的旨意，表現了其保持著警覺和敵視隋朝的態度。顯然，這與高句麗此刻“國亦困弊”，希冀儘快恢復和平環境的政治需求是不相匹配的。高句麗貴族集團迫切及早解決外憂，以騰出精力穩定國內矛盾，恢復經濟生產，以防止威脅其政治統治的事情發生。而嬰陽王的態度則與此刻的政治需求相悖，這當是嬰陽王逝世後，其子嗣系統未能獲得支持繼位的重要原因。在與隋達成和解後的四年時間裡，嬰陽王在位未有任何載記，暗示著其王權的旁落，顯然其已經失去了國內貴族的支持和擁護，其支系的失勢也是在所難免。而榮留王繼位伊始，隋因亂失國的教訓極大刺激著這位新任君主，所以面對中原王朝，便展開了與嬰陽王截然相反的政策態度，積極遣使入唐朝貢，謀求與宗主國恢復的良好關係。

縱觀榮留王在位期間，共入唐朝貢11次，而其中有9次是於其在位的前十二年，也就是說，榮留王與唐頻頻示好基本都集中於其在位的前期，而後期在位的十三年里一共才使唐2次。從其在位第十二年（629）派出入唐朝貢使節後，長達十一年後才重新再派世子入朝，而且，自在位第十四年（631）春二月始，長達近十年的時間再無與唐發生來往。那么，是什麼原因造成榮留王與唐的交往驟然降溫，而且前後反差如此之大呢？

對唐態度的轉變

榮留王對唐態度的逆轉，源自於貞觀五年（631），唐太宗“詔遣廣州都督府司馬長孫師往（高句麗境內）收瘞隋時戰亡骸骨，毀高麗所立京觀。”[2]唐朝此舉，無非是宣撫國中戰歿家眷的一種姿態，告慰死者，當然，亦有震懾高句麗，重塑宗主國威嚴的意圖。但如果認為這是向高句麗宣戰的訊號，則是榮留王驚弓之鳥的想法。因為，直至十年之後的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在與刺探高句麗情報歸來的職方郎中陳大德關於如何處理高句麗的態度時仍表示，“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凋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1]243可以看出，當時的唐朝國內仍舊民生“凋瘵”，唐太宗“不欲勞之”的態度，實則反應出直到此刻唐尚沒有兵伐高句麗的意圖和必勝的把握。而十年之前的這一舉動卻被榮留王錯誤的理解，使其“懼伐其國，乃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此後，榮留王便斷絕了與唐朝的頻繁交往，直到貞觀十四年（640）才又派出太子高桓入唐朝貢，恢復與唐的往來。

榮留王築建長城以御唐，顯然是表現出對宗主國的再次背離與對峙，將十餘年努力修和的與唐關係重新拉入冰點，這種與唐關係的驟然變冷，顯然是不符合高句麗貴族階層此時利益訴求的。是時，唐朝捭闔四方，國力蒸蒸日上，海東三國都需依託中原王朝的支持，以在相互對峙中獲得最大的優勢，此時與宗主國背離，只會加劇高句麗國內統治的矛盾，惡化其外部環境，在對外關係上處於劣勢。所以，榮留王的舉措定然遭到有卓識政治眼光的高句麗政治家的反對，而這位當權的政治家便是泉氏家族的蓋蘇文。傳統觀點認為，蓋蘇文一直是秉承對唐態度強硬，造成高句麗與唐關係惡化的罪魁禍首，然而，學者劉炬先生在《蓋蘇文抗唐政策的形成及起因》中卻有著精準的分析和闡釋，那就是“蓋蘇文執政後，並非一開始便執行一向與唐朝對抗的政策，相反，他是盡力緩和與唐朝的關係。唐麗對抗局面的最終形成，有其客觀必然性，”是政治形勢發生變化才導致蓋蘇文對唐態度的最終轉變，而在榮留王時期，一心試圖改善與唐關係的恰恰是蓋蘇文本人。

對於蓋蘇文為何在後來由親唐變成抗唐，劉炬先生的論文中闡述得也比較透徹，即源於領土糾葛矛盾的不可化解和唐對高句麗存在潛在威脅的警覺。而且，還分析了蓋蘇文在敵友的選擇上經過了慎重的權衡。[3]筆者深以為是，這裡不再累述，僅在其論證基礎上再做以延伸和補充，那就是新羅靈活而詭詐的外交手段，是激怒蓋蘇文，使其改變既往對唐策略的一個重要原因。百濟和新羅，都是與高句麗同處朝鮮半島上相互角逐的勢力，在隋麗戰爭期間的表現卻大相逕庭。作為高句麗宿敵的百濟，其王扶餘璋表明雖遣使隋朝，“請討高句麗”，然而實際上卻暗與高句麗“潛通”。在隋軍渡過遼水進入高句麗境內作戰時，百濟則“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1]249可見，百濟深諳唇亡齒寒的道理，並未真正出兵助剿高句麗，只是處於觀望態度，隨時關注戰爭局勢的變化。與百濟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曾為高句麗屬國的新羅，作為曾經的政治盟友和歷史上受過高句麗庇佑恩惠的一方，卻不僅背離高句麗，還於高句麗首尾不能兼顧之際趁火打劫。新羅早在隋征高句麗之前的大業四年（608），就“欲請隋兵以征高句麗，”[1]60表現出早有借中原大國翦滅高句麗的意圖。在隋麗戰爭爆發期間，新羅更是趁機出兵侵占高句麗“地五百里，其城邑皆據之。”[1]255所以，高句麗國內對於新羅的憎惡之情極為高漲。蓋蘇文在弒殺了榮留王之後，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爭取國人的政治支持，勢必要“用開疆拓土之功來樹立個人威望，進而鞏固泉氏政權”。[3]其選擇的目標，無論是從國內輿情還是政治態勢來看，新羅必為不二之選。然而，新羅正是抓住中原王朝意圖保持海東地區局勢穩定的心理，展開狡詐的外交手段，以唐朝為後盾，時常以受害方的身份博取宗主國的政治同情，私下裡又動作不斷，頻頻在高句麗和百濟之間製造事端，使高句麗被迫就範。[1]254-255可以說，新羅以成功的外交手腕，將唐朝和高句麗這樣的大國玩弄於股掌之間，最終引發了唐朝介入海東地區的軍事爭端，在混亂中坐收漁利，完成了對半島南部的領土兼併和對敵國的肅清。

榮留王死因分析

君臣矛盾

榮留王后期，即貞觀十四年（640），中斷十年的對唐朝貢再次重啟。那么，是誰重新開啟了與唐交好的政策呢？從後期文獻來看，顯然不是榮留王的本意，當是受國內利益集團的脅迫，而不得已為之的舉措。史載，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以高句麗太子入唐朝貢，唐朝一方予以答勞為藉口，深入高句麗境內刺探情報。、[1]253而陳大德作為天朝使臣，來到高句麗受到的境遇卻有著巨大差別。陳大德“與其王見，乃盛陳兵甲”，這種儀仗不是因為榮留王重視唐使，而是“蓋懼中國而自強”的表現，明顯折射出榮留王心中對唐既厭又怕。與榮留王桀驁態度相反，其國大對盧對待陳大德則是“三至館，有加禮焉。”[4]能夠看出作為高句麗貴族集團代表的大對盧，卻是順應歷史潮流，極力想通過陳大德的到訪，挽回和修好與唐的冷淡關係。據分析，此時的大對盧正是泉氏家族的蓋蘇文。蓋蘇文家族自隋麗戰爭期間便秉持著大對盧的要職，蓋蘇文亦是在其父手中接任了該職，成為把持高句麗國政的重要人物。[1]549蓋蘇文是在發動政變，弒殺榮留王而立高藏後，創立了莫離支一職任之。所以，在榮留王時代，蓋蘇文的職位就是大對盧。筆者亦贊同此說。

弒君事件

千里長城的修築無異於是在高句麗與唐朝之間劃開一道極深的裂痕，這道裂痕時刻提醒著雙方敵對狀態的保持。文獻中記載，該工程“凡一十六年畢工”，[1]252“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2]這其中固然有工程量浩繁的因素，才使得歷經16年時間方能完工，但筆者認為不能排除千里長城的築建是隨著唐麗關係的變化而時斷時續進行的。在貞觀五年（631）毀京觀事件發生後，榮留王開啟了千里長城工程，十年時間再未與唐交往，這階段工程當是一直在延續的。而到了貞觀十四年（640），在大對盧蓋蘇文的努力下，高句麗再次重啟入唐朝貢後，[3]該工程應當是被暫時擱置的。此刻可以看出，榮留王只從保全自身王位出發，未從大局考慮高句麗需要仰仗中原王朝的政治支持，所以，在對待唐使陳大德的態度上與大對盧蓋蘇文是迥然不同的。由此，便可窺視出榮留王與大對盧蓋蘇文巨大的政治分歧。為了鞏固自身王位和爭奪政治權力，貞觀十六年（642），榮留王不惜再啟千里長城工程，而為了進一步排擠蓋蘇文對權力的把持，則異想天開的意圖將蓋蘇文調離出國都權力核心區域，到西部邊境去主持監工長城修築，此舉必然加速了蓋蘇文泉氏家族與榮留王之間的矛盾。相信該政令當是遭到了蓋蘇文的抵制，並未真的成行，因為從後來的政變發生來看，蓋蘇文並沒有離開國都，遠赴西蔽。而該事件必然加速了雙方決心剷除對方的行動。就在此年，對於蓋蘇文，高句麗“諸大臣與建武議欲誅之”，[2]然而，事情的結局卻是謀殺蓋蘇文之事泄露，榮留王高建武反被蓋蘇文所殺，可見，蓋蘇文此時的勢力和代表的利益集團在高句麗國內是占有優勢地位的。

藉此，千里長城工程在此刻當是處於停滯狀態的，而到高藏王時期，唐麗間要爆發戰爭日趨明顯之時，才又重新開啟。所以，到了高藏王四年（645）才勉強竣工，因為此時戰端已開，高句麗已然沒有時間和精力再將工程進行下去了。

評價

榮留王繼位於國家交困之際，當政之初也曾勵精圖治，努力彌合與中原王朝間的關係，前期亦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然而，因為唐拆毀隋陣亡將士京觀，給了榮留王一個錯誤的訊息，認為唐有為前朝雪恥復仇的意圖，而驟然改變了對唐態度，尤其是千里長城的修築，斷送了其前期挽回和緩和與中原王朝關係的成果，造成了高句麗與唐的相互猜忌和罅隙的深化，反被新羅巧妙的利用了這種政治變化。儘管後期，身為大對盧的泉氏蓋蘇文恢復了與唐的朝貢關係，但君臣政見的不合，尤其是試圖通過調離蓋蘇文遠赴麗唐邊境監工千里長城的修築，意圖將其排擠出權力核心，此舉無異於逼迫蓋蘇文在權力鬥爭中就範，加速了泉氏家族弒君奪權的步伐。榮留王之死，顯然並未立即引發唐朝的震怒，在其被殺後，唐朝方面僅對其死表示了哀悼，卻並未馬上譴責蓋蘇文的忤逆行為，反而是在次年中旬，才見有對該事件的不滿情緒，[1]255蓋因此時高句麗與新羅的戰火已一觸即發，而唐朝在高句麗與新羅之間已然將政治天秤傾向了新羅，由此才會直到政變第二年才對此事件表態，因為此前的蓋蘇文為親唐派，而榮留王則為力主修築長城的御唐派，蓋蘇文的政變契合了唐朝的政治利益。然而，隨著高句麗對新羅軍事行動的明朗化，其對唐調停態度的不遜才是唐舊事重提，譴謫蓋蘇文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