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外界評價,
人物經歷
自幼受到維新變法思想的薰陶，唯讀了兩年私塾（1903－1905）就開始接受新式學校教育。他1911年冬畢業於涿縣私立養正國小，翌年考入天津南開中學，1915年畢業，為該校第七界畢業學生。同班同學有黃鈺生（子堅）、孔繁需（雲卿）、陳汝良（范有）等人。在學校期間與孔、黃二人共同創辦三育（德、智、體）兢進會，後改名為敬業樂群會。在組織學生團體開展活動中同低兩班的周恩來相識。1915－1917年在南開學校高等班學習。在南開期間，柳猗先生一方面接觸到許多新知識、新思潮，形成了歷史在不斷進步的觀念。另一方面，有深受宋明理學的影響，以慎思明辨、養心節慾的原則律己，反對知而不行、沽名釣譽。他在日記里寫道：“一人做一件事只有問所行合乎義禮否，名在所不及。及名斯下矣。斯為名而做非為事也，是即為名之奴。趨人至此者莫過於學校之考試”（1915年1月1日）。 1917年柳猗先生赴美留學，入衣阿華州著名的葛林乃爾學院（Grinnell College）主修哲學，副修歷史，獲學士學位。1920－1922年間，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深造。自認為在美五年收穫最大之處在於“國家觀念日漸真切”。1922年5月先生攜藏書250冊與同學摯友孔文卿赴德，開始了新的留學生涯。他在“家有變，國有變，世事有變”的情況下，堅持“一息尚存，還是乾”，用“量要兼人，思要兼人，志要兼人，愛要兼人”的箴言鼓勵自己，要“大小在地面印個印再走，決不負此餘生”。在德期間，他結識了不少留德學生、學者，如陳寅恪、俞大維，而且與周恩來重新建立了聯繫。他還利用假期徒步旅行，訪問德國的農村和中小城市，考察風土人情，同許多德國的知識青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先生在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歷史達六年之久，與1928年4月回國。
回國後，先生歷任南京中央大學講師、副教授（1929－1930）；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1930－1937）；昆明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1937－1945）兼代系主任；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46－1952）；外文系教授兼圖書館長、天津市歷史博物館館長（1952－1963）。
柳猗先生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治學嚴謹，誨人不倦。他講授西方哲學史二十餘年，開設過的課程有美學、哲學概論、柏拉圖、邏輯、德文等，在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美學史等方面造詣很深，而且注意中外哲學的比較和貫通。早在美國求學期間，他就提出“誠則明”的觀念，“蓋誠者聚精會神之變像也，誠之至則精神凝結成一點，如物理之Focus（焦點）。然此點小可小於電子，大可以塞宇宙六合，此點之大小與一人成功之大小做正比例。此點愈增大則所見物愈明，見物愈明，則無不明，早無不知，無不能；無不知無不能則無不成也。反之，所見愈暗則所見者愈暗，至其極也則皆不可見。皆不可見則無物也。易曰不誠無物，蓋即指此”。到德國後，他的這種強調主觀能動性的觀點，與叔本華、尼采的意志論相結合，更有所發展。他聽一位德國教授講現代哲學——尼采課後說：“他講得並不特佳”，“可我聽得神靈飛動”。現代哲學講Georg Simmel，“我聽得入神”。他強調學哲學要融會貫通，把大師們的方法同自己的心性修養結合起來。“一生的事什麼叫晚？耳聰目明，心境活波。什麼是老？滴一點汗，得一粒珠，何事來不及？沒回感爾感何自來？只要做便有成。”他把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落實到“作”、“行”，這很可能是後來較容易的接受實踐觀點的一個重要原因。柳猗先生在國外留學達11年之久，精通英、德兩種語言，回國後又長期從事西方哲學的教學工作。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了解透徹，感情很深。先生的美學觀點同他的哲學觀點一樣具有實踐色彩，在討論“天才”問題時，他認為天才不是天生的，天才也不完全時社會環境的產物，天才更不能簡單的視為非常態（瘋子），而應該把天才與創造聯繫起來。創造的前提時靈感，有靈感方才有創造，實現創造的條件有三：(1)富於經驗，深於情感。（2）善於表現。（3）巧於成形。“如果一位藝術家真正能夠具備以上三者時，我們才承認他是天才。”
柳猗先生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好教師，留下的數十本講稿、筆記、大綱是他認真備課的最好證據。多年來他一直使用梯利（Frank Thilly）的《哲學史》（History of Philosophy）作為教材，此書內容充實，條理清晰，立論允當，參考書目完備，是一本質量較高的教科書。德國著名哲學家文德爾班的《哲學史》是他案頭必備的參考書。他認為此書不按編年順序，而以問題和概念的形成和發展為主線，有助於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先生特別注重認學生讀哲學大師們的原著，強調要讀懂、讀通。並用自己的語言複述大師們的思想，寫出讀書報告。他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多數學生的作業、考試成績為六七十分上下，80分以上者鳳毛麟角。在學術上，他對自己的要求也很嚴格，不斷的剖析自己。他常常說：“我學了十多年，教了二十多年的唯心主義哲學，但是並未學通，沒有形成自己的體系，不能成一家之言。”他反對那些故弄玄虛，用拼湊的方法硬要構造體系的國內學者，斥之為“馬戲團中耍碟子”、“玩弄概念”、“不過是些銀樣臘槍頭”。他認為自己的唯心主義未能學到家是因為“唯心主義的最後一道關，肯定超驗力量的存在，神的存在，我過不去”。他說：“我十歲時，家裡成立了一所國小，在開學的那一天，我父親把家裡供的那些神祇牌位，灶王、財神等拿來一把火升了天。這給我很深的印象。從此我同神絕了緣，。進南開中學時有人向我布教，要我皈依基督耶穌，我當場拒絕，認為是對我的侮辱。無神論者很難把唯心主義學到家。離德前，我已轉向當地比較流行的新實在論。唯物論我是不會一下子就接受的，我所知道的唯物論－機械唯物論在我看來過於簡單不足以服人。我就是這樣半信半疑地回了國，又半信半疑地教了二十多年唯心主義哲學。” 抗日戰爭中、後期，先生的注意力逐漸轉向學科建設和學校建設。1942年與黃鈺生、陶雲逵等人開始籌備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計畫“以邊疆人文為工作範圍，以實地調查為進程，以協助推進邊疆教育為目的。”恰好雲南地方當局擬修建由石屏通往佛海的鐵路，需要了解沿線地理環境和社會實際經濟等方面的情況。先生與繆雲台等人聯繫，獲得鐵路方面的資助，由該室負責調查有關情況。著名人類學家陶雲逵教授主持業務工作，並參與出版《邊疆人文》雜誌事宜。他事必躬親，從籌集經費，擬定計畫，組織人力，撰寫工作總結，直至印刷，裝訂刊物，無不灌注了心血和汗水。與此同時，他還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南開文學院的重建工作，為延攬人才，添置圖書設備、組織搬遷而奔波操勞。到1947年底，文學院已初具規模，設中文、外文、歷史、哲學四系，共有教師47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1人，其中如羅大綱、卞之琳、李廣田等均為一時之先。學生達169人，開設課程65種。柳猗先生強調要在師生之間養成一種良好的風氣，“也就是說我們要重質不重量，以達成南開家庭學校固有校風。”為了給教師一個良好的教學、科研環境，柳猗先生精心策劃，設立了文學院教師閱覽室，實為日後校圖書館教師參考室之雛形。
柳猗先生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在全國解放前後有了重大變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堅持自己的愛國主義立場。但不願參與政治活動，回國後他雖然曾在國民政府中央監察院任職，結識了不少“黨國要人”，但他從未加入國民黨。“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的觀念對他影響很深，在中學時代結交的周恩來同志，他認為是個人才。他敬重周恩來同志的為人，並沒有同共產黨的組織聯繫起來。從1948年起，他開始收到《華商報》。這是一份我黨在香港辦的報紙。通過這份報紙，黨的方針、政策和活動逐漸對他產生影響。天津解放前夕一位地下黨員請他注意保護學校財產，把圖書放在安全的地方。這是他第一次同黨發生直接的、工作上的接觸。他曾問過這位地下黨員，“大城市是萬惡之藪，黨不會腐化吧？”他自己說：“我同黨的關係就是這樣，從關心與缺乏信心開始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這一系列政治運動使柳猗先生逐漸對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有了認識，開始注意到同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劃清界限。1957年9月，他在入黨申請書中寫下了這樣的話：“百餘年來中國人包括多少像我這樣的知識份子夢寐以求的是什麼？民族的獨立，國家的富強；不要的是什麼？不當俎上肉，不當亡國奴。百餘年來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後繼，夢寐求之，求之不可得，忽然得之於頃刻之間。這個奇蹟的完成者不是別人，恰恰是無產階級的人們――中國共產黨。” 言行一致，身體力行是柳猗先生思想作風的一個重要特點。他在院系調整之後接受了圖書館館長的職務，傾其全力投入了圖書館建設。在經費拮据、人力不足、干擾重重的情況下，他慘澹經營，努力開闢圖書資料的來源，擴大館藏，注意在實際工作中提高工作人員的素質。他不僅注意對我國傳統典籍的收藏，而且較早的與市圖書館實行分工採購。南開館著重收藏地方志與清人文集，使館藏具有特色。對於外文書刊，他特別注意工具書的建設和期刊的選購。南開圖書館工具書閱覽室在國內名列前茅是同他所奠定的基礎分不開的。在管理工作方面，從采編、排卡、上架到書庫的清潔衛生、書刊的流通借閱，每一個環節他都注意檢查，不允許出現紕漏，以保證這個龐大的體系正常運裝，有效地為教學科研服務。在圖書館工作的11個年頭裡，他以淵博的知識，謙虛的態度，嚴於律己和忘我的服務態度，博得了全體師生職工的尊敬。195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他更加兢兢業業，長期帶病堅持工作，以頑強的毅力與高血壓、心臟病、直腸癌和腦痙攣等疾病作鬥爭，直至1963年4月30日逝世。
1963年5月3日，學校為馮文潛教授舉行了追悼會。會場上擺著治喪委員會委員周恩來與鄧穎超同志合送的花圈。
外界評價
“持真理勇往直前，百鍊成鋼，對人民深化忠藎；為工作鞠躬盡瘁，一心向黨，給師生永樹風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