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宗融

馬宗融(1890年-1949年)教授、文學翻譯家。回族,四川成都市人。早年留學日本,於1919年留學法國里昂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回國,先後在上海復旦大學廣西大學任教。抗戰時任四川大學、北碚復旦大學教授,並投身於抗日救亡宣傳運動,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以及重慶回教救國協會副會長。抗日勝利後,1947年到台北,受聘於台灣大學文學院任教。因對現實憤懣,飲酒過量病重,於1949年拖著病體返回上海,於4月10日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馬宗融
  • 國籍:中國
  • 民族:回族
  • 出生地:四川成都
  • 出生日期:1890年
  • 逝世日期:1949年
  • 職業:教授、文學翻譯家
  • 畢業院校:里昂大學
人物生平,軼事典故,

人物生平

馬宗融(1890年-1949年)教授、文學翻譯家。回族,成都市人。早年留學日本,於1919年留學法國里昂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回國,先後在上海復旦大學、廣西大學任教。抗戰時任四川大學、北碚復旦大學教授,並投身於抗日救亡宣傳運動,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以及重慶回教救國協會副會長。抗日勝利後,於1947年受聘在台灣大學文學院任教,參加“大學教授聯誼會”,投身於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進步活動,參加罷教和油性請願,幫助進步學生脫險等。在台灣大學期間,因對現實憤懣,馬宗融飲酒過量病重,在大學教授聯誼會的安排下,於1949年拖著病體返回上海,於4月10日逝世。與其妻羅淑同為著名翻譯家。譯有俄國屠格涅夫的《春潮》等。
馬宗融亦是著名文學家巴金的好友,巴金先生著有《懷念馬宗融大哥》一文。

軼事典故

遊子海外歸
國心的馬宗融夫婦不顧羅世安的激烈反對,毅然於1933年回到了災難深重的祖國。馬宗融在復旦大學任教,羅世彌則在立達學園農村教育科教高中,併兼任國小部主任。回國後的兩、三年是他們最愉快的時光,也是創作、翻譯最豐收的時期。他們與許多作家成了摯友,巴金、靳以、李健吾、黎烈文、黃源等都是家中的常客。在朋友們的鼓勵下,羅世彌不僅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還根據青少年時期在簡陽的生活經歷,創作了短篇小說《生人妻》。這部作品使她一鳴驚人,一舉步入了傑出女作家的行列。小說發表時,巴金為羅世彌取筆名“羅淑”,從此羅世彌便“以這個筆名不朽了”。(李健吾《記羅淑》)。
馬宗融這一時期相繼在《文學》、《世界文學》、《文學叢報》等雜誌發表譯作。他還用了不少精力譯介外國文壇的狀況,寫了《法國的文藝雜誌》、《法國小說家雨果》、《現代法國人心中的雨果》、《巴比塞對雨果的評語》;翻譯了雨果的《巴爾扎克之死》,布拉伊的《喬治·桑、巴爾扎克與左拉》,波母的《左拉的的新評》等。他的譯介不局限於法國文學,還轉譯過托爾斯泰以及比利時詩人梅特林克等的作品。1936年6月18日,高爾基逝世以後,馬宗融翻譯了法國作家勃洛克的《一個民族的小說家》來紀念這位無產階級文學大師。作為回族人,馬宗融十分重視阿拉伯文學,他1934年在《文學》月刊上翻譯了阿拉伯作品《鳥語》,並作序介紹阿拉伯文學的狀況。
戰亂留下孤雁
1936年秋,馬宗融迫於生活壓力,攜妻女去廣西大學文學院任教,受到廣西當政者黃旭、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敬重。但羅淑很反感應酬,加上此時正是她創作高峰期,因此十分留戀上海。她堅持要到上海或杭州去寫作,然而,此時她已身懷有孕。捱到1937年夏天,馬宗融剛將妻女送到上海,“8·13”爆發了。他們只得分別輾轉回到故鄉成都。
回到家鄉以後,馬宗融在四川大學教書,先與周文一起籌建文藝界抗敵工作團,未果,隨後便與李劼人、朱光潛、周太玄、羅念生等人發起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羅淑則在報上連續發表宣傳抗戰的文章。一時間,馬宗融夫婦在泡桐樹街的寓所,成了成都文化人聚首的地方。然而老天不長眼,就在馬宗融夫婦滿懷熱情地投入到抗戰文藝工作中時,巨大的災難降臨了:羅淑在生下兒子後,因患產褥熱,竟突然撒手而去。這一天是1938年2月27日。
羅淑走了,丟下孤獨的馬宗融和一對嗷嗷待哺的兒女。愛妻的去世,使馬宗融頓時像只失偶的孤雁,痛不欲生。垮了精神支柱的馬宗融,再也不願留在傷心的故土。1939年夏,他應復旦大學的聘請去了重慶,當時復旦大學遷至重慶。
在艱難的抗日戰爭歲月里,馬宗融一面教書,一面為抗戰奔忙。因為他是回族人,所以特別重視喚醒回民同胞參加抗戰。他倡議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會,在發展回族文化,加強回漢團結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這期間,他繼續完成了左拉的長篇小說《萌芽》的翻譯,卻不料送去出版時將書稿丟失了。這對馬宗融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過了很久,他才重新拿起筆,與李劼人共同翻譯了左拉的另一部作品《夢》。此後他才重又接著做他的譯介工作。1944年,馬宗融在朋友的幫助下,還自編了一本雜文集《拾荒》。這是他留下來的惟一的創作集。
馬宗融是一位堅定的民主戰士。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都渴望中國能成為和平、民主、強盛的新國家。可是內戰很快就粉碎了人們的美好願望。復旦大學遷回上海,生活卻沒有改變。學校成立了以教授為主體的“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馬宗融積極投身到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運動洪流之中。他發宣言、罷教、請願,常常提著粗手杖親自送學生回家,還把上了黑名單的學生藏在家裡。這一系列行動引起了當局的強烈不滿。1947年暑假,校方以解聘相挾,要求馬宗融立即停止民主活動,遭到了馬宗融的嚴辭拒絕。於是校方解聘了馬宗融。一位知名教授就這樣被獨裁當局趕出了復旦。
願意死在上海
離開復旦後,當年秋天,台灣大學聘用了馬宗融。離開上海時,老朋友巴金扛著箱子一直把馬宗融送到船上。在台灣,馬宗融的生活得到了暫時的改善,且有臺靜農、許壽裳、黎烈文、喬大壯等一班好友的往來,使他的心情有短暫的舒暢。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內戰的加劇,台灣的氣氛也日趨緊張,許壽裳遭特務暗殺,喬大壯被解聘回蘇州後自沉水底。這些都給馬宗融以沉重的精神打擊。更糟的是,他又患了嚴重的腎炎,渾身水腫,連站立都很困難。巴金去信勸他先在台灣把病治好,馬宗融卻回信說“願意死在上海”。於是1949年初,馬宗融讓人抬著毅然上了返回大陸的輪船。到達上海他見到巴金的第一句話便是“我看到你啦!……”
由於兵荒馬亂,回到上海的馬宗融仍沒有得到治療。病情一天天加重,拖到1949年4月10日,腎臟衰竭的馬宗融,終於在貧困與戰亂中告別了人世。馬宗融死前是很悽慘的,據馬宗融的女兒馬小彌回憶:“彌留之際,因為夜裡戒嚴,連送醫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燈光下,我和弟弟束手無策地看著父親咽氣。”
一位優秀的翻譯家就這樣在戰亂與貧困中悲涼地結束了一生。
馬宗融夫婦與巴金的友誼
馬宗融一家與巴金有著深厚的友誼。馬宗融和羅淑都是巴金最好的朋友。
馬宗融與巴金可謂一見如故。1929年的一天,在朋友索非家裡,二人初次見面,馬宗融就毫不掩飾地向巴金吐露了自己心中的秘密。從此,他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密友。33年之後,巴金在《懷念馬宗融大哥》一文中,深情地回憶了他們一生的友誼。巴金說:“他是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聽見人講我的壞話,他會跟人打架。”
羅淑認識巴金則是1935年回國後不久。羅淑視巴金為良師益友,而巴金也認為羅淑像“長姊似地把朋友們拉到她身邊”,“我們都相信她,敬愛她”。羅淑的家成了巴金和一批文化人相聚的場所。巴金在《紀念一個友人》中,還記述了他與馬宗融、羅淑生死之交的一段文字:巴金受朋友之託,冒著生命危險從日軍警戒線下帶出了一口箱子,裡面有一支手槍,一百發子彈和一包義勇軍的檔案。巴金將它們存放在羅淑家達一年之久。在那個恐怖的年代這該需要何等的勇氣!
羅淑能成為1930年代傑出的女作家,巴金功不可沒。羅淑小說大多是在巴金等朋友的鼓勵下創作的。《生人妻》寫成後,也是巴金首先在他和靳以主編的《文學月刊》上發表的,巴金親筆寫下了“羅淑”的筆名。1938年羅淑逝世後三個月,巴金就為羅淑編輯出版了第一個小說集《生人妻》,第二年6月又編輯出版了小說集《地上的一角》,1941年,巴金再次為羅淑編輯出版了小說散文集《魚兒坳》。巴金不僅為友人傾了全力,也為中國文學保留了一份珍貴的遺產。
馬宗融去世後,巴金收留照顧了馬宗融與羅淑的一雙兒女。幾十年過去了,巴金還懷著“欠債”的心情寫下了紀念馬宗融的散文《懷念馬宗融大哥》。巴金說:“我看見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在他身上閃閃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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