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馬宗融大哥》是現代作家巴金創作的一篇散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懷念馬宗融大哥
- 創作年代：現代
- 作品出處：《隨想錄》
- 文學體裁：散文
- 作者：巴金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懷念馬宗融大哥
羅淑（世彌）逝世後十一年，她的丈夫馬宗融也離開了人世。他是按照回族的習慣，舉行公葬儀式，埋在回民公墓的。宗融死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正是上海解放的前夕，大家都有不少的事情，沒有人拉住我寫悼念文章。他的兩個孩子住在我們家裡，有時我同他們談過話，靜下來我的眼前便會出現那位長兄似的友人的高大身影，我忍受不了這分別，我又不能向他的孩子訴說我的痛苦，為了平靜我的感情的波濤，我對自己說：“寫吧，寫下你心裡的話，你會覺得好受些。”我過去的懷念文章大都是懷著這種心情寫成的。但是這一次我卻靜不下心來，一直沒有寫，新的繁忙的工作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時間，事情多了起來，人就顧不得懷舊了。這樣地一拖就是幾年、甚至幾十年。三十三年了！這中間我常有一種負債的感覺，仿佛欠了“馬大哥”一筆債。我想還債，但是越拖下去，我越是缺乏拿筆的勇氣，因為時間越久，印象越淡，記憶也越模糊，下筆就不那么容易。儘管欠債的感覺還常來折磨我，我已經決定擱筆不寫了。
現在是深夜十一點一刻鐘，又是今年第一個寒冷的夜，我坐在書桌前手僵腳凍。四周沒有一點聲音。我不想動，也不想睡，我願意就這樣地坐下去。但是我的腦子動得厲害，它幾十年前前後後來回地跑。我分明聽見好些熟人講話的聲音，久別了的亡友在我的眼前一一重現。為什麼？為什麼？……難道我真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就要參加他們的行列？難道我真的不能再做任何事情必須撒手而去？不，不！我想起來了。在我不少悼念的文章里都有類似這樣的話：我不單是埋葬死者，我也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不會在亡友的墓前說假話，我背後已經築起了一座高墳，為了準備給自己這一生作總結，我在挖這座墳，挖出自己的過去，也挖出了親友們的遺物。
我又一次看見了馬宗融大哥，看見他那非常和藹的笑容。他說：“你好嗎？這些年？”他在我背後的沙發上坐下來，接下去又說：“我們替你擔心啊！”多么親切的聲音。我站起來喚一聲“馬大哥！”我回過頭去，眼前只有一屋子的書刊和信件，連沙發上也凌亂地堆著新書和報紙，房裡再沒有其他的人，我的想像走得太遠了。怎么辦呢？關在自己的屋子裡，對著四壁的舊書，沒有爐火，沒有暖氣，我不能更甚地薄待自己了，索性放鬆一點，讓我的想像自由地奔跑一會兒吧，反正它（或者它們）沖不出這間屋子。於是我拿起筆寫出我“拖”了三十多年的懷念。
我第一次看見馬大哥，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際的一個晚上，當時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在雜誌上讀過他翻譯的法國短篇小說，也聽見幾個朋友談到他的為人：他大方好客，愛書如命，脾氣大，愛打不平。我意外地在索非家遇見他，交談了幾句話，我們就成了朋友。他約我到離索非家（我也住在那裡）不遠的上海大戲院去看德國影片《浮士德》。看完電影他又請我喝咖啡。在咖啡店裡，他吐露了他心裡的秘密：他正在追求一位朋友的妹妹，一個就要在師範學校畢業的姑娘。她哥哥有意成全他們，他卻猜不透姑娘的心思，好些時候沒有得到成都的訊息，一天前她突然來信託他打聽在法國工作的哥哥的近況，而且是一封充滿希望的信！他無法掩飾他的興奮，談起來就沒完沒了，不給我插嘴的機會。我要告辭，他說還早，拉住我的膀子要我坐下。他談了又談，我們一直坐到客人走光，咖啡店準備“打烊”的時候，他似乎還沒有把話說盡。我們真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關於我他就唯讀過我翻譯的一本《麵包略取》（克魯泡特金原著）和剛剛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滅亡》。
不久聽說他回四川去了。我並不盼望他寫信來，他是出了名的“寫信的懶人”。不過我卻在等待好訊息，我料想他會得到幸福。等待是不會久的，九月下旬一個傍晚他果然帶著那位姑娘到寶光里來了。姑娘相貌端正，舉止大方，講話不多，卻常帶笑容，她就是七年後的《生人妻》的作者羅淑。分別幾月他顯得斯文了，客氣了，拘束了。他要到里昂中法大學工作，姑娘去法國找尋哥哥，他們明天就上船出發，因此不能在這裡多談。我和朋友索非送他們到門口，我同他握手分別，因為旁邊有一位姑娘，我們倒顯得生疏了。
我不曾收到一封從法國寄來的信，我也差不多忘記了馬大哥。我照常過著我那四海為家的生活，帶著一枝自來水筆到處跑，跑累了便回到上海休息。一九三四年初我從北平回上海，又見到了馬大哥，這次是他們一家人，他和那位姑娘結了婚，生了女兒。我認識了羅淑，在他們夫婦的身邊還看見當時只會講法國話的小姑娘。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後，我在上海定居下來。那個時候他們夫婦住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里，我住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里，相隔不近，我們卻常有機會見面。我和兩三個熟人一個月里總要去他們家過幾個夜晚，暢談文學、生活和我們的理想。馬大哥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正在給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翻譯一本法文哲學著作，晚上是他工作的時間，他經常煮一壺咖啡拿上三樓，關在那裡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時知道我去，他也破例下樓高興地參加我們的漫談，談人談事，談過去也談未來，當然更多地談現在。海闊天空，東南西北，宇宙蒼蠅，無所不談，但是講的全是心裡的話，真可以說大家都掏出了自己的心，也沒有人擔心會給別人聽見出去“打小報告”。我和馬大哥一家之間的友誼就是這樣一種友誼。
這樣的生活一直繼續到一九三六年第四季度他們一家離開上海的時候。這中間發生過一件事情。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在廈門工會工作，因電燈公司罷工事件坐過牢，後來又到東北參加“義勇軍”活動。有時他來上海找不到我，就到開明書店去看索非，他也是索非的友人，最近一次經過上海他還放了一口箱子在索非家中。這件事我並不知道。一九三五年冬季在上海發生了日本水兵中山秀雄給人殺害的事件，接著日本海軍陸戰隊按戶搜查一部分虹口區的中國居民。索非的住處也在日本勢力範圍內，他們夫婦非常擔心，太太忽然想起了朋友存放的箱子，說是上次朋友開箱時好像露出了“義勇軍”的什麼公文。於是他們開箱查看，果然箱內除公文外還有一支手槍和一百粒子彈。沒有別的辦法，我馬上帶著箱子坐上人力車，從日本海軍陸戰隊布崗警戒下的虹口來到當時的“法租界”。馬大哥給我開了門。他們夫婦起初感到突然，還以為我出了什麼事。但是我一開口，他們就明白了一切。箱子在他們家樓上一直存放到他們動身去廣西的時候。
在舊社會並沒有所謂“鐵飯碗”。他拿到半年的聘書去桂林，不知道半年後還能不能在廣西大學待下去，也只能作短期的打算。他讓我搬到敦和里替他們看家，到暑假他們果然踐約歸來。他們作好了計畫：羅淑留在上海生小孩，馬大哥繼續去桂林教書，過一段時期他們全家搬去，定居桂林。他們把敦和里的房子讓給朋友，另外租了地段比較安靜的新居。馬大哥按預定計畫動身，羅淑定期到醫院檢查，一切似乎進行得順利。但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槍聲打亂了他們的安排，馬大哥由湖南改去四川，羅淑帶著女兒離開上海去同他會合。第二年二月他們的兒子在成都誕生，可是不到二十天母親就患產褥熱死在醫院裡面。三月初我從兄弟的來信中知道這個不幸的訊息，好像在做夢，我不願意相信一個美滿的家庭會這么容易地給死亡摧毀。我想起幾個月中間他們夫婦幾次給我寄信發電報催我早回四川，他們關心我在上海的安全。我想起分別前羅淑有一次講過的話：“這個時候我一定要趕到老馬身邊，幫助他。他像個大孩子，又像是一團火。”他們結婚後就只有這短時期的分離。她在兵荒馬亂中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趕到他面前，沒有想到等待她的是死亡，他們重聚的時間竟然這么短。我失去了一位敬愛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不想到羅淑的病逝對馬大哥是多么大的一個打擊。過去的理想破滅了，計畫也成了泡影。《生人妻》的作者留下一大堆殘稿，善良而能幹的妻子留下一個待教育的女孩和一個吃奶的嬰兒，對於過慣書齋生活的馬大哥我真不敢想像他的悲痛。我寫了信去。信不會有多大用處。誰能撲滅那一團火呢？
不久我離開上海去廣州，在轟炸中過日子，也在轟炸中跑了不少地方。兩年多以後我到了重慶，在沙坪壩住下來。我去北碚復旦大學看望朋友，在馬大哥的家裡我們談到夜深，恨不得把將近三年的事情一晚上談光。他似乎老了許多，也不像過去那樣愛書了，但還是那么熱情，那么健談，講話沒有保留，沒有顧忌，他很可能跟我暢談一個通宵，倘使沒有他第二位夫人的勸阻。夫人是羅淑在廣西結識的朋友，她是為了照顧羅淑留下的孩子才同宗融結婚的。對那個孩子她的確是一位好母親，可是我看出來在馬大哥的生活里她代替不了羅淑。一談起羅淑他就眼淚汪汪。
他一家住在學校附近，自己租的農家房屋。當時在大後方知識分子的厄運已經開始。馬大哥不是知名學者，著作很少，平時講話坦率，愛發表議論，得罪過人，因此路越走越窄，生活也不寬裕。他的心情很不舒暢。然而他仍舊常帶笑容，並不把困難放在心上，雖然發脾氣的時候多了起來。朋友們關心他，有時也議論他，但是大家都喜歡他。他真像一團火，他的到來就仿佛添了一股熱流，冷靜的氣氛也變成了熱烈。他同教授們相處並不十分融洽，但在文藝界中卻有不少知心朋友。他住在黃桷樹，心卻在重慶的友人中間，朋友們歡聚總少不了他，替別人辦事他最熱心。他進城後活動起來常常忘記了家。老舍同志知道他的毛病，經常提醒他，催促他早回家去。
他朋友多，對人真誠，在他的身上我看出了交友之道。我始終記得一九四一年發生的一件事情：他有一位朋友思想進步，同學生接近，也很受歡迎，但是由於校外勢力的壓迫和內部的排擠給學校解聘，準備去別處就業。朋友動身前學生開會歡送，馬大哥在會上毫無顧忌地講了自己心裡的話。在這之前另一位同他相熟的教授到他家串門，談起被解聘的朋友，教授講了不少壞話。他越聽越不耐煩，終於發了脾氣罵起來：“你誣衊我的朋友就是誣衊我！我不要聽！你出去！出去！”他把教授趕走了。他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沒有想到六年以後在上海他也讓這個學校（學校已經搬回了上海了）解了聘，只好帶著全家渡海，去台北。我聽見他的一位同事談起解聘的原因：上海學生開展反飢餓運動的時候，他們學校當局竟然縱容當地軍警開進校園逮捕同學。馬大哥對這種做法十分不滿，在校務會議上站出來慷慨直言，拍案怒斥。這是他的本色，他常說，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
我第一次回到四川，一九四一年初去過成都探親，不久他也來成都為羅淑掃墓。我們一起到墓地，只有在這裡他顯得很憂傷，平日他和友人見面總是有說有笑。一叢矮樹編成的短籬圍著長條的墓地，十分安靜，墓前有石碑，墓旁種花種樹，我仿佛來到分別了四年的友人的家。我的心平靜，覺得死者只是在內屋休息，我們在廊下等待。我小聲勸慰馬大哥：“真是個好地方。世彌在這裡安息多么好。”他搖搖頭苦惱地說：“我忘記不了她啊！”他拍拍我的肩頭，他的手掌還是那么有力。我向他建議將來在這裡種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以後朋友們來掃墓，在小園中坐坐談談，仿佛死者就在我們中間。他連聲說好。我也把我的想法同別的朋友談過，準備等抗戰勝利後實現這個計畫。當時誰也不是存心講空話，可是抗戰勝利後的局面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我沒有能再到成都，馬大哥也被迫遠去台北。解放後我兩次去成都，都不曾找到羅淑的墓地，今年她的兒子也去那裡尋找，才知道已經片瓦無存了。
在台北他住了一年半光景，來過幾封信要我去。他在那邊生活安定，功課不多。但是他不習慣那種沉悶的空氣。新的朋友不多；他關心上海的鬥爭，又不能回去參加；一肚皮的憤懣無處傾吐，經常借酒消愁。台大中文系主任、友人許壽裳①在自己家中半夜被人殺害後，他精神上的苦悶更大，他去看了所謂兇手的“處決”回來，悲憤更深，經常同一位好友②一邊喝酒一邊議論，酒越喝越多，身體越來越差。他病倒後還吵著要回上海，我去信勸他留在台灣治病，但是他說他“願意死在上海”。靠了朋友們的幫忙，他終於回來了。如他的女兒所說：“他帶著我和十歲的弟弟，躺在擔架上，讓人抬上了民生公司最後一班由基隆返滬的貨船。當時的上海正是兵荒馬亂，我們只能住在北京路‘大教聯’的一個聯絡站內。”③
復旦大學的朋友們負責照料他。孩子們同他住在一起。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腫，但仍然滿臉笑容。他伸出大手來抓我的手，聲音不高地說：“我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沒有聽你的話就回來了。”我說了半句：“你回來就好了。”我好不容易忍住了眼淚，沒有想到他會病成這樣。火在逐漸熄滅，躺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個“大孩子”，是一位和善的老人。當時我的心情也很複雜，我看：這次的旅行不利於他的病，但是留在台北他就能安心治病嗎？
這以後我經常去看他，然而對他的醫療我卻毫無辦法，也不曾盡過力。他一直躺著，我和蕭珊去看他，他還是有說有笑。我暗中為他擔心，可是想不到他的結局來得這么快。關於他的最後，他女兒這樣地寫著：
父親得不到適當的醫治和護理，在上海解放前一個多月就恨恨地去世了。彌留之際，因為夜裡戒嚴，連送醫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燈光下，只有兩個孤兒束手無策地看著父親咽氣。④
那天深夜我接到住在聯絡站里的復旦友人的電話，告訴我“馬大哥去世了”。我天亮後才趕到聯絡站。孩子們小聲地哭著，死者靜靜地睡在床上，大家在等候殯儀館的車子，只有寥寥幾個朋友向遺體告別。
但是在殯儀館開弔的時候，到靈前致敬的人卻有不少，好客的死者不會感到寂寞。他身邊毫無積蓄，從台北只帶回幾箱圖書。有人建議為子女募集教育費，已經草擬了啟事並印了出來，但不久戰爭逼近上海，也就沒有人再提這件事情。儀式完畢後遺體由回教協會安葬在回民公墓。孩子們起初不同意，經過說服，一切都順利解決。我也參加了公葬儀式，我後來也去過公墓。公墓在徐家匯，地方不大。兩個孩子健康地成長起來，圖書全部捐贈給了學校。一九七二年他的兒子有事情到上海，再去掃父親的墓，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麼地方。
關於馬宗融大哥我還可以講許多事情，但是對於讀者，我看也沒有多講的必要了。我們有一個習慣：寫紀念文章總喜歡歌功頌德，仿佛人一死就成為聖人，私人的感情常常遮住作者的眼睛。還有人把文章作為應酬的禮品，或者炫耀文學的技巧，信筆書寫，可以無中生有，逢凶化吉，夸死者，也夸自己。因此許多理應“蓋棺論定”的人和事都不能“蓋棺論定”，社會上還流傳著種種的小道新聞。
然而關於馬宗融大哥，大概可以蓋棺論定了吧。三十三年來在多次的運動中未見有人出來揭發他，也不曾為他開過一次批判會。他雖然死亡，但死後並未成為聖人，也不見一篇歌頌他的文章。人們似乎忘記了他。但是我怎么能忘記他呢？他是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聽見人講我的壞話，他也會跟人打架。我不想在這裡多談個人的感情。我從來不把他當做聖人。他活著時我常常批評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貢獻出來。他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拾荒》，和用文言寫的《法國革命史》（也是薄薄的一本）；還有兩本翻譯小說：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米爾博的《倉庫里的男子》，字數都不多。我知道他的缺點很多，但是他有一個長處，這長處可以掩蓋一切的缺點。他說過：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他自己是這樣做到了的。我看見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在他的身上閃閃發光，可是我不曾學到他的長處，也沒有認真地學過。過去有個時期我習慣把長官的話當做真理，又有一個時期我誠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訓，今天回想起來，真是愧對亡友。這才是我的欠債中最大的一筆。
現在是還債的時候了。我怎么還得清呢？他真應當替我擔心啊。我明白了。那一團火併沒有熄滅，火還在燃燒，而且要永遠燃燒。
現在是深夜十一點一刻鐘，又是今年第一個寒冷的夜，我坐在書桌前手僵腳凍。四周沒有一點聲音。我不想動，也不想睡，我願意就這樣地坐下去。但是我的腦子動得厲害，它幾十年前前後後來回地跑。我分明聽見好些熟人講話的聲音，久別了的亡友在我的眼前一一重現。為什麼？為什麼？……難道我真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就要參加他們的行列？難道我真的不能再做任何事情必須撒手而去？不，不！我想起來了。在我不少悼念的文章里都有類似這樣的話：我不單是埋葬死者，我也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不會在亡友的墓前說假話，我背後已經築起了一座高墳，為了準備給自己這一生作總結，我在挖這座墳，挖出自己的過去，也挖出了親友們的遺物。
我又一次看見了馬宗融大哥，看見他那非常和藹的笑容。他說：“你好嗎？這些年？”他在我背後的沙發上坐下來，接下去又說：“我們替你擔心啊！”多么親切的聲音。我站起來喚一聲“馬大哥！”我回過頭去，眼前只有一屋子的書刊和信件，連沙發上也凌亂地堆著新書和報紙，房裡再沒有其他的人，我的想像走得太遠了。怎么辦呢？關在自己的屋子裡，對著四壁的舊書，沒有爐火，沒有暖氣，我不能更甚地薄待自己了，索性放鬆一點，讓我的想像自由地奔跑一會兒吧，反正它（或者它們）沖不出這間屋子。於是我拿起筆寫出我“拖”了三十多年的懷念。
我第一次看見馬大哥，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際的一個晚上，當時我已熟悉他的名字，在雜誌上讀過他翻譯的法國短篇小說，也聽見幾個朋友談到他的為人：他大方好客，愛書如命，脾氣大，愛打不平。我意外地在索非家遇見他，交談了幾句話，我們就成了朋友。他約我到離索非家（我也住在那裡）不遠的上海大戲院去看德國影片《浮士德》。看完電影他又請我喝咖啡。在咖啡店裡，他吐露了他心裡的秘密：他正在追求一位朋友的妹妹，一個就要在師範學校畢業的姑娘。她哥哥有意成全他們，他卻猜不透姑娘的心思，好些時候沒有得到成都的訊息，一天前她突然來信託他打聽在法國工作的哥哥的近況，而且是一封充滿希望的信！他無法掩飾他的興奮，談起來就沒完沒了，不給我插嘴的機會。我要告辭，他說還早，拉住我的膀子要我坐下。他談了又談，我們一直坐到客人走光，咖啡店準備“打烊”的時候，他似乎還沒有把話說盡。我們真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關於我他就唯讀過我翻譯的一本《麵包略取》（克魯泡特金原著）和剛剛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滅亡》。
不久聽說他回四川去了。我並不盼望他寫信來，他是出了名的“寫信的懶人”。不過我卻在等待好訊息，我料想他會得到幸福。等待是不會久的，九月下旬一個傍晚他果然帶著那位姑娘到寶光里來了。姑娘相貌端正，舉止大方，講話不多，卻常帶笑容，她就是七年後的《生人妻》的作者羅淑。分別幾月他顯得斯文了，客氣了，拘束了。他要到里昂中法大學工作，姑娘去法國找尋哥哥，他們明天就上船出發，因此不能在這裡多談。我和朋友索非送他們到門口，我同他握手分別，因為旁邊有一位姑娘，我們倒顯得生疏了。
我不曾收到一封從法國寄來的信，我也差不多忘記了馬大哥。我照常過著我那四海為家的生活，帶著一枝自來水筆到處跑，跑累了便回到上海休息。一九三四年初我從北平回上海，又見到了馬大哥，這次是他們一家人，他和那位姑娘結了婚，生了女兒。我認識了羅淑，在他們夫婦的身邊還看見當時只會講法國話的小姑娘。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後，我在上海定居下來。那個時候他們夫婦住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里，我住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里，相隔不近，我們卻常有機會見面。我和兩三個熟人一個月里總要去他們家過幾個夜晚，暢談文學、生活和我們的理想。馬大哥為了一家人的生活，正在給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翻譯一本法文哲學著作，晚上是他工作的時間，他經常煮一壺咖啡拿上三樓，關在那裡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時知道我去，他也破例下樓高興地參加我們的漫談，談人談事，談過去也談未來，當然更多地談現在。海闊天空，東南西北，宇宙蒼蠅，無所不談，但是講的全是心裡的話，真可以說大家都掏出了自己的心，也沒有人擔心會給別人聽見出去“打小報告”。我和馬大哥一家之間的友誼就是這樣一種友誼。
這樣的生活一直繼續到一九三六年第四季度他們一家離開上海的時候。這中間發生過一件事情。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在廈門工會工作，因電燈公司罷工事件坐過牢，後來又到東北參加“義勇軍”活動。有時他來上海找不到我，就到開明書店去看索非，他也是索非的友人，最近一次經過上海他還放了一口箱子在索非家中。這件事我並不知道。一九三五年冬季在上海發生了日本水兵中山秀雄給人殺害的事件，接著日本海軍陸戰隊按戶搜查一部分虹口區的中國居民。索非的住處也在日本勢力範圍內，他們夫婦非常擔心，太太忽然想起了朋友存放的箱子，說是上次朋友開箱時好像露出了“義勇軍”的什麼公文。於是他們開箱查看，果然箱內除公文外還有一支手槍和一百粒子彈。沒有別的辦法，我馬上帶著箱子坐上人力車，從日本海軍陸戰隊布崗警戒下的虹口來到當時的“法租界”。馬大哥給我開了門。他們夫婦起初感到突然，還以為我出了什麼事。但是我一開口，他們就明白了一切。箱子在他們家樓上一直存放到他們動身去廣西的時候。
在舊社會並沒有所謂“鐵飯碗”。他拿到半年的聘書去桂林，不知道半年後還能不能在廣西大學待下去，也只能作短期的打算。他讓我搬到敦和里替他們看家，到暑假他們果然踐約歸來。他們作好了計畫：羅淑留在上海生小孩，馬大哥繼續去桂林教書，過一段時期他們全家搬去，定居桂林。他們把敦和里的房子讓給朋友，另外租了地段比較安靜的新居。馬大哥按預定計畫動身，羅淑定期到醫院檢查，一切似乎進行得順利。但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槍聲打亂了他們的安排，馬大哥由湖南改去四川，羅淑帶著女兒離開上海去同他會合。第二年二月他們的兒子在成都誕生，可是不到二十天母親就患產褥熱死在醫院裡面。三月初我從兄弟的來信中知道這個不幸的訊息，好像在做夢，我不願意相信一個美滿的家庭會這么容易地給死亡摧毀。我想起幾個月中間他們夫婦幾次給我寄信發電報催我早回四川，他們關心我在上海的安全。我想起分別前羅淑有一次講過的話：“這個時候我一定要趕到老馬身邊，幫助他。他像個大孩子，又像是一團火。”他們結婚後就只有這短時期的分離。她在兵荒馬亂中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趕到他面前，沒有想到等待她的是死亡，他們重聚的時間竟然這么短。我失去了一位敬愛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不想到羅淑的病逝對馬大哥是多么大的一個打擊。過去的理想破滅了，計畫也成了泡影。《生人妻》的作者留下一大堆殘稿，善良而能幹的妻子留下一個待教育的女孩和一個吃奶的嬰兒，對於過慣書齋生活的馬大哥我真不敢想像他的悲痛。我寫了信去。信不會有多大用處。誰能撲滅那一團火呢？
不久我離開上海去廣州，在轟炸中過日子，也在轟炸中跑了不少地方。兩年多以後我到了重慶，在沙坪壩住下來。我去北碚復旦大學看望朋友，在馬大哥的家裡我們談到夜深，恨不得把將近三年的事情一晚上談光。他似乎老了許多，也不像過去那樣愛書了，但還是那么熱情，那么健談，講話沒有保留，沒有顧忌，他很可能跟我暢談一個通宵，倘使沒有他第二位夫人的勸阻。夫人是羅淑在廣西結識的朋友，她是為了照顧羅淑留下的孩子才同宗融結婚的。對那個孩子她的確是一位好母親，可是我看出來在馬大哥的生活里她代替不了羅淑。一談起羅淑他就眼淚汪汪。
他一家住在學校附近，自己租的農家房屋。當時在大後方知識分子的厄運已經開始。馬大哥不是知名學者，著作很少，平時講話坦率，愛發表議論，得罪過人，因此路越走越窄，生活也不寬裕。他的心情很不舒暢。然而他仍舊常帶笑容，並不把困難放在心上，雖然發脾氣的時候多了起來。朋友們關心他，有時也議論他，但是大家都喜歡他。他真像一團火，他的到來就仿佛添了一股熱流，冷靜的氣氛也變成了熱烈。他同教授們相處並不十分融洽，但在文藝界中卻有不少知心朋友。他住在黃桷樹，心卻在重慶的友人中間，朋友們歡聚總少不了他，替別人辦事他最熱心。他進城後活動起來常常忘記了家。老舍同志知道他的毛病，經常提醒他，催促他早回家去。
他朋友多，對人真誠，在他的身上我看出了交友之道。我始終記得一九四一年發生的一件事情：他有一位朋友思想進步，同學生接近，也很受歡迎，但是由於校外勢力的壓迫和內部的排擠給學校解聘，準備去別處就業。朋友動身前學生開會歡送，馬大哥在會上毫無顧忌地講了自己心裡的話。在這之前另一位同他相熟的教授到他家串門，談起被解聘的朋友，教授講了不少壞話。他越聽越不耐煩，終於發了脾氣罵起來：“你誣衊我的朋友就是誣衊我！我不要聽！你出去！出去！”他把教授趕走了。他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沒有想到六年以後在上海他也讓這個學校（學校已經搬回了上海了）解了聘，只好帶著全家渡海，去台北。我聽見他的一位同事談起解聘的原因：上海學生開展反飢餓運動的時候，他們學校當局竟然縱容當地軍警開進校園逮捕同學。馬大哥對這種做法十分不滿，在校務會議上站出來慷慨直言，拍案怒斥。這是他的本色，他常說，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
我第一次回到四川，一九四一年初去過成都探親，不久他也來成都為羅淑掃墓。我們一起到墓地，只有在這裡他顯得很憂傷，平日他和友人見面總是有說有笑。一叢矮樹編成的短籬圍著長條的墓地，十分安靜，墓前有石碑，墓旁種花種樹，我仿佛來到分別了四年的友人的家。我的心平靜，覺得死者只是在內屋休息，我們在廊下等待。我小聲勸慰馬大哥：“真是個好地方。世彌在這裡安息多么好。”他搖搖頭苦惱地說：“我忘記不了她啊！”他拍拍我的肩頭，他的手掌還是那么有力。我向他建議將來在這裡種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以後朋友們來掃墓，在小園中坐坐談談，仿佛死者就在我們中間。他連聲說好。我也把我的想法同別的朋友談過，準備等抗戰勝利後實現這個計畫。當時誰也不是存心講空話，可是抗戰勝利後的局面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我沒有能再到成都，馬大哥也被迫遠去台北。解放後我兩次去成都，都不曾找到羅淑的墓地，今年她的兒子也去那裡尋找，才知道已經片瓦無存了。
在台北他住了一年半光景，來過幾封信要我去。他在那邊生活安定，功課不多。但是他不習慣那種沉悶的空氣。新的朋友不多；他關心上海的鬥爭，又不能回去參加；一肚皮的憤懣無處傾吐，經常借酒消愁。台大中文系主任、友人許壽裳①在自己家中半夜被人殺害後，他精神上的苦悶更大，他去看了所謂兇手的“處決”回來，悲憤更深，經常同一位好友②一邊喝酒一邊議論，酒越喝越多，身體越來越差。他病倒後還吵著要回上海，我去信勸他留在台灣治病，但是他說他“願意死在上海”。靠了朋友們的幫忙，他終於回來了。如他的女兒所說：“他帶著我和十歲的弟弟，躺在擔架上，讓人抬上了民生公司最後一班由基隆返滬的貨船。當時的上海正是兵荒馬亂，我們只能住在北京路‘大教聯’的一個聯絡站內。”③
復旦大學的朋友們負責照料他。孩子們同他住在一起。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腫，但仍然滿臉笑容。他伸出大手來抓我的手，聲音不高地說：“我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沒有聽你的話就回來了。”我說了半句：“你回來就好了。”我好不容易忍住了眼淚，沒有想到他會病成這樣。火在逐漸熄滅，躺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個“大孩子”，是一位和善的老人。當時我的心情也很複雜，我看：這次的旅行不利於他的病，但是留在台北他就能安心治病嗎？
這以後我經常去看他，然而對他的醫療我卻毫無辦法，也不曾盡過力。他一直躺著，我和蕭珊去看他，他還是有說有笑。我暗中為他擔心，可是想不到他的結局來得這么快。關於他的最後，他女兒這樣地寫著：
父親得不到適當的醫治和護理，在上海解放前一個多月就恨恨地去世了。彌留之際，因為夜裡戒嚴，連送醫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燈光下，只有兩個孤兒束手無策地看著父親咽氣。④
那天深夜我接到住在聯絡站里的復旦友人的電話，告訴我“馬大哥去世了”。我天亮後才趕到聯絡站。孩子們小聲地哭著，死者靜靜地睡在床上，大家在等候殯儀館的車子，只有寥寥幾個朋友向遺體告別。
但是在殯儀館開弔的時候，到靈前致敬的人卻有不少，好客的死者不會感到寂寞。他身邊毫無積蓄，從台北只帶回幾箱圖書。有人建議為子女募集教育費，已經草擬了啟事並印了出來，但不久戰爭逼近上海，也就沒有人再提這件事情。儀式完畢後遺體由回教協會安葬在回民公墓。孩子們起初不同意，經過說服，一切都順利解決。我也參加了公葬儀式，我後來也去過公墓。公墓在徐家匯，地方不大。兩個孩子健康地成長起來，圖書全部捐贈給了學校。一九七二年他的兒子有事情到上海，再去掃父親的墓，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麼地方。
關於馬宗融大哥我還可以講許多事情，但是對於讀者，我看也沒有多講的必要了。我們有一個習慣：寫紀念文章總喜歡歌功頌德，仿佛人一死就成為聖人，私人的感情常常遮住作者的眼睛。還有人把文章作為應酬的禮品，或者炫耀文學的技巧，信筆書寫，可以無中生有，逢凶化吉，夸死者，也夸自己。因此許多理應“蓋棺論定”的人和事都不能“蓋棺論定”，社會上還流傳著種種的小道新聞。
然而關於馬宗融大哥，大概可以蓋棺論定了吧。三十三年來在多次的運動中未見有人出來揭發他，也不曾為他開過一次批判會。他雖然死亡，但死後並未成為聖人，也不見一篇歌頌他的文章。人們似乎忘記了他。但是我怎么能忘記他呢？他是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聽見人講我的壞話，他也會跟人打架。我不想在這裡多談個人的感情。我從來不把他當做聖人。他活著時我常常批評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貢獻出來。他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拾荒》，和用文言寫的《法國革命史》（也是薄薄的一本）；還有兩本翻譯小說：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米爾博的《倉庫里的男子》，字數都不多。我知道他的缺點很多，但是他有一個長處，這長處可以掩蓋一切的缺點。他說過：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他自己是這樣做到了的。我看見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在他的身上閃閃發光，可是我不曾學到他的長處，也沒有認真地學過。過去有個時期我習慣把長官的話當做真理，又有一個時期我誠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訓，今天回想起來，真是愧對亡友。這才是我的欠債中最大的一筆。
現在是還債的時候了。我怎么還得清呢？他真應當替我擔心啊。我明白了。那一團火併沒有熄滅，火還在燃燒，而且要永遠燃燒。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