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學良（1913—1999），字蜀原，漢族，中共黨員，山東省榮成市成山衛鎮四村人。著名語言學家、民族語言文學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奠基人、博士生導師、終身教授。193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在西南大學、中央大學、中央民族學院任教授，併兼任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所長 、研究員、會長等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馬學良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中國山東
- 出生日期：1913年
- 逝世日期：1999年
- 職業：語文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導師
- 代表作品：《當代書畫名家作品集》、《中國書法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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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193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41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畢業。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大學、東方語專、北京大學東語系等單位任職。1951年調至中央民族學院，即今中央民族大學，為該校少數民族語文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導師。
人物經歷
馬學良出生在山東榮城，學在縣立模範國小和威海中學，考入國立濟南高中，從小澤被於齊魯大地的儒家文化，有著深厚的漢語漢文化功底。1932年的濟南高中，當時的校長曾在全校誇獎一名叫季羨林(現為國際著名東方學者，北大教授)的高年級學生，說他同時考上了清華、北大，用他的事跡激勵在校中學生。其中的馬學良從此以季羨林為榜樣，勤奮刻苦學習，兩年後的1934年，他也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北大中文系，並深得國學大師們的器重。他在羅常培的指導下撰寫了《方言考原》，在沈兼士的指導下，採用右文說撰寫了《釋江河》，在胡適《白話文學史》課的影響下，走上了民族民間文學的研究道路。馬先生又有幸在遷校至昆明的徒步“小長征”中，擔任了著名文學大師聞一多的助手，一路採風問俗，訪古探幽，記錄漢語方言和民俗。1939年，馬先生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又在著名漢語語言學家羅常培、丁聲樹導師的指導下，專攻漢語音韻學和訓詁學。這些豐富而紮實的漢學經歷和得天獨厚的漢語文研究條件，都為馬先生日後成為顯赫的國學大師奠定了基礎。
馬先生在1938年跟著聞一多徒步於西南風光旖旎的崇山峻岭時，第一次全面接觸和收集各少數民族村寨的民歌、語言、風俗、神話等文化後，從此就和少數民族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種少數民族情結促使他60年前如願以償地選定描寫語言學大師李方桂作為研究生導師，並且跟著李方桂實地調查雲南的撒尼彝語，和當年跟聞一多實地採風時一樣，深入少數民族家中記音，師生不畏生活的艱苦，不辭生活的辛勞，也與少數民族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41年，馬先生的《撒尼倮語語法》畢業論文(後來以《撒尼彝語研究》為名出版)成為中國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理論描寫實地語料的少數民族語言學著作。
研究生畢業後，馬先生分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從事研究工作。1949年又經羅常培舉薦，應北京大學的邀請，在東語系任教。憑著馬先生貫漢語和數個民族語，又集書面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於一身的博學多才，在北大是完全可以大展宏圖的。但是馬先生在北大東語系僅僅任教兩年，就應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之約，同意借調到剛剛成立的中央民族學院，從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奠基工作。這一選擇，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因為當時北大的名望、待遇、科研條件都比民院好得多。據說，時年38歲的馬學良風華正茂，儀表堂堂。走在民院的校園裡，既可敬又可親。就是這樣一位漢族出身且漢語精深的學者，從此開始了他48年的服務民族語文事業的生涯。在近半個世紀的民院生活中，他有過科研條件缺乏的困難，受到過認為民院水平不高的偏見，遇到過“文革”的衝擊等等，但他都泰然處之，淡泊名利，忍辱負重，始終熱愛所選定的少數民族語文事業。無怨無悔，從不動搖。
50年代初，新中國剛剛成立，國家百廢待興，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學事業更是白手起家，急需漢語言文學界的幫助指點，也盼望漢學大師們關心培養一些少數民族人才。作為既通漢語語言學，又通語言學理論，還通少數民族語言學的馬學良先生深知這種盼望的意義，毅然決然放棄優越的北大條件，來到民院後，就立即投入了創建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的工作。馬先生利用自己熟悉中國科學院語言所、民族所和北大中文系、東語系等知名教授的條件，請來各個方面的一流專家來為民院的學生上課或開講座，使學生大開眼界，大受其益。今天活躍在全國民族語文界的許多專家教授仍然經常回憶著他們當年聆聽羅常培、王力、呂叔湘、高名凱等名師講課的場景，話語裡浸透著對馬先生的感激之情。除了請名師講課外，馬先生自己還身體力行，多方面開課，尤其用普通語言學和普通語音學全面訓練各民族語專業的學生，為他們在各自的民族語研究領域插上了理論和技術的翅膀。
“文革”前，馬先生是民族學院最忙的人之一，他是有名的“雙肩挑”學者，白天上課，還要擔任系主任，處理學科建設等一系列重要事務，晚上吃完飯就要伏案疾書，直至深夜，專心漢藏語系的科研著述。為了使學生有理想的課本作為學習依據，他帶領青年教師們主編一系列民族語文的教材，這些後來都成了全國民族院校的權威教科書。馬先生除了在北京一心撲在民族語文的教研和管理上外，還經常帶隊去條件艱苦的民族地區調查民族語言，採集民族風俗，在田野調查的具體實踐中培養學生成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和科學的春天的鼓舞下，馬學良先生儘管年老體弱，力不從心，但仍然展開了他一生中的最輝煌的業務拼搏，開始對幾十年的民族語文研究作理論的總結。80年代初，馬先生主編出版了《語言學概論》，這本書既有60年代初以來北大主編的《語言學概論》的精華和英語、漢語等語言例證，更寶貴的是，又吸納了過去鮮為人知的豐富的少數民族語例子來說明語言學原理，使人們耳目一新。這是全國十幾本《語言學概論》所不能代替的一本獨具特色的教科書。90年代初，馬先生主編出版了《漢藏語概論》，這是一部在國際漢藏語研究領域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學術巨著。該書結合中國幾十年漢藏語調察和研究的實際，把許多從少數民族語中得來的新發現和新規律收入其中，成為國際漢藏語界的一座豐碑。他於1997年主編出版的《普通語言學》，在全國闡釋普通語言學理論基礎上，重點從中國的少數民族語言實際中提取一般理論，為豐富真正中國化(不等於漢語化)了的語言學理論做出了新的貢獻。
馬學良先生在少數民族語文方面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對彝語彝文獻有專門的研究，凝聚50年心血寫出的《彝文經籍文化辭典》，充分體現了他耐得寂寞，埋頭苦幹，為少數民族文化默默奉獻的崇高精神。另外，馬先生髮揮自己堅實的文學理論功底和良好的漢語文學才能的優勢，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蓽路藍縷，以啟山林”，分別創建並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所和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的工作，主持編纂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比較研究》等經典著作，構架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富有特色的體系。在這期間，他還發表了大量民族文學理論的文章和論文。可以說，馬先生為少數民族文化方面的貢獻是全方位的，不僅多路創作，碩果纍纍，而且善於把漢語文的先進方法，普通語言學和文學理論納入少數民族研究領域，把相關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利觸類旁通。這些都已成為今天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法寶，並為少數民族文化建設的可持續發展積累了寶貴財富。
馬學良先生對從事民族語文研究的年輕一代，從來都是熱情關懷，備加扶持，獎掖後學，不遺餘力。80年代中期以來，他成為全國民族院校的首批博士生導師後，更加關心青年教師和博士生的健康成長。10多年前，青年學者的著作不僅出版難，而且被學術界肯定也難。馬先生這時總是以長者的慈愛胸懷，以老一輩語言學家寬厚而嚴謹的學風鼓勵和鞭策他們，並欣然給他們的新書作序，使一些青年學者得以脫穎而出。當時，中央民族學院的博士生導師只有三位，民族語言學方面只有馬先生一人，如果僅按漢藏語系的方向來招生，那就勢必使阿爾泰等語系的青年人才得不到讀博的機會。馬先生果斷地把自己的方向擴大到整個民族語言學，先後招收了學蒙古語的蒙古族博士生，學滿語的滿族博士生，最近又招收了學哈薩克語的漢族博士生等，加上漢藏語系及民族文學的博士生，馬先生把民族語文界的青年人才大都招進自己的門下，使他們受到高層次的科班訓練，為他們日後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奠定了紮實的學術基礎，為他們以後步步登高創造了學位條件。實踐證明，這些已畢業和未畢業的博士生都已在民族語文界做出了可喜的成績。
作為一名青年語言學工作者，我自己受到馬學良先生的扶持和教誨更是令人感動的。只需摘一段馬先生為我1993年出版的一本書所作的序言之一段，就可略見他老人家親切關懷青年成長之“一斑”：“面對趙傑同志的《現代滿語與漢語》論文集，勾起我的一段往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每天一大早，習慣性的迎著晨光到校園散步，經常看到一個青年手捧書本在林蔭道上邊走邊讀，朝朝如此，雖各自心照，但從未交談。或許由於我的職業心理，愛才心切，促使我在一個早晨與他交談，才知道他是漢語系的滿族學生。他憨厚樸實，兩眼炯炯有神，言談中似乎有些怯生訥言。從此，我們經常在校園的藤蘿架下的石凳上，質疑學習。……”(《現代滿語與漢語》第1頁，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年7月)
我於1978年春天考入中央民族學院。記得一年後的夏天，在校園裡通過請教學術問題認識了馬先生。那時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外系大學生，和馬先生這位譽滿全校，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主任攀談，本身就有點打擾的意味了。但馬先生非但沒表示煩惱，反倒循循善誘，在某些很具體的漢語音韻問題上不好解答時，就直接說：“我都忘了”，表現了一個大家求真務實，謙虛平等的長者胸懷。
198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學院30年校慶，出了專門的報紙，上面登了我的文章。在校園西側的馬路上，是馬先生首先告訴我他看了我的文章，並表示祝賀。作為他這樣的老教授，能仔細閱讀我這個剛畢業的青年教師的習作，並給予充分肯定，使我既感動又增強了信心。正像馬先生在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從此我們經常在校園的藤蘿架下的石凳上，質疑學習。”其實哪裡是“質疑學習”，大多是他的業務指導和精神鼓勵。他和我在一起是輸出。正是在馬先生和民院羅安源、戴慶廈等老師的鼓舞和支持下，我才得以矢志不移地邊任教邊工作邊考試，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讀碩士，讀博士，並留北大東語系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導。
留北大後，我成了北大和民大語言學諸師們來往的“使者”，傳送問好、信息、贈書等。北大這邊以季羨林、林燾先生為主，民大那邊就是以馬先生為主了。於是，我跟馬先生“質疑學習”的地點就從“校園藤蘿架下的石凳上”搬遷到民大教授樓馬先生家中客廳的沙發上。由於我在北大東語系任教，更使馬先生感動親切，因為他學習、工作過的北大中文系、東語系和民族學院，也正巧是我學習、工作過的地方，所以每次我來民大拜見馬先生，他都格外地興奮和熱情。
這10年，除了在國外，我差不多每隔兩月就去馬先生家中一次，向他傳達北大諸師們的近況，匯報我的研究心得，馬先生總是善於抓住並吸取北大的先進經驗以指導民大的民族語文工作，並力圖用自己的優良學風積極影響民大教授和科研的改進。就在這沙發對坐的促膝談心中，馬先生向我講述了他如何高興地聽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如何在聽國民黨政治課時作為班長掩護缺課的學生；如何一邊抱著孩子躲避日機轟炸，一邊看書調查寫論文；如何在民院白天從事管理和教學，夜間挑燈科研並一再囑咐我如何注意身體；甚至如何發現彝語的鬆緊音、錫伯語的送氣擦音等。窗外的花園有時是爛漫的春光相陪，有時是酷署的知了伴奏，有時是秋高氣爽的微風徐吹，有時是雪花綴樹的冬景助興。
1999年的春節，那正是一個送走舊歲的除夕之晚，撒進窗內那班駁陸離的夕陽餘光照在馬先生為我贈書《普通語言學》和《新學術之路》而留言的顫抖的手上，也映出了他老人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音容笑貌，沒想到這成了我和馬先生的最後一面。但在之後的一天，他還打電話，向我推薦民大的青年教師報考我的博士生，我聽到他老人家的最後聲音，正是在把我這樣的剛剛告別青春的學人扶上了馬後，又在扶持沒有上馬的新的青年。培養少數民族青年人才，奉獻少數民族語文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馬學良教授作為一個漢族優秀知識分子畢生所追求的民族情結!
學術貢獻
馬學良先生是我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彝族古籍與文化、民間文學及雙語教學和研究的先驅，他的一生是為我國的民族文化與教育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一生。各民族深厚的文化蘊藏是他創造豐功偉績的土壤，中央民族大學是他取得輝煌成就的基地，等身的學術論著與薪火相傳的各民族學子是他辛勤耕耘的碩果。
他長期從事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的教學與研究，尤其是對彝語的研究更具有開拓性。他的《撒尼彝語研究》（商務印書館，1951年）是一部系統深入地研究彝語語音、辭彙、語法的著作。這也是我國學者研究彝語的第一部較全面的學術著作。他最早指出彝語有鬆緊元音的對立。他研究彝文注意結合彝族的風俗習慣、神話傳說、社會歷史、生活習俗、宗教迷信等來進行，發表了《從彝族氏族名稱中所見的圖騰制度》《茂蓮社區的男女夜合》等一系列論文，並翻譯了《倮文作齋經譯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9年第14本）、《倮文作祭獻藥供牲經譯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20本上）等。這兩部經典是研究彝文和了解彝族社會歷史及宗教的重要文獻。
馬學良
馬學良他注重語言的比較研究，將漢語與同語系的其他語言進行比較，著有《我國漢藏語系語言元音的長短》（合作，《中國語文》1962年第5期）、《〈切韻〉純四等韻的主要元音》（合作，《中國語文》1962年第12期）等，提出了漢語的元音在歷史上曾經分長短的觀點。這不僅對壯傣、苗瑤語族語言的語音研究有參考價值，也為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線索，開創了利用有關的少數民族語言材料研究古代漢語聲韻的一條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