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馬克思與毛澤東
- 著作：《1884的批判手稿》等
- 馬克思：科技決定主義者
- 毛澤東：唯意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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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我們知道，自從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聖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出版，使得對於他的理解變的越來越複雜了。不僅對馬克思的解釋名目繁多，而且對恩格斯的解釋也開始名目繁多。然而，仔細研究一下，我們可以發現，馬克思似乎根本就沒有象人們所認為他有的觀點。而且很多人忘記了毛澤東是中國人，而且甚至連想也不想，毛澤東是箇中國人意味著什麼。在這裡，有一個可能更符合事實的結論產生，那就是，馬克思並非是物質決定主義者，而毛澤東有他自己的中國版本的馬克思主義，而這個版本反而更接近馬克思的思想。
年輕馬克思與老馬克思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無疑是從年青馬克思的著作開始。隨著馬克思的《1884的批判手稿》、《神聖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出版，幾乎西方所有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一下子出來兩個馬克思，不再是一個了。一個是科學的革命的作為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的老馬克思，一個是帶有很濃厚黑格爾思想的、浪漫主義和人道主義色彩，作為哲學家的年青馬克思。盧卡契(lukacs)、葛蘭西(gramsci)、馬爾庫塞(marcuse)、薩特(sartre)似乎是可以歸納為年青馬克思學派，阿爾杜塞(altusser)、布朗撒斯(poulantzas)為老馬克思學派。此外，還有將馬克思與恩格斯割裂開來的人，如考萊蒂(colletti)是典型的將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對立起來的人。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變化
當然，上述這種問題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無論是瞿秋白、艾思奇，還是毛澤東，都是無法想像的。當他們為馬克思主義所吸引的時候，他們理解馬克思的主要來源是十月革命後蘇聯的材料。那個時候年青馬克思及許多馬克思的其他著作還讀不到。況且，馬克思的主體思想是經過第二國際解釋的，經過列寧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發展的。按說，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理解的馬克思，本應帶有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的綜合解釋色彩，因為兩次國際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都摻雜濃厚的實證主義和達爾文自然主義。但是，在這裡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馬克思是通過他們作為中國人在自己的經驗之中的馬克思。
馬克思是否科技決定主義者
下邊我們要首先集中在一個根本問題上討論，那就是：馬克思是否科技決定主義者。
我們知道第一國際內部論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一方面當時沒有一個已經確定了的關於“科學”的概念。另一方面，作為唯物論者的社會主義者都將自己的闡述說成是“科學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杜林(duhring)和馬赫(mach)。一個是舊式的唯物論派，一個是現象學派。他們對科學這一概念都有自己的講法。恩格斯在黑格爾派和唯物論派的 答辯中，既將馬克思作為唯物主義者與唯心家黑格爾相區別，又指出舊式的唯物論是簡化主義，它不能說明化學和有機過程，不能將宇宙理解為過程。物質的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這就是“歷史唯物論”這一辭彙的由來。
西方哲學上從廣義上講的“決定主義”，是指關於原因性(causality)的概想而言的，也就是說，一切事情都是造成的；而且更關鍵的是，凡造成都帶著法規的形式：“只要這樣，就會那樣。”這其實是休謨的觀點，只不過後來被所有經驗主義者當成了信條，而且成了有關科學的支配性思維。沿著這條線，則產生了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問題上典型的二分叉觀點，它作為一種明顯特點，存在於大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著作當中。政治行動(上層建築)這裡被看成是主觀性的東西，因為它只是成其為客觀的東西的反映而已。
將馬克思理解為是“科技決定主義”的，其原因主要是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理解。在這點上，科恩(cohen)是典型的一個。他的“前提論”認為“經濟永遠是前提和起決定性的作用”。從這種理解出發，毫無疑問地歷史被認為是一條單行街。誠然，馬克思是說過“生產是決定性的因素”的話，可是十分明確的是，馬克思講的是變化對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的內在聯繫(inner-related)著的過程產生的影響，這裡不是講互相間聯繫(inter-related)的過程。馬克思更不是在講關係本身的變化。
在這裡，要講清楚內在關聯性(inner-relatedness)與互相間聯繫性(inter-relatedness)是什麼意思，我們要先來區分一下“外部綁結(externallytied)”與“內部相連關係(internallyrelatedrelations)”。歐門認為，甲與乙之間為內部關係是說，二者的規定為何，是根據它們所處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來說的。相比之下，甲與乙之間為外部關係是說，二者的規定為何，是根據它們對於它們所處的相互間關係的獨立性而說的。在內部關係上說，甲和乙是能夠互相決定的，互相必然的，和互相經驗的。二者不管誰起了變化，在對方來說也必然是個變化。講甲決定乙是指將著眼點放在關係的一方面而言，是講“除非乙是處於與甲的關係上，否則乙不會是如此。”這也是講“是甲對於乙的關係上的某種原因造成乙目前如此的。”而且，講“內在聯繫性(inner-relatedness)”是潛入經驗關係的下面，也就是說，去追究相分割的決定因素之間的聯繫(或曰有機統一)，說“相分割的決定因素”，是指它們同由他們所決定之一方仔細地區別開來。歐門舉出例子表明，許多馬克思的重要概念之間都是內部聯繫著的，因而，我必須是在這種景況之內才能談馬克思所使用的“決定(determines，orbestimmungen)”這一詞的意義。
馬克思眼中的社會是充滿關係的。很多人都這么說，然而在馬克思這裡，這種說法是具有明晰準確的意思的。它在《資本論》當中的表述是活生生的；資本、勞動、價值、商品等等都是作為關係抓在馬克思的手裡的，它們的規定是作為構成整體所必要的因素被抓住的。而同是這些因素，人們通常習慣於將它們看成是“外部綁結(externallytied)”的。馬尼科斯指出，馬克思在這裡闡述的決不是類似“假如一個女人離婚了，她就不再是妻子了”那樣的原因關係。實際上馬克思還精闢地
指出，“生產最終是由消費的需求所決定的”。
由流行的所謂“經濟決定主義”後來演變成了一種“科技決定主義”的說詞。這種說詞的論據模式據說是馬克思有這樣的話：“伴隨手工作坊出現的是封建主的社會，伴隨蒸汽機出現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然而，正如歐門(ollman)和薩厄(sayer)所展示和分析的，馬克思的大量著作告訴我們，必須放棄這種說法。其實馬克思早就批評和說過，沒有比持這種觀點更糟糕的理論家了。財產關係按說是法律規定的，應該說是屬於上層建築的，但它對於構成生產方式也是必須的，因此，在經驗的意義上說，它也對上層建築起著決定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是從現實的單個的人開始的，研究的是他們的實踐、他們生活的物質條件，也即那些他們發現現存的東西，還有那些通過他們的實踐生產出來的東西。這就是所有人類歷史的第一前提。這個前提是可以用純粹的經驗主義方法實證的。馬克思指出，所有歷史編纂必須從這些自然性的基礎開始，敘述自然性基礎通過人類的實踐在歷史進程中的改變。所言“前提論”，在這裡是再清楚不過地由馬克思闡明，但它不是許許多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理解的那個。
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強調，如果不能充分看到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政治與生產之間的聯繫同前資本主義的此種聯繫是很不同的，就會導致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二分叉問題的混亂。在一切社會中，包括資本主義，上層建築諸因素都包含在生產方式的組成之內。在有些社會裡，那裡並沒有“國家(state)”，而且宗教往往是生產方式的組成部分。馬克思勾畫了前資本主義的那些聯繫，然而他集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他分析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是說明只有資本主義才有市民社會與國家、資產階級與市民的二分叉問題。嚴格說來，只有資本主義才有所謂“經濟”問題。只是由於此才讓人容易想到經濟是作為基礎的，諸如國家等因素是作為上層建築的。上層建築是與經濟基礎是分離的，是由它所決定的。
馬克思強調他所做的是對現實單個個人活動的研究，這本身就使得他的觀察具有很大的以能動為中心的傾向。這種觀察表現了他早期批判黑格爾時的哲學自然主義，不過如今更加展開，而且運用了辯證法的術語。馬克思和恩格斯將他們自己與黑格爾的關係闡述得很清楚，將他們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的”也闡述的很清楚。應該引起我們足夠注意的是，馬克思經常把“辯證”作為“科學”的同義詞來運用。所以生產才被看作是內部關係的(辯證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四個方面：為滿足生物性需要的生產、為新需要的生產、再生產和雙重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關係是自身顯現的。一方面是具有自然性的，另一方面是社會性的。所謂社會性，其意義在於單個個人實現合作，無論這種合作是什麼條件下的，是什麼方式，是以什麼為目的。所以說，對於馬克思來說，一定的生產方式或者國家模式，總是與一定的社會國家合作形式相結合的，這種合作形式本身就是生產力。其實在馬克思看來，合作方式本身是本質性的關係，它確確實實就是規定著生產方式。例如，相比之下，奴隸制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之間，資本主義的合作本質則是被神秘化的“自由”。
只有在一種情況之下人們才會將馬克思的思想理解為是“經濟簡化主義論”，那就是將“受條件制約的”(“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受著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所制約的”)和“取決於”(“人們在生產中彼此間形成的關係取決於物質的、生產力的發展”)理解成為經驗主義的因果條件，也就是說，是“生產力”造成“生產關係”，是“生產關係”造成“信仰”。但是很難否認的事實是，人類社會的發展不以生產力的發展為條件，生產力的發展不依賴生產關係。可以說清楚，我們可以以現實的社會關係為基礎解釋信仰，社會關係作為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的構成部分，其中不僅僅包括是資本家與僱傭勞動者的關係，還包括其中所牽涉的法律的和政治的關係。這正是馬克思寫《資本論》所努力闡明的道理。可見，所謂“唯意志主義對決定主義”的二分叉命題是建立在馬克思所沒有的觀點之上的。
毛澤東是否唯意志主義者
由於馬克思的思想被誤解為決定主義，因而就很容易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將毛澤東說成是唯意志主義者。這是因為，儘管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接受經濟基礎是起決定作用的，但同時幾乎他們所有人都更多強調上層建築的作用。他們認為上層建築也影響甚至決定經濟基礎。
什麼是唯意志主義呢？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它似乎指的是一種社會分析和革命策略，它把人類意志強調為是產生理想社會變革的前提性的原因能動作用。正是這個理由，唯意志主義才很流行地被看成是毛澤東思想的特點。一點是，毛被理解為是，為了實現社會變革，比起客觀經濟力量來，他較多地強調在能動的政治方面主觀人為的努力。另一點是，作為一個唯意志主義者，毛澤東使用的方法是通過加強政治跨越歷史階段。但是所有這些批評所反映的命題都是建立在用決定主義觀點看待對歷史才有的因果邏輯，還有那種通常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二分叉思維。不過，由於決定主義的歷史觀和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二分叉思維根本就不是馬克思本人的觀點，所以由此推出的毛澤東的唯意志主義也就成了毫無根據的指責。也就是說，唯意志主義並非是毛澤東本人的觀點。
其實，毛澤東思想當中確實存在的不是什麼對馬克思的“顛倒”，而是中國人用自己傳統和自己經驗的視野而理解的馬克思。正是中國共產黨用自己的話說的，是“理論和中國具體實踐的相結合”。
在理解馬克思或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中國人並沒有通過西方的那個關於“原因性(causality)”的命題，並不具有諸如此類的思維，即一切事情都是造出來的；凡此原因性皆具有法規形式：“只要這樣，就會那樣”這種休謨的觀點，這種後來在西方被所有經驗主義者尊奉的信條，又作為西方在“科學”方面起支配作用的觀點。按理說，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本應在本世紀初用一種第一和第二國際兼有的觀點來理解他們所能獲得的馬克思主義文獻，而且後來本套用俄國人的觀點理解馬克思。而不管是第一、第二國際，還是俄國人的觀點，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決定主義原因觀的影響。但是中國人沒有！為什麼！這就要考慮從中國人自己的傳統和經驗上找到回答。
傳統和經驗是什麼呢？傳統，就是我們自古就有的自然世界觀(它和西方的世界觀相去甚遠)，和我們觀察世界時的以觀關係為中心的視野。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思想家老子、孔子以及《易經》那裡去。所謂經驗，就是我們的社會環境和狀況，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和我們對這些問題所給予的回答，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和歷史。我們對西方概念的思考，包括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脫離不開我們
的世界觀、以觀關係為中心的視野、我們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
唯意志主義立場的最大問題是不能掌握“原因性(causality)”，尤其是從經驗主義所理解的“原因性”出發，更顯得如此。然而，可能正是由於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是通過他們自己的世界觀，以觀關係為中心的視野、自己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來理解馬克思或者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恰恰因為與西方那種決定主義原因觀毫無干係而繞過了它。正如海爾摩特?威樂姆(hellmutwilhelm)所看到的，將能動的過程解釋為相反相成是中國的根本傳統。(1977：35)郝大為和安樂哲(davidhallandrogerames)也指出：“由於沒有西方式的二元觀點所建立起來的本體上的分離視野(即：某些決定性的原則與它們所決定的事物是分離著的)，一切事物的聯繫性觀察就產生出一種互系模式的哲學思維和互系模式的宇宙秩序的解釋。”(1987)
最早將辯證法和唯物論引入中國語彙是在大量西學流入中國的過程發生的。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真正認真討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直到十月革命後才開始。從俄文翻譯辯證唯物論可能是從瞿秋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學講義開始的。三十年代發生了由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艾思奇領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運動。從一九三七年開始，馬克思在中國的命運進入了毛澤東倡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階段，形成了毛澤東著名的哲學論文《矛盾論》和《實踐論》。
對這一過程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從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之初，中國知識分子就是用他們自己的世界觀，用中國哲學傳統的以觀關係為中心的視野，來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理解的。比如，蔡元培在他翻譯黑格爾的文章中，用的是中國思想的傳統術語。瞿秋白教學講義在對馬克思主義的說明過程中運用了大量中國古代哲學的敘述(“discourses”)。而且，中國的世界觀以及以觀關係為中心的視野，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在中國人的古代經驗基礎上提煉出來的。
艾思奇將馬克思主義通俗化是什麼呢？它是一種通過現代中國人的經驗，甚至是他們日常生活的經驗，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進行理解的工程。然而，它本身是哲學的擴展，是哲學的深化。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又是什麼呢？它是在馬克思主義和直接的中國環境中的問題之間發現和確認一種延續性。艾思奇和毛澤東所做的都不是“顛倒”，在馬克思主義的引進、通俗化和中國化過程中，沒有“顛倒”。其實，這裡是一個很清晰簡單邏輯：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中國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裡還有個常識性的事實：從西方來的思想，沒有哪種更比馬克思主義向中國人提供了那么多的對話而不是碰撞的機會。
在這裡更為清晰的一點是，毛澤東似乎比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更接近馬克思。這點與“馬克思不是決定主義，毛澤東不是唯意志論”的分析是一條線下來的。但是何以見得呢？
對這個問題的解釋需要介紹三個重要論點，這就是郝大為和安樂哲所指出的：
一、中國哲學傳統所容含的是一種事物本體觀(anontologyofevents)，
而不是質體本體觀(anontologyofsubstance)。將人當成事物看待這一傳統做法是通過能動體與其行為(theagentandhisact)的互系(correlative)觀表達出來的。
二、中國哲學傳統沒有超絕觀(senseoftranscendence)。宇宙中每一事物都與任何他種事物相關，所以一切事物都是互系的。不象西方二元論，中國哲學上的對應體(polarity)，如陰陽，蘊涵的是兩種事物之間的關係，其中每一方都構成規定另一方的必須條件。每一特殊事物都既是自決又是取決於任一其他特殊事物。對關係進行對應物的解釋需要對宇宙使用一種境況化(contextualist)的解釋，其中的事物嚴格說來是互相依賴的。這種互系的對應性解釋避免了“精神還是肉體”這種成問題的二元命題。
三、傳統作為進行解釋的境況(context)。你必須要避免試圖用一種僵化的歷史角度去理解中國的思想家，而應當用傳統的視野去進行理解。這裡所謂“僵化的歷史角度”的意思是，歷史被理解為是以能動性概念(conceptofagency)為中心的，是什麼神和哪個“英雄”的主觀造的。(1987：11-25)
用以上這三點理解毛澤東的思想能讓人尤其清楚。在將宇宙看成是一種互系的，或者說從以觀關係為中心的視野看世界這方面，毛澤東是很典型的。能動體與其作為之間究竟什麼關係這類哲學提問，在毛澤東那裡根本就不成問題。在研究毛澤東的時候，傳統作為進行解釋的景況是需要隨時考慮進去的。
我們可以尤其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的思想中沒有超絕觀(senseoftranscendence)。對於毛澤東來說，宇宙中每一事物都與任何他種事物相關，所以一切事物都是互系的。中國哲學上的對應體(polarity)陰陽，同樣表達在毛澤東的新術語“矛盾”之中。它蘊涵的仍然是兩種事物之間的關係，其中每一方都構成規定另一方的必須條件。每一特殊事物都既是自決又是取決於任一其他特殊事物。它既不可能是決定論的也不可能是唯意志論的。因為對關係進行對應物的解釋需要對宇宙使用一種境況化(contextualist)的解釋，其中的事物嚴格說來是互相依賴的。所以，它避免了二元命題那樣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問題。
確實地說，恰恰是因為具有對關係進行互系性對應物的觀察視野而使毛澤東接近馬克思的。對於毛澤東的思想來說，這種觀察視野是根本性的思想方法。它結果與馬克思對變化給生產、消費、分配、交換幾者內在聯繫(inner-related)著的過程(也可說內在聯繫的和內部聯繫的關係)帶來的影響的分析竟是那么接近！
如我在本文前部分說明的，在馬克思看來，甲與乙之間為內部關係是說，二者的規定為何，是根據它們所處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來說的。在內部關係上，甲和乙是能夠互相決定的，互相必然的，和互相經驗的。二者不管誰起了變化，在對方來說也必然是個變化。講甲決定乙是指將著眼點放在關係的一方面而言，是講“除非乙是處於與甲的關係上，否則乙不會是如此 。”這也是講“是甲對於乙的關係上的某種原因造成乙目前如此的。”
講“內在聯繫性(inner-relatedness)”是潛入經驗關係的下面，也就是說，去追究相分割的決定因素之間的聯繫(或曰有機統一)，說“相分割的決定因素”，是指它們同由他們所決定之一方仔細地區別開來。歐門舉出例子表明，許多馬克思的重要概念之間都是內部聯繫著的，因而，我必須是在這種境況之內才能談馬克思所使用的“決定(determines，orbestimmungen)”的意義。
可以說，是這樣在“內部聯繫”和“內在聯繫”兩個概念境況上馬克思不可能成為“經濟決定主義”或者“技術決定主義”的。而且這正是馬克思向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毛澤東提供了在哲學上對話的可能性的地方。
如果說毛澤東是如何接近馬克思的問題比較清楚了，那么，為什麼毛澤東強調人的能動作用不是那種無視客觀經濟力的唯意志論這一問題，就應該更清楚了。因為象馬克思論述內部聯繫的關係所說的一樣，毛澤東其實堅持的也是，而且總是強調人的努力要適當，要根據和符合具體環境、時間和情況的需要。這曾一度成了一句口頭禪的話：“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毛澤東的分析方法中，找不到如此眾多西方中國問題專家所講的那種“唯意志論(voluntarism)”。
從理論上說，也可以從實用效果上說，為了變革社會，毛澤東從來沒有在能動的政治方面對人的主觀能動性做出過不適當的強調，因而忽視客觀的經濟力量。他所做的僅僅是探索互系的可行的辦法，來解決中國具體環境中的問題。這種態度，也與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時的方法是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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