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圖志叢書:馬克思與19世紀》內容簡介：知識與權力的直接結合是19世紀發展起來的“時代精神”。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主流史學傳統的基本意識無不透露出某種進步論訴求，而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則否定了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只凸顯偶然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暴力碰撞，成為鮮明的反潮流存在。《海國圖志叢書:馬克思與19世紀》作者以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遷為軸線，探討了馬克思《歷史學筆記》藉以緣起的時代精神和政治—歷史—經濟背景。通過和當時不同潮流的“世界觀”和歷史研究方法的比較與對照，為《歷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中做出了定位，同時也探討了自19世紀中晚期開始一直持續至今的對馬克思思想體系的割裂式解讀的弊端。知識與權力的直接結合是19世紀發展起來的“時代精神”。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主流史學傳統的基本意識無不透露出某種進步論訴求，而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則否定了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只凸顯偶然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暴力碰撞，成為鮮明的反潮流存在。
基本介紹
- 書名：馬克思《歷史學筆記》與19世紀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頁數：273頁
- 開本：16
- 品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作者：林國榮
- 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0811088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海國圖志叢書:馬克思與19世紀》編輯推薦：1、反思歷史事件中革命派與反革命的簡單劃分、馬克思思想理論中科學與價值的二元割裂。
2、由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背景出發，審視《歷史學筆記》的定位與價值，復原馬克思思想的一元、理性本質。
3、《海國圖志叢書:馬克思與19世紀》並非針對馬克思著作文本的史料分析，而是馬克思史學思想的一個特殊評論，一種解釋的可能性。這其中包括思想史、社會—經濟史、政治哲學史以及史學史。
2、由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背景出發，審視《歷史學筆記》的定位與價值，復原馬克思思想的一元、理性本質。
3、《海國圖志叢書:馬克思與19世紀》並非針對馬克思著作文本的史料分析，而是馬克思史學思想的一個特殊評論，一種解釋的可能性。這其中包括思想史、社會—經濟史、政治哲學史以及史學史。
作者簡介
林國榮，男，執教於西南政法大學，專著有《羅馬史隨想》《帕那薩斯山來信》等，以古代希臘—羅馬歷史與法律思想、近現代政治哲學思想等為治學旨趣。
圖書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歷史學筆記》的工作背景和條件
第一節 經濟生活
第二節 心理條件
第三節 辯證法的沒落和“世界觀”的崛起
第三章 哲學與歷史
第一節 哲學的消亡
第二節 19世紀的“史前史”敘事與《歷史學筆記》的現身
第三節《歷史學筆記》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定位：比較與闡釋
第四章 結語
第二章《歷史學筆記》的工作背景和條件
第一節 經濟生活
第二節 心理條件
第三節 辯證法的沒落和“世界觀”的崛起
第三章 哲學與歷史
第一節 哲學的消亡
第二節 19世紀的“史前史”敘事與《歷史學筆記》的現身
第三節《歷史學筆記》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定位：比較與闡釋
第四章 結語
序言
關於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迄今還沒有論著或者論文闡述其內在的合理性，以及經由這種合理性而投射出的意義，本書試圖填補這個空白。本書以發生在19世紀後期歐洲史學傳統中方法論和認識論上的重大變遷為軸線，嘗試探討《歷史學筆記》藉以緣起的時代背景，以及馬克思為應對這一轉折時代所付出的個人努力，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歷史學筆記》，這是馬克思平生的最後作品，也是他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本書並非沒有推斷性質，毋寧說這只是代表了一種解釋的可能性；因此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專題作品，本書無意在全面、詳盡的意義上探討《歷史學筆記》筆記本身，諸如它的內容、選材以及編排，而只是滿足於將《歷史學筆記》放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這一時代精神和時代背景中，就認識論和方法論這兩項要素進行比較性質的分析和闡述，眾所周知，《歷史學筆記》正是誕生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政治精神和背景當中；眾多重要的論題因此要么不得不完全省去，要么只能是一帶而過，如果本書能夠提醒人們持續地注意這部作品，或者更進一步地要求人們以較之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歷史學筆記》，或者以更充分的方式看待《歷史學筆記》，也就算達到目的了。
就所要論證和表達的“觀念”而言，本書力圖從一個側面指出，艾略特在“希望派”和“記憶派”，或者更確切地說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之間所作的帶有對立傾向的劃分是不成立的，這樣的劃分實質上是一種19世紀的劃分，一種僅僅建基人類心理本能而非政治—歷史能力和才幹的劃分。與之相反，本書意在揭示，革命和反革命乃是人類政治—歷史世界中的兩股各自獨立的力量，它們作為人類歷史—政治生存結構中的兩個同等具有本質性的要素，相互之間並不存在此消彼長的競爭—依存關係，原因很簡單，只要有這樣的關係限制，就意味著革命和反革命是可以理解、可以分析、可以規制的，這並不符合歷史—政治生活的現實和要義；事實上恰恰相反，革命和反革命正如同完全超乎人類世界之上的諸神一樣，它們同這個世界的關係原則並非“對話”，而是“默示”。進一步而言，這意味著人類在任何時刻都可以進行選擇，要么去體驗“革命”，要么去體驗“反革命”，這種選擇是自由選擇，選擇過程當中的主宰性力量是情感而非理智，換言之，這中間毫無道理可言，無論這些道理是建基於社會—經濟觀點、法律觀點，還是文化價值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由於馬克思的歷史哲學以及經濟學預言在實踐中，以及在人們的日常感覺中經歷的嚴重失敗，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將馬克思的理論和思想區分為“科學”和“價值”兩個斷裂的部分。一些人在本質上堅持社會民主黨的魏瑪觀點，認為即使拋開馬克思理論中的“價值”部分，也並不會影響到就其“科學”部分進行技術性的分析和邏輯推理方面的確認；另一些人則堅持宗教式的、充滿著信仰色彩的觀點，認為任何對馬克思作品的分割式研究都是對馬克思的褻瀆，並堅決要求人們就像面對宗教典籍那樣，學著去“體悟”作為一個整體的馬克思思想和理論中的“價值”訴求的絕對優先性。於是，作為發生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的歐洲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戰的重大結果之一，馬克思的理論被決定性地劃分為“科學”和“價值”兩個斷裂性的部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熊彼特在總結馬克思理論的這種命運的同時，也相當明確地認定馬克思及其思想中存在著本質性的“價值”方面的或者宗教意義上的訴求，他評論說：“他（指馬克思——作者注）是一位先知，為了弄懂這個成就的性質，我們必須在他自己時代的背景中理解它。當時是資產階級成就達到頂峰、資產階級文化落入低谷而機械唯物主義盛行的時代，當時的文化環境還沒有透露出新藝術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經孕育在它的母胎里的信號，仍放縱在最令人厭惡的陳腐當中。社會和所有階級急劇地消失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信仰，與此同時，惟一的一線光明在工人世界中熄滅了，而知識分子則聲稱他們對穆勒的《邏輯學》和濟貧法甚為滿意。此刻，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人間天堂的學說，對於千百萬人的內心意味著一道新的光線和新的生活意義。如果你願意，可以叫馬克思主義宗教為冒牌貨，或者是一幅對信仰的諷刺畫——對這個看法有許多話可說，但不要忽視或者不去稱讚這個成就的偉大。不要介意這千百萬人中幾乎全部不能懂得和正確評價這個教義的真正意義。那是所有教義的命運。”（[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7頁）
然而，熊彼特完全忘記了馬克思從來都是明確拒絕承認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這意味著在他身上並不存在熊彼特所謂的那種單純的“價值”或者宗教訴求，無論這種訴求是教義性質的和獨斷的，還是出於個體內心體驗的；事實上，馬克思對人類的愚蠢和不幸既不抱幻想，也不抱同情。他將歷史事實融入他的經濟理論，在這方面他表現得同施穆勒、李斯特同樣偉大；不過施穆勒和李斯特通過訴求國家主義或者民族自由主義，嘗試將資本主義制度穩定下來，從而使自己處於較之馬克思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即使這種訴求有可能在日後演變為極端而庸俗的國家社會主義形態，他們也不會再往前走哪怕一步，看一看資本主義的未來。如果不能在廣闊的歷史前景中規劃當前，當前的生活必然會因為這種短視而走向災難。沒有直覺是辦不成大事的，思想和經驗也許能夠豐富這樣的直覺，但這種直覺本身必定是天生的。理論和經驗都不可能替代政治上的洞察力，以及在觀察世事方面的那種雖然悲觀但仍然積極的態度。這樣的洞察力再典型不過地體現在馬克思關於法蘭西內戰的經典文本中。《霧月十八》的著名開篇說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了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卷，第584頁）對人類命運的這種失敗主義的和宿命論的認知無疑是非常深沉的，這種認知自1848年以來便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馬克思的通信和報刊文章當中，這些通信和報刊文章顯示出他對人類生活中所呈現出的歷史事實抱有冷漠的旁觀者態度。這種態度使人自然地回想起愛德華·吉本關於世界歷史的格言式評論：歷史不過是記錄了人類的罪惡、愚蠢和不幸。《共產黨宣言》充滿熱情，並號召共產黨人參加一切革命運動，但人們往往由於其中的宗教式召喚和熱情而忽略了馬克思在作出這項呼籲時所持的吉本式的反諷式的啟蒙姿態。這種反諷姿態不僅針對資產階級，也同樣針對反抗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換句話說，正是因為對革命的成功不抱幻想，馬克思始終避免了任何的樂觀主義錯覺；恰恰是因為他始終能夠避免這種樂觀，所以才熱切地號召共產黨人參加“一切”革命活動。他是這樣評價二月革命的：“任何其他時期都沒有當時那樣錯綜複雜：浮誇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陳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面上的協調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91頁）革命的形式理想同實情之間的反差和對照沒有誰比馬克思刻畫得更具喜劇效果了，即使在重大轉折的關鍵時刻，人類的命運也不過如此，革命也許不過是最淡化的非實質形式而已。對於巴黎公社的“社會共和國”行動，他甚至沒有表現出19世紀30年代、甚至1848年的那種純粹熱情。如果說他的歷史哲學將資本主義視為只能部分地解救人類困難的悲劇英雄，那么巴黎公社的英雄主義行動在他的分析中則不過是一種“悲喜劇”，其中不存在任何的悲劇意味。在他看來，巴黎公社的終極行動不過是宣稱了“社會共和國”的存在，而這種存在只是行動中的人所作的語詞上的表達，在這些語詞背後，並沒有實際的內容作為支撐；也許沒有人願意在馬克思事後所刻畫的這幅漫畫中認出自己，然而，第二帝國全部的現代化發育使種種矛盾更趨強化和尖銳化，扭曲的程度如此嚴重，同時又如此順其自然，最終使絕大多數人在無望中發瘋。在恐懼和憎恨的支配下，發瘋的大多數人就把口號和綱領的緊身衣套在少數賦有決策權和立法權的政治人物身上，迫使其在未經反思的情況下，僅僅憑藉政治本能或者眼前的利益訴求而採取即刻的行動，歷史便由此獲得推進。這一切都表明了馬克思對於歷史運動的複雜性、歧義性和多面性的深刻認知。
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代表性評論中透露出那種嚴重的曲解，一直延續到二戰之後的今天，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者仍然據此來攻擊馬克思的歷史學，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學以規律和必然性壓制了人類生活中的特殊性和主動性。正是這種誤解導致了一種宿命論的觀念，將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理解為類似自然必然性的東西，比如說，資本主義終將消亡，今天的大多數人都接受或者並不反對這一說法，但人們往往將之理解為並非人類自身的努力可以阻擋的自然進程，如同太陽終將冷卻和死亡那樣。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人們往往傾向於不將當代事件同作為整體的歷史過程聯繫起來加以分析和評判，而只是將這些當代事件視為既定的、無可更改的僵化事實，一種物化了的事實，在人們的頭腦中，事情的關鍵似乎也就變成了如何看待或者解釋這些事實，而不是如何改變事實。換言之，這也許就是馬克思通常所謂的“異化”現象的題中之義。此種非歷史的思維和認識模式直接導致了政治上的犬儒論和失敗主義，其中重大表現就是人們不覺得可以富有情感和變革意願地去談論具體的社會制度，也許仍然存在日常的理解和批判，但對象則不過是生活的所謂常態，對於這種常態，似乎並不存在從根本上進行改變的可能性；於是越來越少的人會嘗試去談論並評價作為整體的社會制度本身，因為人們實在覺得這種做法已然無足輕重了。事情到了這一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19世紀後期的人們通常都會藉助二元論的認知結構，逃逸到種種呈現為“價值”形態或者“文化”形態的直覺和體驗當中。正如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最強有力辯護者盧卡奇所評論的那樣：“在我們把現在的問題看成一個歷史的問題的時候，資產階級思想的這種非歷史的和反歷史的核心，就以非常顯眼的形式呈現出來……一切資產階級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完全無力把當前世界的歷史性事變理解為世界歷史，這一點，自從這次世界大戰和這次世界革命以來，必定在一切頭腦清楚的人們中留下糟糕的回憶。”（[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73頁）正是這一點最終解釋了19世紀後期的轉折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為什麼在人們當中激起如此重大的情感和理智的混亂和震盪，“非理性的裂縫”最終吞噬掉了整個歐洲。正如馬克思精確刻畫的那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係的物化，物質生產關係和它的歷史社會規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8頁）
然而，這只是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那些本質要素進行高度抽象的概括和分析後，得出的一般性結論。這個世界從本質上來看是“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但就現實而言卻並非整齊劃一，在政治、歷史這樣的人為技藝領域則尤其如此。從對1848年法國民主憲法的一段代表性評論中，我們並不難看出，馬克思對社會整體的複雜、錯位以及基於偶然性的變革有著非同尋常的直覺和深刻的見解：“這個憲法的主要矛盾在於下面這點：它所要使其社會奴役地位永恆化的那些階級——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竟由它經過普選權給予了政治權力，而它所批准其舊有社會權利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卻又被它剝奪了維持這種權力的政治保證。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被憲法強塞在民主主義的框子裡，而這個框子時時刻刻都在幫助資產階級的敵人取得勝利，並使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本身成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頁）同樣，馬克思對於英格蘭憲章運動的評述則進一步顯示出，他對由於傳統、當前的社會和宗教環境所造成的議會改革的“政治幻象”，對於鬥爭中被壓迫階級的情感有著何等強大的吸引力和塑造力，以至於能夠最終繳獲憲章運動的本質性目標。馬克思曾對死板的教條主義者提出含蓄的警告：“如果沒有相反的趨勢不斷與向心力一起又起離心力的作用，這個過程很快就會使資本主義產生崩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5頁）
正是馬克思思想中的這種極其複雜的多面性，及其飽含著現實主義的歷史和當代眼光，將我們引向他最後的、也是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歷史學筆記》。恩格斯在整理《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時發現了大量的事實材料，這些材料“幾乎沒有分類，更談不上加工整理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頁）《歷史學筆記》所呈現出來的也是同樣的面貌。從羅馬帝國衰亡到宗教戰爭，歷時十六個世紀的歷史事件僅僅按照編年意義上的時間順序展現在書中。馬克思多次強調過：“像其他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在現實中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裡的範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頁）也就是說，許多重大事件通常並不屬於就本質性要素進行高度抽象的範圍，而這個範圍里的工作實際也就是《資本論》的工作。這當然並不意味著這些歷史事件就影響人類命運而言並不重要，《資本論》第一卷充滿了這樣的事件。恩格斯正確地拒絕了對《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進行“理論”梳理這一任務，對《歷史學筆記》也只是盡了一個編者的基本職責，以“未加工”的面貌呈現出來。這使得我們有機會看到一幅僅供魔鬼戰鬥和賽跑的世界歷史畫面。很顯然，這樣的畫面並非伏爾泰式的，而是馬克思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並理解這樣的畫面。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這需要我們更為貼切地去了解作為“人”的馬克思的思想歷程。為此，我們首先就必須拋棄充斥在古代、中世紀以及今天的傳記作品中的“聖徒傳記”的一切痕跡，惟此，方能避免在人云亦云的不斷重複中將人物及其思想進行無意識的美化和定型；或者至少我們應當意識到，生活在現世並非一件反歷史的事情，也並不是一個庸俗的標準，當然更不會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一信念正是馬克思看似無窮的思想動力的源泉所在。
追尋此一反諷和現實主義的冷漠態度的來源，想必事關重大。正是這一嘗試使得人們有必要以完全不同的眼光來審視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並將之視為一部完整而獨立的歷史學作品。確實，很難將這部以歷史事件彙編面貌呈現出來的純粹編年史視為獨立作品，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們更傾向於將這部不具備任何理論形態和邏輯萌芽的作品僅僅視為單純的“筆記”，不過是為一部未來的理論作品所進行的資料蒐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人們往往不習慣將馬克思的某部作品單獨挑出來進行研究，因為人們通常會擔心這種割裂的行為會損害一部作品在整體中將會獲得的更多意義，許多魅力將會在這一過程中消失。本文反對前一種觀點，並將論證，《歷史學筆記》作為純粹的編年史，根本不足以支撐任何醞釀中的“目的論”的理論或者任何的“規律性”訴求，確切地說，“歷史學”筆記並非某種“歷史哲學”筆記。對於後一種觀點，本書將論證，放棄總體性的思考框架，並儘可能地沉湎於對《歷史學筆記》本身的反覆閱讀，這當然會招致總體性魅力的喪失，但也能夠因此獲得部分的真理，這部分的真理將同樣激動人心。
《歷史學筆記》以羅馬帝國的崩潰作為開始，以三十年戰爭導致的崩潰作為結束。其中並沒有傳達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崩潰、動盪、病變以及沒有盡頭的偶然事件在空間和時間中的暴力性碰撞，構成了全部編年史敘述的惟一特徵和惟一性格。只是在某些極具限制性的條件下，也確實會形成一些進行鬥爭、信仰、統治或者反抗的人類共同體，但這樣的共同體組織及其行動在馬克思的敘述中完全不具備“社會變遷”或者“歷史規律”的意義，確切地說，他們並不身負任何意義上的“歷史哲學”目的，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賦予“世界歷史人物”的那種“世界精神”完全不存在於《歷史學筆記》的敘事當中，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這些共同體純粹以個人或者一群人的意志、激情或者欲望為基礎，在誕生和行動之後，便要么緩慢要么迅疾地走向腐敗和解體，崩潰之後沒有復興，只是以碎片和敗壞的形式散落各處，也沒有循環，這包括法蘭克人和東哥特人在高盧和義大利建立的偉大王朝，包括查理大帝夢想中的基督教歐洲帝國，也包括教皇及其教宗體系，以及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戰爭時期的各個力量和教派，即使是偉大的德意志農民戰爭也不例外。換言之，歷史辯證法以及有關總體性社會和歷史變遷的唯物主義敘述在歷史學筆記中完全消失了；人類的一切努力都從苦難、欲望和恐懼中誕生，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又都以苦難、恐懼和欲望結束，所有的行動都基於意志—行動的內在循環，完全沒有以“規律性”為基礎，進而傳達某種歷史性目的和意義的可能性；這一切永遠沒有結束的時候，因為人們永遠沒有為滿足設定界限；歷史仿佛是沒有邊界的日耳曼森林，或者神秘的黑夜，人類在其中無聲無息地誕生，又無聲無息地死亡。偶爾會有亮光閃現，比如義大利早期的王朝以及後期的城市共和國所進行的抗爭，再比如英格蘭平民在威克利夫運動時期的抗爭，也會有偉大個人的出現，比如狄奧多西、腓特烈二世、黎塞留等等，但是，所有這些閃光同歷史的黑幕相比，就成了暗淡的微光，死亡將迅速終結所有的人類權力和行動，將其碎裂，並重新釋放到歷史流變的自然根基當中。在《歷史學筆記》中，只有痛苦、厭倦和宗教式的出世和禁慾主義才有可能構成此種欲望和意志循環的外部界限，就像查理五世終於頂不住一再重複的厭倦，突然選擇退出遊戲，從而結束了神聖羅馬帝國與義大利和法國之間的宗教和權力糾葛那樣。然而，事態只不過是遊蕩在兩堵絕壁之間的波濤，與其說是結束，不如說只是簡單的平息。在編年史的結構和單純因果關係的敘述模式中，一切曾經存在於世的事物都獲得了存在的權利，但一切的存在權利都終結在沒有止境的欲望遊戲當中，失敗導致痛苦，成功則帶來新的欲望。人們儘可能地用種種聲明和法權形式為自己的動機作出解釋，其中一些是真實的，也是真誠的，但在歷史的動盪和流變當中，這一切似乎都只不過是為了表明人類意志的盲目和人類理智的喪失。
那么，《歷史學筆記》的意義何在？本書的主旨並不在於全面剖析《歷史學筆記》本身的內容及敘事風格，對於這樣一部純正的編年體史學作品而言，做這樣的剖析實際上既無意義，也不可能從中得出任何的結論，可以為人們提供更充分的理解角度；本書的主旨是嘗試將《歷史學筆記》置於同一時期的歐洲史學傳統當中，通過比較和對照的方法，予以辨析；進行這種辨析的軸心則是此一時期歐洲史學傳統當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正是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出發，本書嘗試為《歷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中作出定位。
本書第一章，嘗試從總體上回顧19世紀中晚期歐洲的政治和歷史思想狀況；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各種問題在歐洲紛紛浮現，儘管不像啟蒙和革命年代那樣呈現得那么尖銳和明確，但這些問題本身所涉及的範圍之廣、紮根之深則至少不會在啟蒙和革命年代之下，對普通公民、政治人物以及思想家們都提出了知識和判斷力方面的要求甚至還超越了啟蒙和革命年代，同時，這些問題也要求議會、政黨以及各個立法機構的成員們去直接面對，而不是以模稜兩可的言辭和行動予以扭曲、拖延或者迴避。這些大問題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但都最為集中地表達在歷史領域當中，因為人們對過去的理解方式通常都意味著對今天的理解方式，反過來說也是一樣，人們如何理解今天也就不可避免地會以同樣的方式理解過去。在這個時期，政治生活中最為人矚目的事件就是普選權在歐洲各個大國的迅速推進，民主對於19世紀的歐洲可謂意義重大，正如同自由對於18世紀歐洲的意義那樣，民主問題在19世紀30年代之後，也就是說，在法國的七月王朝、英格蘭《改革法案》以及普魯士改革法令之後，迅速成為歐洲各國政治勢力關注的核心，無論是共和派還是君主派。大問題的浮現同時也意味將會造就出第一流的政治人物、活動家和第一流的思想家。馬克思當然躋身這個行列當中。《歷史學筆記》是馬克思惟一一部純正意義上的歷史學作品，也是馬克思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然而，《歷史學筆記》作為一部貫穿了十六個世紀的“世界史”作品，在這一時期的歐洲史學傳統當中，可謂特立獨行，這不僅僅是因為這部作品所採用的編年體體例在這一時期的歐洲史學傳統中堪稱絕無僅有，而且也因為這部作品本身的散文式的敘事風格，不帶偏見，沒有超歷史的訴求，在此，我們必須考慮到，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的幾乎全部精力都錨定在某種“文明史”或者“文化史”之上，其基本意識無不透露出某種本質論的或者進步論的訴求，而《歷史學筆記》則全然避免了這一切。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本章在大致概述出19世紀中晚期歐洲總體思想狀況的基礎上，將嘗試以民主問題為核心，進一步揭示出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所表現出的一般性特徵，由此而凸顯出馬克思《歷史學筆記》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獨特而鮮明的地位。
本書第二章承接第一章的論述，第一節嘗試深入考察19世紀中晚期歐洲政治和經濟生活領域所發生的重大變遷。經濟生活中涉及範圍最廣泛、同時也是最深刻的變化就是個人主義的衰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變遷則與之相應，那就是古典議會制度的逐漸衰弱（比如在英格蘭）或者敗落（比如法國）或者夭折（比如德國）。第二節則著重探討這一時期歐洲統治階層以及社會中上層當中的精神方面所發生的變化，本書將這些方面統稱為“心理條件”，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的歐洲統治階級並不如啟蒙和革命年代的社會精英階層那樣，有著強烈的純粹精神上的訴求，至少，這一時期的歐洲宗教生活一方面大幅度淡化了傳統的天主教獨斷論的教義體系訴求，另一方面也淡化了自馬丁·路德和加爾文以來的那種強烈而又純粹的絕對信仰，感覺論的色調日益趨於濃重並開始占據主要戰場。這一切都同個人主義的衰落緊密相關。經濟—政治生活和心理條件這兩方面從總體上構成了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的基礎性背景，《歷史學筆記》本身也正是藉助這個背景才能夠得到充分的理解，這一點是很明確的，也是很自然的。第三節則接續前兩節的論述，著重探討作為馬克思思想核心的辯證法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尤其是在德國的沒落，這種沒落的最深刻也是最顯著標誌就是歐洲統治階層以及資產階級方面統治信心的動搖或者喪失，其具體的表達方式便是不再相信社會憑藉自身力量造就並推進歷史性運動的可能性。統治階級的“內在虛弱”同“辯證法的沒落”，實際上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個面相；作為其結果，就是作為辯證法的替代物的各種直接性的、非運動性的“世界觀”和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崛起。和《資本論》一樣，《歷史學筆記》也正是在同此類“世界觀”和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進行抗爭的基礎上誕生的。
本書第二章詳細闡述了：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二元主義催生了種種非理性的“世界觀”，所有這些“世界觀”的共同特徵便是從根本上認同歷史—政治以及社會—經濟事實的物化，並據此否認社會自身的運動力量以及重大變革性的可能性。這一切恰恰是馬克思從根本上反對的。本書第三章承接第二章，從正面論述資產階級歷史觀如何在此種二元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以及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又是如何在對抗此種資產階級歷史觀的基礎上得以成形的。第三章第一節從作為整體的西方觀念史的角度來相應闡述馬克思有關“哲學的消亡”的論題，以此為後面章節中有關19世紀中晚期歐洲歷史學的論述充分地鋪墊哲學的前提和基礎，論述將圍繞認識論和方法論進行。第三章第二節將主要闡述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如何在普遍性的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上確立起來，這部分論述主要圍繞這一時期歐洲史學傳統的兩個主要奠基者尼布爾和蘭克進行，此二人所確立的具體治史方式——包括敘事方式、材料選取等等——儘管在19世紀後期遭遇瓦解，但這一傳統中所固有的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卻完整地得到傳承——實際上蘭克本人就是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個重要敵對者，並在19世紀後期表現為更為激進的非理性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這種非理性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滲透並主宰了這一時期的主流史學領域，其影響力遍布歐洲各個角落；同時，這種影響力和統治力非常強大，足以超越史學領域，進入並掌控著新興的社會科學領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克思生平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抗拒這一非理性潮流為基礎和前提的，如果說《資本論》在一般性的社會科學領域發揮著這種抗拒作用，《共產黨宣言》在現實的政治綱領領域發揮著這種抗拒作用，那么《歷史學筆記》則是在史學這個19世紀歐洲思想最為傳統的堡壘內部，發揮著同樣的對抗作用。由此便注定了《歷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的關鍵性地位，那就是同整個這一傳統的對抗。第三章第三節將正面論述《歷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的定位問題，論述主要集中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一方面是以恰當的篇幅剖析《歷史學筆記》當中蘊含著的深刻的一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訴求，這種訴求無論是在歷史選材上還是在敘事體例和敘事風格上都充滿著理性主義，這正是馬克思思想的本質性要素；在這個方面，《歷史學筆記》同《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乃是一脈相承的；另一方面，第三章也會在第三節的第一部分花費適度的筆墨用於闡述馬克思思想中理論與行動的關係，藉此闡明，在馬克思看來，理論和行動之間並非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所認定的那種對立關係，相反，理論和行動乃是二而一的關係，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這是對“哲學的消亡”這一論題的進一步擴展，確切地說，是在史學領域的擴展；因此，很自然地，馬克思有關法蘭西內戰和黨派鬥爭的一系列著名論斷在這一部分將成為關注的重心。《歷史學筆記》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定位問題也正是藉此才能得到更為充分的理解。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部分的主題就是對《歷史學筆記》本身進行比較性質的闡述。在這個部分，本書嘗試選擇19世紀中後期歐洲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史”史學作品和史學家，當然也包括自文藝復興以來有代表性的歐洲“世界史”作品和史學家，依據對照性分析的原則，同《歷史學筆記》進行參照和對比，從正面揭示出雙方的對峙，從根本上講，就是一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同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之間的對峙；這種對峙是本質性的，也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前者是本質上的理性主義，後者則是本質上的非理性主義。《歷史學筆記》正是從此一對峙當中獲得了自身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的定位。如果從這一定位出發，將很有可能對《歷史學筆記》本身進行更為充分的理解，這種理解也很可能是以前所沒有的，至少是以前從未有人嘗試過的。
本書第四章是結論部分，也是伸展性論述的部分。第四章嘗試在前面各章節論述的基礎上，概述馬克思的思想體系在19世紀中後期所遭遇的扭曲性解讀，這裡所謂的扭曲性解讀，意思是指將馬克思思想體系人為地分裂為“科學”和“價值”兩個彼此不相連線的部分，仿佛確實存在這樣的兩元格局一樣，這種解讀習慣實際上從19世紀中晚期開始，穿越了整個“漫長的20世紀”，一直持續到今天，並形成一種紮根於人們心靈當中的思維習慣。第四章以結論的方式指出，此種割裂式解讀方法的根源，就在於前文所描述的那種二元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將此種認識論和方法論運用於一元論的馬克思思想體系身上，無論如何都勢必要造成本質上的傷害，這種傷害對於馬克思思想本身來說，也注定了會是致命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筆記》也獲得了自身在馬克思本人的龐大作品庫中的定位，因為《歷史學筆記》正是一副針對非理性主義二元論的富有教益的、有效的解毒劑；也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將《歷史學筆記》視為《資本論》的序言，當然也可以視為《資本論》的餘論。
就所要論證和表達的“觀念”而言，本書力圖從一個側面指出，艾略特在“希望派”和“記憶派”，或者更確切地說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之間所作的帶有對立傾向的劃分是不成立的，這樣的劃分實質上是一種19世紀的劃分，一種僅僅建基人類心理本能而非政治—歷史能力和才幹的劃分。與之相反，本書意在揭示，革命和反革命乃是人類政治—歷史世界中的兩股各自獨立的力量，它們作為人類歷史—政治生存結構中的兩個同等具有本質性的要素，相互之間並不存在此消彼長的競爭—依存關係，原因很簡單，只要有這樣的關係限制，就意味著革命和反革命是可以理解、可以分析、可以規制的，這並不符合歷史—政治生活的現實和要義；事實上恰恰相反，革命和反革命正如同完全超乎人類世界之上的諸神一樣，它們同這個世界的關係原則並非“對話”，而是“默示”。進一步而言，這意味著人類在任何時刻都可以進行選擇，要么去體驗“革命”，要么去體驗“反革命”，這種選擇是自由選擇，選擇過程當中的主宰性力量是情感而非理智，換言之，這中間毫無道理可言，無論這些道理是建基於社會—經濟觀點、法律觀點，還是文化價值觀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由於馬克思的歷史哲學以及經濟學預言在實踐中，以及在人們的日常感覺中經歷的嚴重失敗，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將馬克思的理論和思想區分為“科學”和“價值”兩個斷裂的部分。一些人在本質上堅持社會民主黨的魏瑪觀點，認為即使拋開馬克思理論中的“價值”部分，也並不會影響到就其“科學”部分進行技術性的分析和邏輯推理方面的確認；另一些人則堅持宗教式的、充滿著信仰色彩的觀點，認為任何對馬克思作品的分割式研究都是對馬克思的褻瀆，並堅決要求人們就像面對宗教典籍那樣，學著去“體悟”作為一個整體的馬克思思想和理論中的“價值”訴求的絕對優先性。於是，作為發生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的歐洲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戰的重大結果之一，馬克思的理論被決定性地劃分為“科學”和“價值”兩個斷裂性的部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熊彼特在總結馬克思理論的這種命運的同時，也相當明確地認定馬克思及其思想中存在著本質性的“價值”方面的或者宗教意義上的訴求，他評論說：“他（指馬克思——作者注）是一位先知，為了弄懂這個成就的性質，我們必須在他自己時代的背景中理解它。當時是資產階級成就達到頂峰、資產階級文化落入低谷而機械唯物主義盛行的時代，當時的文化環境還沒有透露出新藝術和新的生活方式已經孕育在它的母胎里的信號，仍放縱在最令人厭惡的陳腐當中。社會和所有階級急劇地消失任何真正意義上的信仰，與此同時，惟一的一線光明在工人世界中熄滅了，而知識分子則聲稱他們對穆勒的《邏輯學》和濟貧法甚為滿意。此刻，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人間天堂的學說，對於千百萬人的內心意味著一道新的光線和新的生活意義。如果你願意，可以叫馬克思主義宗教為冒牌貨，或者是一幅對信仰的諷刺畫——對這個看法有許多話可說，但不要忽視或者不去稱讚這個成就的偉大。不要介意這千百萬人中幾乎全部不能懂得和正確評價這個教義的真正意義。那是所有教義的命運。”（[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7頁）
然而，熊彼特完全忘記了馬克思從來都是明確拒絕承認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這意味著在他身上並不存在熊彼特所謂的那種單純的“價值”或者宗教訴求，無論這種訴求是教義性質的和獨斷的，還是出於個體內心體驗的；事實上，馬克思對人類的愚蠢和不幸既不抱幻想，也不抱同情。他將歷史事實融入他的經濟理論，在這方面他表現得同施穆勒、李斯特同樣偉大；不過施穆勒和李斯特通過訴求國家主義或者民族自由主義，嘗試將資本主義制度穩定下來，從而使自己處於較之馬克思安全得多的位置上，即使這種訴求有可能在日後演變為極端而庸俗的國家社會主義形態，他們也不會再往前走哪怕一步，看一看資本主義的未來。如果不能在廣闊的歷史前景中規劃當前，當前的生活必然會因為這種短視而走向災難。沒有直覺是辦不成大事的，思想和經驗也許能夠豐富這樣的直覺，但這種直覺本身必定是天生的。理論和經驗都不可能替代政治上的洞察力，以及在觀察世事方面的那種雖然悲觀但仍然積極的態度。這樣的洞察力再典型不過地體現在馬克思關於法蘭西內戰的經典文本中。《霧月十八》的著名開篇說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了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卷，第584頁）對人類命運的這種失敗主義的和宿命論的認知無疑是非常深沉的，這種認知自1848年以來便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馬克思的通信和報刊文章當中，這些通信和報刊文章顯示出他對人類生活中所呈現出的歷史事實抱有冷漠的旁觀者態度。這種態度使人自然地回想起愛德華·吉本關於世界歷史的格言式評論：歷史不過是記錄了人類的罪惡、愚蠢和不幸。《共產黨宣言》充滿熱情，並號召共產黨人參加一切革命運動，但人們往往由於其中的宗教式召喚和熱情而忽略了馬克思在作出這項呼籲時所持的吉本式的反諷式的啟蒙姿態。這種反諷姿態不僅針對資產階級，也同樣針對反抗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換句話說，正是因為對革命的成功不抱幻想，馬克思始終避免了任何的樂觀主義錯覺；恰恰是因為他始終能夠避免這種樂觀，所以才熱切地號召共產黨人參加“一切”革命活動。他是這樣評價二月革命的：“任何其他時期都沒有當時那樣錯綜複雜：浮誇的空話同實際上的猶豫不決、束手無策相混雜，熱烈謀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陳規的頑固積習相混雜，整個社會表面上的協調同社會各個成分的嚴重的彼此背離相混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91頁）革命的形式理想同實情之間的反差和對照沒有誰比馬克思刻畫得更具喜劇效果了，即使在重大轉折的關鍵時刻，人類的命運也不過如此，革命也許不過是最淡化的非實質形式而已。對於巴黎公社的“社會共和國”行動，他甚至沒有表現出19世紀30年代、甚至1848年的那種純粹熱情。如果說他的歷史哲學將資本主義視為只能部分地解救人類困難的悲劇英雄，那么巴黎公社的英雄主義行動在他的分析中則不過是一種“悲喜劇”，其中不存在任何的悲劇意味。在他看來，巴黎公社的終極行動不過是宣稱了“社會共和國”的存在，而這種存在只是行動中的人所作的語詞上的表達，在這些語詞背後，並沒有實際的內容作為支撐；也許沒有人願意在馬克思事後所刻畫的這幅漫畫中認出自己，然而，第二帝國全部的現代化發育使種種矛盾更趨強化和尖銳化，扭曲的程度如此嚴重，同時又如此順其自然，最終使絕大多數人在無望中發瘋。在恐懼和憎恨的支配下，發瘋的大多數人就把口號和綱領的緊身衣套在少數賦有決策權和立法權的政治人物身上，迫使其在未經反思的情況下，僅僅憑藉政治本能或者眼前的利益訴求而採取即刻的行動，歷史便由此獲得推進。這一切都表明了馬克思對於歷史運動的複雜性、歧義性和多面性的深刻認知。
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的代表性評論中透露出那種嚴重的曲解，一直延續到二戰之後的今天，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者仍然據此來攻擊馬克思的歷史學，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學以規律和必然性壓制了人類生活中的特殊性和主動性。正是這種誤解導致了一種宿命論的觀念，將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理解為類似自然必然性的東西，比如說，資本主義終將消亡，今天的大多數人都接受或者並不反對這一說法，但人們往往將之理解為並非人類自身的努力可以阻擋的自然進程，如同太陽終將冷卻和死亡那樣。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人們往往傾向於不將當代事件同作為整體的歷史過程聯繫起來加以分析和評判，而只是將這些當代事件視為既定的、無可更改的僵化事實，一種物化了的事實，在人們的頭腦中，事情的關鍵似乎也就變成了如何看待或者解釋這些事實，而不是如何改變事實。換言之，這也許就是馬克思通常所謂的“異化”現象的題中之義。此種非歷史的思維和認識模式直接導致了政治上的犬儒論和失敗主義，其中重大表現就是人們不覺得可以富有情感和變革意願地去談論具體的社會制度，也許仍然存在日常的理解和批判，但對象則不過是生活的所謂常態，對於這種常態，似乎並不存在從根本上進行改變的可能性；於是越來越少的人會嘗試去談論並評價作為整體的社會制度本身，因為人們實在覺得這種做法已然無足輕重了。事情到了這一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19世紀後期的人們通常都會藉助二元論的認知結構，逃逸到種種呈現為“價值”形態或者“文化”形態的直覺和體驗當中。正如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最強有力辯護者盧卡奇所評論的那樣：“在我們把現在的問題看成一個歷史的問題的時候，資產階級思想的這種非歷史的和反歷史的核心，就以非常顯眼的形式呈現出來……一切資產階級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完全無力把當前世界的歷史性事變理解為世界歷史，這一點，自從這次世界大戰和這次世界革命以來，必定在一切頭腦清楚的人們中留下糟糕的回憶。”（[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73頁）正是這一點最終解釋了19世紀後期的轉折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為什麼在人們當中激起如此重大的情感和理智的混亂和震盪，“非理性的裂縫”最終吞噬掉了整個歐洲。正如馬克思精確刻畫的那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係的物化，物質生產關係和它的歷史社會規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8頁）
然而，這只是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那些本質要素進行高度抽象的概括和分析後，得出的一般性結論。這個世界從本質上來看是“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但就現實而言卻並非整齊劃一，在政治、歷史這樣的人為技藝領域則尤其如此。從對1848年法國民主憲法的一段代表性評論中，我們並不難看出，馬克思對社會整體的複雜、錯位以及基於偶然性的變革有著非同尋常的直覺和深刻的見解：“這個憲法的主要矛盾在於下面這點：它所要使其社會奴役地位永恆化的那些階級——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竟由它經過普選權給予了政治權力，而它所批准其舊有社會權利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卻又被它剝奪了維持這種權力的政治保證。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被憲法強塞在民主主義的框子裡，而這個框子時時刻刻都在幫助資產階級的敵人取得勝利，並使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本身成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頁）同樣，馬克思對於英格蘭憲章運動的評述則進一步顯示出，他對由於傳統、當前的社會和宗教環境所造成的議會改革的“政治幻象”，對於鬥爭中被壓迫階級的情感有著何等強大的吸引力和塑造力，以至於能夠最終繳獲憲章運動的本質性目標。馬克思曾對死板的教條主義者提出含蓄的警告：“如果沒有相反的趨勢不斷與向心力一起又起離心力的作用，這個過程很快就會使資本主義產生崩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5頁）
正是馬克思思想中的這種極其複雜的多面性，及其飽含著現實主義的歷史和當代眼光，將我們引向他最後的、也是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歷史學筆記》。恩格斯在整理《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時發現了大量的事實材料，這些材料“幾乎沒有分類，更談不上加工整理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頁）《歷史學筆記》所呈現出來的也是同樣的面貌。從羅馬帝國衰亡到宗教戰爭，歷時十六個世紀的歷史事件僅僅按照編年意義上的時間順序展現在書中。馬克思多次強調過：“像其他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在現實中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裡的範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頁）也就是說，許多重大事件通常並不屬於就本質性要素進行高度抽象的範圍，而這個範圍里的工作實際也就是《資本論》的工作。這當然並不意味著這些歷史事件就影響人類命運而言並不重要，《資本論》第一卷充滿了這樣的事件。恩格斯正確地拒絕了對《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進行“理論”梳理這一任務，對《歷史學筆記》也只是盡了一個編者的基本職責，以“未加工”的面貌呈現出來。這使得我們有機會看到一幅僅供魔鬼戰鬥和賽跑的世界歷史畫面。很顯然，這樣的畫面並非伏爾泰式的，而是馬克思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並理解這樣的畫面。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這需要我們更為貼切地去了解作為“人”的馬克思的思想歷程。為此，我們首先就必須拋棄充斥在古代、中世紀以及今天的傳記作品中的“聖徒傳記”的一切痕跡，惟此，方能避免在人云亦云的不斷重複中將人物及其思想進行無意識的美化和定型；或者至少我們應當意識到，生活在現世並非一件反歷史的事情，也並不是一個庸俗的標準，當然更不會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一信念正是馬克思看似無窮的思想動力的源泉所在。
追尋此一反諷和現實主義的冷漠態度的來源，想必事關重大。正是這一嘗試使得人們有必要以完全不同的眼光來審視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並將之視為一部完整而獨立的歷史學作品。確實，很難將這部以歷史事件彙編面貌呈現出來的純粹編年史視為獨立作品，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們更傾向於將這部不具備任何理論形態和邏輯萌芽的作品僅僅視為單純的“筆記”，不過是為一部未來的理論作品所進行的資料蒐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人們往往不習慣將馬克思的某部作品單獨挑出來進行研究，因為人們通常會擔心這種割裂的行為會損害一部作品在整體中將會獲得的更多意義，許多魅力將會在這一過程中消失。本文反對前一種觀點，並將論證，《歷史學筆記》作為純粹的編年史，根本不足以支撐任何醞釀中的“目的論”的理論或者任何的“規律性”訴求，確切地說，“歷史學”筆記並非某種“歷史哲學”筆記。對於後一種觀點，本書將論證，放棄總體性的思考框架，並儘可能地沉湎於對《歷史學筆記》本身的反覆閱讀，這當然會招致總體性魅力的喪失，但也能夠因此獲得部分的真理，這部分的真理將同樣激動人心。
《歷史學筆記》以羅馬帝國的崩潰作為開始，以三十年戰爭導致的崩潰作為結束。其中並沒有傳達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意向，崩潰、動盪、病變以及沒有盡頭的偶然事件在空間和時間中的暴力性碰撞，構成了全部編年史敘述的惟一特徵和惟一性格。只是在某些極具限制性的條件下，也確實會形成一些進行鬥爭、信仰、統治或者反抗的人類共同體，但這樣的共同體組織及其行動在馬克思的敘述中完全不具備“社會變遷”或者“歷史規律”的意義，確切地說，他們並不身負任何意義上的“歷史哲學”目的，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賦予“世界歷史人物”的那種“世界精神”完全不存在於《歷史學筆記》的敘事當中，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這些共同體純粹以個人或者一群人的意志、激情或者欲望為基礎，在誕生和行動之後，便要么緩慢要么迅疾地走向腐敗和解體，崩潰之後沒有復興，只是以碎片和敗壞的形式散落各處，也沒有循環，這包括法蘭克人和東哥特人在高盧和義大利建立的偉大王朝，包括查理大帝夢想中的基督教歐洲帝國，也包括教皇及其教宗體系，以及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戰爭時期的各個力量和教派，即使是偉大的德意志農民戰爭也不例外。換言之，歷史辯證法以及有關總體性社會和歷史變遷的唯物主義敘述在歷史學筆記中完全消失了；人類的一切努力都從苦難、欲望和恐懼中誕生，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又都以苦難、恐懼和欲望結束，所有的行動都基於意志—行動的內在循環，完全沒有以“規律性”為基礎，進而傳達某種歷史性目的和意義的可能性；這一切永遠沒有結束的時候，因為人們永遠沒有為滿足設定界限；歷史仿佛是沒有邊界的日耳曼森林，或者神秘的黑夜，人類在其中無聲無息地誕生，又無聲無息地死亡。偶爾會有亮光閃現，比如義大利早期的王朝以及後期的城市共和國所進行的抗爭，再比如英格蘭平民在威克利夫運動時期的抗爭，也會有偉大個人的出現，比如狄奧多西、腓特烈二世、黎塞留等等，但是，所有這些閃光同歷史的黑幕相比，就成了暗淡的微光，死亡將迅速終結所有的人類權力和行動，將其碎裂，並重新釋放到歷史流變的自然根基當中。在《歷史學筆記》中，只有痛苦、厭倦和宗教式的出世和禁慾主義才有可能構成此種欲望和意志循環的外部界限，就像查理五世終於頂不住一再重複的厭倦，突然選擇退出遊戲，從而結束了神聖羅馬帝國與義大利和法國之間的宗教和權力糾葛那樣。然而，事態只不過是遊蕩在兩堵絕壁之間的波濤，與其說是結束，不如說只是簡單的平息。在編年史的結構和單純因果關係的敘述模式中，一切曾經存在於世的事物都獲得了存在的權利，但一切的存在權利都終結在沒有止境的欲望遊戲當中，失敗導致痛苦，成功則帶來新的欲望。人們儘可能地用種種聲明和法權形式為自己的動機作出解釋，其中一些是真實的，也是真誠的，但在歷史的動盪和流變當中，這一切似乎都只不過是為了表明人類意志的盲目和人類理智的喪失。
那么，《歷史學筆記》的意義何在？本書的主旨並不在於全面剖析《歷史學筆記》本身的內容及敘事風格，對於這樣一部純正的編年體史學作品而言，做這樣的剖析實際上既無意義，也不可能從中得出任何的結論，可以為人們提供更充分的理解角度；本書的主旨是嘗試將《歷史學筆記》置於同一時期的歐洲史學傳統當中，通過比較和對照的方法，予以辨析；進行這種辨析的軸心則是此一時期歐洲史學傳統當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正是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出發，本書嘗試為《歷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中作出定位。
本書第一章，嘗試從總體上回顧19世紀中晚期歐洲的政治和歷史思想狀況；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各種問題在歐洲紛紛浮現，儘管不像啟蒙和革命年代那樣呈現得那么尖銳和明確，但這些問題本身所涉及的範圍之廣、紮根之深則至少不會在啟蒙和革命年代之下，對普通公民、政治人物以及思想家們都提出了知識和判斷力方面的要求甚至還超越了啟蒙和革命年代，同時，這些問題也要求議會、政黨以及各個立法機構的成員們去直接面對，而不是以模稜兩可的言辭和行動予以扭曲、拖延或者迴避。這些大問題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但都最為集中地表達在歷史領域當中，因為人們對過去的理解方式通常都意味著對今天的理解方式，反過來說也是一樣，人們如何理解今天也就不可避免地會以同樣的方式理解過去。在這個時期，政治生活中最為人矚目的事件就是普選權在歐洲各個大國的迅速推進，民主對於19世紀的歐洲可謂意義重大，正如同自由對於18世紀歐洲的意義那樣，民主問題在19世紀30年代之後，也就是說，在法國的七月王朝、英格蘭《改革法案》以及普魯士改革法令之後，迅速成為歐洲各國政治勢力關注的核心，無論是共和派還是君主派。大問題的浮現同時也意味將會造就出第一流的政治人物、活動家和第一流的思想家。馬克思當然躋身這個行列當中。《歷史學筆記》是馬克思惟一一部純正意義上的歷史學作品，也是馬克思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然而，《歷史學筆記》作為一部貫穿了十六個世紀的“世界史”作品，在這一時期的歐洲史學傳統當中，可謂特立獨行，這不僅僅是因為這部作品所採用的編年體體例在這一時期的歐洲史學傳統中堪稱絕無僅有，而且也因為這部作品本身的散文式的敘事風格，不帶偏見，沒有超歷史的訴求，在此，我們必須考慮到，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的幾乎全部精力都錨定在某種“文明史”或者“文化史”之上，其基本意識無不透露出某種本質論的或者進步論的訴求，而《歷史學筆記》則全然避免了這一切。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本章在大致概述出19世紀中晚期歐洲總體思想狀況的基礎上，將嘗試以民主問題為核心，進一步揭示出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所表現出的一般性特徵，由此而凸顯出馬克思《歷史學筆記》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獨特而鮮明的地位。
本書第二章承接第一章的論述，第一節嘗試深入考察19世紀中晚期歐洲政治和經濟生活領域所發生的重大變遷。經濟生活中涉及範圍最廣泛、同時也是最深刻的變化就是個人主義的衰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變遷則與之相應，那就是古典議會制度的逐漸衰弱（比如在英格蘭）或者敗落（比如法國）或者夭折（比如德國）。第二節則著重探討這一時期歐洲統治階層以及社會中上層當中的精神方面所發生的變化，本書將這些方面統稱為“心理條件”，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的歐洲統治階級並不如啟蒙和革命年代的社會精英階層那樣，有著強烈的純粹精神上的訴求，至少，這一時期的歐洲宗教生活一方面大幅度淡化了傳統的天主教獨斷論的教義體系訴求，另一方面也淡化了自馬丁·路德和加爾文以來的那種強烈而又純粹的絕對信仰，感覺論的色調日益趨於濃重並開始占據主要戰場。這一切都同個人主義的衰落緊密相關。經濟—政治生活和心理條件這兩方面從總體上構成了馬克思《歷史學筆記》的基礎性背景，《歷史學筆記》本身也正是藉助這個背景才能夠得到充分的理解，這一點是很明確的，也是很自然的。第三節則接續前兩節的論述，著重探討作為馬克思思想核心的辯證法在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尤其是在德國的沒落，這種沒落的最深刻也是最顯著標誌就是歐洲統治階層以及資產階級方面統治信心的動搖或者喪失，其具體的表達方式便是不再相信社會憑藉自身力量造就並推進歷史性運動的可能性。統治階級的“內在虛弱”同“辯證法的沒落”，實際上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個面相；作為其結果，就是作為辯證法的替代物的各種直接性的、非運動性的“世界觀”和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崛起。和《資本論》一樣，《歷史學筆記》也正是在同此類“世界觀”和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進行抗爭的基礎上誕生的。
本書第二章詳細闡述了：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二元主義催生了種種非理性的“世界觀”，所有這些“世界觀”的共同特徵便是從根本上認同歷史—政治以及社會—經濟事實的物化，並據此否認社會自身的運動力量以及重大變革性的可能性。這一切恰恰是馬克思從根本上反對的。本書第三章承接第二章，從正面論述資產階級歷史觀如何在此種二元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以及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又是如何在對抗此種資產階級歷史觀的基礎上得以成形的。第三章第一節從作為整體的西方觀念史的角度來相應闡述馬克思有關“哲學的消亡”的論題，以此為後面章節中有關19世紀中晚期歐洲歷史學的論述充分地鋪墊哲學的前提和基礎，論述將圍繞認識論和方法論進行。第三章第二節將主要闡述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傳統如何在普遍性的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上確立起來，這部分論述主要圍繞這一時期歐洲史學傳統的兩個主要奠基者尼布爾和蘭克進行，此二人所確立的具體治史方式——包括敘事方式、材料選取等等——儘管在19世紀後期遭遇瓦解，但這一傳統中所固有的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卻完整地得到傳承——實際上蘭克本人就是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個重要敵對者，並在19世紀後期表現為更為激進的非理性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這種非理性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滲透並主宰了這一時期的主流史學領域，其影響力遍布歐洲各個角落；同時，這種影響力和統治力非常強大，足以超越史學領域，進入並掌控著新興的社會科學領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克思生平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抗拒這一非理性潮流為基礎和前提的，如果說《資本論》在一般性的社會科學領域發揮著這種抗拒作用，《共產黨宣言》在現實的政治綱領領域發揮著這種抗拒作用，那么《歷史學筆記》則是在史學這個19世紀歐洲思想最為傳統的堡壘內部，發揮著同樣的對抗作用。由此便注定了《歷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的關鍵性地位，那就是同整個這一傳統的對抗。第三章第三節將正面論述《歷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的定位問題，論述主要集中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一方面是以恰當的篇幅剖析《歷史學筆記》當中蘊含著的深刻的一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訴求，這種訴求無論是在歷史選材上還是在敘事體例和敘事風格上都充滿著理性主義，這正是馬克思思想的本質性要素；在這個方面，《歷史學筆記》同《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乃是一脈相承的；另一方面，第三章也會在第三節的第一部分花費適度的筆墨用於闡述馬克思思想中理論與行動的關係，藉此闡明，在馬克思看來，理論和行動之間並非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所認定的那種對立關係，相反，理論和行動乃是二而一的關係，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這是對“哲學的消亡”這一論題的進一步擴展，確切地說，是在史學領域的擴展；因此，很自然地，馬克思有關法蘭西內戰和黨派鬥爭的一系列著名論斷在這一部分將成為關注的重心。《歷史學筆記》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定位問題也正是藉此才能得到更為充分的理解。第三章第三節第二部分的主題就是對《歷史學筆記》本身進行比較性質的闡述。在這個部分，本書嘗試選擇19世紀中後期歐洲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史”史學作品和史學家，當然也包括自文藝復興以來有代表性的歐洲“世界史”作品和史學家，依據對照性分析的原則，同《歷史學筆記》進行參照和對比，從正面揭示出雙方的對峙，從根本上講，就是一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同二元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之間的對峙；這種對峙是本質性的，也是不可調和的，因為前者是本質上的理性主義，後者則是本質上的非理性主義。《歷史學筆記》正是從此一對峙當中獲得了自身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傳統中的定位。如果從這一定位出發，將很有可能對《歷史學筆記》本身進行更為充分的理解，這種理解也很可能是以前所沒有的，至少是以前從未有人嘗試過的。
本書第四章是結論部分，也是伸展性論述的部分。第四章嘗試在前面各章節論述的基礎上，概述馬克思的思想體系在19世紀中後期所遭遇的扭曲性解讀，這裡所謂的扭曲性解讀，意思是指將馬克思思想體系人為地分裂為“科學”和“價值”兩個彼此不相連線的部分，仿佛確實存在這樣的兩元格局一樣，這種解讀習慣實際上從19世紀中晚期開始，穿越了整個“漫長的20世紀”，一直持續到今天，並形成一種紮根於人們心靈當中的思維習慣。第四章以結論的方式指出，此種割裂式解讀方法的根源，就在於前文所描述的那種二元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將此種認識論和方法論運用於一元論的馬克思思想體系身上，無論如何都勢必要造成本質上的傷害，這種傷害對於馬克思思想本身來說，也注定了會是致命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筆記》也獲得了自身在馬克思本人的龐大作品庫中的定位，因為《歷史學筆記》正是一副針對非理性主義二元論的富有教益的、有效的解毒劑；也就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將《歷史學筆記》視為《資本論》的序言，當然也可以視為《資本論》的餘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