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技術創新能力與長期競爭》是一篇科學技術哲學論文，作者是杜祖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香港技術創新能力與長期競爭
- 論文作者：杜祖基
- 館藏號：F127.658
- 館藏目錄：2009\F127.658\3
基本信息,中文摘要,
基本信息
副題名
歷史、挑戰與對策
外文題名
論文作者
杜祖基著
導師
曾國屏指導
學科專業
科學技術哲學
學位級別
博士論文
學位授予單位
學位授予時間
2006
關鍵字
地方經濟 技術革新 國際競爭力
館藏號
F127.658
館藏目錄
2009\F127.658\3
中文摘要
1 問題的提出 從有關的競爭力研究例如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髮展學院(OMD)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年鑑》來看，香港的國際競爭力近年來快速回升，在2005年和2006年在參評的數十個經濟體中均排名第2位。值得思考的是，這是否意味著香港具備世界市場中卓越的長期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能力? 認真分析IMD的競爭力概念及其評價指標體系，可以發現，在“經濟表現”、 “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和“基礎設施”四項一級指標中，香港“經濟績效”排名的大幅攀升(從2002年第22位上升至2006年第4位)是導致香港綜合競爭力提升的主要原因；“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兩項指標始終保持較高水準，排名比較穩定，不是影響其競爭力變化的主要因素；而值得注意的是，表征香港科學技術與創新能力的科學基礎設施指標的排名始終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況。進一步分析香港近年來“經濟表現”突出的主要原因，可以發現，正如香港政府官方資料所顯示的，2004年香港經濟出現復甦是“由於內地和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系出現多年來難得一見的同步快速增長，對香港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大增，令本港去年多項經濟指標都出現雙位數字增長”；而旅遊業成為推動香港經濟復甦的主要動力，僅僅內地“個人游”便帶來額外65億元旅遊消費收益及16500新增職位。這表明，當前香港經濟的反彈與繁榮主要基於追尋短期利益的經濟成長方式而非依靠技術進步與創新得到實現。 科學技術與創新對國家或地區長期競爭力的塑造具有重要意義，這已經為歷史上經濟體的興衰所表明，也為經濟學領域的R.M.Solow模型，P.M.Romer模型等研究成果佐證，並為當代創新系統理論、知識經濟的興起所支持。基於對國際競爭力內涵與評價體系的分析，本文認為，當前香港國際競爭力評價績效優良並不意味著香港具備長期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從長遠發展和持續提升競爭優勢的角度看，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在全球化進程中日益擴展的新形勢下，科學技術與創新發展的嚴重滯後可能成為制約香港經濟成長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瓶頸，如何提高香港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持續競爭優勢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本論文試圖回答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導致香港技術創新能力相對落後的歷史原因是什麼?以及對後續發展的影響是什麼?第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改進香港技術創新能力面臨的主要挑戰?回應這種挑戰而面臨的困難是什麼?第三，提升香港技術創新能力的主要對策?以及可能採取的措施是什麼?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採用歷史分析與比較研究相結合，實證研究和模型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同時從創新系統理論出發，將如何提升香港科技與創新能力問題置於政府、產業界、學術界和社會環境等互動作用共同構成的創新體系之中予以考察和分析。值得指出的是，從文獻分析看，目前關於香港創新體系的系統研究仍然比較薄弱，本文的探討中儘量充分利用已有的理論和實際研究成果，將它們融入到作者作為香港技術創新領域長期的實踐者和觀察者的相關思考之中。 2 香港技術創新能力相對落後的歷史考察和分析 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是市場需求“拉動”和科技進步“推動”共同作用的結果。而政府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引導對這兩方面都會產生重要影響。不同的執政理念、發展哲學和要素稟賦，使得香港在不同時期發展科技和創造產業創新環境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技術與創新政策在香港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顯著不同。 通過歷史考察和分析，本文認為，有三方面重要因素對香港技術創新能力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其一，殖民時期港英政府的政府不干預政策。從20世紀60年代起，在“積極不干預政策”這種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統領下，對於香港的科學技術發展，港英政府堅信市場機制的力量，主張香港科技發展的方向和科技能力的積累完全由市場需求來決定，政府儘量避免採取任何統一計畫或管制性措施去支持科技發展。其結果是，政府沒有在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創新能力提升方面有效地發揮其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這種執政理念和政策導向使得長期以來香港的政府架構中沒有設立科技發展的主管部門和機構，除了少數幾個官方和半官方的部門從事促進工業科技發展、資助學術研究的工作之外，完全沒有科技能力積累進步的長遠規劃。在這樣一種氛圍中，香港各界普遍忽略高水平的研究與開發，科技投入極其有限，直到90年代初其R&D投入強度即R&D/GDP不過為0.03%。 其二，在發展科技基礎設施和提高研發投入方面的政府失效，導致香港知識生產和知識套用能力的嚴重不平衡。在知識經濟中，知識的生產與知識的套用同樣重要。與多數國家和地區不同，從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利用的結構看，香港經濟的明顯特點是知識利用的能力大大強於知識生產的能力。“香港企業並不創造新技術，而是去搜羅世界現有的技術，並將之結合到新產品中以資面利。”而香港政府在研究與發展方面的投入也遠遠少於其他國家和地區，如與新加坡、中國台灣與韓國相比形成強烈的反差。知識生產和套用能力之間的嚴重失衡，導致香港企業的技術創新缺乏持續的發展潛力。 其三，產業結構調整未能有效提升區域技術創新能力。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在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下，香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內陸轉移，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製造業大量外遷，緩解了香港本地工資和地價的高成本對產業結構升級進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壓力，由此使香港的製造業依然停留在以降低要素成本維持短期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階段，製造業的知識和技能含量不僅遠落後於美國和日本，而且也滯後於具有相近起點的台灣、新加坡和韓國。比較分析表明，近10年來，與香港相比，新加坡、韓國和台灣的產業結構調整更加充分地發揮了促進技術創新能力升級的功能。 3 香港特區政府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努力及其挑戰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要發展科技工業以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開始成為一種主流觀點。從香港與新加坡和中國台灣的比較中，人們逐漸認識到在當代社會中有競爭力的高技術產業的重要性。在金融危機面前，新加坡與台灣能夠比較成功地抵禦金融危機的衝擊，原因應是多方面，但其中之一即被認為是“新加坡和台灣較早重視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的轉型。”與之相對應，“科技創新不足是香港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香港特區政府從成立開始，已認識到發展高技術產業對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重大作用。1997年董建華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明確指出，面臨資訊時代的變化和挑戰，香港要發展高附加值產業和服務業，要創造健康的競爭環境，要關注中小企業的需求。1998年，董建華在第二份施政報告中進一步指出，“過去多年來，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將來仍然會為香港的繁榮作出重要貢獻。但是，由於香港的經濟基礎過於狹窄，一旦金融和房地產業受到衝擊，香港經濟便陷入困境。”針對這種狀況，他強調創新與科技的重大作用，認為“創新與科技是促進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在一個以知識為本的全球經濟體系里，創新和科技對於增值活動、提高生產力，以及增強競爭力都極為重要”，從而堅定了發展創新科技、實現經濟轉型使香港成為華南以至整個亞太區域的“創新科技中心”的決心。 為了實現這個宏偉藍圖，董建華任命了直屬於他本人的以田長霖教授為主席的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負責制定香港的科技發展政策和長遠規劃。 1999年，董建華在第三份施政報告中再次關注創新科技，並明確提出政府為促進創新科技發展的重要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撥款50億元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在未來十年成立專注“中游”研究的套用科技研究院；積極輸入必要的科技專才；興建“科學園”、“數碼港”、“中藥港”、“矽島”等其他創新與科技計畫。1999年11月，香港政府正式推出名為“創業板”的二板股票市場，努力為創新與科技企業提供籌集資金的重要渠道。 相對於殖民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從主觀來看，香港特區政府從執政之初便努力採取積極行動來重新規劃和引導香港未來的發展，創新科技委員會的諸多建議均被政府採納並付諸實施。一系列專門的官方或非官方機構和委員會相繼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開始針對本地企業的研發活動提供資助，數碼港、科學園等基礎設施也相繼竣工並吸引跨國公司入駐，大部分在1997年受到英國殖民政府培訓的官員也被重新指派。創新及科技發展戰略的確立使得香港產生這樣一種預期，即在不遠的未來香港將在科技與研發方面趕超亞洲新興的工業化經濟體，特別是新加坡、中國台灣和韓國，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的現狀將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以強烈而明確的政策意圖為表征，但通過對相關統計數據和指標的詳盡分析後發現，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發展戰略的績效並不顯著，甚至讓人感覺失望。特區政府對研發活動投入仍然偏低，如果對政府發布的數據進行深入考證，香港近幾年來對研發活動投入的總量並沒有實質上的增加；創新及科技戰略的各項計畫之間缺乏協調與溝通，創新科技基金、數碼港計畫、科技園計畫、套用科技研究院項目等沒有得以充分整合併形成統一的政策框架；大學與產業界之間缺乏緊密聯繫，沒有建立起科技成果轉化的暢通渠道；由於無法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小型科技企業生存與發展狀況令人堪憂。與類似經濟體的比較分析，也說明了這一點。有理由認為，特區政府的創新及科技發展戰略遠沒達到預期的目標，香港的科學技術與創新能力發展滯後的局面在回歸後的這些年中並沒有得以明顯改觀，仍然面臨嚴重挑戰。 本文認為，挑戰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如何在思想觀念、制度設計和政策實施上擺脫政府積極不干預執政理念的影響，在提升香港科技競爭力和技術創新能力方面切實發揮政府的作用?第二，如何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上真正促進中小科技型企業的發展，促進大學與企業之間的互動作用?第三，如何塑造一個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區域創新體系，創建面向全社會公眾開放的創新與技術基礎設施? 4 提升香港技術創新能力的對策 在對上述主要挑戰背後的動因進行詳盡分析的基礎上，本文試圖針對上述三方面挑戰，分析提升香港技術創新能力的思路與對策。 首先，從政府的積極不干預到有限適度干預。從政治的角度來看，積極不干預主義是阻礙香港科學技術與創新發展最重要的政策障礙。在殖民時期，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港英政府系統與社會精英階層在積極不干預主義對香港發展與繁榮的重大意義問題上保持高度一致，科學技術與創新被看作奢侈品而淡出決策者的視野，“高IQ和低技術”則被認為是符合香港發展的唯一模式。可以說，積極不干預政策對香港基於勞動密集的經濟成長曾發揮積極作用，但其局限性在當前知識經濟全球化與境下已愈加彰顯。回歸以後，特區政府雖然試圖修正殖民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並相繼出台一系列促進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檔案，並提出了一系列相應的重要舉措。但由於巨大的傳統觀念和政策慣性使然，創新及科技發展戰略的貫徹和執行卻遇到了諸多困難，甚至遭遇長期受積極不干預主義教化的公務員系統有意或無意的抵制。同時由於特區政府本身立場不夠堅定，始終在干預與不干預之間左右搖擺，各項政策間缺乏協調與溝通，導致出現落實不力政策失靈現象。目前，創新及科技發展的進展遲緩需要特區政府來積極推動，這意味著政府必須進一步拋棄殖民時期被證明已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繼續採取適當干預政策，對創新科技戰略的實施提供足夠的財政和人力支持。 其次，通過提供足夠的資金投入與政策支持來提升香港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小型科技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從需要採取適度干預政策的角度來看，香港政府對中小企業政策引導不足也是導致香港技術創新能力薄弱的重要原因。學術界的大量研究與實踐經驗已經表明，中小企業(SMEs)的創新活力比大企業毫不遜色，但更需要政府的支持。香港企業絕大部分都屬於中小企業，它們資金缺乏，技術信息和培訓嚴重不足。由於缺乏政府的政策引導和足夠的資金支持，其創新意識與技術能力是相當薄弱的，中小企業生存率在OECD國家以及東亞發達經濟體中排名最為靠後。特區政府成立以來，逐漸認識到提升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性，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中下設專門針對資助中小企業的小企業資助研究計畫。但需要指出的是，該計畫對企業進入的要求異乎尋常的高，使得絕大部分的中小企業被排除在外。在過去的幾年時間中，該計畫共審查了390項申請，僅批准其中75項給予資助，這對急需改善創新與技術能力的中小企業來說杯水車薪。若想實現特區政府關於“在產業界培育創新與技術文化並提升技術性企業家精神”的目標，政府的政策力度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加強。 再次，塑造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創新體系。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來看，由於重商文化使然，香港各界缺乏重視研發的傳統，科學技術與創新意識淡薄；而當前政府的創新科技戰略主要針對大學和專業性部門提供研發資助，沒有面向擴展到社會各界從而逐漸形成濃厚的創新與研發氛圍。其間，既充分發揮精英階層的引領作用，也全面調動普通公民的創新潛力。創建面向全社會公眾開放的創新與技術基礎設施，即香港公眾創新科技園(HKITAP)，鼓勵產業界特別是中小企業和非學術界但具有創新思想的創業人員開展符合自己情況的R&D活動。 1)加強和鞏固香港創新與技術基礎設施，包括物理基礎設施和智力基礎設施，為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特別是中小企業提供資金與智力支持； 2)通過功能相關的、更為協調的科技發展計畫如創新科技署下設的不同組織、科技園公司等為精英群體提供更為明晰而靈活的支持，同時需要進一步加強本地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聯繫。 3)創建和發展一個面向公眾開放的香港公眾創新科技園(HKITAP)，為普通民眾提供嚴密性、系統性的探索和研究場所，不管他們是否具備足夠的學術研究的資格以及學術履歷是否引人注目，也不管他們是否已經具備光輝的創新業績或驕人的商業成就。這種制度安排試圖為香港本地的SMEs和具有創新思想的創業人員去檢驗和實施自己創新思想提供寶貴機會，並有助於全社會形成濃厚的創新氛圍與研發環境，使全社會各方面的創新潛力得到發揮和施展的機會，從而最終提升香港的技術創新能力。 最終歸納起來，為了提高香港的科技創新能力和長期競爭力，香港社會特別是特區政府需要在三個重要領域發揮積極的、前瞻性的作用：第一，為香港未來發展路向而進一步確立一個明確的願景、目標和戰略，並成立相應的執行機構來將這種願景付諸實現，與時俱進，徹底消除積極不干預主義的負面影響；第二，加強對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小型科技企業的支持，提升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是維持香港長期競爭力的重要基礎；第三，為了保證香港未來的智力基礎，需要對香港的教育體制以及高等教育改革，並對基礎研究和套用性研究項目提供長期而堅定的資金投入與政策支持；同時發展香港公眾創新科技園，從文化和社會的角度使香港逐漸成為一個“知識驅動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