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科學講堂:名家講科普1》是2008年4月1日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周立軍。
基本介紹
- 書名:首都科學講堂:名家講科普1
- 作者:周立軍
- ISBN:9787500119395、7500119399
- 頁數:183
- 定價:38元
- 出版社: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 出版時間:2008年4月1日
- 裝幀:平裝
- 開本:16
媒體推薦
——吳國盛
諾貝爾獎的問題一半涉及的是基礎,另一半則涉及到精英。人們也許會問:我們什麼時候能夠有一代二十幾歲的人登上科研舞台,開展他們追求諾貝爾獎級成果的探索?
——王綬琯
費恩曼認為,這就是科學——人類智慧的遊戲和實踐經驗的結晶。它可以從小玩到大,不斷地升級,一直發展到玩高級的智慧遊戲,也就是科學研究。於是乎懷疑、探索、創新,就成了科學發展的三部曲。
——鄧希賢
一個科學家,只要親身經歷過完整的科學研究的過程,都會體會到創造過程中的四種境界,感受到問題的彷徨(醞釀期),求索的煉獄(探索期),頓悟的歡欣(頓悟期)和證實的煎熬(驗證期)。
——周立偉
每一屆奧運會開閉幕式的形式和內容都不一樣,正是這一部分考察這個主辦國家的綜合素質、 綜合能力、 綜合形象。
——朱東華
這是一個用樹枝般的“鋼網”編織成的可容納10萬人的溫馨“鳥巢”,是用來孕育和呵護生命的巢,它寄託著對未來無限的希望……
——袁泉
在整個誠信機制中,不僅是農產品安全,我們全社會的食品安全都面臨著一種誠信機制的考驗,所以不誠信是食品安全最大的敵人。
——歐陽喜輝
創造園林藝術美要以“人與天調然後天下之美生”為座右銘。風景園林總的造景特色是“蓋以人為之美入天然必能奇,以清幽之趣藥濃麗故能雅”。城市園林建設的宗旨應儘可能保持原生態的自然環境。
——孟兆禎
在21世紀,國家對航天能力的依賴可以和20世紀對電力和石油的依賴相比擬,太空將會成為愈來愈重要的關係國家利益的新疆域。
——梁思禮
拓展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空間,是我們人類社會的經濟、科技和文明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無限求索的精神激勵。
——歐陽自遠
空間電子武器裝備的發展,帶來了21世紀的軍事變革。戰爭的形態由機械化向信息化轉變。信息化戰爭的重要特點就是爭奪空間制高點,誰能夠控制空間,誰就能夠贏得戰爭的勝利。
——張履謙
圖書目錄
田小平 夢想從這裡起飛(寄語)
于丹人 文視角看科學精神(代序)
第一單元 賞析科學
吳國盛 什麼是科學?
王綬琯 諾貝爾科學獎離我們有多近?
鄧希賢 科學是智慧的遊戲
周立偉 科學研究方法與治學談
第二單元 矚目奧運
朱東華 奧運會開閉幕式:科技與藝術的完美結合
袁泉 鳥巢的科技亮點
歐陽喜 輝綠色食品與綠色奧運
孟兆禎 中國傳統園林美賞析’
第三單元 點擊航天
梁思禮 中國航天事業的回顧與展望
歐陽自遠 直面挑戰:中國的月球探測
張履謙 現代空間電子對抗
周立軍 竭誠為科學家和公眾搭建平台(後記)
文摘
第一單元 賞析科學
自從人類有了科學,便同時產生了對科學的思考,提出了“科學是什麼”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實際上很簡單,借用德國科學哲學家漢斯?波塞爾的話來說:假如沒有對科學的目的與方法的反省,沒有對科學問題的特點與性質的質問,沒有對科學中的解釋的思考,沒有對科學中提出的答案的可靠性及檢驗性的反思,我們便放棄了科學之所以為科學的核心內容。
更進一步地說,自近代科學誕生以來,經驗科學及其發展常被看作是人類進步的保障,而今天在科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以後,我們面對的卻是對科學的懷疑和對科學的批評;有人甚至認為,科學中理論的形成是無法被說明的,是約定俗成的結果,因而帶有很大的任意性。這些充滿矛盾的現象,也要求我們再次認真地思考一下什麼是科學,以及在一個以科學本身為研究對象的理論中科學是什麼樣子的?
吳國盛教授關於“什麼是科學?”的演講,開篇即直言相告:這個問題本身其實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一般的科學家以自然的某一個方面作為研究對象,而像他和波塞爾這樣的科學哲學家則以科學作為其研究對象。
吳教授首先介紹了“科學”這個術語的來龍去脈、追溯了在西方語境下“科學”的意思,比較了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人文傳統下孕育出的不同的知識類型,強調必須從人文理念開始來探尋科學的根源。隨後,又詳細描述了西方文化的一個源頭,或者說科學在西方的第一個階段:希臘的理性科學(作者稱之為自由的科學、純粹的科學)。最後談到的,是大家所熟悉的另外一種科學類型:現代科學(作者稱之為求力科學、有用的科學),以及它所帶來或面對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作者雖然講的是科學,但並沒有給出一個定義。他認為,期待定義是一種簡單性思維。尼采說:歷史性的東西是給不出定義的。科學也是一種歷史性的東西,它處在演變之中。因此,對於歷史性的東西只能給出歷史性的說明。而作者採用的方法是:給出不同的科學類型。
什麼是科學?
今天我給大家講的題目叫“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本身其實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並不適合對孩子講,因為聽說來的大人比較多,所以我就準備冒險講講這個困難的題目。我不是做自然科學研究工作的,這一方面是我的短處,就是人們通常會說的,你不搞科學,你能講好“什麼是科學”這個題目嗎?但另一方面這也是我的長處,我以科學作為我的研究對象,而一般的科學家以自然的某一個方面作為研究對象。科學不是科學家的研究對象,相反,是我們科學哲學家的研究對象。由我們來講“什麼是科學”,恰好能夠發揮我們的長處。
科學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文化現象
名不正則言不順,讓我們先來看看“科學”這個術語的由來。科學這個詞,中國古代沒有,是一個現代漢語的辭彙。它是對英文science這個詞的翻譯,不過一開始我們中國人把它翻譯成格致,或者格致學,用了宋明理學中格物窮理致知的意思。“科學”這種譯法來自日本人。有一個叫西周時懋的日本人,他覺得西方的學問跟我們中國的學問很不一樣,認為中國古代的學問是文史哲不分的通才之學、博通之學;而西方的學問是一科一科的,數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經法,所以他就把science翻澤叫“科學”,取“分科之學”的意思。以後這個翻譯從日本傳到中國,大家覺得“科學”這個譯法比“格致學”要好一點,結果就流行開來了。到今天為止,中國人使用“科學”這個詞也就是一百年左右,甚至廣泛傳播開來還不到一百年。但是在這一百年之內,科學已經成了我們現代生活中一個最顯眼的術語。
大家知道,五四運動引入了兩位先生,一個叫德先生,一個叫賽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democracy;賽先生就是科學,science。從那時起,科學就被認為是拯救中國於水火之中的一個重要法寶。我們知道,近代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應對來自西方列強的侵略。當時先進的中國人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科學和民主就被認為是洋人的“長技”。在這個語境之下,“科學”其實更多指的是現代西方的技術,是導致“堅船利炮”的東西。在現代漢語中,“科學”經常被讀成“科技”,原因就在這裡。當時的中國人其實更關心的是“技術”,對“科學”並不熟悉,也不太關心。
因此我們今天講科學,首先需要來一個正本清源,也就是追溯在西方語境下“科學”的意思。
英國人講科學一般講的是自然科學,講science就是指natural science,跟我們中文很像。我們講中科院:中國科學院,就不用加“自然”兩個字,你要講別的科學就要加一個定語,比如社會科學院、農業科學院都要加定語。英文是這樣,但法文和德文並不是這樣。法語的science和德文的wissenshaft並不必然指自然科學,而是指一般意義上成體系的知識,包括文史哲這樣的人文學科。法語和德語的“科學”繼承了拉丁文scientia和希臘文episteme的意思,講的都是成系統的知識。因此,要理解來自西方的“科學”,必須首先搞清楚西方人的“知識”追求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路徑,為什麼會走這個路徑。這就要講到中西文化的差異。
過去我們有一個錯誤的看法,認為科學是一個與文化無關的東西,它“橫空出世”,無牽無掛,普遍有效,代表著人類最先進的生活形態。似乎只要有人,人只要想活命,都一定要搞科學。這還是把科學理解成了技術的表現。其實,科學對於人類的基本生存並不是必需的。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大多數民族是沒有科學的。科學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文化現象,或者準確地說,科學是在西方這個特定的文化傳統中產生的特定的文化現象。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人文傳統會孕育出不同的知識類型。在西方,這個知識類型就是科學,可在我們中國就不是科學,而是禮儀倫理。探尋科學的根源必須從人文理念開始為了把“科學”引出來,我們要從人文這個視角來人手。我們講人終有一死,為什麼我們一個必死的人都活得很愉快、很努力、很認真呢?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活的生活模式。我們在這個文化之下,我們覺得我們的生活是值得過的。這個文化裡面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人文理念,就是關於做什麼樣的人是最理想的人的一個界定。中西文化之問的根本差異在於人文理念的差異。在當下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許多人會說,都是人嘛,吃飽喝足就是基本的要求,是共性。其實不是這么回事。吃飽喝足,吃什麼?喝什麼?到什麼地步為足?吃什麼東西?以什麼方式吃?,這些都是問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答案,所以我們必須從人文理念開始來探尋科學的根源。
中國的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導。對於儒家來說,什麼是人呢?人的最高理想就是一個字:仁。仁者愛人的“仁”,仁慈的“仁”,克己復禮為仁的“仁”,殺身成仁的“仁”。這個“仁”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親情之愛,推己及人的愛,有差等的愛。這是我們中國文化關於理想人性的基本規定。為什麼會這樣?中國文化是一種血緣文化,建立在一種自然農耕經濟之上的血緣文化,以血親為文化基因。我們有時候也說中國文化是個親情文化。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情是最高的東西,情感至上,理和法次之。我們中國人的法制意識比較淡薄跟我們文化基因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不願意打官司,有什麼事願意私下解決,我們的居委會調解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不輕易上法庭,上法庭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你打贏了官司也不見得就是個好人。所以我們經常說合法不合理,理比法似乎要高一點。因為即使打贏了官司,你依然可能是輸了理。我們中國人心目中理比法要高,但是理也不是最高的。我們還有一句話叫“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個理是相對的,你如果認死理那就沒意思了。
那么,什麼是最高的呢?剛才我提到情感至上。《論語》里有一個故事說:一個學生問孔子為什麼父母死後要守孝三年。這當然是個很好的問題,為什麼不是兩年半,或者是三年零一個月,一定要三年呢?孔子並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沒法回答。孔子的方法是通過喚醒他幼年時的回憶,讓他重溫父母養育的恩情:你小時候父母含辛茹苦養育你不只三年吧,吃的苦、操的心、受的累不只三年吧,通過這個讓你回憶起濃濃的親情,把你帶回你的童年,讓你逐步感覺到問這個問題本身就不對,就不應該問這個問題。在情感的氛圍當中,這個問題就被消解了。所以說中國文化本質上是親情文化。有時我們講“血濃於水”,“一筆寫不出兩個吳字”,都是講的這個意思。
西方文化卻是一種地緣文化,有別於我們的血緣文化。什麼叫“地緣文化”呢?今天我們諸位走到一起就是一個地緣行為,我們之間沒有血緣關係,但是我們為了某種事情走到一起。走到一起之後如何構建文化秩序呢?地緣文化實質上是契約文化,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人走到一起,生活在一起,需要定一套規則。比如說:要聽講就要好好坐著把手機關掉,不要講話之類的;我作為主講人,也需要好好講,努力回答問題,等等。這就是契約。
契約文化始終是西方文化最根本的一個標誌。這個“約”是西方文化很重要的標誌,包括基督教中上帝和人之間也要定個約,《新約》《舊約》都是約。我們現在講市場經濟中的遊戲規則,這種規則意識也是來自西方文化。他們對規則看得很重,可以說看得很死,因為對他們來講,規則一旦被打破,文化就解體了。
但是我們中國人呢,可以說規則意識比較淡漠。因此西方人看不懂中國的東西,經常以為按道理中國應該不行了,可是時間過去了,還是很行。他們不懂我們中國人有規則,但是不唯規則:我們中國人做事情講究靈活性,見機行事。我們的古典文獻《易經》就是講變化的智慧的。在紛繁複雜的變化之中把事情搞好,這是最高的智慧。我們因地制宜、相機而行、見機行事、與時俱進,我們還講識時務者為俊傑。
當然,這個詞後來用壞了,變成一個貶義詞了,實際上過去是好詞,就是說你非常懂得在不同的情況下調整自己,不要拘泥於死的條條框框。俗話說,活人哪能叫尿憋死,說的也是這個意思。但是,相比之下,西方人對規則就強調得比較死。我們中國人不大講交通規則,有紅綠燈,但不唯紅綠燈,行人往往看見沒有車來就過馬路,不管現在是不是綠燈。可是德國人半夜三更兩點鐘路上一輛車沒有、一個人沒有,他也一定要等著紅燈變成綠燈再過去。這當然是很極端的表現,但卻表達了西方文化對於規則的強調,因為這是它文化的一個特質。我們出國的人都有一個感受,就是覺得外國人非常刻板,通融的餘地很小。對我又沒我寫個推薦信吧,咱們中國人都說好話,儘量多說好話,對我又沒有損失,你好我好大家好,何必呢?寫好一點嘛。他不,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絕不通篇好話。這跟他們的契約文化有關係。
契約文化有一個特點:它要求個體的獨立性,個人的獨立性,所以個人主義是西方文化中很突出的東西。我們中國人認為沒有真正的個人,每個人都是在一個網路之中、社會之中。每個^在家有父母、親戚;出門有朋友、領導、同事,關係網非常重季.一個人的價值就體現在這個網路之中。一個人取得了一點成績,通常他都會把成績和榮譽歸於領導、同事、家人乃至偉大的耜國。西方人不一樣,西方人認為個人是獨立的,個體主義、個人主義對契約文化是基本的東西。如果說我們中國人的核心人性理想是仁愛的仁的話,那么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就是自由。
自由始終是西方文化的一個核心價值。我們耳熟能詳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是這樣講的,“不自由,毋寧死”表達的也是這個意思。西方文化始終把對自由的追求,作為他們文化的內在驅動力。當他們需要捍衛什麼東西的時候,最強有力的理由是“自由受到威脅”。我們中國人不大理解“自由”這個詞,“自由”這個詞在我們漢語裡面往往是壞詞:自由散漫、自由主義、自由化都不是好詞。我們也不大理解自由是怎么回事,以為自由就是胡來,想乾什麼就乾什麼。
我經常喜歡舉這個例子:比如你肚子非常餓,走到一個包子鋪前一摸兜里沒有錢,請問一個自由的行為是個什麼行為呢?通常的中國人都會認為:抓起包子就吃就是自由的行為。因為我們對自由的理解是孫悟空式的,蔑視規則。但是抓起包子就吃呢,在哲學家看來恰恰不是自由。因為他認為你是在屈服於你肉體上的欲望,而沒有按照道理來行事。所謂自由就是“由自”,由著自己,按照自己的邏輯和規則來辦事,然而什麼又是自己呢?其實西方的科學和哲學始終探討的問題就是“自己”。希臘人講“認識你自己”,哲學家康德講“物自己”,都把“自己”列為首要的問為什麼要講“自己”呢?這就要說到科學的起源上來了。
希臘科學是自由的科學
大家知道,現代西方文化是所謂的“兩希文化”,一個“希”叫希臘;一個“希”叫希伯來。所謂的“希伯來”指的就是基督教,所以西方文化一個源頭是希臘科學,另一個源頭是基督教,這兩個結合起來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兩大來源。我們講科學必然要從希臘講起。
希臘文明的鼎盛時代是公元前500年到前300年之間,與我們的春秋戰國時期大體相同。歷史學家稱那個時候為軸心時代,是現代文明的開端。希臘作為西方文明的源頭,確實是一個很講自由的國度。希臘社會是一個奴隸制社會,把人分為自由民和奴隸。奴隸的標誌是什麼?就是沒有自由。所以對希臘的自由民來說,希臘學術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告訴他的子弟們,究竟什麼是自由,如何才能獲得自由。因為,正像我們剛才說到的,要搞清楚自由是什麼,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希臘的學問就是要圍繞自由做文章,告訴希臘自由民的後代、貴族的後代,如何才能真正領悟到自由。
後記
在各個方面的通力協作下,由北京科普出版創作專項資金資助的《首都科學講堂·名家講科普》一書,終於跟廣大讀者見面了。這是“首都科學講堂”的演講內容首次結集出版。我們為從“講堂”里走出來的這本書,能使更多的朋友得以分享智慧的果實、理性的靈光,感到非常高興,非常欣慰。
2007年初,北京市科協老領導、科普專家張開遜先生,帶著他長期的思考和提升全民科學素質的使命感,向我提出了舉辦大型公益科學傳播活動:科學講堂的建議。他形象地把科學喻為一隻“智慧鳥”,它的兩翼一邊是探索與創造,一邊是普及與傳播。他認為,探索大自然與傳播科學技術是科學家的天職。揭示科技成果背後的探索與創造精神、闡明理性思維的科學方法,是科學傳播的重要使命。
舉辦“首都科學講堂”的方案一提出,就得到了齊讓、朱善璐等領導同志的肯定和支持,諸多知名專家、權威學者也回響熱烈。大家認為:為科學家和公眾搭建一個平等交流的平台,一方面,科學家可以向公眾廣泛傳播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知識、科學方法,讓公眾了解科學研究及其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全面提高公民的科學素養和創新能力,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實在是及時和必要的。
經過半年時間籌備,以“解讀科學精神”為主線,以“關注科學熱點”為話題,以“分享名家智慧”為基點,以“提升公眾素質”為目標的“首都科學講堂”於2007年5月27日在王府井新華書店鳴鑼開講,中國航天首席專家歐陽自遠院士對我國航天科技成就的深情講述,于丹教授對科學精神的深刻解讀,博得滿堂聽眾一次又一次熱烈的掌聲。如今,已有近50位院士、專家和博士生導師投身於這個大型科學傳播活動,在社會上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科學家們的科普報告凝結了他們在攀登科學高峰歷程中的體驗和感悟,是不可多得的科普資源精品。將“講堂”內容結集出版,也就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這本書凝聚了諸多專家的心血,每一篇文章都經過作者反覆求證、推敲、修改,其中折射出的科學態度和嚴謹作風,令人真誠敬佩。這本書也是眾多科普和出版工作者傾力合作、創造的結晶,從籌劃到出版,八個月里,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都貢獻了智慧、付出了辛勞。在此,我代表北京市科協和本書編委會,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
感謝這本書的作者:11位在各自領域卓有成就的科學名家,能在百忙之中親臨“講堂”,普及、傳播自己的研究成果,並在文稿彙編成書的過程中傾注熱忱。
感謝科普專家、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副理事長陳芳烈、王直華先生,他們為本書總體把關,提出了很多專業性、建設性的指導意見。
感謝資深記者、科普專家尹傳紅先生,他對全部文稿進行了認真、仔細的統籌和加工,為每篇演講撰寫了“導讀”、確定了提要,並補配了部分圖片。
感謝柴儷傑帶領下的嘉星一族專業策劃及執行團隊,他們對“講堂”全程跟進、全力配合,並對出版本書做了精心謀劃,傾注了大量心血。
感謝中國出版集團直屬的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他們獨到的眼光和品牌圖書的運作能力,使本書得以順利付梓出版,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堪稱“北京名片”的一個科普圖書精品。
“首都科學講堂”作為社會化科普和學習型城市建設的重要陣地,將堅持高端定位、面向大眾、長期舉辦的方向,每周在王府井新華書店準時開講。作為“講堂”資作開發的延續,《首都科學講堂·名家講科普》系列圖書也將陸續推出,希望廣大讀者予以關注並提出寶貴意見。
序言
當我懷著喜悅的心情,翻閱著厚厚一大疊《首都科學講堂·名家講科普》的書稿時,傳來了“萬名科技專家講科普”活動啟動的訊息。這是中國科協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落實《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畫綱要》,動員廣大科技工作者致力於提高全民族的科學素質,為建設創新型國家作貢獻的一項具體措施。
我注意到,中國科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齊讓同志在活動啟動儀式上表示,“萬名科技專家講科普”活動是紀念中國科協成立50周年的重點活動之一。各級科協、學會將動員組織廣大科技專家,深入機關、學校、企業、部隊、社區和農村舉辦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科普報告、講座。同時積極支持基層辦好系列品牌科普報告會,比如中國科技館的“科普大講堂”、北京市的“首都科學講堂”。
令我感到高興的是,《首都科學講堂·名家講科普》書系第一輯,正是“首都科學講堂”演講內容的首次結集出版,北京市科協為此還專門撥付科普創作出版專項資金予以支持。
分享智慧的果實總是讓人感到快樂的。北京市科協開辦“首都科學講堂”,就是基於充分利用首都知名專家雲集、科教資源豐富、學術交往頻繁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將科學名家請進“講堂”,宣講科學知識,探究科學思維,傳播科學文化;同時,在互動現場通過科學名家心路歷程的真誠袒露,與聽眾的問答碰撞,讓人們得以親身感受科學名家特有的精神內涵與人格魅力,從而走近科學名家,走近科學,激發自己在人生路上理性思考、快樂前行。
在各個方面的鼎力支持下,特別是在各位科學名家的積極參與下,特色鮮明的“首都科學講堂”開辦不到一年,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北京市一道內容豐富的科學文化大餐,一項標誌性的科學傳播活動。如今,已有包括國家重大項目的首席科學家和學科帶頭人在內的眾多的院士、專家、博士生導師,帶著極大的熱情走進了“講堂”,在這項幫助公眾理解科學的活動中盡一己之力。這無疑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
科學名家是科學研究和科學傳播領域的佼佼者,也應該是傳播科學文化、弘揚科學精神、提升我國民族文化軟實力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對科學家來說,參與科普活動或科普創作,既是一種責任、一種義務,也是一種示範和挑戰。科普的內容,歸根結底是出自科學的具體實踐者:科學家們的工作,而科學家的科研工作正是針對著“一事一物”運用他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過程。因此,一個科技工作者,特別是精於本行、富有經驗的科學家,對古今科研事例的體會,包括對自身科研經歷的體驗,只要梳理一下表達出來,就會是對科學思想和科研方法很好的普及。
本書作者之一、中國探月工程首席科學家歐陽自遠院士在科研工作之餘,還花費不少時間和精力在全國各地作科普報告,宣講我國的月球探測項目和工作。他認為,滿腔熱情、積極、正確、清晰地傳播科學,是科技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他講的一番話我非常贊同,他說:“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花了國家和納稅人的錢,我們這些從事具體工作的人也有義務更好地傳播科學思想,使公眾更系統地獲得相關知識,更多地了解我們所做的工作及其意義。所以,這實際上也是在做一項基礎性的工作,它對於引導公眾理解、熱愛和支持科學,提高全民科學素質,實在太重要了。”
記得國內一位重視科普工作的醫學專家曾經說過,“科學普及也是一種社會責任。一個科技工作者如果輕視乃至鄙夷科普,那至少是對自己的職業和社會責任理解與重視不夠的表現。”以此而言,包括科學家在內的科技工作者,不應把為使公眾理解科學技術的工作視為負擔,而應把它作為爭取支持和獲得信息反饋的極好機會。
20世紀末,美國著名天文學家兼科普作家卡爾·薩根在談到科學家為什麼應該普及科學時指出:任何一個社會,如果希望生存得好,且其基本價值不受影響的話,那么就應該關心國民的思維、理解水平,並為未來作好規劃。“我堅持認為,科學是達到上述目的的基本手段:它不僅是專業人員所討論的科學,而更是整個人類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學。如果科學家不來完成科學普及的工作,誰來完成?”
事實上,我們都能感受到,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科學素養程度已經開始影響到國民的生活質量,同時也在不斷地影響和改變國民的價值觀及其對許多問題的看法。
不少學者認為,科普實際上應該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知識層次,這是最基本的層次,其任務是傳授科學的基本知識、基本概念,建立起對科學的基本認知,培育對科學的興趣;第二層次是方法層次,就是展示科學的規律、學科方法和過程,其中包括科學史的教育,其任務是使大家能較深入和較完善地掌握科學;第三層次是理性層次,它的任務是普及科學精神和科學思想,提高公眾的科學素質。而第三層次的工作才是科學普及教育最重要的方面和最終目的。
我深信,正逐步走向權威化、標誌化、品牌化的“首都科學講堂”,在提升科普層次、提高公眾科學素養方面是大有可為並一定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的。我也期盼著,能有更多的科學家、更多的聽眾走進“講堂”、走近科學。
祝“講堂”越辦越紅火,祝《首都科學講堂·名家講科普》書系也一直能夠出下去、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