飼育文化

飼育文化是農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人們是人類歷史長河中是怎么從事家庭養殖，放牧和各種養殖活動的，對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怎樣的貢獻，進行了怎樣的曲折過程，積累了怎樣的經驗和發展了那些知識等。它是人類農業生產經驗的重要來源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飼育文化
• 類型：農業文化
• 研究：家庭養殖，放牧和各種養殖活動
• 意義：人類農業生產經驗的重要來源

概述

飼育文化是農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人們是人類歷史長河中是怎么從事家庭養殖，放牧和各種養殖活動的，對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怎樣的貢獻，進行了怎樣的曲折過程，積累了怎樣的經驗和發展了那些知識等。它是人類牧養文化的中級發展階段，已經把功能性生物進行了很好的馴化定型。例如，家禽雞鴨鵝，家畜馬牛等，家魚青草鯉等，還有用作其它用途的如家鴿等。它們對人類都有一種重要的功能性意義。其中，家禽是指經過人類長期馴化和培育而成, 在家養條件下能正常生存繁衍並能為人類大量提供肉,蛋等產品的鳥類,主要包括雞(chicken) ,鴨(duck) ,鵝 (goose) ,火雞(turkey) ,鴿(pigeon) ,鵪鶉(quail) ,珠雞(guinea fowl) ,鴕 鳥(ostrich)等.其中雞,鴨和鵪鶉中分化出蛋用和肉和兩種類型,其餘家禽 均為肉用動物.鴨和鵝合稱為水禽. 家禽具有繁殖力強,生長迅速,飼料轉化率高,適應密集飼養等特點,能在較短生產周期內以較低成本生產出營養豐富的蛋,肉產品,作為人類理想的動物蛋白食品來源.家禽的這一重要經濟價值在世界各地被廣泛發掘利用,人們從遺傳育種,營養,飼養,疾病防治,生產管理和產品加工等各個方面進行行研究和生產實踐,從而形成了現代家禽產業。

家畜在中國古代把豬、馬、牛、羊、雞、狗稱為“六畜”，意指家畜。其實，歷史上的家畜並不止六種。據《尚書.禹貢》等古文獻記載，象也曾是家畜之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還自古就馴養駱駝、驢等。所謂六畜無非是指古代最早馴化的主要家畜。英語中的 “livestock” 或“domestic animal”，意為養在家裡的動物或馴養的動物，就是我們所說的家畜。而“poultry”則指家禽。廣義的家畜是指人類為滿足肉、乳、蛋、毛皮以及擔負勞役等需要，經過長期勞動而馴化的各種動物，其範圍不僅包括“六畜”，而且還包括駱駝、兔、鵝、貓、鹿、象、馴鹿、羊駝、鴿、火雞、珠雞、番鴨、鵪鶉、金魚、鯉魚、草魚、青魚、蜜蜂、蠶等，駝鳥也屬家畜之列。狹義的家畜僅指屬於動物分類單元的哺乳綱中的馴化動物。

中國家禽雞養殖文化

中國養禽歷史悠久，可追溯到距今約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時期的原始社會。西安半坡村遺址，河南新鄭縣裴李崗和河北磁山等原始村落遺址都發現華夏先民養雞的痕跡。殷墟出土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就有雞的象形文字，從字的構成表示雞是用繩子繫著腿和爪來飼養的，怕它飛跑。這表明在三千多年前雞尚在馴化階段。到二千多年前漢朝盛世時期，北方養雞供肉用和產蛋用已相當普遍。此後，隨著農業生產的逐漸發展，經過二、三千年馴化和演變，因地制宜和適應環境，在各地出現了不同的地方特色雞和其它禽種。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著說：“雞種甚多，五方所產，大小形色往往亦異。”並列舉了各處雞種，有遼陽角雞，楚之偏雞，南越長鳴雞，烏骨雞等。到清朝初期，陝西省已有肉雞和蛋用雞兩個種類的雞種。

在華夏五千年燦爛文明史中，早在晉代《荊楚歲時計》注董勛《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正旦畫雞於門，七日貼人於帳”。雞被列為年歲之首，雞為六畜之第一位，雞還是十二生肖之一，地支的第十位，是鳳凰的化身。可見雞在人們心目中所處的位置是何等重要。雞和雞蛋不僅供人類食用，是人類的主要蛋白質來源，還可入詩、入畫、入藥。

家畜飼育文化

3.1定義

動物。自古就有“在家曰畜，在野為獸”，“拘獸以為畜”的說法，這裡“獸”指野生動物。“畜”作名詞（讀“chu”）時，指家畜；作動詞（讀“xu”）時，意為飼養。家畜與人類社會經濟、生活有密切關係，是人類重要的生活和生產資料，為人類提供肉、蛋、奶、毛、絨、皮、裘等畜產品，以及用於運輸和使役等。

廣義家畜 ：指在人類馴養下，能夠順利繁殖、具有相當大的群體數量、具備一定的表現特徵且遺傳穩定，用於生產具有經濟價值產品的動物，也稱農業動物(farm animal、farm livestock)。那些非常規家畜但因具有經濟價值而飼養的動物也稱為特種養殖動物或特種經濟動物，如哺乳類的林麝、梅花鹿、銀黑狐等和鳥類的鴿、鵪鶉、珍珠雞、番鴨、鴕鳥、鴯鶓、魚鷹等；廣義家畜還包括被長期人工養殖的昆蟲類如蜜蜂、桑蠶等，水生類如魚、蝦，兩棲類如蛙等。

狹義家畜 ：指馴化的哺乳綱動物，鳥綱的馴化動物特稱為家禽。

比廣義家畜的概念的外延還大，還包括那些未完全馴化和不以提供動物常規產品為目的而飼養的動物，如藥用、觀賞、娛樂、伴侶、運動用途的動物。現在最常見家畜包括豬、馬、牛（普通牛）、綿羊、山羊、兔、狗、貓；較常見的有驢、騾、駱駝（雙峰駝、單峰駝）、氂牛、林麝、梅花鹿等。騾是馬與驢的種間雜交後代，一般不能繁殖，但仍歸屬家畜的範疇 。

野生動物馴化經歷了漫長歷史過程，使動物一代比一代更加適應在人類的飼養條件下生活，其野性也逐漸降低，甚至完全消失，以便於人類的使用管理。中國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國，是世界上最早馴養與馴化六畜（豬、牛、羊、馬、雞和狗）的國家之一，也是家畜品種最多的國家。

根據比較解剖學、考古學以及分子遺傳學等多學科的角度考證，家畜是從遠古的野生動物馴化而來。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豬、狗、雞、牛、羊、馬這六種動物就已馴化成為家畜，稱為六畜。目前所知中國最早家豬出自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距今約8000多年前；最早的家狗和家雞出自河北武安磁山遺址，距今7 000多年；最早的家牛出自陝西臨潼白家遺址，距今7 000多年。家羊以內蒙古赤峰紅山後的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一例為最早，年代至少為距今5 000年前，馬則開始飼養於龍山文化時期，距今4 800－3 900年。

中國主要家畜飼育文化

根據考古資料，中國原始畜牧業主要馴養的家畜有豬、牛、馬、羊、狗等。

4.1豬

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豬的數量最多，約占1/3左右。一些晚期遺址中出土的豬骨數量更大，如山東省泰安市大汶口遺址43座墓中出土豬骨96塊，甘肅省永靖縣秦魏家遺址46座墓中出土豬骨430塊，是真正的六畜之首。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材料是廣西桂林市甑皮岩遺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左右的豬牙和豬頜骨，個體數為67個，其中65%為2歲以下，說明“是人類有意識飼養和宰殺的自然結果”。豬牙中“犬齒數量不多，較為長大粗壯的犬齒更少見，犬齒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門齒一般都較細弱。這些情況，可能顯示在人類馴養條件下，豬的體質形態的變化”。其次是在河北省武安縣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和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等遺址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豬骨或陶豬，其形態處於亞洲野豬與現代家豬之間，應屬於原始家豬階段。至目前為止，發現有豬骨或陶豬模型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達120多處，地點遍布各地，表明中國家豬的歷史非常久遠，也證明以養豬為代表的中國原始畜牧業是和原始農業同時起步的。

到了商周時期，養豬業有較大的發展，甲骨文有許多“豕”字，還有一字是在“豕”字外面圍以方框，表示養豬的圈欄，《詩經·大雅·公劉》也有“執豕於牢”的詩句，說明豬已實行圈養。各地的商周遺址和墓葬中也常有豬骨骼出土。當時豬除用於肉食外，還用來祭祀，卜辭中有很多記載。亦有用銅鑄造雄性豬尊作為祭祀的代用品，如湖南省湘潭縣九華鄉出土的一件銅豕尊，器形碩大，造型生動，前後肘部橫穿一對直徑1．4厘米的圓管，可貫繩索，便於抬動進行祭祀。春秋戰國時期，養豬業受到進一步重視，“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到了漢代，養豬業更加發達，地方官吏都提倡百姓家庭養豬以增加收人，各地漢墓中經常用陶豬或石豬隨葬，出土的數量相當多，造型也很生動逼真，因而可以據之了解漢代家豬的品種類型。如小耳豎立、頭短體圓的華南小耳豬，耳大下垂、頭長體大的華北大耳豬，耳短小下垂、體軀短寬、四肢堅實的四川本地豬，嘴短耳小、體軀豐圓的四川小型黑豬等等，這對研究我國古代豬種形成的歷史，具有很大的科學價值。

4.2牛

是指兩種不同屬的黃牛和水牛。黃牛既可用於肉食又可用於耕田，水牛主要用於南方水田耕作。它們是分別從其不同的野生祖先馴化而來的。在黃河流域和長城內外的上新世到更新世地層里，都發現有現今黃牛和水牛祖先的化石，為原牛或原始牛，所以，中國黃牛和水牛是獨立起源的。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和鞏義縣瓦窯嘴遺址及舞陽縣賈湖遺址、山東省滕縣北辛遺址、陝西省寶雞市北首嶺遺址等，都出土過牛骨，雖不能肯定都是家養的牛，但也不能否定當時已有馴養野牛的嘗試。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遺址曾出土16個水牛頭骨，江蘇省吳縣梅堰遺址也出土過七個水牛頭骨，特別是湖北省宜都市城背溪遺址出土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水牛頭骨，說明南方馴養水牛的歷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遺址中，出土的牛骨大為增加，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後期，牛已在原始畜牧業中占有重要地位。

商周時養牛業有很大發展。除了肉食、交通外，牛還被大量用於祭祀，動輒數十數百，甚至上千，這在卜辭中都有記載，可見牛在商代已大量飼養，各地商代墓葬中經常用牛殉葬，或隨葬玉牛、石牛等，也可作為例證。《周禮·地官》設有“牛人”一職，負責掌管供應各種肉牛和軍需所用之役牛，分為賓客之牛、積膳之牛、膳羞之牛、軍事用的犒牛、喪事用的奠牛及軍旅行役的兵車之牛。《詩經·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牛，九十其槨……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於阿，或飲於池。”亦可想見西周養牛業已具相當規模。春秋戰國時期，牛耕已經推廣，在農業生產上發揮了很大作用，養牛業得到迅速發展。秦國政府還專門頒布《廄苑律》，對牛的飼養管理和繁殖都有嚴格的規定，反映當時對養牛業的高度重視。春秋時期已創造了穿牛鼻子技術，《呂氏春秋·本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以所之，順也。”《莊子·秋水》：“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這是駕馭耕牛技術的一大進步。

秦漢時期，牛耕得到普及，養牛業倍受重視。“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為之強弱也。”(《風俗通義》)各地的漢墓中也經常隨葬陶牛、石牛和木牛等。《史記·貨殖列傳》：“牛蹄角千(即養100多頭牛)……此其人與千戶侯等。”說明已有人專門養牛致富。為了改變公牛的暴烈性情，以便於役使，同時也是為了改進畜肉的質量，漢代已經推廣閹牛技術，河南省方城縣出土的一塊閹牛畫像石，就是目前出土的惟一有關漢代閹割技術的實物例證。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畜牧業的發達，已經總結出一套役使飼養牛馬的基本原則：“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齊民要術》)

4.3馬

馬在古代曾號稱“六畜之首”，是軍事、交通的主要動力，有的地方也用於農耕。中國家馬的祖先是蒙古野馬，因此中國最早馴養馬的地方應該是蒙古野馬生活的華北和內蒙古草原地區。在甘肅省蘭州市皋蘭山曾發現距今近1萬年的普氏野馬頭骨。河北省徐水縣南莊頭遺址也發現了距今10500年至9700年的馬骨。稍晚些有陝西省西安市半坡遺址出土的兩顆馬齒和一節趾骨，但有人認為其不是家馬。不過至遲在龍山文化時期馬已被馴養，當不成問題，因為東西南北各地都有馬骨出土。如：陝西省華縣南沙村龍山文化遺址就出土了兩匹馬骨架；山東省歷城縣城子崖，河南省湯陰縣白營，吉林省扶餘縣長崗子，甘肅省永靖縣馬家灣，陝西省神木縣新華，內蒙古包頭市轉龍藏，江蘇省南京市北陰陽營，浙江省樂清縣白石以及雲南省通海縣黃家營、尋甸縣姚家村、麻栗坡縣小河洞、廣南縣木犁洞、馬龍縣仙人洞、宣威縣尖角洞、江川縣古城山等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都發現了馬骨或馬齒。

到了商周時期，馬已成為交通運輸的主要動力，養馬業相當發達。甲骨文已有馬字，商墓中常用馬殉葬，各地都時有車馬坑發現，河南省安陽市武宜村北地一次就發現了117匹馬骨架。《詩經》中描寫養馬牧馬及駕馭馬車的詩句也很多，《周禮·夏官》有“校人”掌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這六種馬是指：繁殖用的“種馬”、軍用的“戎馬”、毛色整齊供儀仗用的“齊馬”、善於奔跑驛用的“道馬”、佃獵所需的“田馬”和只供雜役用的“駑馬”。春秋戰國時期盛行車戰和騎兵，馬成為軍事上的主要動力，特別受到重視，此時馬已成為“六畜”之首。各地的遺址和墓葬中也經常發現用馬隨葬，如山東省淄博市齊故城就出土了83匹馬骨架。有的墓葬開始用銅馬代替活馬隨葬，如河南省洛陽市西工區、安徽省壽縣、雲南省祥雲縣大波拿等遺址都有銅馬出土。商周時期在中國畜牧史上的另一大成就，是利用馬和驢雜交繁育騾子。山西省靈石縣旌介村出土的一件銅簋底部鑄有騾子紋飾、陝西省長安縣灃西出土的戰國銅雕飾上有兩匹騾子的形象，是難得的考古資料。

秦漢時期，馬已被視為“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因而養馬業特別興盛。西漢政府從西域引進大宛馬，改良了中國馬種，還從大宛引種優質飼草苜蓿，促進了中國養馬業的發展。唐代是中國養馬業的另一個高峰，僅西北地區的甘肅、陝西、寧夏、青海四處就養馬70多萬匹，史稱“秦漢以來，唐馬最盛”(《舊唐書·兵制》)。當時還從西域引進優良馬種在西北地區繁育：“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舊唐書·兵制》)從各地出土的唐代三彩陶馬的健美形態，亦可看到當時良馬的形象，它們應是“既雜胡種，馬乃益壯”的真實寫照。

4.4羊

羊是從野羊馴化而來的。家羊分化為綿羊和山羊。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陝西省西安市半坡、陝西省臨潼縣姜寨等新石器時代遺址都出土過羊骨或陶羊，說明中國北方養羊歷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到了龍山文化時期，出土羊骨遺址已分布南北各地。北方有內蒙古、甘肅、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遼寧以及安徽等地；南方有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廣西、雲南等地，說明養羊業有所發展。一般來說，南方養羊的歷史應晚於北方，但是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羊，塑造得甚為逼真，顯系家羊無疑。

商周時期，羊已成為主要的肉食用畜之一，也經常用於祭祀和殉葬。卜辭記載祭祀時用羊多達數百，甚至上千。《詩經·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每群羊數量達到三百，可見商周養羊業甚為發達。商代青銅器常用羊首作為裝飾，如湖南等地出土的二羊尊、四羊尊等，鑄造極為精美，亦反映出南方養羊業的興盛。春秋戰國時期，養羊業更為發達。“四海之內，粒食人民，莫不犓牛羊。”(《墨子·天志篇》)“今之人生也……又畜牛羊。”(《荀子·榮辱篇》)秦漢時期，西北地區“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出現“牛馬銜尾，群羊塞道”的興旺景象(《後漢書·西羌傳》)。中原及南方地區的養羊業也有發展，各地漢墓中常用陶羊和陶羊圈隨葬。魏晉南北朝時期，養羊已成為農民的重要副業，《齊民要術》專立一篇《養羊》，總結當時勞動人民的養羊經驗。從甘肅省嘉峪關市魏晉壁畫墓中的一些畜牧圖，可見當時放牧羊群的具體情形。唐代的養羊業亦取得相當成就，已培育出許多優良品種，如河西羊、河東羊、濮固羊、沙苑羊、康居大尾羊、蠻羊等。各地的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墓葬中，也經常用陶羊、青瓷羊及羊圈隨葬。

4.5狗

狗是由狼馴化而來的。遠在狩獵採集時代，人們就已馴養狗作為狩獵時的助手，因此，狗要算人類最早馴養的家畜。在農業時代，它亦兼為肉食對象。河北省徐水縣南莊頭、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汝州市中山寨，浙江省餘姚市河姆渡，山東省茌平縣尚莊以及陝西、山西、遼寧、內蒙古、甘肅、湖南、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福建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出土過狗的骨骼或陶狗。其中，徐水縣南莊頭的狗骨的年代距今近萬年，磁山、裴李崗的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可見其馴養歷史之久遠。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塑小狗和山東省膠縣三里河遺址出土的狗形鬹，造型生動逼真，使我們得見新石器時代家犬的形態特徵。陝西省西安市半坡遺址出土的狗骨，頭骨較小，額骨突出，肉裂齒小，下頜骨水平邊緣彎曲，與現代華北狼有很大區別，說明當時狗的飼養已很成熟，遠遠脫離野生狀態。

商周以後，狗已成為主要的肉食對象之一，先秦著作中經常“雞狗豬彘”(《荀子·榮辱》)、“犬彘”(《墨子·天志》)、“雞豚狗彘”(《孟子·盡心下》)並提，可見狗在六畜中的地位。據《禮記·少儀》記載，狗在當時有三種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庖廚庶羞用也。”狗還用作祭祀之犧牲，實際上也是供人們食用的，因此以屠宰狗肉販賣為業的人也不少。春秋時期的朱亥、戰國時期的高漸離、漢初名將樊噲等人，都是歷史上屠狗賣肉出身的名人。因此商周墓葬中也經常葬有狗骨，漢墓中則經常以陶狗隨葬。

大約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狗已退出食用畜的範圍，只用於守衛、田獵和娛樂，因此《齊民要術》中的畜牧部分就不談狗的飼養了。不過民間仍有食狗肉的習慣，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墓中也常以陶狗隨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