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仲起（1903～1929年），名自謹，號仲起，以字行。如皋縣人。江蘇省第一代用師範（今南通師範）畢業後，即涉足文藝創作。民國十三年(1924)經茅盾、鄭振鐸等幫助，自上海赴廣州，人黃埔軍校，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東征、北伐中曾任排長、連長，隨軍抵武漢後，與茅盾、孫伏園等組織文學團體上游社。汪精衛叛變後，東歸。民國十七年初參加蔣光慈、錢杏郵組織的太陽社，宣傳進步文藝思想。4月，到如皋參與組織農民暴動，擔任“五一”農民暴動總指揮。失敗後，流亡津、滬。次年春，女友被國民政府殺害等因，於極度悲痛與困苦之中自沉黃浦江。主要文學作品有短篇小說集《生活的血跡》、《笑與死》、《愛的病狂者》，中篇小說《殘骸》、《墳的自供狀》、《葬》，詩集《紅光》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顧仲起
- 別名：自謹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03
- 逝世日期：1929
- 代表作品：《生活的血跡》、《笑與死》
身世和早年,被學校開除,寫作謀生,文壇新星,投筆從戎,參加上游社,創作第二高峰,死亡之謎,
身世和早年
顧仲起，原名顧自謹，號仲起，1903年出生於江蘇省如皋縣白蒲鎮西鄉顧家埭（今林梓鎮顧埭村）一個破落的地主家庭。他的家族系三國吳時顧雍之後裔，因避戰亂，有一支先遷靖江江濱，繼遷如皋白蒲，從此定居於斯，繁衍生息，生活也由以農耕為主逐漸演變為亦農亦商。延至清代，族中生活餘裕者漸多，便開始崇尚讀書，以致秀才、舉人輩出，代有名人。先祖顧暄，字春暉，號霽岩，道光進士，曾任禮部主事，有詩集《芸窗詩鈔》刻版印行。族祖顧錫爵，字延卿，善書法，具文名，曾隨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國，著有《旅歐雜記》、《顧延卿詩集》、《顧延卿文集》等。他與南通張謇和范當世、海門周家祿、泰興朱銘盤等人交遊，尤其與張謇友誼甚篤，張謇曾四次訪問顧家埭，並寫有“一生知己顧延卿”之句。另一族祖顧錫祥，字仁卿，光緒戊子舉人，曾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家庭教師，他對《易經》深有研究，著有《說易》多卷，亦與張謇頗有交往，曾為張謇寫過祝壽詩多首，張謇去世時又寫過輓聯和悼詩。到了顧仲起父輩時，已在辛亥革命前後，其家道業已中落，只剩下十餘畝地，勉強維持一家的生計。顧仲起的生父顧樂亭和伯父，都是清末秀才，但隨著廢除科舉、興辦學堂，村裡有些人便紛紛進入法政、師範等類學校，他們也都轉而接觸新學。
據顧世雄編的《葭埭顧氏宗譜》記載,顧仲起的父親顧樂亭，生有兄弟四人，依次為一爹、仲起、季爹、滿爹（長記），顧仲起排行第二。又據顧仲起的堂弟顧巴彥記述，由於他的伯父沒有子嗣，他從小便過繼給伯父。伯父畢業於江蘇如皋師範，曾長期在本地擔任國小教師（見《顧仲起生平記略》，載1980年5月22日《新文學史料》第二期。以下引述均見此文，不再一一註明）。
生活在這樣家學淵源的書香門第，顧仲起從小受到中國古代詩文的薰陶，尤其酷愛《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古代白話小說，從而誘發了他對文學的濃厚興趣，也為他打下了一定的語言文字基礎。
1915年，他離開本地的顧家埭國小（即白蒲鎮第五初等國小校），升入位於長江邊的薛家窯高等國小（即鎮濤鄉第四初等高等國小校）。據他的同齡人回憶，他天資聰慧，廣聞博覽，各科成績優良，尤以國文為最。
1918年，顧仲起又考入張謇創辦的江蘇省代用師範學校（即後來的通州師範），於是離開養父一家，到南通住校就讀。
這期間，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之時，顧仲起開始接觸到科學民主的新文化和新思潮。他閱讀了李大釗、陳獨秀、魯迅、郭沫若等新文學運動先驅的許多文章，受到很深的影響，對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產生強烈的不滿，對光明的新社會滋生了一種朦朧的嚮往和追求。然而同時，由於養父娶妾生子，待他漸薄，未能給他足夠的學費，他因此無法交納讀書的各項費用，有幾次幾乎被迫停學。
據他堂弟顧巴彥提供的材料，有一年夏天，他在烈日下挑著西瓜擔子，在村莊附近各處叫賣，就是為了籌集費用繼續求學。
到了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他滿懷希望跑到自己生父的家裡，企圖求得生父的援助。然而，生父也沒有提供實質性的幫助，他又敗興而歸，陷於十分困窘的境地。這段艱難的生活，後來在他的《風波之一片》、《游浪的孤靈》、《老婦人的三兒子》、《殘骸》等許多作品裡都一再寫到，可見對他刺激之深。
被學校開除
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被學校當局藉故開除
顧仲起進入通州師範學習時，正處於人生非常敏感的青春時期，他一方面受到五四新文學思潮的影響，這使他從小熱愛文學的朦朧思想得以激發，從而產生了創作的衝動；另一方面家庭生活的困窘，又壓抑了他青春的理想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於是便自然地拿起了紙筆宣洩內心的苦悶。
據顧巴彥稱，顧仲起曾在當地報紙上發表過“一些以反帝反封建為主題的白話詩文”，但現在已經無法查索。
目前能夠看到顧仲起最早的創作，是寫於1921年9、10月間的新詩《晚步》和《秋愁》。這幾首詩吟詠的雖然都是“夕陽”、“孤霞”“哀柳”和“殘紅”，但作者不甘“流水逝”而執著於“詩園之路”的意向，仍是十分明顯的。可以想見，顧仲起其時應該寫了不少發抒心志的詩作的。
同時，受時代風氣之裹挾，顧仲起也參與了學校的一些進步活動。其堂弟顧巴彥說他曾“參加了進步的學生組織”，證之茅盾在文學回憶錄中提到顧仲起“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見茅盾《創作生涯的開始》，載1981年2月《新文學史料》第一期），可見在通州師範求學期間的顧仲起是比較進步的。正因為如此，當時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在討論組織發展時，便注意到了南通的顧仲起。
據中共早期黨員沈雁冰（茅盾）回憶，那時蘇州、南通的發展組織工作，是由他負責的，他記得“在南通，有個南通師範學校的學生顧仲起曾經投稿（詩），思想左傾，可以先和他通訊，慢慢發展他為團員。”（見茅盾《文學與政治的交錯》，載1980年2月《新文學史料》第一期）1980年間，南通博物苑穆烜曾就此事寫信詢問茅盾，茅盾委託兒子韋韜於6月23日復函，云：“他與顧認識是通過投稿。他關於在南通發展組織之事，雖有構想，但並未實行”。
然而顧仲起的進步傾向和進步活動，在當時是不能見容於反動的學校當局的。許多材料都記載他因此受到開除學籍的嚴重懲處，除了上述茅盾的回憶外，顧巴彥的記述也稱“仲起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當局開除”。但這只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是顧仲起因為私拆了同學的進步刊物而被學校開除。
上世紀四十年代，顧仲起的朋友徐大風在上海寫文章回憶顧仲起，說他愛好五四新文學，卻又苦於囊中羞澀，無錢購買新出版的刊物。
有一次偶爾經過學校門房時看到許多從郵局寄來的印刷品，有些看得出寄的是羅家倫、傅斯年等人所編的《新潮》雜誌，在求知慾的驅使下，他竟私自將這包刊物拿到自己宿舍里拆閱了。
學校當局本來將五四新文學思潮視若洪水猛獸，嚴禁學生閱讀傳播新思潮的報刊，而對顧仲起平日參與進步學生活動之事也早已心存不滿，於是便抓住此事小題大做，最終以“偷竊”的罪名將他開除。
此事對顧仲起的打擊甚巨，不但因失學而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這個“偷竊”的罪名也使他遭到一些不明底細的同學的譏諷而陷入極為難堪的境地。
事後，他曾對朋友說過這樣的話：“提起偷竊，在我是畢生的恥辱！但我的偷竊，是偷竊的知識，基於青年人求知慾迫切的觀點上，我是不成為犯罪的。所以，我在輪船上的被人偷竊袋中的余錢，我並不憎惡，也並不詛咒這竊賊。
他如果需要我這些許錢而生存的話，他不過是為生活而偷竊罷了，與我的為求知識而偷竊又有什麼兩樣？”（見徐大風《記天才作家顧仲起》，載1947年6月上海《茶話》第十三期，以下引用徐述均見此文，不再一一註明）
不論如何，顧仲起終於被學校開除了學籍，以致事過數十年後，學校的檔案里已沒有他的任何記載。最近我專門查閱了該校的校友錄，在1935年2月編印的《通州師範學校校友錄》和1982年12月編印的《江蘇南通師範學校校友錄（1902－1982）》中，顧仲起的名字均付闕如。
寫作謀生
顧仲起被學校開除後回到家裡，難免受到父母的埋怨和指責。他本來已經十分窩火，經此刺激，便生出對抗的情緒，離家出走，獨自坐船來到上海。但上海雖然號稱“東方巴黎”，更有他無限嚮往的許多新文學的報刊和作家，無奈他隨身所帶的兩塊銀元，在船上便被竊賊偷走，於是他從大達碼頭踏上上海的土地時，已經成了一文莫名的窮光蛋了。為了生活，他典當了身上的馬褂、長衫、棉袍，到無物可當時，就不得不出賣苦力了。他先是在碼頭上搬運貨物，累得力不能支，繼而經同鄉工人介紹，又去拉黃包車。嗣後，又在街頭賣過小報，拉過運貨的板車，甚至還做過乞丐等等。為了填飽肚子，他以瘦弱的書生之軀幹盡了重活累活，嘗夠了生活的艱辛與苦澀。這使他的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同時也讓他對黑暗的社會現實有了切身的體會和認識，為他日後從事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素材。
就在這樣艱難的處境之下，他仍然沒有放棄對繆斯女神的追求，仍不時寫些詩文投寄自己心儀的新文學報刊。然而一個藉藉無名之輩要想躋身文壇，又談何容易。據他自敘傳的短篇小說《最後的一封信》透露，他曾經拿了自己的作品去求教某些有名的作家，卻受到冷落和嘲笑；想去報紙投稿，也遭到拒絕。這使他灰心到了極點。正在這時，他的一首題為《深夜的煩悶》的小詩被《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七號刊登了出來。這首詩是迄今所知顧仲起最早發表的作品，詩中寫道：“可憐的人兒，你要求愛嗎？悲和哀那便是愛的結晶了！” 它抒發了一個有理想和追求然而卻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可憐的人兒”的“煩悶”心情。這正是作者顧仲起當時的人生寫照。
雖然詩作的發表，顧仲起不無喜悅，但此時他已經對生活失去了希望，並且已經寫好向人生告別的《最後的一封信》。他把這篇作品親自交到《小說月報》編輯鄭振鐸手上，哭著對鄭振鐸訴說了自己的家庭情況以及在社會上奮鬥的經過，並表示他的希望如永遠陷入黑暗的阱中，那就只有走上自殺之路。第二天他又給鄭振鐸寫了一封訣別的信，說他已經登上了輪船，準備投海自盡。這使得鄭振鐸大為震驚，他馬上將這篇《最後的一封信》刊登在下一期《小說月報》上，並以西諦的筆名寫了附記，懇切地希望顧仲起懸崖勒馬，“收回這個可怕的決定，平安的再回來”（見1923年8月10日《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八號）。
顧仲起的《最後的一封信》在《小說月報》發表後，在讀者中引起強烈的反響，許多人紛紛寫信給編者，對他“這篇淚和血結晶的作品”所揭示的“殘忍的世界，悲哀的人生”同聲咀咒（見翰芩《顧仲起君的〈最後的一封信〉》，載《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十號）。有的在表示深切同情的同時，認為“自殺都不是脫去失望或富有的痛苦的方法”，希望顧仲起“對於緊迫的生活”“堅決的忍耐”，而不要自殺（見禇保時的同名文，載《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九號）。有的更熱烈呼籲顧仲起“歸來吧！別走吧！還要請在文學上給我們同病人的一點血淚的安慰啊”（見昌英的同名文，所載同上）。鄭振鐸心裡也十分難過，遂選登了幾篇讀者來函，以表對顧仲起的關切。正在這時，他又收到了顧仲起新寫的題名為《歸來》的書信體小說，得知顧仲起果真“收回”自殺的決定，“平安”地“回來”了，不禁非常高興，便立即編髮了這篇《歸來》。
原來，顧仲起抱著投河自盡的念頭上船以後，由於衣衫襤褸先是受到其他搭客的欺凌和毆打，繼而受到巡捕的拘禁，顧仲起在反抗的同時想起了父母兄弟和自己的理想，不禁幡然醒悟：“環境與生活是不足支配我的”，“人們的失敗，這並不是極不好的事，這不過是給人們的一種經驗罷了”。如此一想，就改變了主意，決定放棄自殺，重新向生活進行搏鬥。於是，他又坐船回到上海，到跑馬廳（今上海人民廣場）去做工——割草，開始了新的人生跋涉。在這篇《歸來》中，他向鄭振鐸傾訴了自己上船後的遭遇和思想改變的經過，希望鄭振鐸“以真摯的情緒來迎接我”，“更希望先生憐我是個弱者，被棄者，而來扶助我，使我達到成功的希望”。鄭振鐸自然轉憂為喜，便在這篇《歸來》後又寫了一段附記，云：“想讀者聽見這個訊息一定也會感到和我同樣的快活的。他的這幾天的經過，很值得一記，所以把它發表於此。”
這篇《歸來》的發表，再一次在文壇和社會上產生了影響。不單是顧仲起的悲慘的命運和曲折的遭遇博得了廣大青年讀者的關注，而且他那纏綿悱惻的血淚控訴、細膩動人的心理描寫以及清新流暢、富於藝術表現力的文字，都緊緊地扣住了讀者的心弦，也充分地展現了他的文學才華。顧仲起由此一躍而登上了文壇，成為引人注目的一顆新星。
文壇新星
顧仲起過去經常是投稿無門、到處碰壁，在他的許多小說中也常常描繪自己這種走投無路的難堪遭遇，然而自從鄭振鐸接連在《小說月報》為他刊登了三篇作品之後，他在文壇上便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隨後作品的發表也就容易一些了。於是，他多少有了一些稿費收入，雖然還不得不到處去賣苦力，但大體可以應付最低的生活需求了。所以這段時間顧仲起比較活躍，經常來往於上海和家鄉如皋之間，也曾去過杭州，同時又文思泉湧，筆走龍蛇，創作了不少作品，既有詩歌、小說，也有文學評論和雜文，接連不斷地在上海著名的報刊上發表。
顧仲起這時期的創作，首先就是詩歌。他不但同大多數文學青年一樣，最初是以詩歌開始其文學生涯的，而且他本質上就是一個詩人，一個熱情澎湃、詩情激盪的詩人。他的所有的作品，都流淌著詩的激情，語言上也有著深深的詩的烙印。自從處女詩作《深夜的煩悶》被《小說月報》發表後，他更是詩興蓬勃，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都源源地流瀉於紙筆，刊載於報端。他嚮往美好的自然，對青春和人生充滿了希望：“風在吻著春的面龐”，“鶯”“在風幕里和著春的細語”，“他——詩人：在窗下呆看，在樹前痴聽”（見《曉鶯》）；卻又深感自己在社會人生中孤軍奮戰的寂寞：“懷故園呀長夜，感獨宿呀秋空”，“一燈在幾，獨對孤影，唉！吹笛者呀，知否孤人聞聲而動情”（見《深夜笛聲》）。有時，他熱烈地抒寫自己豪邁的情懷：“我們是立在陸上，雖不能看見海浪，雖不能聽得波響，然而我們可看自天上，然而我們可聽自風狂”（見《靈海波聲（二）·詩序》）。有時，他又低首沉吟孤獨、失望和力不從心的無奈：“渺茫人生的海浪呀，我不覺流淚而失望”（見《孤靈的哀聲》），“一枝新稚的嫩芽，那能去和暴風烈日奮鬥。啊，被人間逼迫的我呀，現在已失卻靈魂只剩著肉屍了”（見《寄蕭覺先》）。另外，在《舟中感懷》、《歸感》、《春》等詩作里，他還吟詠了對故鄉和親人的懷念以及對於青春的愛，這也是他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詩歌創作的同時，還對詩歌創作作了一定的思考和探索。他在兩組《靈海波聲》組詩之前分別寫的《小言》和《序中的一段》中，便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見解。他認為：“詩是幽愁的靈覺，所謂詩，就是幽秘的靈覺流在紙上的一種痕影而已。所以詩的美妙，完全不能用一種死的方式或理智去評定它的價值”。因此，“當著我們拿著一首詩在眼前讚賞時，不是注重他的哲理和形式……要注重的便是高吟；用各種的腔調去高吟，用合乎各種詩的性質的腔調去高吟，在高吟的聲里，能使我們感著悲或喜，能使我們在腦海里感著流來了狂潮一樣的興奮，那便是有價值、真的、好的詩了”。他用詩一樣的語言描繪詩園中的各種景致，同時並不因為自己的坎坷經歷和艱難處境而立論偏頗，而是比較客觀公允地提出對詩歌欣賞和評判的標準。由此可見顧仲起的詩歌修養和理論素質。
與此同時，顧仲起也寫了一些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文章，均發表於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如《創作的生命》、《告文藝創作家》、《托爾斯泰〈活屍〉漫談》、《幾位無名作家的作品——〈學燈〉上幾篇文藝的批評》、《對於國內創作壇之諍言》等。據他自述，這段時間他“努力”看了很多書，企圖“要利用我這短時間而獲得相當的成績”（見《托爾斯泰〈活屍〉漫談》）。因而他所寫的這些文章涉及的內容較多，有對作品的批評，也有對文學理論的討論。大體看來，他對當時的文壇現狀相當失望，認為文學的責任是“表現社會，反映人生”（見《對於國內創作壇之諍言》），但“近來文藝創作的一個流行傳染病”卻是“專重描寫不重文藝的靈魂與生命”（見《告文藝創作家》）。他認為：“文藝更是作家感著人生的意義，覺著人生的神秘，創造的衝動生命，永遠催促他們，同情的血淚，在他們體內暢流，他們因著這創造環境的壓迫，他們便有他們唯一的真作品彌灑在人間了。”（見《托爾斯泰〈活屍〉漫談》）這些文章比較全面而集中地反映了顧仲起的文學觀和批評觀，說明他並不只是埋頭創作的作家，而是一個對文學理論、創作原理有所探索和思考、有自己的追求的比較自覺的作家。
這時期他的小說作品，除了《最後的一封信》和《歸來》外，還有發表在《小說月報》的《風波之一片》（第十四卷第十二號）和《碧海青天》（第十五卷第一號），以及在《時事新報·學燈》連載多日的《游浪的孤靈》。另外，他還完成了不少作品，卻未能在當時獲得發表，後來分別編入他的兩本短篇集裡。這些作品大多以他自身的經歷為題材寫成，有著很濃的自敘傳的色彩，他就是從自身的獨特經歷和切身的感受出發來理解文學的使命，並努力付諸實踐。因而，他的這些作品形象有力地反映了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傳達了下層社會人們苦難的呻吟和反抗的呼喊，同時也為讀者對他的了解和研究提供了較為翔實的線索
總起來看，顧仲起在這段時期創作欲極為強烈，又勤於筆耕，故作品甚豐，發表亦不少。而且，因其作多刊載於當時有影響的一刊（《小說月報》）一報（《時事新報·學燈》），並與當時許多著名作家如梁啓超、冰心、茅盾、鄭振鐸、葉聖陶、徐志摩、俞平伯、郁達夫等人同列，因而聲名大著，頭角嶄露。當時由上海新文化書店出版的《中國創作小說選》第二集（梅生編），收入了他的作品《最後的一封信》，可見他的影響。然而由於作品的傾向以及在文壇上的人脈關係，他能發表的刊物也不過寥寥幾種，這遠不能滿足其旺盛的創作欲望，也無法為他寫出的作品尋找到足夠的出路，從而影響了他作為生活來源的稿費收入，使他常常陷於入不敷出、捉襟見肘的窘境。為了維持生活，他不得不勒緊褲帶，節衣縮食，夜裡睡在弄堂里，白天到處去打工賺錢。寫作上有時也只能改弦易轍，尋求能夠馬上發表、取酬的捷徑。據他的朋友徐大風回憶，他有一段時間也曾經向鴛鴦蝴蝶派作家許廑天主編的《小說日報》投寄過許多小說，以便獲取微薄的稿費勉強填滿肚子。由於此事只有他身邊少數的幾位好友知道，而又用化名發表，這些作品今已無可查考。
投筆從戎
古今中外文學史上有無數的事例表明，一個新人的成長常常離不開於前輩文學家的提攜。顧仲起也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從一個落魄的青年一躍登上現代文壇，除了他本身的天賦之才和刻苦努力以外，與茅盾和鄭振鐸兩位文學大師的關心、扶植也是密切相關的。特別是鄭振鐸，在他主編的《小說月報》上不吝篇幅，接二連三地推出顧仲起的詩和小說，這對顧仲起的迅速成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顧仲起在舉目無親、舉步維艱的情況下得到如此的關愛，自然對鄭振鐸感激萬分，從此把鄭振鐸視為園丁、師長和親人，希望能夠得到他更多的幫助。顧仲起1923年曾經寫過一首題名為《園丁——示鄭西諦》的短詩，其中寫道：“園丁不來灌溉培栽，花兒也許不能放開，朵兒也許要萎衰！……唉！園丁呀！你為什麼還不來！”（載1924年10月31日《時事新報·學燈》）看來其時他遇到了大的困難，渴望得到鄭振鐸的幫助，因而寫了這首小詩。如果參照顧仲起自敘傳的長篇小說《殘骸》中的記述，可能就是此時，鄭振鐸熱情地向他伸出溫暖的雙手，把他接到自己家裡居住，又把他送進醫院治病，對他傾注了滿腔的愛。後來，鄭振鐸為了解決他的生活問題，還想把他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做個小編輯，卻由於商務不缺人手而未能成功。
由於在上海難以立足，顧仲起就想到另謀出路。正好此時廣東的革命形勢蓬勃發展，他便離滬南下，投筆從戎。關於他去廣州的事情，茅盾前後有兩次憶述。第一次是1925年3月16日發表的《現成的希望》一文（載《文學周報》第一六四期），其中說道：顧仲起“兩月前到廣東黃埔陸軍教導團里去當兵去了。仲起君因為考教導團先須有二人介紹，曾拉我做個湊數的介紹人”。第二次回憶是1981年2月22日發表的《創作生涯的開始》（載《新文學史料》當年第一期），其中寫道：鄭振鐸“找我商量，說黃埔軍校正招生，能否把他介紹去？我就寫了介紹信，我們還湊了點錢給他作路費。那是一九二五年初。兩星期後，他給我們來了一封信，說他要上前線打仗了。”兩文所述細節略有不同，但顧仲起由茅盾、鄭振鐸介紹去投考黃埔軍校是毫無疑義的。
茅盾在送走顧仲起之後，專門寫了一篇《現成的希望》對他寄予厚望，他說：“我們的創作壇的不好現象，正是有暇寫的人偏偏缺乏實際的經歷，而有實際的經歷的人偏沒有工夫寫。……我的現成的希望，便是顧仲起君了。”他希望這位有著豐富下層生活經驗的顧仲起，在經受了戰爭生活的鍛鍊之後，能夠積累更為豐富的素材，從而寫出“合意的戰爭文學”來。
顧仲起到廣州後順利考取了黃埔軍官學校，為軍校第三期學員。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創辦的學校，師生中有許多中共黨員。顧仲起由於思想激進，表現積極，入學後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在軍校雖然學的是做政治工作，但他堅決要求上前線，故曾參加過討伐陳炯明的東征，他作戰英勇，不幸掛彩，在額頭上留下了一條被子彈擦過的創痕。隨後，他還參加了北伐戰爭。據徐大風的記述，他後來被派到唐生智任軍長的第八軍當團指導員。但茅盾回憶，顧仲起在東征時任班長，東征戰役結束後升為排長，“北伐開始要擴充軍隊，他又提升為連長”，其編制在第四軍某師（見茅盾《創作生涯的開始》）。這是茅盾在武漢時聽顧仲起親口所說，應該是比較可靠的。
另外還有資料表明，顧仲起在廣州就讀黃埔軍校期間，仍有一定的文學活動。可能是由於當時國共合作使得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的緣故，顧仲起曾在廣州發起組織革命文學研究會，設址於廣州東山龜岡某號，並登報徵求會員，吸引了許多進步的文學青年參加。研究會成立後，借《國民新聞》的版面出版《時代文藝》周刊十多期。之後，他又積極參加了血花劇社的工作，編了一些有血性、有戰鬥性的劇本。這時候，他也沒有中輟文學創作，曾在《國民新聞》和其他報刊發表過短篇小說《白衣人》等作品（見張欽佩《關於自殺的顧仲起》，載1929年2月3日上海《文學周報》第八卷第六期）。
參加上游社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占武漢，不久廣州的國民政府也遷往武漢。顧仲起隨軍來到武漢後，便將行軍途中創作的長詩《紅光》修改定稿，付梓出版。正好其時茅盾也來到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擔任政治教官，顧仲起便請茅盾為《紅光》寫了一篇序文。因時局動盪，這部《紅光》已散佚而無法尋覓，唯茅盾的序文傳留了下來。文中有云：
在這部小詩集裡，充分表現了仲起同志的熱烈的革命情緒，和最近的思想。……我以為《紅光》的新形式或者會引起了新的革命文學。文學界有一句老話：“舊酒瓶里不配裝新釀。”革命的文學，須有新的形式來適合他的新精神。久矣我們聽得人喊“革命文學！革命文學！”自然也已產生了許多好的革命文學，但是新形式的革命卻不多見。似乎我們的文學家太忽略了新形式的創造了。在這方面，我們覺得《紅光》縱使不能說是成立的新形式，至少也是“濫殤”了。
《紅光》本身是慷慨的呼號，悲憤的囈語，或者可說是“標語”的集合體。也許有些“行不由徑”的文學批評家，要說這不是詩，是宣傳的標語，根本不是文學。但是在這裡——空氣極端緊張的這裡，反是這樣奇突的呼喊，口號式的新詩，才可算得是環境產生的真文學。我們知道俄國在十月革命以後，新派革命詩人如馬霞考夫斯基等的著作，正也是口號的集合體。然而正如託羅茲基所說：這些喊口號式的新詩，不但是時代的產物，環境的產物，並且確為十月革命後的新文學奠了基石。並且在大變動時代，神經緊張的人們已經不耐煩去靜聆雅奏細樂，需要大鑼大鼓，才合乎脾胃。如果我們不反對文學是時代的產物，那么，對於《紅光》這作品也該承認他的時代價值罷？各民族的文學發展自然有他自己的徑路，但是正當大變動時代的中國，將來的革命的新文學，或者和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文學，會同一趨向罷？我希望仲起同志努力在這方面，從標語式文學發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學。
從茅盾的這篇序文至少可以看到三點：一是顧仲起這時寫的這首長詩《紅光》，與他從軍前在上海所創作的詩歌截然不同，它不再是纏綿悱惻的低吟淺唱，而是充滿了陽剛之氣的戰鬥吶喊。這無疑是作者投身於血與火的革命鬥爭的產物。二是茅盾對顧仲起此作的內容和傾向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這種“口號式的新詩”是為革命和時代所需要的“真文學”，是“為……新文學奠了基石”。三是茅盾殷殷勉勵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希望他逐漸“從標語式文學發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學”。
顧仲起在武漢期間的另一項文學活動，就是參加了文學團體上游社。這是茅盾和當時在武漢《中央日報》編《中央副刊》的孫伏園共同發起組織的文學團體，參加者除了沈雁冰（茅盾）、孫伏園和顧仲起以外，還有陳石孚、吳文祺、樊仲雲、郭紹虞、傅東華、梅思平、陶希聖，總計十人，其中有五位是武漢分校的教官。上游社辦有社刊《上游》周刊，附於孫伏園編的《中央副刊》出版。茅盾為顧仲起詩集《紅光》所作的序文即載於此刊，顧仲起也在該刊發表一篇《紅色的微芒》。這篇雜論開首就是八行詩句，庶幾可見作者佚詩《紅光》的面貌——
天空中已閃耀了紅色的微芒，
紅色的旗幟在微芒里飛揚飄蕩，
那偉大而洪亮的鐘聲，
更是充滿了宇宙間的聲響。
正在沉睡夢迷恍惚的人們呀！
快快起來看那紅色的微芒，
快快起來聽那洪亮的鐘響；
喔！那紅色的微芒。
然而人生是複雜的，也充滿了矛盾，顧仲起雖然寫出這樣慷慨激昂的詩文，熱情地呼喚“前進，前進，社會革命呀！民族革命呀”（見《紅色的微芒》），但他思想的另一面，卻由於目睹了社會現實的黑暗以及在軍中遭受到挫折和打擊而相當消極。據茅盾回憶，他曾向茅盾表示軍人只管打仗，對時局則不感興趣，又說：“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個刺激，一仗打下來，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麼時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對時局如何，不曾想過。”有一次茅盾去旅館看他，他忽然叫來幾個妓女，與她們閒談了一會，就打發她們走了。聽旅館的茶房說，顧仲起幾乎天天叫妓女來閒談，卻從不留一個過夜。這使茅盾十分感慨，一個革命的作家竟也如此尋求精神的刺激（見茅盾《創作生涯的開始》）。後來，茅盾在創作的三部曲《蝕》時，顧仲起的形象不由得浮現在眼前，他便擷取部分塑造了一個對革命幻滅的人物，這就是第一部《幻滅》中的強連長形象。
“五一農民暴動”中擔任總指揮
1927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遭到血腥屠殺。在一片腥風血雨之下，顧仲起倉卒離開武漢，乘輪東下，返回家鄉如皋。其時，中共如皋縣有多位委員正打入國民黨縣黨部任職，顧仲起為尋找黨組織，穿著北伐軍軍服闖進縣黨部，卻被敵人以“共產黨”逮捕而押解南京。據當時在國民黨縣黨部任宣傳委員的中共如皋縣委書記王盈朝回憶，“顧仲起同志被解省後，我們通過省里關係保出來了”（見《憶如皋反清黨鬥爭》，載1960年7月《如皋火花》）第二期）。而據徐大風的憶述，具名保釋顧仲起的，是國民黨中央監委吳稚暉和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劉文島兩人。可能由於具保人的地位之高，顧仲起被釋返回如皋後十分風光，竟被抓捕他的反動縣長“敬為‘上賓’”，並再三賠禮道歉，他便索性利用這個機會，“大大方方的在城裡搞起黨的活動來了”（見王盈朝《憶如皋反清黨鬥爭》）。但沒有多久，他又回到上海重操舊業，從事文學創作。
1928年南昌武裝起義後，中共中央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由此，在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如皋和泰興兩地舉行了震驚大江南北的五一農民暴動。顧仲起由於曾經在黃埔軍校受過訓練，又參加過北伐戰爭，遂被中共南通特委任命為軍事委員，派回如皋參加了這次暴動的領導工作。
4月初，顧仲起隨中共江蘇省農委主任王若飛、省農運特派員張安志（杭果人）抵達如皋。13日，中共如皋縣委開會決定成立暴動委員會，由王盈朝、顧仲起、杭果人組成主席團領導這次暴動。在泰興率先發動暴動的情況下，如皋縣委於5月1日開會決定立即在如皋西鄉舉行暴動，並成立如皋縣暴動總指揮部，由顧仲起任總指揮。當晚舉行了暴動誓師大會，由顧仲起公開宣布成立暴動總指揮部，在“一切土地歸農民”、“打倒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等口號下，兵分兩路，攻打國民黨公安局和地主武裝保全團。顧仲起和王盈朝等率北路農民先後攻克蔣家埭、盧家莊，繳獲了敵人兩門土炮和十多枝槍，又指揮暴動農民打開地主倉庫衣櫉，把糧食和衣服全部分給當地貧苦農民，然後舉火將地主莊園燒毀。
在初戰大捷的情況下，暴動農民群情激昂，總指揮部的幹部們也情緒高漲，準備遠聯泰興農民攻打黃橋，近聯東鄉農民攻打如皋縣城，進而成立縣蘇維埃政府。由於對鬥爭的殘酷性和艱巨性估計不足，暴動總指揮部在組織5月3日的民眾大會時，沒有作好嚴密的布置和足夠的準備，作為總指揮的顧仲起竟然還“指示各人不必帶武器到場，只派了幾個赤手空拳的青年農民在屋外放哨”。因此，當敵人聚兵奔襲會場時，“除軍事指揮顧仲起有一枝手槍外，其他幹部身邊無可抵禦敵人的東西”，而在場的又多是暴動的領導幹部，因此為了避免犧牲，顧仲起只得下令解散（見王盈朝《回憶蘇北如皋“五一”農民首次起義》，載1980年5月《如皋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在此以後，敵人調集了大批兵力對暴動農民進行了瘋狂進攻和殘酷鎮壓。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為了避敵鋒芒、保存實力，暴動總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暫時退卻，王盈朝、杭果人等去上海向中共江蘇省委匯報請示，顧仲起避往南通，暴動區工作由暴動副總指揮徐芳德負責。顧仲起返回南通之後，不久又潛往天津農村隱居，一個月後才重新回到上海，投身當時蓬勃興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
其實，顧仲起儘管出身黃埔、參加過東征北伐，但或如他在自敘傳的長篇小說《殘骸》中所寫的那樣，主要是從事政治宣傳工作，並沒有多少帶兵打仗的實際經驗。就其本人的秉性而言，他也只是一個感情豐富、對吃人的社會反抗堅決的青年知識分子，筆征千軍或可勝任，帶兵打仗卻非所長。所以在激烈而殘酷的實際鬥爭中，他不但未能勝任肩負的領導暴動之重責，而且暴露出許多弱點，以致受到一些同志和戰友的批評指摘，有人甚至把他說成是“逃兵”（見葉胥朝《如皋東鄉黨的早期活動》，載1982年10月《如東革命史料選輯》第一輯）。這次如皋之行以後，他自己也總結道：“我幾個月來勇敢的刻苦的努力的結果，沒有給任何方面以一點好成績，對我都成了不好的批評，我從這一點上，我認識了我只能從事文學，因此，我便決定今後的[從事]文學工作。”（見顧仲起《生活的血跡·再版序》）然而，這些“不好的批評”在以後的日子裡始終如影隨形，對他形成深深的困擾和巨大的精神壓力。
創作第二高峰
顧仲起於武漢“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返回上海，在此前後，他認識了也從武漢回到上海的蔣光慈（光赤）、錢杏邨（阿英）、孟超等革命作家，並於1928年初參加了他們發起成立的著名的革命文學團體太陽社。太陽社的成員是清一色的中共黨員，黨組織春野支部隸屬於中共上海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其主要成員還有林伯修（杜國庠）、夏衍、洪靈菲、戴平萬、樓適夷、殷夫、馮憲章、盧森堡（任鈞）、聖悅（李平心）等。這些作家大都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從實際鬥爭轉移到上海從事文化活動的共產黨員，有相似的鬥爭經歷和共同的思想基礎，在文學主張與創作上也都積極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顧仲起參與其中，掀開了他一生革命和文學生涯的重要一頁。
顧仲起南下投筆從戎之後，曾給沈雁冰（茅盾）寫信云：“幸而生還，還要把親身經歷做幾篇小說。”（見茅盾《現成的希望》）當他經過了戰火的淬鍊、卸甲而歸時，又聲稱“我對於文藝，還抱有很大的野心”（見《告讀者》，載上海現代書局1928年3月版《生活的血跡》）。於是，蓄之已久、醞釀再三的種種人物、故事便奔涌而出，源源地流瀉於筆下。這時期，他創作的小說甚豐，無論從數量上或是質量上，都超過了前期，成為他一生創作的第二個高峰。
他回到上海不久，便在《小說月報》發表了短篇小說《箱子》。接著，又在發表了《離開我的爸爸》（載《太陽月刊》第四期）、《創傷》（載《泰東》月刊第一卷第十期）、《我的懷疑》（載《白華》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等短篇小說。他編定並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生活的血跡》（上海現代書局1928年3月初版，7月再版），收入《鏡子》、《自殺》、《笨傢伙》、《老婦人的三兒子》、《箱子》、《最後的一封信》和《歸來》等七篇。又編定了另一部短篇小說集《笑與死》，收入《哭泣》、《笑與死》、《寫給梅波的信》、《悲哀的回憶》、《離開我的爸爸》、《創傷》、《大阿與小阿》和《游浪的孤靈》等八篇。此外，他還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說《雪夜》，四部中篇小說《愛的病狂者》（又名《愛情之過渡者》）、《墳的供狀》、《葬》、《龍二老爺》和一部長篇小說《殘骸》，其中《愛的病狂者》1928年11月由現代書局初版，其餘的則在他離世後陸續出版。這些作品中，除少部分外均作於此時。他以自己勤勉的創作，兌現了他對殷殷關愛自己的師長茅盾的許諾。
盤點顧仲起這段時期的小說創作，他基本上沿襲了自己一貫的創作傾向和路線，又由於經歷了戰爭生活而使內容更加豐富。具體說來，他的作品主要反映了如下一些內容：
一是描寫下層社會百姓的苦難生活和悲慘遭遇，特別是描寫小知識分子的奮鬥、戀愛以及他們極其窘迫的生活處境。如《大阿與小阿》、《箱子》、《老婦人的三兒子》、《笨傢伙》、《離開我的爸爸》以及中篇小說《愛的病狂者》、《墳的供狀》等。
二是描寫在大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年輕革命者奮鬥與追求、革命與戀愛的故事。如《鏡子》、《自殺》、《創傷》、《寫給梅波的信》、《悲哀的回憶》以及中長篇小說《殘骸》、《葬》等。
三是以故鄉顧家埭為對象，反映第一次國內革命在農村引起的動盪和各色人等的表現，特別是反映了如皋“五一暴動”前夜農村的風雲變幻。如中篇小說《龍二老爺》。
總起來看，顧仲起的作品有著非常強烈的自敘傳色彩，其主人公有的直接以自己的名字“仲起”命名，大多數作品雖然另取其名，但或濃或淡地烙有他個人經歷的影子，如有的早年被送給親戚作嗣子，有的在上海流浪打工並以投稿為生，有的曾投筆從戎參加過東征和北伐，有的曾無端陷入過牢獄之災，有的兼有上述某幾方面的經歷等等。當然小說所描繪的不能等同於作者的實生活，但無疑為廣大讀者了解這位英年早殤的作家提供了線索。此其一。其二，他的作品多以青年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為線索，形象而生動地揭露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廣大下層人民的悲慘和屈辱的生活，展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廣大人民民眾風起雲湧、英勇鬥爭的時代畫卷，反映了在這場大革命風暴中各種人物尤其是各類知識青年的不同風貌，並藉此表現出積極的、進步的甚至革命的思想傾向，有的甚至提出了“打破現代社會的經濟制度”、“破滅舊社會，建立新社會”（見《殘骸》）的響亮口號。其三，由於自己獨特的經歷，顧仲起在作品裡雖然不免有些“個人牢騷的發泄”，但從根本上，他是比較自覺地以文學創作來“和反革命鬥爭”的（見《生活的血跡·再版序》）。而且，他認為自己只適合從事文藝工作，因而努力用創作“向著普羅列達亞方向走”去（見《殘骸·後記》）。他的這種文學觀，使他的創作成為當時左翼文學的一部分。正因此，他的幾部作品（《生活的血跡》、《殘骸》、《墳的供狀》）便先後被反動當局列為“禁書”而密令查抄。其四，顧仲起的作品也有那個時代左翼文學普遍的缺點，如人物塑造有概念化傾向、藝術構思較為粗糙、語言缺乏錘鍊等，但他才華橫溢，激情澎湃，作品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倘若天假以年，則他的成就當未可限量。
死亡之謎
可惜的是，顧仲起在他創作力最為旺盛、創作成績最為豐富之時，卻不幸突然死亡。
最早報導他的死訊的，是1928年12月15日出版的上海《大江》月刊十二月號，該期登了一則文壇近訊：“顧仲起在滬服毒自殺。”
隨後是1929年1月20日，上海《海風周報》第四號發表了魏克特（蔣光慈）《鳥籠室漫話》一文，其中有一節便是《顧仲起的自殺》，作者分析了顧仲起自殺的種種原因，卻沒有提及他自殺的方式。不過多年來的傳說，都稱顧仲起是投河自盡。其堂弟顧巴彥在《顧仲起生平記略》中說：“他葬身黃浦江中，時間約在1929年初。”南通和如皋兩市的市志，也均記載“自沉黃浦江而逝”。
然而，我與幾位朋友2008年9月9日去顧仲起家鄉顧家埭尋訪其侄孫顧國凡（乃顧仲起四弟顧長記之孫）時，又聽到了一種說法。據顧國凡回憶，其父顧自幼生前曾說過顧仲起是被槍打死的，死時腸子都流了出來。
分析這三種說法，顧仲起被人打死的可能性似乎較小。如上所述，顧仲起在如皋“五一暴動”失敗後逃離暴動區之事，儘管黨組織沒有定他為“逃兵”，但某些同志和戰友對他的非議恐時有所聞。這從為短篇小說集《生活的血跡》所寫的《再版序》中“同志們不諒解我，打擊我，說我‘臨陣逃脫’”之語，也可看出。但暴動中真正的叛徒和“逃兵”當時也沒有立即受到極刑處置，何況顧仲起並非“逃兵”，又怎么會遭此處罰呢？然而，這種非議對顧仲起的精神壓力是不小的，雖然他一再表白“我的血還沒有死！我的靈魂還沒有死！……希望朋友們別要誤解我——我是不會與假革命派妥協的”，一再懇求朋友們“別要給我以使我難受的懷疑和猜度！從事普羅列塔利亞文藝運動的人，並不就是反革命派”，但內心裡恐怕始終忍受著痛苦的煎熬，一旦承受力達至極限，或者希望破滅，仍有可能走上棄生之路。而據如皋“五一暴動”的史料記載，顧仲起隨身持有一把手槍，暴動失敗後他把槍帶回上海，後來又用它來結束自己的生命，這種可能也是存在的。
我們讀顧仲起的小說，其中不止一次寫到過自殺，他還專門寫過一篇題名為《自殺》的小說。至於自殺的方式，他在作品中寫到的有服毒和投水兩種。如小說《笑與死》中寫一個青年革命者因絕望而自殺，是喝下過量的硫酸。寫到投水自盡的，則有好幾篇作品。他最初在《小說月報》發表的兩篇小說《最後的一封信》和《歸來》，就寫到準備投海自盡之事；長篇小說《殘骸》同樣也有這樣的情節；另一篇小說《游浪的孤靈》則有“我想投到海中洗去我人格上的污點”之語。由此可見，顧仲起最可能的自殺之途應是投水而死。只是迄今為止，尚未發現當時確鑿的記載，這使顧仲起的死留下了難解的謎團。
顧仲起自殺的訊息傳出後，立即在當時的文壇引起了反響。有人撰文表示“我不信倔強熱烈的顧先生會這么的了此一生”（見張欽佩《關於自殺的顧仲起》），也有人為此惋惜和哀悼。他的太陽社戰友蔣光慈指出：“在現今的這種黑暗的時代，若顧君真是自殺了，那是毫不足奇的事情”，把矛頭直指黑暗的社會（見魏克特《鳥籠室漫話》）。另一位戰友錢杏邨則從內因和外因兩方面分析了顧仲起自殺的原因。他指出：“顧仲起是一個不徹底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他所以終於免不了走入自殺的一途，其主要的動力就是不健全的小資產階級固有的意識形態在作祟。”至於外因，他認為主要有“政治的苦悶”、“經濟的苦悶”和“戀愛的苦悶”三種（見錢杏邨《關於顧仲起先生》，載1929年3月上海《海風周報》第十期）。
其實只要讀過顧仲起小說的人，都會了解：他雖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但未能真正與人民大眾結合在一起，所以他雖然始終在向當時黑暗的社會反抗和鬥爭中掙扎著前行，卻也經常在奮鬥或是自殺的矛盾中徘徊、踟躕。他確實如錢杏邨所分析的那樣，為經濟、政治和戀愛三重苦悶所壓迫而死。他始終生活在社會下層，沒有可靠的經濟來源，長期飽嘗貧窮的壓迫，其苦悶自不待言。政治上，他雖然積極投身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卻看不到改變現狀的希望，特別是後來又受到同志和戰友的猜疑、排斥。戀愛方面，他同樣受到嚴重的打擊：他的戀人鏡女士在長沙慘遭反動派殺害。在長篇小說《殘骸》中，他對主人公葉子有一段分析：“他想反抗而又不具有這一種偉大的力。葉子他已經認識現代社會的矛盾，黑暗，要打破一切舊的，建立一切新的，但他並沒正確認識如何來做這些。……他唯一的希望，奮鬥，第一種原素也不過是想在社會上找一個可以立足的地位……他曾經是有一種決定，便是在不能在社會立足時便去自殺。”可以說，這正是他本人思想的真實寫照。因此，當他受到三重打擊而又無法排解時，自然也就走上在他腦子裡盤旋已久的自殺一途了。
這是顧仲起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
不過，顧仲起棄世之後，他的幾部業已完成的作品仍然相繼問世：長篇小說《殘骸》由上海中華新教育社初版；中篇小說《墳的供狀》、《葬》、《龍二老爺》分別由上海遠東圖書公司、上海明日書店、上海江南書店初版；短篇小說集《笑與死》則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初版。雖然有的曾被國民黨政府當局查禁，但依然得到再版或被其他書局出版。這使人想起郭沫若為紀念詩人江村時曾經寫過的一句詩：“人是成了灰，詩是留著的。”
從我的祖母那裡聽來的關於我的“曾祖父”顧仲起的一點片段
我的曾祖父叫顧自警，與顧仲起（自謹）是兄弟，是清末民初秀才，在家鄉自辦學堂。記得我的祖母曾跟我說起過關於顧仲起的一些片言隻語，說他是文武雙全，除了上面所說的那些外，好像還聽說有一點功夫，兩米高的房子輕輕一縱就上去了，還幫人家上屋抓過鴿子呢……
另外，關於他被捕的事好像也聽說過，在他被捕前就有過密探去家裡訪問過。被捕的頭天晚上他回家過，我曾祖父開的門，看到他立即告訴他白天有人來訪過他，家裡不能呆了。他聽說後，立馬起身就走，並說：我不連累你們。連夜回到如城，住在四海旅社，就是在這個旅社被捕的。曾祖父後來聽說了，後悔得不得了，說不該讓他夜裡走……
以上也只是片言隻語而已，關於他的所有的記憶，都隨著老一輩的去世而不再，真後悔當時沒有趁先人們健在的時候記錄下來，現在也只能這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