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文化卷》由已故國學大師任繼愈擔任主編，將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分類配圖結集出版，目的在於將講座的精華內容傳播給更多讀者，使更多的人從中受益。在位於北京文津街的“老北圖”院內舉辦的“文津學術文化講座”，是享譽京城的一個知名講座品牌，其主講人都是像任繼愈、湯一介、李學勤、方立天、葉嘉瑩、樓宇烈、樂黛雲等國內一流專家學者。
基本介紹
- 書名：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文化卷
- 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頁數：388頁
- 開本：16
- 作者：任繼愈
- 出版日期：2009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1340873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文化卷》編輯推薦：已故國學大師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文津演講錄圖文本。
領導幹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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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任繼愈（1916.4.15—2009.7.11），字又之，山東平原人，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主要專著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老子全譯》、《老子繹讀》等；主編有《中國哲學史簡編》、《中國哲學史》（4卷本）等：此外，還主持《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編輯出版工作；主要論文收錄在《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和《中國哲學史論》中。
圖書目錄
劉夢溪 王國維陳寅恪與中國現代學術
陳漱渝 談談當前魯迅研究的熱點問題
王宇信 甲骨學研究一百年
周國平 尼采的哲學貢獻
樂黛雲 多元社會發展中的比較文學
張玉書 德國文學——美和力的源泉
聞立鵬 追尋至美——藝術家聞一多
楊義 中國詩學的文化特質和基本形態
韓毓海 20世紀初的德國思想趨勢
葉嘉瑩 雙重性別與雙重語境下的詞的美感
葛維鈞 古代印度教雜談
楊鴻勛 中華土木大金字塔
葉渭渠 日本文藝的審美傳統與外在交流
陳平原 “五方雜處”說北京
任繼愈 漢字的再認識
蒙培元 重新解讀孔子
秦惠彬 解讀伊斯蘭文化
陳漱渝 談談當前魯迅研究的熱點問題
王宇信 甲骨學研究一百年
周國平 尼采的哲學貢獻
樂黛雲 多元社會發展中的比較文學
張玉書 德國文學——美和力的源泉
聞立鵬 追尋至美——藝術家聞一多
楊義 中國詩學的文化特質和基本形態
韓毓海 20世紀初的德國思想趨勢
葉嘉瑩 雙重性別與雙重語境下的詞的美感
葛維鈞 古代印度教雜談
楊鴻勛 中華土木大金字塔
葉渭渠 日本文藝的審美傳統與外在交流
陳平原 “五方雜處”說北京
任繼愈 漢字的再認識
蒙培元 重新解讀孔子
秦惠彬 解讀伊斯蘭文化
文摘
插圖：
劉夢溪王國維陳寅恪與中國現代學術
我講的題目是《王國維陳寅恪與中國現代學術》。我想把這個題目的有關背景材料先交代一下。
第一，4年前，即1997年，是王國維誕辰120周年。當時國內外學術界有許多紀念活動。清華大學開了一次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香港也開了相關的會議。大前年，即1998年，是戊戌變法100周年，而陳寅恪家族的命運，是和戊戌變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前年，即1999年，又是陳寅恪先生逝世30周年。去年，就是2000年，是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死難100周年。因為這樣一些情況，所以王國維、陳寅恪引起了學術界比較廣泛的注意。
第二，這幾年，對於王國維和陳寅恪的研究（其實還有吳宓和錢鐘書），學術界發表的文章比較多，出版的書籍也不在少數。陳寅恪的名字被頻繁引用，因此有人說，已經有了一個“陳寅恪熱”。雖然這一說法我個人不一定贊成，但確實在近一個時期以來，王國維和陳寅恪成了學術界矚目的焦點，這應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在國內，研究王國維、陳寅恪小有氣候，我想也許同我個人有一點關係。因為近10年來，我一直在作王國維、陳寅恪的研究，發表的文章也比較多；我主編的《中國文化》雜誌，也注重這個題目的開拓。可以說，我盡了一點推動之力（不敢說有推動之功）。因此其中的成敗、得失、冷暖、苦甘，本人微有所知。
第四，這幾年對晚清以來的中國現代學術的研究，國內學術界是重視的。而研究現代學術，研究20世紀的學術，總離不開王國維和陳寅恪。由於地下資料發掘得越來越多，學術界、主要是古史研究界，有回到王國維的呼聲，因而對本世紀初的疑古學派多所置疑。大家知道，在20世紀初，在五四前後，當時的學術界有勢力很大的疑古學派，主要以顧頡剛、錢玄同等人為代表，也得到胡適之先生的支持。他們以為古代的很多問題，都需要重新看、重新探討，覺得很多被當做信史的東西其實都是傳說，而不是真實的歷史。他們有一個理論，叫“層纍堆積說”，認為古代的傳說就像滾雪球似的，原來可能有一點點影子，但這雪球越滾越大，越大就越離原來那一點點影子越遠。所以，古代的東西就值得懷疑了，因此這個學派被稱做疑古學派。當然顧頡剛是受了晚清今文經學派的影響，具體說是受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影響，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此處不能多講。
然而，隨著近百年來地下發掘物的大規模的增多，隨著考古學的新發現。大家又覺得疑古學派的看法不一定正確了。而當時就對疑古學派持批評態度的王國維，他的研究方法則顯得非常紮實，他對古史、古器物、古代社會制度的研究考證，取得了很多新的成績。所以近來學術界又開始不贊成疑古學派，有回到王國維的呼聲。這也就是對王國維的研究何以也成為熱門的原因。
第五，我聽說有人把對王國維和陳寅恪的研究同“新保守主義”聯繫起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跟我也有一點關係。但實際上我更喜歡“新傳統主義”這個概念。究竟應該怎樣看，我一會兒可以慢慢講來。這是關手背景方面的幾點情況，我只是概括地講一下。
下面我分五個部分講這個題目，也只能講一個大致的輪廓、講一些主要觀點。餘下的時間，歡迎大家提問，再作討論。
一、我個人為什麼特別關注中國現代學術
我所講的中國現代學術，是指清末民初以來，大約是從1895年。當時中日之間發生了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了，國勢弱到了極點，因而從上到下，響起了變革現狀的呼聲。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使自己強大起來，是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愿。所以介紹西方的學術思想，成為一時的時尚。就是在這個時候，也就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再到後來的整個20世紀，我把它看做是中國現代學術的發端、發展和取得成績的時期。
所謂現代學術，主要是同傳統學術相區別而言的。中國是人文大國、學術大國，學術思想源遠流長。自周秦時期迄於晚清，出現了眾多的思想家、學者。他們是一個民族的理性之光，是一個國家文化發達與否的標誌。但直到清朝結束以前的社會，一般稱作傳統社會，傳統社會的學術，我們可以叫做傳統學術。現代學術有與傳統學術不同的特徵，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現代學術對學術本身的價值有所認定，傾向於把學術本身當做學術研究的目的；二是學者有了追求學術獨立的自覺要求，不願讓學術成為政治的附庸；三是吸收了新的學術觀念與方法。清末民初那個時候，東西方文化交流大規模開展起來，因此學者們已經開始注意用西方的觀念和方法，來重新看待和解釋中國的古典。如果這樣來界定中國現代學術的內涵基本上可以成立的話，我想它的發端應該是在晚清，也就是在1895年前後。第一批代表人物應該是嚴復等，特別是王國維，所起的作用非常突出。
那么這些年，包括我個人在內的許多研究者為什麼格外重視現代學術了呢？主要是因為20世紀結束了，新的世紀——21世紀來了，我們處在一個世紀轉換時期。在世紀轉換的時候，容易引發我們的回憶與聯想。上一個世紀轉換的時候，也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思想界也曾有過許多討論。當時的風氣是重新檢討和看待東西方文化。大家知道，當時像梁漱溟先生，寫過《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這樣的書，有過一場關於東西方文化的大論戰。當時有一種看法，認為西方文化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是1914年至1918年那個時候，覺得西方文明發生了危機，而東方的問題也很多。總之世紀轉換，最容易引起學術界反思。這次20世紀和21世紀的轉換，人們自然重新檢討上一個世紀的學術思想，這是近年我們特別重視中國現代學術的時代契機的原因。
還有一點是，在20世紀，也就是中國現代學術的發生和發展時期，確實出現了一大批學術上的大師巨子，他們是一批非常優秀的人物，是人類的精英、時代的俊傑。他們的學術創造，標誌著我國學術繼乾嘉之後的又一個高峰期。中國學術的發展，有自己的歷史線索：先秦子學、西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到清代就是乾嘉時期的考據之學，又稱清代漢學或樸學，即梁啓超所說的盛清學術。而晚清又開始有新學。晚清新學是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的一個過渡期。中國學術有很多高峰期，比如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時期是一個高峰，宋明理學又是一個高峰期。但乾嘉時期的學術，確實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高峰期，出現了許多學術大師。
清末民初開始的中國現代學術，我認為是乾嘉之後出現的又一個學術思想的高峰期，出現了許多了不起的人物，像嚴復、蔡元培、梁啓超、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以及廖平、梁漱溟、胡適、傅斯年、顧頡剛、辜鴻銘、熊十力、馬一浮、錢穆、魯迅、郭沫若、馮友蘭、金岳霖、楊聯昇、蕭公權、唐君毅、牟宗三、董作賓、方東美、張君勱、張東蓀等一大批學術人物，甚至還可以舉出很多（我主持編寫的《中國現代學術人物誌》選了100家，還覺得多有遺漏）。用“博通古今、學貫中西”八個字概括他們，一點也不錯。而且他們在個人學識的積累和知識建構方面，我的看法，可以說他們既是承前啟後又是空前絕後的。
講承前啟後，我想大家比較容易理解。因為這樣的學者，他們總是對以往的歷史狀況和思想資源有所承繼，對後來有所啟發，肯定是承前啟後的。但是，為什麼我又說他們是空前絕後呢？我說“空前”，是這樣的意思：因為晚清以來的這一批中國現代學者，他們已經受了西方學術思想觀念的影響，他們很多人都有留學外國的經歷，因此他們在治學方法上，與傳統學者，比如清儒和宋儒，已經有很大不同，他們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而宋儒和清儒則沒有這個歷史的條件。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說他們是空前的，乾嘉學者也不能跟他們相比，沒有他們那樣的接受西方的條件。
那么講“絕後”，又怎么講呢？是不是太絕對了？我是說，這些人不僅有比較好的西方學術思想的根底，在中國傳統學術方面，他們的累積也是相當之厚的。他們這些人大都有比較好的家學淵源，常常從五六歲開始，至少從七八歲開始，就系統接觸中國經典，到十幾歲的時候．四書、五經，甚至十三經、前四史，就已經很熟悉了。不少經典，他們都能背誦。這樣的傳統學問的根底，我想像我們這一代固然無法望其項背，就是後來，恐怕也不會再有了。我們不可能從小就那樣地讀經典、背誦經典。在這一點上，我想說他們是絕後的，也許大家不會反對。當然未來的學術有自己的方向，並不一定需要像前輩學者那樣去背四書、五經，正所謂一代有一代的學術。
我們今天提起這些人物，還由於我們今天所遇到所面對的問題和他們所遇到所面對的問題，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是近十多年來思想界提出的問題，我認為晚清學人、五四先賢，他們大都比我們很早就提出過了。甚至他們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也沒有解決。這個事情有一點悲觀，因為他們很早就提出東西方文化問題，我想他們沒有解決，那現在是不是就解決了呢？我也不認為已經解決了——直到如今不是還在討論、爭論嗎？
劉夢溪王國維陳寅恪與中國現代學術
我講的題目是《王國維陳寅恪與中國現代學術》。我想把這個題目的有關背景材料先交代一下。
第一，4年前，即1997年，是王國維誕辰120周年。當時國內外學術界有許多紀念活動。清華大學開了一次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香港也開了相關的會議。大前年，即1998年，是戊戌變法100周年，而陳寅恪家族的命運，是和戊戌變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前年，即1999年，又是陳寅恪先生逝世30周年。去年，就是2000年，是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死難100周年。因為這樣一些情況，所以王國維、陳寅恪引起了學術界比較廣泛的注意。
第二，這幾年，對於王國維和陳寅恪的研究（其實還有吳宓和錢鐘書），學術界發表的文章比較多，出版的書籍也不在少數。陳寅恪的名字被頻繁引用，因此有人說，已經有了一個“陳寅恪熱”。雖然這一說法我個人不一定贊成，但確實在近一個時期以來，王國維和陳寅恪成了學術界矚目的焦點，這應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在國內，研究王國維、陳寅恪小有氣候，我想也許同我個人有一點關係。因為近10年來，我一直在作王國維、陳寅恪的研究，發表的文章也比較多；我主編的《中國文化》雜誌，也注重這個題目的開拓。可以說，我盡了一點推動之力（不敢說有推動之功）。因此其中的成敗、得失、冷暖、苦甘，本人微有所知。
第四，這幾年對晚清以來的中國現代學術的研究，國內學術界是重視的。而研究現代學術，研究20世紀的學術，總離不開王國維和陳寅恪。由於地下資料發掘得越來越多，學術界、主要是古史研究界，有回到王國維的呼聲，因而對本世紀初的疑古學派多所置疑。大家知道，在20世紀初，在五四前後，當時的學術界有勢力很大的疑古學派，主要以顧頡剛、錢玄同等人為代表，也得到胡適之先生的支持。他們以為古代的很多問題，都需要重新看、重新探討，覺得很多被當做信史的東西其實都是傳說，而不是真實的歷史。他們有一個理論，叫“層纍堆積說”，認為古代的傳說就像滾雪球似的，原來可能有一點點影子，但這雪球越滾越大，越大就越離原來那一點點影子越遠。所以，古代的東西就值得懷疑了，因此這個學派被稱做疑古學派。當然顧頡剛是受了晚清今文經學派的影響，具體說是受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影響，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此處不能多講。
然而，隨著近百年來地下發掘物的大規模的增多，隨著考古學的新發現。大家又覺得疑古學派的看法不一定正確了。而當時就對疑古學派持批評態度的王國維，他的研究方法則顯得非常紮實，他對古史、古器物、古代社會制度的研究考證，取得了很多新的成績。所以近來學術界又開始不贊成疑古學派，有回到王國維的呼聲。這也就是對王國維的研究何以也成為熱門的原因。
第五，我聽說有人把對王國維和陳寅恪的研究同“新保守主義”聯繫起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跟我也有一點關係。但實際上我更喜歡“新傳統主義”這個概念。究竟應該怎樣看，我一會兒可以慢慢講來。這是關手背景方面的幾點情況，我只是概括地講一下。
下面我分五個部分講這個題目，也只能講一個大致的輪廓、講一些主要觀點。餘下的時間，歡迎大家提問，再作討論。
一、我個人為什麼特別關注中國現代學術
我所講的中國現代學術，是指清末民初以來，大約是從1895年。當時中日之間發生了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了，國勢弱到了極點，因而從上到下，響起了變革現狀的呼聲。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使自己強大起來，是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共同心愿。所以介紹西方的學術思想，成為一時的時尚。就是在這個時候，也就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再到後來的整個20世紀，我把它看做是中國現代學術的發端、發展和取得成績的時期。
所謂現代學術，主要是同傳統學術相區別而言的。中國是人文大國、學術大國，學術思想源遠流長。自周秦時期迄於晚清，出現了眾多的思想家、學者。他們是一個民族的理性之光，是一個國家文化發達與否的標誌。但直到清朝結束以前的社會，一般稱作傳統社會，傳統社會的學術，我們可以叫做傳統學術。現代學術有與傳統學術不同的特徵，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現代學術對學術本身的價值有所認定，傾向於把學術本身當做學術研究的目的；二是學者有了追求學術獨立的自覺要求，不願讓學術成為政治的附庸；三是吸收了新的學術觀念與方法。清末民初那個時候，東西方文化交流大規模開展起來，因此學者們已經開始注意用西方的觀念和方法，來重新看待和解釋中國的古典。如果這樣來界定中國現代學術的內涵基本上可以成立的話，我想它的發端應該是在晚清，也就是在1895年前後。第一批代表人物應該是嚴復等，特別是王國維，所起的作用非常突出。
那么這些年，包括我個人在內的許多研究者為什麼格外重視現代學術了呢？主要是因為20世紀結束了，新的世紀——21世紀來了，我們處在一個世紀轉換時期。在世紀轉換的時候，容易引發我們的回憶與聯想。上一個世紀轉換的時候，也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思想界也曾有過許多討論。當時的風氣是重新檢討和看待東西方文化。大家知道，當時像梁漱溟先生，寫過《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這樣的書，有過一場關於東西方文化的大論戰。當時有一種看法，認為西方文化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是1914年至1918年那個時候，覺得西方文明發生了危機，而東方的問題也很多。總之世紀轉換，最容易引起學術界反思。這次20世紀和21世紀的轉換，人們自然重新檢討上一個世紀的學術思想，這是近年我們特別重視中國現代學術的時代契機的原因。
還有一點是，在20世紀，也就是中國現代學術的發生和發展時期，確實出現了一大批學術上的大師巨子，他們是一批非常優秀的人物，是人類的精英、時代的俊傑。他們的學術創造，標誌著我國學術繼乾嘉之後的又一個高峰期。中國學術的發展，有自己的歷史線索：先秦子學、西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到清代就是乾嘉時期的考據之學，又稱清代漢學或樸學，即梁啓超所說的盛清學術。而晚清又開始有新學。晚清新學是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的一個過渡期。中國學術有很多高峰期，比如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時期是一個高峰，宋明理學又是一個高峰期。但乾嘉時期的學術，確實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高峰期，出現了許多學術大師。
清末民初開始的中國現代學術，我認為是乾嘉之後出現的又一個學術思想的高峰期，出現了許多了不起的人物，像嚴復、蔡元培、梁啓超、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以及廖平、梁漱溟、胡適、傅斯年、顧頡剛、辜鴻銘、熊十力、馬一浮、錢穆、魯迅、郭沫若、馮友蘭、金岳霖、楊聯昇、蕭公權、唐君毅、牟宗三、董作賓、方東美、張君勱、張東蓀等一大批學術人物，甚至還可以舉出很多（我主持編寫的《中國現代學術人物誌》選了100家，還覺得多有遺漏）。用“博通古今、學貫中西”八個字概括他們，一點也不錯。而且他們在個人學識的積累和知識建構方面，我的看法，可以說他們既是承前啟後又是空前絕後的。
講承前啟後，我想大家比較容易理解。因為這樣的學者，他們總是對以往的歷史狀況和思想資源有所承繼，對後來有所啟發，肯定是承前啟後的。但是，為什麼我又說他們是空前絕後呢？我說“空前”，是這樣的意思：因為晚清以來的這一批中國現代學者，他們已經受了西方學術思想觀念的影響，他們很多人都有留學外國的經歷，因此他們在治學方法上，與傳統學者，比如清儒和宋儒，已經有很大不同，他們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而宋儒和清儒則沒有這個歷史的條件。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說他們是空前的，乾嘉學者也不能跟他們相比，沒有他們那樣的接受西方的條件。
那么講“絕後”，又怎么講呢？是不是太絕對了？我是說，這些人不僅有比較好的西方學術思想的根底，在中國傳統學術方面，他們的累積也是相當之厚的。他們這些人大都有比較好的家學淵源，常常從五六歲開始，至少從七八歲開始，就系統接觸中國經典，到十幾歲的時候．四書、五經，甚至十三經、前四史，就已經很熟悉了。不少經典，他們都能背誦。這樣的傳統學問的根底，我想像我們這一代固然無法望其項背，就是後來，恐怕也不會再有了。我們不可能從小就那樣地讀經典、背誦經典。在這一點上，我想說他們是絕後的，也許大家不會反對。當然未來的學術有自己的方向，並不一定需要像前輩學者那樣去背四書、五經，正所謂一代有一代的學術。
我們今天提起這些人物，還由於我們今天所遇到所面對的問題和他們所遇到所面對的問題，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是近十多年來思想界提出的問題，我認為晚清學人、五四先賢，他們大都比我們很早就提出過了。甚至他們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也沒有解決。這個事情有一點悲觀，因為他們很早就提出東西方文化問題，我想他們沒有解決，那現在是不是就解決了呢？我也不認為已經解決了——直到如今不是還在討論、爭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