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念龍（1910年3月---2000年6月2日）傑出的外交家、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外交部原常務副部長。貴州遵義市仁懷人，1935年參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前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軍政委，上海警備司令部副政委等職。1949年12月入外交部，歷任駐巴基斯坦、瑞典大使，外交部部長助理兼辦公廳主任、外交部副部長等職，1994年10月離休。中共十二、十三大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2000年6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韓念龍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貴州仁懷
- 出生日期：1910年3月
- 逝世日期：2000年6月2日
- 職業：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人物簡介,人物小傳,人物軼事,
人物簡介
韓念龍是貴州仁懷人，1935年春參加革命，193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江蘇崇明縣工委委員兼游擊隊政治部主任，崇啟海三旅政治部主任，新四軍一師三旅九團政治部主任，南通警衛團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副縣長，新四軍蘇浙軍區三縱八支隊政委、三縱政治部主任；1945年夏至1949年11月，歷任華中野戰軍八縱隊政治部主任、軍調部駐淮陰執行小組代表，華東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四縱十師政委、四縱政治部主任、三十三軍政委、淞滬警備司令部副政委，中國人民志願軍俘管團團長。
韓念龍1949年12月調入外交部，開始了長達40餘年的外交生涯，歷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1951.8～1956.2)、駐瑞典大使(1956.5～1958.10)，外交部部長助理兼辦公廳主任(1958.11～1964.4)、外交部副部長(1964.4～1982.4)、黨組副書記、顧問，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黨組書記等職。任副外長期間，主管亞洲地區事務。1974年訪問日本，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中日海運協定。1979年與越南副外長舉行了15輪會談，就處理兩國關係問題提出八項原則建議。同年，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34屆聯大。1980年赴日本出席首次中日外交事務當局高級官員定期協商。1981年與印度高級外交官員舉行了中印邊界等雙邊關係會談。1982年率中國外交官代表團訪問泰國。1983年9月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1994年10月離休。
韓念龍
韓念龍2000年6月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人物小傳
韓念龍（1910—2000），原名蔡仁元。貴州仁懷中樞街道辦事處人，1927年在遵義三中讀書期間，深受校長黃齊生的影響，立志追求民主革命真理，報效祖國。1929年畢業後，因不滿貴州軍閥周西成不準黔籍學生外出求學的高壓政策，懷揣200塊大洋，曉行夜宿走路到重慶，然後坐船到南京，再坐火車去上海，進入了廣西名流馬君武在上海創辦的中國公學，主攻美國經濟。這與他後來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基礎。該校當時名師如林，王造時、周谷城、羅隆基，以及客座教授胡適都授過他們的課。1931年“1·28”淞滬戰役，日軍炸毀中國公學，韓念龍與同學們一道搬遷到法租界上課，完成學業。
“9·18”事變後，韓念龍經常參加學生救亡宣傳活動，他曾在田漢創作的《伊通河畔》中扮演配角。他原名蔡仁元，當時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知道有個“老蔡”，著名戲劇家夏衍在他的長篇回憶錄中多次提到“老蔡”，足見他當時已很有名聲。
1938年秋，韓念龍在上海崇明島參加了抗日游擊隊，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1939年秋至1941年秋，任江蘇崇明縣工委委員兼游擊隊政治部主任，崇啟海三旅政治部主任，新四軍一師三旅九團政治部主任；1941年秋至1945年夏，先後任南通警衛團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副縣長，新四軍蘇浙軍區三縱八支隊政委、三縱政治部主任；1945年夏至1949年11月，歷任華中野戰軍八縱政治部主任、軍調部駐淮陰執行小組代表，華野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華野四縱十師政委、華野四縱政治部主任、華野三十三軍政委等職，成為陳毅麾下一名能征善戰的將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發表乞降詔書，但高郵的日軍自恃城高地險屯有重兵，時至12月25日，仍對新四軍令其投降的通牒置之不理。粟裕司令員，當機立斷，25日晚，下令新四軍趁著濃霧，迎著風雨，踏著泥濘，出敵不意地分別從城北、城東、城南三個方面，向高郵城發起全面進攻，戰至26日下午4時，高郵城破，日本兵敗，其司令部被新四軍嚴密包圍，在強大的兵力、火力威脅下，高郵日軍城防司令官岩奇大佐不得不同意向新四軍投降。
八縱隊政治部主任韓念龍為全權代表，前往處理相關事宜。
主持受降式時，那位城防司令官正兩腳大開襠地僵立於庭院的中央，兩手相重疊地按放在柱立於地面的軍刀上，臉色鐵青，目露凶光，開口便嚷：“我是大日本皇軍高郵派遣軍最高長官，我要同你方最高代表談判！”
韓念龍目睹手下敗將的這種怪模樣，不禁暗笑，不動聲色地說：“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並以銳利的目光直射著那位聲歷色荏的岩奇大佐。
在韓念龍的堂堂威儀震懾之下，岩奇似乎有所收斂。再開口時，儘管聲音依然嘶啞，語調卻是竭力婉轉地說：“高郵城，可以交給貴軍，重武器也可以交給貴軍，所有的軍用物資，糧食彈藥，統統的交給貴軍，我們撤離高郵回南京，只隨身攜帶輕武器，以保證途中安全……”。
韓念龍聽出其狡詐之言，當即予以嚴正駁斥，最後指出：“想要得到安全，只有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是你唯一可以選擇的安全之途，除此之外的任何圖謀皆無異於自取滅亡。”
韓念龍的一席話，頓使大耍滑頭的日軍最高司令官目瞪口呆，張口結舌，“武士”一變為“紳士”，忙不迭地滿臉堆笑，不住嘴地嘮嘮叨叨，“好說好說，請進請進！”擁引韓念龍入屋就坐。至此，才開始了日本投降事宜的實質性安排。
受降式是在大廳舉行的。大廳緊靠後牆處，擺著一排長桌子。桌面上均鋪上了黃軍毯。韓念龍在長桌後邊正中落坐，左右是助手和翻譯。這排長桌的左邊，擁立著我軍幹部戰士。右邊站立兩排日軍軍官，為首的是一名大佐，另一名是中佐，只見其中一個軍官出列，向大佐行軍禮後談了幾句報告之類的話，就雙手捧著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恭恭敬敬地呈給大佐，然後退回，站立一邊。大佐向韓念龍行軍禮（其他日軍軍官行注目禮）後，雙手捧著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畢恭畢敬地呈交給韓念龍主任，之後也退回，站立一邊。
韓念龍接過花名冊，一一翻開，略加審閱後，即命令日軍大佐指定專人陪同我軍人員去廣場和倉庫清點交接武器和物資。另派多人隨同我軍到分散被圍的各據點，命令頑抗的日軍立即繳械投降，並宣布：1、投降的日本官兵，仍各回原處待命，為了安全，活動限於院內，不得外出。2、戰死的日軍官兵，可按日本國習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備帶回本土。3、受傷的日軍官兵，由我方醫務人員協同日軍醫務人員予以救治。吩咐完畢，儀式即告結束。
孰不知，在受降時，粟裕司令員及隨行人員，一直擠在我方人員中，從頭看到尾，最後才不聲不響地離開大廳，走出大院，出了東門，回到野戰軍司令部。這連韓念龍也沒發現。韓念龍處理外事的機警和睿知，粟裕司令員十分讚賞。
上海解放後，韓念龍出任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副政委。
1950年，美國侵略韓戰爆發，韓念龍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志願軍俘管團團長。此時，一紙令下調他到北京外交部工作，他找到老首長陳毅陳述：他不去，因他不懂外語。陳老總聽了大怒：“不懂就學，你是軍人，你懂不懂紀律，懂不懂命令，服不服從指揮？”韓念龍星夜兼程趕赴北京。當時與韓念龍一起擔任大使職務的還有耿飈、姬鵬飛、黃鎮等一批聲名顯赫的戰將。毛澤東主席對他們說：“之所以啟用諸位將軍，就因為不怕你們跑，外交也是打仗，不是用真刀真槍，而是用嘴打仗。”周恩來總理也說：“這叫武打文仗”。從此，韓念龍開始了他長達40多年的外交生涯。
1951年8月至1956年2月，任駐巴基斯坦大使。
1956年5月至1958年10月，任駐瑞典大使。
1958年11月至1964年4月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兼辦公室主任。
1964年5月至1983年8月任外交部副部長，主管亞洲地區事務。同時任外交部黨組副書記等職。
在任副部長期間，為中國的外交工作作出了不懈努力。
林彪出逃，飛機墜毀在溫都爾汗，韓念龍參與處理該事件。1971年9月14日，蒙古外交部緊急召見了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通報了9月13日凌晨2時許，一架中國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乘員九人全部遇難，蒙方對此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國政府對此作出正式解釋。
許文益在與蒙古方進行多次激烈談判後，奉調回國，周總理緊急召見於福建廳。
整個匯報結束時，已是22日凌晨3點多鐘，外交部幾位領導從福建廳出來，坐在走廊盡頭一張方桌旁，韓念龍副部長親自執筆起草給蒙古使館的指示電，電報中出現了“自行墜毀”四個字。
1977年2月，鄧穎超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訪問了緬甸，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禮賓司副司長劉華等隨行。出訪前，2月1日，鄧穎超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全體隨行人員開會，韓念龍副部長首先講話。
2月8日晚，緬甸總統吳奈溫夫婦在蒲甘陪鄧穎超在餐廳吃飯後，鄧穎超回住房休息。吳奈溫夫婦陪韓念龍副部長和其他人員喝酒。韓念龍十分興奮，喝得多了一些。在飯後下階梯時不慎摔了一跤，所幸未受傷。次日早晨，韓念龍在樓外見到鄧穎超，韓念龍說昨晚喝多了，向鄧大姐請罪。鄧穎超說：“也不怪你，要怪我不會喝酒，要你代勞。”
1978年5月，日本政府把所謂《關於實行日韓大陸架協定的特別措施法》提交國會通過，繼續採取侵犯中國主權的步驟。5月10日，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約見日本駐華大使佐藤正二，提出強烈抗議。韓念龍副部長指出，中國政府對日本政府和南韓當局背著中國在東海大陸架片面劃定“共同開發區”的所謂“日韓共同開發大陸架協定”，曾先後兩次聲明，指出這是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所謂“日韓共同開發大陸架協定”完全是非法的、無效的，中國政府決不能同意。韓念龍副部長強調指出，但遺憾的是日本政府根本無視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
1978年7月5日，中美雙方在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正式開始建交秘密談判。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長黃華，美方代表是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
由於中美雙方的立場尚有相當的距離，談判進行得非常艱苦。經過努力，在11月4日伍德科克提出的一份中美建交公報草案，立場有了比較大的調整。但台灣問題仍然幾乎是原地踏步。
韓念龍滿面春風地說：“主任閣下，我榮幸在通知你，中國政府考慮了卡特總統的建議贊同把1979年元旦作為中國和美國關係正常化的日期，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將在12月13日接見閣下。”
伍德科克簡單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請韓念龍複述一遍，才迅速地將這一重要訊息傳回美國，報告給卡特總統。卡特總統鄭重發出邀請：“美國政府決定邀請鄧小平閣下1979年1月訪美。美國政府認為，已經到了對與中國建交作出最終決策的時候了。”
1978年12月14日，鄧小平接見了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在研究公報草案時，美國保證按條約規定在1979年底自動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鄧小平要求美國在美台共同防禦約仍有效的最後一年，不再向台灣出售武器。
在美國右翼勢力的干擾下，伍德科克在最後關頭又提出新意見說：“我奉美國政府之命，希望貴方同意美國在暫停對台出售武器一年之後，仍保留出售武器的權利，儘管美國將儘可能加以克制。”
韓念龍代外長表示：“中國方面對此堅決反對，沒有商量的餘地！”
伍克科克看到會談陷入僵局，便提出建議說：“我對中方的態度理解，希望暫時擱置這一分歧。”
韓念龍稍做思考說：“為了顧全大局，我同意暫時擱置分歧。”
會談結束後，韓念龍馬上向鄧小平作了匯報。
在第二天的中美會談中，鄧小平親自對伍德科克闡述中國的態度。他說：“中美建交後，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台灣的關係問題。如果美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從長遠講，將會對中國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設定障礙。在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方面，美國可以盡相當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經過努力，中美兩國走出了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關鍵一步，而這關鍵一步中，韓念龍作出相當的努力。
1978年8月1日，中央常委同志在首都體育館接待室舉行會議，討論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問題，出席會議的除五位常委外，還在外交部的黃華、韓念龍，駐日本大使符浩等。在會上由韓念龍報告38次談判經過，講到尚未打開關於霸權條款爭論的膠著狀態，雙方都在考慮新的對策，日方沒有顯示中斷談判的跡象。韓念龍表示應該繼續努力完成締約任務。
1979年2月17日起至3月16日止，中國人民解放軍分雲南、廣西兩方面向越南出擊，進行28天，攻克了越南的諒山、高平、老街三個省和17個縣（市）鎮。給這些地區的越南正規部隊和地方武裝以殲滅性的打擊，並摧毀了越南在北部地區針對我國構築的大量軍事設施。中國人民解放軍參戰部隊在勝利地完成了嚴懲越南侵略者的任務之後，於3月16日奉命全部撤回。
中國始終主張通過和平談判，公平合理地解決中越兩國之間的爭端。經過努力，中國派出以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為團長，駐越南大使楊公素為副團長的政府代表團舉行談判。
第一輪談判於4月18日至5月18日在河內舉行。
第二輪談判於6月28日至12月19日在北京舉行。
韓念龍作為團長，一直堅定明確地主張如果越南方面確實願意恢復兩國正常關係，恢複印支、東南亞和平，就應該與中國一道討論反對霸權主義的問題。
因雙方談判的距離太遠，談判就無限期地拖延了下去。
韓念龍與越南副外長舉行了15輪談判，就處理兩國關係問題提出了八項原則建議。一、雙方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恢復兩國睦鄰友好關係，雙方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兩國問題爭端。二、雙方都不應在印度支那、東南亞和其他地區謀求霸權，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國派駐軍隊，已派駐的軍隊必須撤回本國。任何一方不參加反對對方的軍事集團，不向外國提供軍事基地。三、雙方尊重中法界約劃定的中越兩國邊界線，並以中法界約為依據，談判解決中越邊界領土爭議問題。四、雙方互相尊重對方12海里的領海主權，根據當前國際海洋法有關規定，公平合理劃分兩國在北部灣和其他海域的經濟權和大陸架。五、西沙、南沙群島歷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南應尊重中國的主權並從其所占南沙群島的島嶼撤走其一切人員。六、所在國政府對對方國家的僑民的合法權利應予保障，不得迫害或非法驅逐出境。七、越南政府強行驅趕到中國境內的越南公民，越南應儘早把他們接回越南，並給以妥善安置，中國政府願提供一切方便（那幾年越南人民大批被迫逃出國外，造成東南亞國家、香港的越南難民災害，逃往中國的也有數萬人）。八、關於恢復兩國間的鐵路運輸和貿易、民航、郵電等關係，將通過兩國有關部門協商解決。
其間，還於1974年訪問日本，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中日海運協定。1979年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34屆聯大。1980年赴日本出席首次中日外交事務當局高級官員定期協商。1981年與印度高級外交官員舉行中印邊界雙邊關係會談。1982年率中國外交官代表團訪問泰國。1983年9月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黨組書記。後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韓念龍是一名將軍出身的出色外交家，又是一名學有成就的儒將。舉凡二十四史、十三經、四庫全書總目都常置於他的案頭，在資深的外交家中，他的藏書，特別是古典線裝書籍，堪稱第一。他曾說，毛澤東主席所講的典故，他大多都是知其出在何書。他常以“胸無點墨，自是傖夫”以自警。1979年國慶節，葉劍英主席作了長篇講話，他率團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第二天看到新華社的長篇電訊，心潮起伏，作詩一首以表示他的心繫祖國和人民的赤子之情：
宏文讀罷感喟深，百端交集自沉吟。
卅年歲月渾夢幻，千秋功過應分明。
驚濤駭浪皆魔障，屈死冤魂盡忠貞。
四化宏圖齊共勉，試看華夏定中興。
人物軼事
中越談判
1977年至1978年，韓念龍副外長代表中國與丁儒廉為團長的越南政府代表團，進行兩國陸地邊界談判。在當時兩國關係的大背景下，雙方的談判言辭都不免過重。
周恩來總理與韓念龍（前排右二）等合影。
周恩來總理與韓念龍（前排右二）等合影。1979年7月18日，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韓念龍在中越兩國副外長級談判第八次全體會議上駁斥越方狡辯時說，越南當局製造和輸出成百萬難民已成為舉世矚目的國際災難。越南當局不管使用什麼手段和花言巧語，都掩蓋不了這一慘無人道的法西斯罪行。
越南當局大規模製造和輸出難民的行徑已激起世界的公憤。討論印支難民問題的國際會議即將在日內瓦舉行。為了推卸罪責，越南政府代表團團長丁儒廉今天在發言中又一次玩弄顛倒黑白、倒打一耙的故伎，說什麼“中國同帝國主義相勾結就難民問題發動了反對越南的新戰役”。丁儒廉還把“成十萬計的越、老、柬人的遷移”的責任推給中國，揚言中國“必須對非法出走的人流，對越、老、柬三國和東南亞國家由此遭到的困難負擔全部責任”。
韓念龍對丁儒廉惡毒誣衊攻擊中國表示強烈的憤慨和抗議。
韓念龍書法
韓念龍書法他說：“必須嚴正指出，越南當局出於地區霸權主義的需要，為了給周圍國家製造困難和混亂，轉嫁自己的危機，有組織、有計畫地輸出大量難民。”“越南當局從上到下成立了一整套機構，負責輸出難民和搜刮難民財產。僅胡志明市，就建立了由公安局長負責，下設七十多個分支的機構。到現在為止，越南當局已把近百萬印支難民趕到國外，其中二十四萬餘人被驅趕到中國境內。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你們是低賴不了的。”
韓念龍說：“至今，越南當局仍然向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繼續驅趕難民，從而激起了全世界更加強烈的憤怒和譴責，使自己陷入極為孤立和狼狽的處境。完全可以斷言，你們繼續踐踏國際關係準則，違背起碼的人道主義精神，這必定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他強調說，“現在越南當局必須停止推行地區霸權主義和輸出難民的政策。這是中國方面的正當要求，也是世界各國的正當要求。越南當局想要逃避自己這一不可推卸的罪責，這是辦不到的。” 韓念龍還對丁儒廉說，“我很欣賞你剛才講的一句話：‘人類將永遠記住這些罪行’。成百萬印支難民慘遭越南當局的迫害和驅趕，大批地死亡。歷史是無情的，人類將永遠記住越南當局的這一慘無人道的罪行。”
韓念龍嚴肅地指出，中越關係遭到嚴重破壞，主要是越南當局執行地區霸權主義的結果。中越談判不解決反對霸權主義這個重要的原則問題，要改善和恢復兩國的關係是很難構想的。他要求越南當局停止推行地區霸權主義，以實際行動來證實是否有反霸誠意。
越南政府代表團團長丁儒廉在發言中頑固表示，越南當局要繼續堅持對高棉和寮國的軍事占領。他揚言，“高棉局勢無法扭轉”，越柬兩國關係“誰也無權干涉”。
韓念龍書法
韓念龍書法韓念龍在評論丁儒廉的發言時說，“你們同寮國的所謂特殊關係，你們同高棉的所謂特殊關係，是很有諷刺意味的。幾十萬軍隊把柬、老兩國的國土都占了，真是特殊得很。”'
1989年1月，已經擔任越南政府第一副外長的丁儒廉率團到中國訪問，進行中越關係正常化談判，10年之後，丁儒廉這次到北京卻顯得異常拘謹和注意分寸，處處表現出彬彬有禮。當時韓念龍已從副外長的崗位上退下來，擔任外交學會會長。為表示友好和以禮相待，韓念龍出面於19日中午在前門全聚德烤鴨店請丁儒廉一行品嘗烤鴨。丁儒廉見到10年前的談判對手韓念龍，快步走上前去擁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