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嵐（1918—1967），女，原名龔敬，上海市崇明縣人。中國共產黨傑出的女戰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中將、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的夫人。出身豪門，寫得一手好文章，日寇侵華後為了革命理想放棄學業，投奔抗日武裝，從事抗日宣傳。1940年加入新四軍，任職於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第1師3旅9團文工團，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勝利後隨新四軍軍部北移，轉入華中野戰軍第23軍任宣傳幹事，從事政治宣傳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團迫害，1967年9月被迫害致死，終年49歲。1977年平反。
基本介紹
- 本名：龔敬
- 別稱：朱嵐
- 所處時代：新中國
- 民族族群：漢族
- 出生地：上海
- 出生時間：1918年
- 去世時間：1967
- 主要成就：宣傳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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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緣
偶遇朱嵐
陶勇被她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
1941年4月下旬的一天，陶勇騎一輛機車沿著河堤向北駛向三旅九團駐地——沙家莊。
陶勇與夫人朱嵐
陶勇與夫人朱嵐九團編入三旅的時間不長。陶勇作為三旅旅長，一直處於緊張的指揮戰鬥之中，以前很少到九團。這次，他騎著機車，帶著秘書和警衛員，想趁戰鬥間隙多多接觸九團的幹部戰士。
駛近沙家莊，遠遠地就聽到操練聲和歌唱聲。陶勇放慢車速，觀看著戰士們的操練。他看見樹林裡、空地上，一隊隊戰士有的練刺殺，有的練佇列，有的在匍匐前進。陶勇的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循著陣陣歌聲，他們走向村頭。轉過一幢草房，看見一大群人圍成幾圈，正在高唱抗戰歌曲。韓念龍介紹說：“政治部民運股和文工團的同志們正在練習唱歌，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和老百姓也跟著學唱。”
陶勇說：“那我們不要靠得太近，以免影響他們唱歌。”
正當陶勇準備轉身離開時，只見佇列中一個中等個頭的女兵走出隊伍，向大家鞠了一躬後，雙手向空中一揚，隊伍里便整齊地唱起了《新四軍軍歌》。
陶勇被這激越高昂的歌聲所感染，更被這位女戰士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不知不覺地站在那裡聽完了《黃橋的新生》等3支歌曲。
陶勇非常欣賞這位女兵優雅、灑脫的指揮動作和活潑清新的氣質。陶勇問：“做指揮的那位女兵叫什麼名字?”
站在陶勇身後的韓念龍回答：“她叫朱嵐，是我們文工團的活躍分子。旅長現在要不要見見她們?”
“朱嵐!”陶勇記下了她的名字，“現在不打擾她們了，讓她們繼續唱吧!”
到了團部，陶勇首先檢查了工作和訓練計畫以及各項規章制度，接著詢問各營連的幹部配備、人員武器、軍政素質等具體情況。按事先安排，陶勇還給九團幹部戰士講話。陶勇興致特別高，臨場發揮也很好，人往主席台上一站，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從國際國內形勢，講到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任務、新四軍與三旅的任務，從重建新四軍軍部講到粉碎日偽頑合流的陰謀、反“掃蕩”的勝利……指戰員們都聽得入了迷，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陶勇的報告給九團指戰員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朱嵐和文工團的幾位姐妹對陶勇滿心敬佩，猜想：旅長八成是個知識分子幹部，至少長期做過思想政治工作。可知情的人告訴她們:陶旅長連國小都沒念過，他是一位在軍隊這所大學校里學習文化，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理論的軍事幹部。每次繳獲的新式武器，都是陶旅長最先要搗鼓搗鼓，直到搗鼓明白為止。比如，他是全旅最早會開機車的人。聽了這些，朱嵐她們更佩服了，更想了解陶旅長了。還比如，陶勇深入虎穴談判，長征路上九死一生，危急關頭捨己救人……所有這些“道聽途說”的故事，都令朱嵐她們怦然心動。
這期間，陶勇又多次到九團來。陶勇多次到九團來的目的，讓韓念龍等人猜到了八九不離十，因為陶勇過去一直衝衝殺殺，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談戀愛，至今還是“光桿司令”一個，陶旅長似乎看上了朱嵐。於是，韓念龍等人就熱心地做起了紅娘。
戀愛結婚
朱嵐感受到了陶勇的細心和實在
隨著時間的推移，陶勇和朱嵐兩人終於第一次單獨約會了。那一天，陶勇和朱嵐相約在豐馬河邊，迎著柔和的晚風，他們肩並著肩，互相傾訴著對彼此的好感與愛慕，各自介紹家世、童年和革命經歷。
通過直接見面交談，陶勇對朱嵐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朱嵐，原名龔敬，1918年出生於上海崇明縣，上過縣立師範，時年23歲。她的父親是開明士紳，傾向革命，擁護抗日，經常同抗日游擊隊來往。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參加了崇明抗日自衛總隊。擔任警衛排副排長的弟弟在回家養傷期間，日偽聞訊而至，包圍了她的家，把她父親和弟弟綁在樹上嚴刑拷問，要他們供出遊擊隊的駐地和情況。父子倆大義凜然，堅貞不屈，被敵人用刺刀活活戳死。她深懷著家仇國恨，毅然放棄學業，投奔了抗日武裝，跟著韓念龍打了出來，轉移到啟海地區，並加入到了陶勇的部隊，前不久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陶勇深深同情朱嵐的身世，佩服朱嵐的勇氣。
同時，朱嵐也了解到：陶勇原名叫張道庸，1913年1月21日出生於安徽省霍邱縣葉家集附近的一個僱農家庭，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紅軍部隊中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教導師長，參加過長征。1938年，陳毅為他改名陶勇，先後任支隊司令員、縱隊司令員、三旅旅長等職。
後來，經過幾次接觸和多渠道了解，朱嵐又逐漸摸清了陶勇的性格和愛好。她覺得陶勇實在、豪爽、可愛。陶勇雖然身居要職，卻仍然保持著農民純樸、憨厚的本質，為人光明磊落，剛直不阿。
戰爭年代的陶勇和朱嵐實在沒有多少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時光。這期間，日偽軍又數次“掃蕩”，部隊幾次轉移、作戰，他們幾經磨難，經受了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互幫互助，共同進步。
1941年7月，陶勇與朱嵐的婚禮在沙家莊舉行。婚禮既簡單又熱鬧。
按部隊規矩，婚禮上新郎新娘要“坦白”戀愛經過。陶勇快人快語說：“我和朱嵐同志戀愛的經過，大家也都知道，沒什麼好說的。不如讓朱嵐同志唱支歌，為大家助興吧!”
應邀前來的九團文工團的幾位女幹部卻不依不饒，一定要陶勇一起唱。陶勇爽快地答道：“好，我們就一起唱《新四軍軍歌》。”
陶勇和朱嵐剛唱幾句，文工團的戰友和其他人也都先後跟著齊唱起來。那莊嚴高昂、雄壯有力的歌聲感染著所有在場的人。
戰爭年代的軍人，注定要與硝煙為伴。結婚才幾天，陶勇就投入到抗日的反“掃蕩”鬥爭中去了。當時，日偽軍調集1.7萬人開展夏季大“掃蕩”，形勢很緊張，陶勇、朱嵐被迫過上了牛郎織女般的生活。後來就是打退了日偽軍，環境稍微安定了，他們也是聚少離多。
1941年底，陶勇和朱嵐奉命到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第三期)學習。陶勇向來以“土包子”自謂，足見他正視自己的短處，也決心改變自己“土包子”的形象。這次學習機會，陶勇十分珍惜。他如饑似渴地學習政治理論和文化知識。一位老戰友派通信員送來一封信，要陶勇去軍部敘舊。陶勇接到信，非常高興，很想立即去見見這位生死與共而多年未見的老戰友。但考慮到不是假日，自己作為學員兼第三大隊大隊長，不便請假外出。於是，陶勇到第一大隊找到朱嵐說明事由，叫朱嵐執筆回信。朱嵐按照陶勇的意思寫了一封回信。當復讀回信的最後一句“不克前往，請諒”時，陶勇問：“‘不克’是什麼意思?”
朱嵐解釋說：“‘不克’就是‘不能’的意思。”
陶勇說：“他是工農幹部，要寫得通俗一點，就寫不能前去，不要文縐縐的。”
朱嵐敬佩地瞥了陶勇一眼，切實感到自己的疏忽和不足，非常佩服陶勇的細心和實在。
陶勇和朱嵐在生活上互相關心體貼，患難與共地度過了20多個春秋。
生死奇冤
陶勇夫婦的死因至今仍然是個未解之謎。
陶勇夫人朱嵐之死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被迫害致死；第二種說法是自殺。朱嵐一直在等著丈夫沉冤得雪的一天，所以第二種說法站不住腳，一般取第一種說法。
陶勇將軍之死也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對外宣稱的畏罪自殺說，然陶勇本就無罪，何談自殺？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第二種是被謀殺，陶勇將軍究竟是被誰推進了井裡？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1謎
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陶勇擔任東海艦隊司令員一職，同時也兼任海軍副司令和南京軍區副司令。此時的他已經成為林彪、李作鵬一夥兒奪取海軍領導權的絆腳石。
1967年2月21日上午，廖政國陪同兩名記者來到陶勇辦公室。陶勇對記者說：“有些運動中的問題，想通過你們向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據存在的問題，做出進一步明確的規定，以便我們好好掌握，使運動健康發展。”
兩位記者請陶勇具體談談。陶勇接著說：“第一，東海艦隊是戰備部隊，中央明文規定不得開展‘四大’，但有些單位不顧中央規定，硬要開展‘四大’。舉例來說吧，艦隊的訓練團按其性質來說，不屬於搞‘四大’的單位。可是，那裡的一些學員和幹部，受到海軍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動，執意要搞‘四大’。雖然我們多次解釋、說服，他們依然頑固堅持。類似這種情況，中央需要作進一步的明確規定。第二，‘四清’運動的成果要鞏固。近來在上海不少工廠、農村基層單位的‘造反’組織，不斷到部隊揪斗參加‘四清’的工作隊隊長、組長，甚至隊員。這是對革命軍人人格的侮辱。參加‘四清’工作的幹部，執行的是艦隊黨委的決定，他們沒有責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準揪斗的進一步規定。”
記者走後，陶勇又和他的老戰友廖政國聊起了上海的形勢。
約12時40分，陶勇提著皮包走出辦公樓，向招待所走去。招待所離那幢軍艦似的辦公樓不遠，後樓的105房間是專為陶勇準備的，他午後經常到那裡去休息。陶勇進去躺了一會兒，覺得頭皮發癢，就想找理髮員周妙基給他理髮。大約2點多，他走出房間，在樓旁的花園散步。這時，他看見招待所所長在前面走過，就叫住他，讓他去找理髮員。周妙基當時正在洗澡，聽說首長要理髮，馬上和所長一起來到招待所，兩人走到後院花園時，卻不見陶勇的蹤影。
走到一口澆花井時，所長朝里望了一下，大驚失色：“有人跳井啦！”他這么一喊，在場的人都急忙跑過來。這口澆花井直徑很小，只能容一個人鑽下去，水也不深，只見裡面一個人低著頭，一頂軍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來是陶勇！另外兩個人上來幫忙，把陶勇拉了上來。所長趕緊跑去打電話。
保健醫生程心培聞訊，帶著兩名醫生，立即奔向招待所。醫生們把陶勇抬進105房間，進行搶救。
在給醫院打電話的同時，有人發現：從陶勇身上脫下的絲棉背心還沒有完全濕透；從他的衣袋裡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檔案，邊上濕了，裡面卻是乾的。這都說明陶勇落井時間並不長。
一直到救護車趕到，所有的搶救手段都沒有產生作用。幾分鐘後，救護車開到海軍四一一醫院，搶救仍然無效。
就這樣，一個身上被敵人子彈7次擊傷都沒有帶走的頑強生命，卻在一瞬間被一口深不沒頂、寬不及肩的水井淹沒了。
更令人吃驚的是，陶勇屍骨未寒，本不是林彪一夥的東海艦隊政委劉浩天就迫不及待出來宣布：“陶勇一貫爭強好勝。這幾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蘇（振華）、羅（瑞卿）圈子裡去，所以才走這條絕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殺、抗拒運動，是叛徒行為。”
同時，由劉浩天審定的《陶勇自殺的經過和初步分析》的急件發到北京，送到海軍政委李作鵬的手上。很快，李作鵬以海軍黨委名義發出通報：“叛徒陶勇，畏罪自殺！”
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電令東海艦隊政委劉浩天和副司令員饒守坤赴無錫匯報陶勇和艦隊的情況。當劉浩天匯報陶勇是畏罪自殺時，許世友馬上問饒守坤：“老饒，你與陶勇共事多年，你說他有罪嗎？”饒守坤回答：“他有什麼罪！”許世友的眉頭擰成一座小山，火冒三丈地拍著桌子，指著劉浩天說：“屁話！陶勇有什麼罪？老子查清是誰殺了陶勇，我非一槍崩了他不可！”
2奇
抗戰時期的一天傍晚，陶勇去九團檢查工作。來到九團團部門口，便有一個哨兵上去敬禮，並喊道“首長！”陶勇一怔，說話的怎么女里女氣，再抬頭一看，果真是個女兵。陶勇頓時一股怒氣衝天而起：“九團的人都死啦？怎么派個女的來站崗？”
九團的茅團長歉意地說：“我馬上派個男的來換。”那個齊耳短髮、眉清目秀的女兵就是朱嵐。
晚上，茅團長請陶勇看文藝節目。第一個節目是舞蹈，陶勇坐在台下，越看前面那個領舞的女兵越覺得面熟，一時想不起來在哪兒見過。他問坐在身旁的旅政治部主任韓念龍：“她是誰？”韓念龍小聲說：“她是我的一個小老鄉，叫朱嵐。我認識她父親。”韓念龍告訴陶勇，朱嵐的父親是崇明縣一位開明紳士，因為同當地抗日游擊隊經常來往，她的父親和弟弟被日本兵抓去，用刺刀活活戳死。後來朱嵐也參加了新四軍。
“怎么？你對她有好感？”韓念龍瞅出點名堂，“走，我給你介紹介紹！”說著，拉著陶勇就往後台去。韓念龍邊走邊介紹：“她原是師範的學生，23歲，去年參加新四軍後，進步很快，已經入了黨。不過她可對你有意見！”“我又沒見過她，她對我能有什麼意見！”“你忘了？你在九團團部門口碰到那個站崗的女兵，就是她！人家爭取上進，主動要求站崗，可還沒站夠一個鐘頭，就被你罵回去了，她說你是典型的大男子主義。”
“意見蠻尖銳嘛！”陶勇打著哈哈，催著韓念龍快走。在後台，陶勇見到了正坐在那裡擦汗的朱嵐，急忙上前自我介紹：“我叫陶勇，從小給地主放牛，當過窯工，後來，參加了紅軍。我這個人脾氣不好，還有一點大男子主義……”
陶勇的突然到來，讓朱嵐有些手足無措，再加上陶勇說的那話，更使她羞得無地自容，好半天才支吾道：“陶司令，我……我……”“什麼司令不司令！沒有大夥一起乾，我一個人頂屁用！”陶勇說著說著，覺得自己好像在作報告，急忙拐過彎來：“唉，今天我來這裡，可不是以司令的身份來給你下命令，而以同志的身份，問你同意不同意？”“同意什麼？”朱嵐被弄糊塗了。“唉，你們小資產階級就是喜歡拐彎抹角！這不很明白嘛，就是咱倆的事呀！”“咱倆？”朱嵐更糊塗了。陶勇自己也覺出有些唐突，便解釋道：“我忘了讓韓主任先跟你打個招呼，就是說我們倆交個朋友……”朱嵐低下頭，不好意思地咬著剛才擦汗用的手絹……
1941年7月的一天，陶勇和朱嵐在沙家莊舉行了婚禮。那天陶勇喝醉了。朱嵐扶其入洞房，將軍醉眼朦朧曰：“真有意思，洋包子把了個土包子。”
3冤
夜深了，陶勇仍然沒有回來，也沒來電話，朱嵐和孩子們心神不寧地等候著。突然，客廳的門被撞開，一夥暴徒蜂擁而入，幾個人圍住孩子們，喝令他們不準離開大廳。其中一個人扯著嗓子說：“陶勇自絕於黨，今天下午已經自殺……”
這幾句話如同晴天霹靂，一下子把孩子們都驚呆了。自殺？像父親那樣堅強、樂觀、從不屈服的人會自殺？這怎么可能呢？絕對不可能！年齡較小的孩子大哭起來。已經長大成人的小勇則發了瘋似的一把推開看守的人，衝上樓去找母親。當他上去時，母親正向看守她的那幫人厲聲呼喊：“陶勇跟著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輩子仗，他絕不會自殺！是你們害死了陶勇，你們要交出殺人的兇手！”
殘酷的事實正在改變著朱嵐的性格，溫文爾雅的她像變了一個人。她常對陪她的小女兒說：“我等著黨和人民為你爸爸伸冤的那一天。只要有一口氣，我就要斗下去！”她四處奔走，為陶勇申訴。可那時公檢法機關早被砸爛，已無處伸冤。朱嵐把陶勇死亡的許多疑點寫成了厚厚的材料，向黨中央、中央軍委報告，可是材料總是落到林彪一夥的手裡。一次次的鬥爭，招來的是更加殘酷的迫害。許多同志勸她離開上海，許世友專門派人接她，都被她婉言謝絕。她只有一個信念：我是共產黨員，一生清白。我不怕死，陶勇是毛主席培養出來的工農幹部，我一定要把他的問題搞清楚！
陶勇將軍去世後連續三天，她們所住的小樓被反覆查抄洗劫，連天花板都被撬開了。事後據一名兇手交代：“1967年1月22日晚，對朱嵐同志進行了第一次實質性的交鋒，一線二線全體人員參加了審訊，對朱嵐施行了體罰……竹板打斷了幾根。”
1967年1月24日晚上，一輛卡車拉來了滿滿一車暴徒。他們氣勢洶洶地破門而入，把睡夢中的孩子們從床上拖起來。客廳里亂鬨鬨地擠滿了人，正中放著一張茶几。幾個彪形大漢把朱嵐押進來，將她扭上茶几，喝令她跪下。朱嵐已經整整3天粒米未進，加上極度悲傷和憤怒，身體十分虛弱，神志也有些恍惚。但她一聽此言，勃然大怒：“我沒有罪，為什麼要跪！要跪的是你們，殺人的劊子手！”暴徒們惱羞成怒，撲上去對她一頓拳打腳踢。
1967年8月，朱嵐又被“造反派”帶走，朱嵐被加以“叛徒的老婆”的罪名秘密關押起來。他們夜以繼日地輪番對她圍斗、嚴刑拷打，逼迫朱嵐承認是“日本特務”，交代陶勇的“罪行”。朱嵐被打得遍體鱗傷，肋骨折斷。
1967年9月朱嵐被迫害致死。
她的衣袋裡放著兩封信，一封寫給中央軍委的申訴信，一封是留給孩子們的。
在留給孩子們的信中，朱嵐寫道：“親愛的孩子們：“一定要緊跟毛主席乾一輩子革命。你們要相信媽媽決不是反革命、特務，相信組織上一定會把問題搞清楚。你們要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共同前進……”
在此之前，陳毅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見到陶勇的老戰友彭德清，專門問道：“陶勇同志慘死後，他的家屬情況怎樣？對他的慘死，你們一定要搞清楚，以慰忠魂！……”
然而，還未等彭德清把事情搞清，他自己就被“造反派”關進了牢房，一關就是3年多。
1968年，粟裕向周恩來匯報了陶勇的冤情，周恩來痛惜地說：“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國主義那么堅決，說他是‘日本特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嘛！”
出於對老戰友的深情，許世友把陶勇的幾個子女都安排到南京軍區所屬部隊當兵，把他們當作自己的親生子女一樣看待。他對孩子們說：“什麼‘叛徒’‘特務’，都是胡說八道！你們的爸爸我最了解，他是好樣的！”
1977年中央軍委為陶勇夫婦平反昭雪。
令人遺憾的是，多少年過去了，陶勇之死的謎底，一直未能查個水落石出，給人留下了種種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