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志，志載盛世。靜安區有史以來第一部社會主義新方誌出版面世，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大喜事。
靜安區地處上海市區中心，是上海著名的老商業區之一。區名取之於靜安古寺。區境曾長期受租界管轄，城市化進程較早。區境以新閘路為界，南部商業發達，北部中小工業集中。區境僅7.62平方公里，但在此社會舞台上，眾多精英名流演出了一幕幕波瀾壯闊的歷史劇，給後人留下豐富的人文景觀。解放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全面發展，商業繁榮發達，文化教育昌盛，高樓賓館林立。90年代，靜安區正以開發南京西路為“龍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並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為把靜安區建設成為繁榮文明的商業商務中心城區而努力奮鬥。
《靜安區志》編纂，六度寒暑，數易其稿，現已問世，這是我區一項重大的歷史文化工程，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又一豐碩成果。《靜安區志》記述近130年來的自然與社會、歷史與現狀，內容豐富，資料翔實，縱貫古今，橫涉百科，為靜安區一方之全史。修志目的在於套用。過去是眾手成志，今後要眾人用志，用以資治、存史、教化和交流。她的誕生，必將對全區兩個文明建設發揮重要作用。
《靜安區志》承蒙廣大修志人員的辛勤筆耕，各級領導的關懷和重視，先行區修志同仁的指導，以及專家學者的匡正。值此區志出版之際，謹表衷心謝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靜安區志
- 歷代變遷：古寺沿革、宗派傳承
- 靜安區地處：上海市區中心
- 性質：書籍
凡例,總述,一,二,三,四,第一編 靜安古寺,概述,第一章 歷代變遷,
凡例
一、本志堅持實事求是原則，體現時代特徵和區情特色，力求全面、準確、科學地記述區境自然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
二、本志記事，立足於靜安區行政區域範圍。上限不限，追溯事物之發端，重點記述上海開埠後區境城市化的進程，下限為1992年，大事記和某些內容延伸到1994年。
三、本志採用小編並列結構。前設總述、大事記，次列34編，各編設概述和章、節、目3個層次。記述以文字為主，採用記、志、傳、錄等體裁，配以圖表、照片。大事記以編年體為主，輔以紀事本末體；人物、專記編為利於記述，採用條目體；其他各編，以類系事，橫排門類，縱述史實。
四、人物生不立傳。立傳人物，以生長或居留工作在境內對社會發展有較大貢獻的為主，並收錄個別劣跡昭著者，均按卒年為序。人物編設烈士名錄、已故名人錄、市級以上勞動模範和先進人物表。
五、時間表述按《上海市專志、區志行文細則（試行）》書寫。對歷史紀年、地名、政府、官職等，均按當時歷史習慣稱呼。歷史紀年和歷史地名，在各節首次出現時註明公元和今地名。本志所述上海解放，系指1949年5月27日；個別記述區境解放時的事件則標明具體日期。
六、本志除引用古籍原文外，均採用語體文表述。
七、計量單位、數字、標點符號等，均按國家規定的統一規範書寫。解放初期的人民幣金額，均換算成1955年3月新人民幣值。
八、入志資料來自檔案館藏材料、舊志記載、書報刊物、口碑及存史實物，並參考吸收有關研究成果，但不一一註明出處。
總述
境域在唐、宋兩代，隸屬華亭縣高昌鄉。元、明、清三代隸屬上海縣高昌鄉。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境域大部劃入公共租界西區。民國3年（1914年），境域南部1/10土地劃入法租界。其餘地域均屬上海縣法華區。民國26年，侵華日軍占領上海華界，境內租界部分為特別區。民國32年，汪偽政府“收回”租界，境域分隸第一區（原公共租界部分）、第八區（原法租界部分）和滬西區。民國34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境域劃分為第十區（靜安區）、第十一區（新成區）和第十二區（江寧區）。因千年古剎靜安寺坐落第十區，故以寺名區。1949年5月30日，市軍管會接管靜安區一度將區名改為靜安寺區。1950年6月28日，靜安寺區改稱靜安區。1956年2月，撤銷靜安區建制，境域分屬新成、江寧、長寧區。1960年1月，撤銷新成、江寧區建制，重新建立靜安區至今。
一
昔時，境域北靠吳淞江（今蘇州河），南臨北長浜，縱橫河流10多條。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靜安寺遷入湧泉浜畔。19世紀中葉，境內仍是河汊交織、田陌縱橫、村落稀疏、人煙稀少的農村。
清同治元年（1862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為維護在華利益，幫助清政府攻打太平軍，由上海英租界跑馬總會出資，強行越界闢築1條從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到靜安寺的跑馬道，取名湧泉路，亦稱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時，又闢築徐家匯路（今華山路）、極司非而路（今萬航渡路）、新閘路和麥根路（今淮安路）等4條軍路。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靜安寺以東地區劃入公共租界。民國3年（1914年），長浜路（今延安中路）、徐家匯路以南地區劃入法租界。延平路、徐家匯路以西仍屬華界。從此，境域遂成三界並存的局面。
19世紀下半葉起，境域逐漸城市化。園林建築一時稱雄滬上，先後興建14座私人林園。申園開私園之先河。張園（味蓴園）以革命黨人活動基地而著稱。愚園以文人雅集而名聞江南。享有“海上大觀園”之譽的愛儷園（哈同花園），融中西建築藝術於一體，堪稱一代名園。光緒二十七年夏，英商上海華洋德律風公司在靜安寺路開設臨時電話交換所。光緒三十四年二月，英商有軌電車從靜安寺至外灘載客運行，為上海最早的公共運輸。同年四月，法商有軌電車通車。20世紀初，隨著租界的擴張和市政建設的發展，洋人、買辦和富商紛紛在道路兩旁爭購土地，營造私園、住宅，開設店鋪、作坊、工廠和娛樂場所，催化境域由寧靜鄉村向繁華都市急劇演變。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境內公寓大樓成片崛起，文教設施不斷興建，工商業日趨繁榮。20年間，先後落成平安大樓、海格公寓、德義大樓、枕流公寓、泰興大樓、同孚大樓、花園公寓等36幢公寓大樓，以及嘉道理住宅、馬勒住宅、湧泉坊、裕華新村、華業公寓、美琪大戲院。宏恩醫院等一批著名優秀近代建築。隨著大批新式里弄的興建，外地移民紛紛遷入定居，各界名流薈集，出現一批仿照西方格局營造的舞廳、影劇場、學校和醫院。到30年代末，有舞廳12家，影劇場21家，娛樂總會3家。其中，百樂門舞廳、美琪大戲院分別被譽為“遠東第一樂府”、“遠東最先進的藝術影宮”；中學42所、國小112所、幼稚園68所、醫院35所。民國10年，靜安寺路西拓至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商業活動日趨活躍。沿街陸續開設鴻翔公司、南京理髮店、開開百貨商店、綠楊邨酒家，以及興業、大陸、金城、新華、四明諸銀行營業所，市場益趨繁榮。民國26年八一三事變，大批商賈和難民為避戰禍，擁入淪為“孤島”的租界，遷入靜安寺路開店的有雷允上藥店（西號）、梅龍鎮酒家等，以及大華、百樂、靜安、南海4家商場。民國28年，靜安寺路已擁有商店378家，漸成燈紅酒綠夜上海的組成部分，作為舊上海“十里洋場”的西半部而名揚中外。同時，曹家渡地區也發展成為華界的商業集鎮，同孚路（今石門一路）、威海衛路（今威海路）初具專業街的雛形。北部憑藉吳淞江的優越地理條件和租界擴張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近代民族工業迅速發展。30年代末，中小工廠發展到340家，其中紡織、輕工業居多，成為滬西工業區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國30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侵華日軍占領租界，三界分割局面結束。日偽對工商企業用物資統制進行掠奪，低價收購被列為“軍用物資”的五金、西藥、布匹等商品，強制商店使用偽幣儲備券，加之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致使工商業經營慘澹，歇業驟增，瀕臨絕境。經濟的萎縮，使文教衛生事業也陷入困境。民國34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美英壟斷資本重返上海。南京西路大量傾銷美國剩餘物資，投機商十分活躍，奢侈品充斥市場，商店、地攤遍地經營洋貨，一度出現畸形繁榮。嗣後兩年，五金店、西藥店、西菜館、咖啡館、米店、煙雜店、理髮店成倍增加，當時有118個行業、5554家商店，商業得到進一步發展。民國36年，中小工廠達1633家，是民國26年的5.32倍。隨著國民政府發動內戰，同年下半年起，上海經濟急劇惡化，境內百業蕭條。上海解放前夕，不少商店、工廠倒閉或瀕臨破產邊緣，南京西路商號約減少3成。
二
上海解放後，建立人民政權，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1950年，境內建立15家國營零售門市部和25家消費合作社門市部，參與市場調節。通過調整公私關係、勞資關係、產銷關係，發揮私營經濟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打擊投機倒把，市場逐漸繁榮。接著，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和民主改革，引導私營企業走社會主義道路。1956年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新成、江寧區私營商店6693戶、私營工廠3543戶全部公私合營，小商販19279戶、手工業5833戶也走上合作化道路。但在改造過程中，把小商販、小業主全部納入全行業改造，出現撤併過多、經營集中、生活不便等失誤。在“大躍進”的熱潮中，工廠企業廣泛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研製出一批科技成果，湧現王林鶴、丁杏清等眾多先進人物；廣大家庭婦女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生產勞動，自力更生，因陋就簡，興辦里弄生產組，形成街道工廠雛形，奠定地區工業的基礎。同時，在“重生產、輕流通、輕消費”的思想指導下，不重視發展以商業為主體的第三產業，集市貿易被禁止，流通渠道單一，商業網點銳減，商品供應緊張。三年困難時期，境內先後對92種商品實行憑證、憑票、定量供應，以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1964年，區內280家市屬工廠黨組織關係全部劃歸市各工業局黨委領導管理。區境經濟功能有所萎縮。
60年代前後，境內教育事業迅速發展，教育質量普遍提高，湧現一批知名學校。創建市重點中學3所，占全市30%；市重點國小2所，占全市50%；市重點幼稚園1所，占全市50%。1964年。育才中學教學經驗推廣全市，享譽全國。1965年，區內共有電影院、劇場、書場18家。
“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及其在上海的重要骨幹，為實現篡黨奪權的陰謀，煽動打倒一切，殘酷迫害幹部、民眾，在區內製造冤假錯案6600多件，株連大批家屬親友；在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不少人被迫害致傷、致殘、致死，全區非正常死亡的有315人。被非法抄家的有17812戶，占全區總戶數的14%。民族資產階級被當作“專政對象”，大批愛國人士、知識分子、僑眷、台胞等受到歧視迫害，全區的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都遭受嚴重破壞和損失。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撥亂反正，全區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88年起，市對區明責放權，增強區的活力，促進各項事業的發展。在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精神和中共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推動下，全區經濟呈現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勢頭。1992年，區財政收入3.52億元，比1978年增加3.23倍；社會各項事業闊步邁進，重展大城市商業商務中心城區的新姿。
三
改革開放以來，全區面貌發生巨大而又深刻的變化。
商業繁榮昌盛。區內商業形成以國營商業為主體的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的新局面。1992年，全區商業網點發展到4874個，比1978年增加2.9倍，初步構成市級商業中心、區級商業中心、專業特色街市、以菜場為中心的“小店群”等4個網點層次，加上遍布全區的21個集貿市場和2760戶個體商業戶，形成商店星羅棋布、行業門類齊全、吃穿用玩俱備、高中低檔結合的商業服務網路。
南京西路商業街和各專業特色街展現新貌。80年代，南京西路中段和靜安寺附近先後建成兩大賓館群，形成靜安區商業發展的獨特優勢。南京西路商店經過改造、裝修、調整，名店、大店更加集中，購物環境明顯改善。1992年，實施繁榮南京西路10個商業重點改造擴建項目，出現鴻翔百貨公司等一批商業企業。全街有87家商店開闢2樓以上商場，180戶實行開架銷售，8戶安裝自動扶梯。霓虹燈基本貫通，為“夜上海”增添光彩。是年，商業設施建設投資量超過七五期間投資的總和。南京西路每平方米營業面積1年實現利稅5857元，名列全市各區第二位。曹家渡已成為滬西商業鬧市。威海路形成有135個專營專銷網點的汽車配件街。石門一路服飾街集中84家服裝、飾品店。區內商業企業全面轉換經營機制。1992年，16家行政性公司在全市率先實現轉軌變型，組建鴻翔、梅龍鎮、亞細亞3個集團公司和申視、開開、市百九店3個股份有限公司等29個經營實體。1992年，區財貿系統商業銷售額33.04億元，利潤9795萬元，分別比1979年增加4.87倍和1.45倍。區屬商業職工2.56萬人，其中中級以上技師1504人，內特級技師75人，為上海商界所矚目。
金融業迅速興起。1984年11月，中國工商銀行上海信託投資公司靜安證券業務部，在西康路101號代理發行新中國第一張上海飛樂音響公司股票；1986年9月，又在南京西路1806號建立證券交易櫃檯，這是改革開放後上海最早成立的證券交易場所。1985年1月，上海延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開全國集體企業股份制之先河，在全市率先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1992年6月，組建上海海鳥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社會發行股票。至1992年底，區內有萬國、申銀及外省市證券公司的營業部31家。工商、交通、建設、農業、中國等銀行設支行及營業網點55處，以及城市信用社5家，區保險公司1家。
地區工業蓬勃發展。地區工業利用“船小掉頭快”的優勢，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從理順領導管理體制著手，大膽探索引進人才、吸引外資、橫向聯合、科技興業、創辦股份制企業等搞活經營的新路子，人均利潤等5項主要經濟指標1984～1988年連續5年居全市各區之冠。1992年底，有企業169家，建築面積11.31萬平方米，職工1.27萬人。各類專業技術人員2254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654人，居全市各區之首。1992年，地區工業產值3.44億元，利潤5218萬元，創歷史最高水平，人均創利3840元，領先全市各區。歷年來，地區工業資助街道事業的發展，為維護社會穩定作出貢獻。
內外貿易有新進展。1984～1992年，發展橫向經濟聯合，先後同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湖南省婁底地區、江蘇省淮陰市、河北省承德市、雲南省曲靖市和曲靖地區、江西省贛州地區、黑龍江省黑河地區、上海市青浦縣、四川省樂山市、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外區、湖北省黃岡地區等12個地區建立友好關係。區內有部屬大型企業駐滬聯絡處和各地駐滬辦事處15家。1992年底，外地企業來區投資開業的有270家，當年營業額近12億元。1988年市、區明責分權後，區屬企業外向型經濟迅速發展，建立中外合資企業聯誼會。1992年4月，區人民政府在黑龍江省黑河市設立對外貿易公司第二十九部，專司對俄貿易。1992年底，全區共有三資企業97家，總投資額1.63億美元。
城區建設步伐加快。採取國家投資、單位自建、集資聯建、民建公助以及商品房和僑匯商品房並舉等多種形式，多層次全方位進行城區綜合開發，新建住宅有突破性進展。1992年，區內各類房屋建築總面積達944萬平方米，其中居住用房510萬平方米，非居住用房434萬平方米。新式里弄住宅130萬平方米，居各區之首。花園住宅33萬平方米、公寓27萬平方米，僅次於徐匯區，位居第二。14年來，全區新建的住宅126.17萬平方米，是前30年的7.2倍。區外住宅基地真北新村，建造高層住宅6幢、多層住宅64幢，總建築面積24萬平方米，疏解中心城區眾多人口，支持舊城區改造。80年代，靜安寺和王家厙地區分別建成人行地道和人行天橋。全區綠化總面積5.8公頃，人均公共綠地0.13平方米，有靜安公園、西康公園和玫瑰園3座公園。靜安區已建成煙塵控制達標區和低噪聲控制的安靜小區。居民煤氣用戶12.36萬戶，普及率達89.6%。
與經濟建設和城區建設相適應，區內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事業也迅猛發展。1992年，全區有中等學校29所（含職業學校），學生2.41萬人；國小52所，學生3.98萬人；幼稚園117所，幼兒1.7萬人；全日制高等院校3所，職工大學、夜大學13所；特殊教育、校外教育和其他教育單位108所。全區中、小、幼教職員工7299人，其中高級教師493人（含中學、國小、幼稚園）。全區適齡幼兒全部入園，1989年被國家教委命名為“幼兒教育先進區”；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適齡兒童全部入學；國中畢業生合格率達99.4%，優良率為90%；高中畢業生合格率為86.2%；育才中學教育改革和第一師範附屬國小“愉快教育”卓有成效。1992年，一師附小被評為“上海市建設精神文明紅旗集體”。區內有部屬、市屬科研院所41家，民營科技企業98家。區科技協會下屬專業學會和科普協會等基層組織34個，會員近5000人。有舞廳49家，歌廳116家；影劇場18家；俱樂部、文化館（站）、少年宮（之家）105個；各級各類圖書館506座；文藝表演團體、文化社團61個；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1處，紀念地2處；文化古蹟6處；報社、出版社19家，出版各類報刊80種；專業和業餘藝術院校23所；書店、書報亭、音像製品出售出租點102個；錄像放映場所25處，閉路電視播放站4個，用戶近萬。區內有市級醫院4所，市屬企業醫院2所，區級醫院2所，街道醫院8所、專業病防治站（所）6家，醫學化驗所1家，中等衛生學校1所，工廠保健站（室）249個，里弄衛生站121個，私營診所24家，形成較為完整的醫療、預防、保健網路。區屬醫院衛生技術人員2209人，其中正副主任醫師65人；病床1220張，家庭病床2500張。有市屬體育設施1處，區屬體育設施7處，業餘體校3所。區少體校、軍體校歷年為國家、上海培養和輸送體育人才1024人。1992年11月，區主辦“開開杯世界女子西洋棋冠軍候選人賽”。1993年5月，區成功承辦首屆東亞運動會武術項目比賽。
四
區境城市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在自然環境、經濟和社會等方面顯現出某些特點：
1、三界並存，地處要津。
清同治元年（1862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了擴張其勢力範圍，開始由東向西越界築路，先後築成靜安寺路等5條馬路。嗣後，列強瓜分土地，境內長浜路以北大片土地屬公共租界，占65%；長浜路以南屬法租界，占10%；延平路、徐家匯路以西仍屬華界，占25%。從而形成三界並存態勢，其中租界地域占區境75%，歷時81年。
租界時期是境域歷史上重要的發展時期。與列強願望相餑，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侵占掠奪和殖民化的過程中，通過築路、建房排管、興商、開廠、辦學等行徑，輸入西方文明，客觀上加速區境城市化的進程。
靜安區的開發形成，除列強越界築路之外，還有兩條重要脈絡，是租界時期得以大發展的不可忽視的兩大基礎條件。其一，仰仗千年古剎靜安寺及其廟會的影響。靜安寺歷史悠久，雖屢遭戰亂和災害，始終不衰。靜安寺廟會形成規模於清光緒七年（1881年），終於1963年，歷時83年。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浴佛節，商賈雲集，遊人如織。1961年的4天廟會，逛廟市的人數達400萬人次。其範圍之廣，影響之深，作用之大，遠遠超出寺廟本身。其二,憑藉吳淞江、曹家渡水陸交通的有利條件。吳淞江處於境內北部邊沿，自安遠路至成都北路，流經境內北部1.63公里。自上海開埠後，中外商人借水運之便，陸續沿南岸興建工廠，促進北部中小工廠的發展。清同治元年，租界工部局闢築極司非而路至梵皇渡，曹家渡一帶為列強所覬覦，外國資本家和民族工商業者紛紛在此建廠開店。至20世紀30年代，該地成為一個交通便利、百業興盛的大集鎮。解放後，經過改造、調整和建設，形成境內西部的商業中心。
靜安區地處上海市區的中心，土地等級較高。境內共有道路67條，有南京西路、北京西路、延安中路、延安西路、華山路等13條主要道路，有49條公共運輸線路；北依吳淞江，有曹家渡、叉袋角等水路交通。客到上海，南來北往，東穿西行，旅遊、觀光、購物、娛樂極為方便。
被譽為中華商業第一街西段的南京西路（成都北路至延安西路），全長2.93公里，東西橫貫全境。南京西路具有130年的歷史，憑藉其地理、人才的優勢，從最初蕭條馬路發展成為今天繁華商街。南京西路、靜安寺地區大廈林立，賓館成群，坐落9家風格迥異的星級賓館。靜安寺的賓館群，與萬商雲集的上海展覽中心、上海商城東西呼應，形成上海國際商務、旅遊貿易、政治和外事活動中心之一，成為上海對外開放的重要視窗。
區境地域雖小，卻集中12家賓館飯店，靜安希爾頓酒店、上海商城波特曼酒店、錦滄文華大酒店為五星級賓館，占全市7家五星級賓館的43%。12家賓館擁有客房4310間，占全市賓館客房總數的21.3%，僅次於虹橋賓館區。靜安區人文社會環境優越，趨之者甚眾，是國內外投資者矚目關注的寶地。至1992年底，全區土地批租成交9幅，合計6.65萬平方米，出讓金3657餘萬美元，為加快改革開放和舊區改造打下良好基礎。
2.南商北工，文教昌盛。
境內以新閘路為界，南部與北部迥然相異，形成兩種不同的格局。南部商業繁榮發達，高樓賓館林立，住房條件優越，環境整潔幽雅，居民文化層次較高。北部工業集中，其特點是：興辦早，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即創建裕源紗廠（今上棉四廠）；數量多，1949年境內工廠達3400餘家，占全市工廠總數的16.75%；規模小，1954年新成、江寧區工廠共2952家，其中9人以下小型企業2212家，占74.93%；行業以輕紡為主，機電化工次之，解放後，電子儀表業發展迅速。北部工廠多與居民住宅犬牙交錯，“三廢”污染嚴重，廠群矛盾突出，商業網點稀疏，布局極不合理，棚戶簡屋比重大，居住條件低下，環境設施不善。“南商北工”的格局雖屢經調整改善，但總體面貌仍沒有多大改變。
靜安區作為大城市的中心區之一，不僅商業、工業比較發達，而且房地產、中介服務、對外貿易、交通運輸、金融、證券、信息、律師、公證、文化、教育、衛生、科技、體育等也比較齊全，有些行業已達到相當的基礎和水平。境內教育事業歷史悠久，基礎雄厚，師資力量充足，教學經驗豐富，教育質量較高。育才中學、市西中學、第一師範附屬國小、區第一中心國小等重點特色學校，在全國和全市具有一定影響。文化市場建設初具規模，文化娛樂場所密集，影劇場、文化館（站）、圖書館、俱樂部、少年宮（之家）、卡拉OK廳、歌舞廳等文化設施794處，豐富著都市人民的文化生活。
3.人才輩出，名流薈萃。
靜安區在百餘年的歷史長河中，孕育眾多民族精英，薈萃中外風雲人物。晚清及民主革命時期，實業家朱鴻度創辦境內第一家近代工廠——裕源紗廠；清末郵傳部尚書盛宣懷晚年寓居境內，擁有盛公祠等房產；維新派康有為在王家厙創建上海強學會，創辦《強學報》，寓居境內14年；英籍猶太人哈同在境內建造愛儷園；華籍房地產商程謹軒建造境內花園住宅40餘幢，被稱為“地皮大王”；辛亥革命中，孫中山、章太炎、章士釗等人假張園發表宏論，宣傳共和；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倆創辦南洋兄弟菸草公司；愛國讞員關炯之敢與洋人據理力爭，維護國家主權；“報界巨子”史量才利用《申報》宣傳抗日；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兩度寓於境內，支持中國革命；“國貨大王”方液仙創辦中國化學工業社，與洋貨相抗衡；“毛巾大王”李康年創辦中國萃眾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今萃眾毛巾廠）；鴻翔公司創始人金鴻翔開設中國第一家西式時裝商店；愛國文學家郁達夫創辦新文學刊物《創造季刊》；“一代影星”阮玲玉隕落新閘路沁園村；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開辦大同幼稚園，收養中共領導人子女和遺孤；“地下交通尖兵”田辛為中共地下交通屢建奇功；“學界泰斗”蔡元培創辦愛國女中；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創辦第一師範學校及附屬國小；“民眾教育之母”俞慶棠創辦實驗民眾學校；民立中學校友殷夫，成為“左聯”卓越詩人之一，被譽為中國青年運動的先驅；民族女英雄李林從愛國女中奔赴抗日戰場，為國捐軀；抗日英雄謝晉元苦鬥於“孤軍營”，犧牲於境內；“健美之父”趙竹光創辦上海健身房；“國之瑰寶”宋慶齡創辦中國福利會少年宮。在境內居住或活動過的中共領導人有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任弼時、蔡和森、羅亦農、彭湃、向警予、胡喬木等。解放前，由於境域的特殊條件，中共地下組織活動十分頻繁，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共中央特委機關（特科）、組織部、政治局秘書處、政治局聯絡處、文庫、印刷所以及八路軍駐滬辦事處都曾設在境內。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均在境內召開。境內有上海大學等革命遺址40餘處。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境內又湧現一大批知名人士。1950～1992年底，全區被評為市級以上勞動模範、先進工作（生產）者和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共901人。全區幹部中各類專業技術人員9767人，占幹部總數的67%。區內僑、港、澳、台親屬較多，他們為建設靜安、發展靜安作出重要貢獻。
靜安區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也還存在著一些突出的困難和問題：一是土地十分緊缺，沒有擴展餘地，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各項事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二是區屬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以及技術和管理水平跟不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三是城區基礎設施超負荷運行，區內交通擁擠，住宅建設、舊區改造和市政公用設施欠帳過多，不少地方市容面貌較為陳舊，直接影響投資環境和生活環境；四是金融市場、資本市場、保險市場、外匯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的培育尚不完善，與國際大都市商業商務中心城區的功能作用相比，差距甚遠。
20世紀90年代，靜安區面臨著改革開放大潮的衝擊，迎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挑戰和機遇。中共靜安區委、區人民政府決定，以實現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和經濟成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為目標，加快實施科教興區和商業與商務並舉的戰略，以南京西路全面改造和功能開發為龍頭，商業貿易、房地產業、服務貿易、工業為支柱，信息產業為依託，不斷提高經濟的整體素質和綜合實力，形成能有效實現商品流通和要素最佳化配置的集散功能和服務功能。至20世紀末，把靜安區基本建設成為經濟繁榮，產業經構布局合理，城市綜合功能健全，經濟建設與社會事業、城市建設與城區管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環境優美，人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一流中心城區。
第一編 靜安古寺
概述
靜安寺是上海市的著名古剎之一，相傳始建於三國孫吳赤烏年間，初名滬瀆重玄寺。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更名靜安寺。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寺從吳淞江畔遷入境內蘆浦沸井浜邊（今南京西路1686號），至今已近780年，早於上海建城。清末，寺成現今規模。民國34年（1945年），書法家鄧散木題額“靜安古寺”，沿用迄今。
清同治元年（1862年），租界築跑馬道至靜安寺，形成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其後百餘年間，因地利之便，以靜安寺為中心構成的交通網路成為滬西城市化進程的起點。
靜安寺廟會起源於一年一度的浴佛節。清光緒七年（1881年）重開，終於1963年。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浴佛節，商賈雲集，遊人如織。數十年來，廟會逐漸形成規模宏大的廟市，堪稱靜安區商業的淵源。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寺院相繼出租土地營造商業用房和里弄住宅，變幽靜鄉郊為商街鬧市，十里洋場西端市口日趨繁榮。至20世紀30年代，靜安寺商市已初具規模，今發展為上海重要商業中心之一。
靜安寺舊有“靜安八景”之說。古寺山門前的湧泉，被譽為“天下第六泉”。元明以來為滬上遊覽勝地；近代因中西結合的營業性園林著稱；今以現代化旅遊設施稱雄；可謂古與今的連線點，中西文化的匯合處。其悠久的歷史文化，是靜安區歷史發展的源頭。光緒二十七年和民國34年（1945年）設定的警區和行政區，均以靜安寺命名。
“文化大革命”期間，靜安古寺遭衝擊，殿宇幾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宗教政策逐步落實。1983年，國務院確定靜安古寺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廟之一。經全力修復，1990年對外開放。現為上海市中心地區佛教開放場所之一。
第一章 歷代變遷
- 第一節 古寺沿革
靜安寺相傳始建於三國孫吳赤烏十年（247年），初名滬讀重玄寺，寺址位於吳凇江邊，唐代該寺更名為永泰禪院，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始名靜安寺。南宋紹熙《雲間志》“靜安寺”條云：“在滬瀆。按寺記：吳大帝赤烏中建，號滬瀆重玄寺。佛法入中國，雖始於漢，而吳地未有寺也。赤烏十年，康僧會入境，孫仲謀始為立寺建業，曰建初。建初者，言江東初有佛法也。豈滬瀆寺相繼創建耶？景筠《石幢記》中，間號永泰禪院。本朝祥符元年，改今額。……”宋嘉定九年（1216年），因寺址靠近江岸，寺基有傾圯危險，寺僧仲依將寺院遷至蘆浦沸井浜畔，即今寺址。
元、明兩代，靜安寺屢經興廢。迨至清乾隆六年（1741年），禮部侍郎麥煥出資重修大殿。乾隆四十三年，又有歙人孫思望倡議捐資重修殿堂。同年巡道盛保修治寺前湧泉等名勝，並於寺東隅建報恩院供僧居，捐田24畝供香火。
太平天國戰爭期間，靜安寺遭兵燹，至同治年間（1862～1874年），僅存1座大殿。光緒初年，大殿塌記。光緒三年（1877年）住持僧鶴峰募捐重建山門和佛殿，因捐資不繼，被迫停工，致使佛像戴笠披蓑，受雨淋日炙數年。後由李朝覲、唐景星等人合力勸募，並得邑紳姚曦、浙商胡雪岩等捐助，於光緒六年三月開工續建，次年四月初八日落成。僧鶴峰等勒碑記其事。
此後靜安寺多次修葺。光緒二十年，住持正生在大雄寶殿左右增建兩廡房屋，再次修葺全寺，靜安寺漸成現今之規模。光緒二十五年，公共租界向西擴張至靜安寺，租界當局迫令靜安寺遷移歷代祖師墳墓，並因築路而拆除寺內大雄寶殿西側房屋。
民國年間，靜安寺又幾度興修。民國10年（1921年），滬西一帶日益繁榮，靜安寺香火旺盛，寺宇不敷套用，僧常貴及紳董姚文棟等，將寺產積余資金，在大雄寶殿以東空地上建l座三聖殿，擴充寺基至5畝。民國34年，回靜安寺兩邊商店林立，山門被遮蔽，住持德悟和監院密迦在原山門東首另建新山門，並由鄧散木題額：靜安古寺。次年，在新山門前建成1座印度阿育王式石幢，稱“梵幢”，以為佛寺標誌，並疏浚湧泉，整修全寺殿宇，使之面貌一新。
上海解放後，市人民政府將靜安寺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並於1951、1954年2次撥款共2萬多元對靜安古寺進行修復。1953年4月，住持持松法師在寺內復興自唐代以來失傳已久的全國唯一的真言宗（密宗）壇場，是年5月20日（農曆四月初八日）舉行開光儀式。嗣後每逢春秋兩季舉行修法大會，傳授密法，逢農曆正月初一及四月初八日（佛誕日）對外開放，遊人前往瞻仰、禮佛者眾多。
梵幢
梵幢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靜安古寺遭受嚴重衝擊，住持持松法師遭到迫害，所有佛像、法器悉被搗毀，僧眾被迫還俗，寺舍被占用。1972年，大雄寶殿失火焚毀，古剎廢圮。
1984年，成立靜安古寺修復委員會，由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賈勁松居士主持按歷史原貌修復。是年，市人民政府又撥專款30萬元。至1990年，靜安古寺修復工程基本完成。
- 第二節 宗派傳承
清鹹豐以後，靜安寺一直屬於禪宗曹洞宗的剃度派即師徒傳承制寺宇。現有靜安古寺歷代祖師蓮位次序，傳曹洞正宗逸善堂上（即靜安寺堂號 右圖）自鶴峰以降，各世子孫位次（右圖）
民國4年（1915年），靜安寺住持正生圓寂。同年繼任住持琴芳亦歿，僧六根任住持，旋被地方士紳控於上海縣公署及會審公廨。上海縣公署允上海佛教公會會長常貴之請，與邑紳共同組設監護會，控制靜安寺寺產。民國11年，僧仰西任上海佛教會會長，其時上海佛教界議復靜安寺為十方叢林，推舉仰西為總代表監督靜安寺。民國12年，剃度派住持六根因案被撤，仰西得會審公廨支持，遣僧心如為靜安寺住持。時有邑紳以心如繼任住持不合習慣，應由剃度派嫡系志汶繼任為由，爭訟數年。民國16年，心如去職，佛教界代表公推僧寂山為住持，剃度派志汶獲上海臨時法院及江蘇省民政廳支持，引巡捕武裝入寺為住持。民國19年，寺僧志法乘志沒因案在押，強任靜安寺住持，但不久於民國22年自願還俗，由志汶復任住持。其後上海佛教界曾選圓瑛為靜安寺住持，不果而終。民國30年，志汶病故，次年其徒德悟繼任住持。民國36年農曆三月二十九日，上海市佛教會依德悟及全寺僧眾之請，召集請山長老、護法居士及全寺僧眾舉行會議，決定靜安古寺永久改為十方叢林，公推持松法師為改制後首任住持，至此曹洞宗剃度派傳承終止。
- 第三節 寺院制度
古代靜安寺的寺院制度已無從查考。近代靜安寺系曹洞宗剃度派子孫廟，寺廟由住持負責，另設監院等協助寺務。在剃度派最後一任住持德悟任期內，民國31～36年（1942～1947年）寺廟組織制度（右圖）。
住持主管全寺，都監統領全寺僧眾，監院主持寺務，知客負責接待外來賓客，維那主掌僧眾進退威儀綱紀，副寺掌管財務及總務。叢林制度與寺務委員會制度並行，互相交替、配合。
- 第四節 住持名僧
智儼 宋代寺僧，人稱“蝦子和尚”，相傳他參禪悟道，頗有神異。曾奉敕重修靜安寺殿堂。
仲依 南宋時寺僧。其時靜安寺因迫近吳淞江，波濤沖匯，房舍易傾圮。仲依於嘉定九年（1216年）將寺址遷至蘆浦沸井浜畔（今寺址），並於寺內築一上台，名為“講經台”，為“靜安八景”之一，朝夕趺坐，長誦佛典，聚徒講習。示寂於淳祐年間（1241～1252年）。
壽寧 字無為，號一庵。元末住持靜安寺，曾邀群賢作詩相唱和，纂成《靜安八詠集》一書。其居室名“綠雲洞”，相傳為“靜安八景”之一。
覺曇 明初寺僧，洪武二年（1369年）募銅6000斤鑄洪武大鐘。
孚庵 清雍正年間（1723～1735年）住持靜安寺，曾因寺院田產案，訴之官府，維護了靜安寺寺產，並勒石記其事。
大海 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寺內1株宋代銀杏無故自焚，大海拾取殘餘枝幹，雕成18尊羅漢像，1尊韋陀像，剩餘部分用於莊嚴其他法相。
鶴峰 靜安寺住持。清光緒六年（1880年）主持募捐重修靜安寺，在李朝覲、唐景星及杭州巨商胡雪岩等人資助下，修復山門和佛殿，次年四月初八落成並舉行浴佛典禮，四眾雲集，盛況空前，恢復了靜安寺廟會。
正生 光緒九年～民國4年（1883～1915年）住持靜安寺，曾任上海縣僧會司。光緒二十年增建寺內兩廡房屋，修茸全寺，使靜安寺基本恢復舊觀。光緒三十年遷靜安寺歷代祖師塔院於嘉定南翔。
琴芳 民國4年任靜安寺住持，旋歿。
六根 民國4～12年任靜安寺住持，傳因盪用寺產而受到地方士紳譴責。
常貴 曾任上海佛教公會會長。民國5年主持過靜安寺寺務。民國10年，他會同滬紳姚文棟等，以寺產積資增建三聖殿，遂構成今日靜安寺的規模。
心如 民國12～16年任靜安寺住持。
志法 民國19～22年任靜安寺住持，曾因寺產糾紛受到公眾非議。
志汶 民國16～19年、民國22～30年兩度出任靜安寺住持，曾以捐餉助軍為名呈請出賣寺產，引起糾紛，受到各方指責。
德悟 民國31～36年任靜安寺住持，系曹洞宗剃度派最後一任住持。
持松 民國36年出任靜安古寺住持，1972年圓寂。早年東渡日本禮高野山金山穆韶阿闍黎為師，習金胎2部大法，得真言宗五十一世阿闍黎位。1953年於靜安古寺內建立密宗壇場，復興中國自五代以來失傳的密宗。歷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
淦泉 1985～1986年任靜安古寺住持。
度寰 1952年任靜安古寺堂主，1960年任龍華寺都監。1987年出任靜安古寺住持，次年因病示寂。歷任中國佛教協會理事、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
真禪 歷任上海玉佛寺住持、上海市佛教協會會長，1988年10月起兼任靜安古寺住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