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台遺址

青台遺址

青台遺址位於鄭州滎陽市廣武鄉青台村東,臨近唐崗水庫,遺址突出地面形成高地,面積10餘萬平方米。於1922年被發現,1981、1982年發掘面積2700平方米。清理出房基30餘座、陶窯7座、灰坑200餘座、成年人墓葬180餘座、兒童瓮棺500餘座,同時出土了一大批相當珍貴的文化遺物。國家文物局1981年發掘出土的二、三期木炭標本測定結果表明,二期文化遺址存在的年代距今5300多年,三期距今5100多年。從文化類型看,青台遺址是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續到晚期的文化遺存,它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中帶有鄭州地區特點的文化遺存。它的一期約相當於或稍早於廟底溝早期,二期約與秦王寨類型早期相近,三期則與秦王寨類型晚期相同。

青台遺址在史前遺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為研究仰韶文化不可缺少的資料。遺址為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5月,被國務院核定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青台遺址
  • 出土地點:廣武鄉青台村
  • 級別批次: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批准單位:國務院
  • 所在地區:河南省鄭州市滎陽市
  • 批准文號:國發(2013)13號
  • 編號:7-0268-1-268
  • 時代:新石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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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其本身分為三期:一期陶器多為紅色和灰色,彩陶數量甚少,彩繪圖案簡單,陶器造型有釜形鼎、罐、尖底瓶、盆、缽等;二期陶器的樣式增多,出現了盆形鼎、繩紋夾砂陶缸;三期陶器中多罐形鼎,鼎足除鴨嘴狀外,還有圓柱狀,灰陶比例明顯增多,占了主導地位。木炭標本測定結果表明,二期文化遺存的年代距今(1983)5330±120年,三期距今(1983)5120±120年,屬仰韶文化中、晚期文化遺存。

歷史

早期
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學者就發現了這片史前遺址。1934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和他的同行,對青台遺址進行了首次考古發掘,掌握了大批第一手資料。可惜這批發掘資料還沒有來得及進行詳細的整理和研究,即爆發了日本侵華戰爭。在戰亂中,這批資料被研究者倉皇掩埋地下,但是到戰爭結束後,再尋找時這批埋藏地下的古遺物,卻謎一樣地消失了,至今也沒有下落,這件事成為考古史上的一件憾事。儘管如此,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尹達據已掌握的青台遺址材料,針對當時學術界文化分期混亂的局面,提出異議,明確表示仰韶文化應該早於龍山文化。
新中國成立後
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夏初,考古大師夏鼐率領中國考古界宿將王仲殊、安志敏、石興邦等來到青台遺址進行調查,根據地面出土器物判斷,這裡是一處仰韶時代的文化遺存。爾後他們進行了發掘,取得重大的收穫,並將發掘成果發表在1951年第2卷第9期的《科學通報》上。青台遺址在史前遺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為研究仰韶文化不可缺少的資料。
1966年以後,“文化大革命”期間,河南省文物部門基本陷入癱瘓狀態,而當時聲勢浩大的“農業學大寨”,當地政府組織附近的農民進行填河造田大會戰,成千上萬的人集聚到遺址區,不分晝夜連日奮戰,大有將遺址夷為平地之勢。當時的中國正被這種紅色的風暴衝擊著,這些祖先遺留下來的點滴遺產也不例外地受到蕩滌。
當地一些被解除職務的文物幹部,看到這種情況,心如火焚。為了保護這片古文化遺存不受到更大的破壞,他們不顧自身的安危上前勸阻,但是正洋溢著革命激情的廣大民眾哪裡肯聽他們的忠告。那些有責任感的基層文物幹部,不忍心看到更為慘痛的局面,便四處奔走,大聲疾呼,經多方交涉才算制止了這次大規模的舉動。但是僅數日,遺址便被挖去20多萬平方米,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到了1980年,當地政府在進行農田規劃時,需要在遺址區大面積挖土,鄭州市博物館把這一情況上報國家文物局,1981年3月,國家文物局批准鄭州市博物館成立青台遺址發掘隊,由張松林為領隊,進行了全面發掘。
1981年4月17日張松林帶領發掘隊,來到滎陽縣(現滎陽市)廣武鄉桃園村,進入發掘工地。他們首先在農田規劃區進行了鑽探,初步掌握了文化遺存的分布情況以後,即在北坡布下探方進行發掘。當時正是初春時節,儘管溫暖的太陽已經驅散寒冷,但是天氣依然變化無常,尤其在土崗之上發掘,風力時常達到五六級,飛沙走石,遮天蔽日。考古工作者挖出的土和人類生活所遺留下來的灰燼,一出坑即化為粉塵,漫天飛揚,嗆得人喘不過氣來。

發現

文化遺存
青台遺址所包含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十分豐富,發現有房基、窖穴、陶窯、墓葬等,隨之出土的陶、石、骨、蚌、玉、角等類器物保存都比較完好。根據地層關係和出土器物進行分析,這片遺址距今約5000多年,應屬於仰韶文化時期的遺存。
人文歷史
一天,張松林正在1號探方內專心致志地清理墓葬,突然聽到負責3號探方發掘工作的張小玉叫他,聞訊他停下手中的工作,翻身躍出探方,前往察看。原來張小玉在3號探方內清理窖穴時,發現了一件奇怪的陶器,怎么也弄不明白其用途,於是喊來張松林詢問。這件陶器出土於灰色填土中,樣子呈覆盤狀,下面有三個瓦狀足。這件陶器內壁粗糙,外壁光滑,內壁上有一層由於火燒而凝積的黑灰,外壁上結有一層薄薄的鍋巴狀物。張松林立刻聯想到1979年他在點軍台遺址發掘時出土的一件平底盤,形狀似現代烙餅的鏊子,但是這件器物發掘時三足腿已經損壞,只留下痕跡。兩者聯繫起來,張松林推斷這是一件5000多年前,原始人類使用過的陶鏊。他風趣地把陶鏊放在鼻子下聞聞,並深深地吸口氣,似乎聞到從遙遠的天外飄來的一股淡香。原來我們的祖先早就吃上了烙餅,這不禁使我們對原始社會的生產、生活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結束了一天的發掘後,張松林常常獨自封閉在簡陋的村舍中,一邊看書,一邊寫發掘記錄,而且經常是通宵達旦。他十分注重知識的積累和更新,因此每天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閱讀,所以他的認識和思維也在不斷地升華。他在研究了大量的有關陶鏊的考古材料後,寫出《中國新石器時代陶鏊研究》等一系列論文,從而將中國的烙餅史的起源追溯到1萬年之前。

發掘

歷程
民國年間,瑞典人T·J·阿爾納曾在遺址南部發掘,其所著《河南石器時代之著色陶器》中有記載。1934年,河南考古學家陳雲路、郭寶鈞等人曾在此遺址中部小面積發掘。
1951年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鼎、王仲殊、安志敏、馬得志等人在該遺址調查發掘,寫有《河南成皋廣武區考古紀略》,發表於《科學通報》1951年2卷7期。
1981年至1982年鄭州市博物館與滎陽縣文化館、1987年9月至1988年6月鄭州市文物工作隊與滎陽縣文物保護管理所聯合,對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文化層12層,分為3期:一期陶器多為紅色和灰色,彩陶數量較少,彩繪圖案簡單,僅見一種紅色彩帶,均施於缽和盆的口部,陶器造型有釜形鼎、罐、尖底瓶、盆、缽、碗等。二期陶鼎的樣式增多,出現了盆形鼎、罐形鼎,腹部圓鼓,足多為鴨嘴狀;尖底瓶腹部內收,口平內折;還出現了繩紋夾砂陶缸。三期陶器中多罐形鼎,鼎足除鴨嘴狀外,還有圓柱狀等;缽的形狀不僅有了變化,同時出現了灰陶缽,盆腹變深,小平底;尖底瓶減少,為缸和大口尖底瓶取代。灰陶比例明顯增多,占了主導地位。彩陶除二期使用的圖案外,新出現了紅衣黑彩的波浪紋、S紋、X紋等。
1981年、1982年發掘出土的30餘座房基。一期坐南朝北,東西成排,共9間。其營造程式是,首先在生土上修整地平,再墊土夯實,抹一層砂礓粉末作地面,四周樹立木柱,因未經燒烤,故出土時僅能看到排列密集的柱洞和殘存的砂礓地面,柱洞內殘存的木柱腐配白色粉末;火池位於房內中部,因經常燒火而成磚紅色。二期房基高精尖是先修整地平,然後多層墊築紅燒土碎塊和粘土,夯實後用砂礓粉末抹平地面,四周樹立密集木柱,用草拌泥驛築牆體,用大火燒烤成磚紅色,使房子成為一個牢固的整體,既防潮又結實。門向朝東,火池位於房內近門處,靠門一側有擋風牆。三期房基的建築方法和程式與二期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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