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佛教

隋代佛教，是從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到恭帝義寧二年（618）中國隋王朝一代三十七年間的佛教。隋、唐時代是中國佛教的大成時期。隋代雖然立國不久，但在政治上統一了南北兩朝，各種文化也出現了綜合的新形式，佛教也綜合南北體系，而有新的教學、宗派建立，形成了劃一時期的特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隨代佛教
• 外文名：Buddhism of Sui dynasty
• 起止時間：公元581-618年
• 發起人：隋文帝

發展歷程

隋文帝時期（581—604）

隋文帝（581—604）繼承了北周的統治，一開頭就改變了周武帝宇文邕毀滅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為鞏固期統治權的方針之一。這和他出生在馮翊（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撫養和即位時曇延力請興復佛教不無關係。他首先下令修復毀廢的寺院，允許人們出家，又令每戶出錢營造經像，京師（長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由官家繕寫一切經，分別收藏在寺院及秘閣之內，從而天下風從，民間的佛經比儒家的六經多到很多倍（見《隋書.經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於佛教的傳播。

在度僧方面，他於開皇十年（590）聽許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願出家，一時受度的多到五十餘萬人（《續高僧傳》卷十《靖嵩傳》；又卷十八《曇遷傳》）。在建寺方面，他於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為大興善寺。又令在五嶽各建佛寺一所，諸州縣建立僧、尼寺各一所，並在他所經歷的四十五州各創設大興善寺，又建延興、光明、淨影、勝光及禪定等寺，據傳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辯正論》卷三）。

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門給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後，令全國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後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壽元年（601），在他六十歲的生日六月十三日，令全國三十州立塔，請名僧童真、曇遷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壽二年（602），在佛誕日，請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國五十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壽四年（604），也是在佛誕日，令在三十州增設寶塔，請名僧法顯、靜琳等分送舍利。前後立塔一百十所。所有立塔的費用，任人布施，但以十文為限。在造像寫經方面，據傳從開皇初到仁壽末（604），建造金、銅、檀香、夾紵、牙、石等像大小一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餘軀（《辯正論》卷三）。並且在開皇二十年（600）嚴禁毀壞、偷盜佛像等（《隋書高祖紀》下）。又繕寫新經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辯正論》卷三）。

此外，文帝在建國初年，仿北齊的制度，設定昭玄大統、昭玄統、昭玄都及外國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務。他於開皇元年授名僧僧猛為隋國大統（即昭玄大統）三藏法師，七年（587）又命曇遷為昭玄大沙門統，至十一年（591）又詔靈裕為國統。至於地方僧官則有統都、沙門都、斷事、僧正等的設定。

文帝對於佛教義學的提倡，即以長安為中心建立了傳教系統，選聘當時各學派著名的學者，集中在都邑，分為五眾：一、涅盤眾，二、地論眾，三、大論眾，四、講律眾，五、禪門眾。每眾立一“眾主”，領導教學。其間可考的，是長安涅盤眾主法總、童真、善胄；地論眾主慧遷、靈璨；大論眾主法彥、寶襲、智隱；講律眾主洪遵；禪門眾主法應。此外長安還曾建立了二十五眾（《續高僧傳.義解篇後論》），大興善寺沙門僧璨即曾為二十五眾第一摩訶衍匠，大興善寺沙門僧琨也做過二十五眾教讀經法主，從事學眾的教導（見《歷代三寶記》卷十二，《續高僧傳》卷七、九）。

隋煬帝時期（605—616）

隋煬帝楊廣（605—616）也篤好佛教，他先為晉王時，曾迎請名僧智顗為授菩薩戒，並尊稱智顗為智者。即位後，他在大業元年（605）為文帝造西禪定寺，又在高陽造隆聖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揚州造慧日道場，在長安造清禪、日嚴、香台等寺，又舍九宮為九寺，並在泰陵、莊陵二處造寺。又曾在洛陽設無遮大會，度男女一百二十人為僧尼。並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總度千僧，親制願文，自稱菩薩戒弟子。傳稱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萬六千二百人。又鑄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修治舊像十萬零一千軀，裝補的故經及繕寫的新經，共六百十二藏。煬帝還在洛陽的上林園內創設翻經館，羅致譯人，四事供給，繼續開展譯經事業。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開皇九年（589）滅南陳時，曾令陳都建康的城邑宮室蕩平耕墾，於石頭城置蔣州，使南北朝時代盛極一時的建康佛教頓告衰微。其時諸寺多毀於戰火，“鐘梵響輟，雞犬不聞”。因此蔣州奉誠寺慧文等致書智顗，請轉達坐鎮揚州的晉王楊廣予以護持。後來楊廣做了皇帝，於大業三年（607）下令沙門致敬王者；更於大業五年（609）令無德的僧尼還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數量保留，其餘一概拆毀；一時造成因僧廢寺的現象。從這些事實上，可見隋代對於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譯經，主要譯師有北天竺烏場國的那連提耶舍（490—589）。他原在北齊譯經，曾因齊亡佛教被毀，而改著俗裝。隋興，應文帝之請，住長安大興善寺，從開皇二年到五年（582—585），更譯出《大莊嚴法門經》等八部二十三卷。

同時又有他的同鄉沙門毗尼多流支來長安，於開皇二年譯出《大乘方廣總持經》、《象頭精舍經》。又有中天竺婆羅痆斯優婆塞達磨闍那於開皇二年譯出《業報差別經》一卷。（詳見詞條目錄“相關人物”）

相關人物

闍那崛多（527—604）原在北周譯經，周武帝毀滅佛教時，被迫回國，中途為突厥所留，開皇四年，文帝應曇延等三十餘人之請，遣使延請他東來，住在大興善寺，從事傳譯。開皇五年到仁壽末年（604），更譯出《佛本行集經》、《大方等大集護經》、《大威德陀羅尼經》，並補譯《法華經》、《金光明經》

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達摩笈多（？—619）於開皇十年遊方到瓜州（今甘肅敦煌縣），受請至長安，在大興善寺和洛陽上林園的翻經館，從開皇中葉到大業末年共譯出《藥師如來本願經》、《起世因本經》、《金剛般若經》、《菩提資糧論》、《攝大乘論釋論》等九部四十六卷。以上隋代譯師五人，共譯出經論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達摩笈多

中國沙門參預達摩闍那、達摩笈多等的譯事者有彥琮（557—610），他記錄笈多遊歷西域各國的見聞，著為《大隋西國傳》（已佚）。彥琮諳習梵文，開皇十二年（592）奉召入長安，住興善寺，重掌翻譯。仁壽二年（603），文帝使撰《眾經目錄》，又將《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翻譯為梵文。大業二年（606），住翻經館，披閱新由林邑（今越南中部）獲得的崑崙書（當時對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總稱）佛經，並編撰目錄，以備選譯。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記》。此外他還著有《達摩笈多傳》及《辯正論》、《通報論》、《福田論》、《沙門不應拜俗總論》等。又為譯諸經作序。彥琮並論定翻譯的楷式，有“十條八備”之說。

前代譯經既多，入隋又增新譯。文帝在開皇十四年（594）乃命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法經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譯出的經典，撰《眾經目錄》七卷（通稱《法經錄》）。此錄分《別錄》與《總錄》。《別錄》以大、小乘經、律、論為六門，分作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偽妄六類；又抄集、傳記、著述三門，各分作西域、此方二類；《總錄》則統計其部數、卷數。此書是一部有組織而且分類較精的經錄。另外，翻經學士費長房，在開皇十七年（597）撰《歷代三寶紀》

（又稱《隋開皇三寶錄》）十五卷，通稱《長房錄》。其內容初為《帝年》，系佛教及重要時事於歷朝帝王的年代之下；次為《代錄》，列敘各朝代譯人所譯經典的部數、卷數及其重要事跡；後為大乘、小乘“入藏”經、律、論目錄，各以有譯、失譯分類。此錄在現存經錄中，內容繁博，誤謬也最多。又彥琮等翻經沙門及學士在仁壽二年奉令撰《眾經目錄》五卷，分單本（即一譯）、重譯（即異譯，各列大小經律論的目錄，附賢聖集傳）、別生、疑偽、缺本五類，刊定了當時書寫佛經總集的標準，一直影響到後世。

隋代佛教義學的發展及宗派的建立，由於當時全國一統，南北佛教的思想體系得到交光互攝的機會，從而各宗派學說一般都有匯合折衷的趨勢。這時期，如北方地論南道派的慧遠，南方天台宗的智顗，三論宗的吉藏，都可為其代表。普法宗信行的三階教也屬於這個類型。

慧遠（523—592）的主要學說見於所撰《大乘義章》。此書把佛教義學的大綱分作《教法聚》、《義法聚》、《染聚》、《淨聚》、《雜聚》（此聚已佚）

五類。每類中都是先敘《毗曇》、《成實》，然後歸結到《地論》、《涅盤》。

他盛弘《十地經論》。此論原系解釋《華嚴經》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時也是宗《華嚴》的。他晚年又列席攝論師曇遷的講筵，還著了《起信論義疏》，因而他又汲取了《涅盤》、《攝論》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張《地論》所說的“阿梨耶識”和《楞伽》所說的“如來藏心”、《涅盤》所說“佛性”是一法，稱為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從而緣起法界恆沙佛法，是名“真性緣起”或“真識緣起”。這種思想即為後世華嚴宗智儼、法藏的“法界緣起”學說的張本。

智顗（538—597）是天台宗實際的創立者，他從當時流行的大乘經里舉出以《法華經》為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義學為根據，特別是發展了慧文的一心三觀說和慧思諸法實相說，提出“圓融三諦”、“一念三千”的新義。一心三觀原已發明觀境兼備空、假、中三諦，由此更理解到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時互具，而成為三諦圓融。諸法實相原以佛的知見為標準，所以見得實相的內容為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這基礎上,更見到十如的互具，又遍於六凡四聖的十法界，更各有五陰、眾生、國土三種世間，這樣重疊計算，有三千諸法，皆於一念中有具足之義，此即一念三千。智顗學說，即以此等觀法為其修持的指導思想。

吉藏（549—623）由法朗得承羅什、僧肇所傳的三論法門，對魏晉南北朝所有的各家學說一一加以批判，特別是破斥當時的成實師等，形成了三論一大宗派。

吉藏先後著成《中》、《百》、《十二門論》的註疏及《三論玄義》、《大乘玄義》、《二諦義》等，把《般若》無得、性空的義理髮揮無遺。

此外，當南北朝時代之末，《摩訶摩耶經》、《大集月藏經》先後譯出。當時產生一種“末法”思想，認為已入末法時代。信行的“三階教”，便是從這種思想中醞釀而成的。他就時、處、機（人）把佛教分作“三階”，以為當時到了佛滅一千年以後，又在戒見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見俱破的顛倒眾生，這都到了第三階時期。此時眾生的機類，我見、邊見成熟，所以偏學一乘、三乘，或偏念《彌陀》、《法華》，彼此是非，終至犯誹謗罪，永無出離之期。只合依普佛普法的法門，即佛無差別、法無差別、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極力宣傳的說教。信行圓寂後不久，開皇二十年（600），朝廷明令禁斷三階教典，不聽傳行，但信奉其說的依然不絕。

又北地攝論師的興起，也在隋文帝時代，如曇遷的著述中有《九識章》專篇，他的弟子道英又深會“無相思塵”的大旨，因而《攝論》的學說仍為一般佛教界所講習。

隋代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由於隋文帝偏重定門，曾於長安的西南設定禪定寺，集名德禪師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給，以為提倡，遂大開以習禪為重點的風氣。特別是曇詢（515—599），“每入禪定，七日為期。”

真慧（569—615），“創築禪宇，四眾爭趨，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志超（571—641），“創立禪林，曉夕勤修。”此外修懺、造像、咒願、持律等也通行。還有致力於社會事業的，如僧淵（519—602）鑒於渡錦江而溺斃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設飛橋。法純（519—603）微行市里，或代人傭作，或為僧俗洗補衣服，或清除市井的糞穢，或為僧徒劈柴擔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611）立孤老寺，以時周給。慧達（524—610）建大藥藏，需者便給。

其次，在家佛教徒信眾中，有一種稱為“義邑”（又作‘邑會’，由共同出資或出力營造佛像等關係而成立）的信仰團體，還有一種和它類似的“法社”。這是因為隋代復興佛教，造像的風氣凌駕前代，義邑的組織相當發達。義邑的成員有時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類的法社，則是貴族、達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的團體。故義邑需要有教養較高的“邑師”主持指導，而在法社除“俗講”等外，則無此需要。義邑與法社都期望往生淨土。關於實際修行，則二者重視戒律而外，法社並偏重修禪。

在這時期，還有一種依佛制供設齋食的集會，即所謂“齋會”，在紀念、慶祝、祈願等時節舉行，如文帝於開皇八年（588）曇延圓寂時設千僧齋；既而又於終南山焚化地設三千僧齋。仁壽元年（601）遣名僧送舍利到諸州建塔時，也命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等。其次，煬帝為晉王時，於開皇十一年迎請智顗到揚州，為設千僧會，受菩薩戒；智顗於開皇十七年入寂時，遣司馬王弘到天台山設千僧齋；又於大業元年智顗的忌日設千僧齋等。此外開皇十四年，武衛將軍索和業舍宅為寺時，沙門法藏（548—629）率眾精勤行道，設萬僧齋。又沙門玄琬（562—636）定於每年二月八日佛誕開講設齋，通召四眾，供養悲田、敬田。

又大業中，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感於沙門普安（？—609）治病的神效，舉行大齋，表示敬念。

在佛教文學藝術方面，隋代運用佛典的理趣、風格及故實入詩文的，有文帝、煬帝、薛道衡、柳顧言、許敬宗、費長房、盧思道等的作品。沙門彥琮、行矩、靈佑、吉藏、智顗、慧影等的文學撰作也都可觀。隋代的佛畫家，有楊契丹、尉遲跋質那（于田人）、曇摩拙叉（印度沙門）等，而以尉遲跋質那和他的兒子尉遲乙僧為尤著。他們的畫法有些類似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畫。隋代佛教的建築，以文帝所造大興善寺、東禪定寺，煬帝所造西禪定寺、隆聖寺為最宏偉。特別是東禪定寺“駕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聳，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續高僧傳》卷十八《曇遷傳》）。隋代的石窟藝術，也有很大的建造。像靈佑在開皇九年所鑿造的那羅延窟為最著名。靈佑經過周武帝的法難，為了預防佛法滅盡，於開皇九年入寶山（屬河南安陽縣）開鑿石窟。在窟內雕造盧舍那、阿彌陀、彌勒三佛的坐像，並鏤刻釋迦牟尼佛等三十五佛及過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羅及那羅延神王，並鏤刻《嘆三寶偈》、《法華》、《勝鬘》、《大集》、《涅盤》等經偈文。更在入口的內壁刻有《大集經.月藏分》及《摩訶摩耶經》等。此外所開鑿的石窟，還有山東歷城的神通寺千佛岩等。至於雲崗、龍門、響堂山、天龍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續有開鑿。隋代雕造的窟龕像及小銅像、玉石像、錘（）塗金像等，遺留到晚近的為數也不少。大抵頂作螺發，面貌柔和圓滿，衣褶置重寫實，流麗柔巧。還有大業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又作智苑，？—639），也為預防法滅，發願造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來。於是在幽州西南五十里大房山的白帶山（又名石經山）

開鑿岩壁為石室，磨光四壁，鐫刻佛經。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裡面。每一間石室藏滿，就用石頭堵門，並融鐵汁把它封錮起來。到唐貞觀五年（631），《大涅盤經》才告成。這便是房山石經的發軔。

隋代佛教的流傳還遠及於四鄰諸國，特別是當時的高麗、百濟、新羅及日本。

新羅在陳末隋初陸續有僧人智明、圓光、曇育及惠文等來中國研習佛法，並先後學成歸國。又文帝在仁壽中分布舍利起塔時，高麗、百濟、新羅三國的使者各請舍利一枚，於本國起塔供養。特別是在煬帝初年，四鄰諸國來學佛法的僧徒雲集長安。於時日本攝政者聖德太子於大業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來聘，並且帶了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見《隋書.東夷傳》）。第二年又特選僧旻、請安、惠隱、廣齊四人（一作八人）跟隨小野妹子前來。煬帝把這些外來留學的僧徒安置在鴻臚寺的四方館，並且先後召終南山悟真寺淨業、玉泉寺靜藏、長安大莊嚴寺神迥、弘福寺靈潤入鴻臚館擔任教授。這些措施對於後來各國的佛教流行，都很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