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啟修(陳豹隱)

陳啟修

陳豹隱一般指本詞條

陳啟修(1886.10.03—1960.09.09),後改名陳豹隱,字惺農,筆名勺水、羅江。四川中江人。1917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同年受邀擔任北京大學法科教授兼政治門研究所主任。1923年赴蘇聯和西歐考察。1925年歸國後參與領導國民革命運動,歷任廣州黃埔軍校教官與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國立中山大學法科科務主席兼經濟學系主任、武漢《中央日報》總編輯等。大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從事理論著述、文學創作和翻譯工作,為中文《資本論》最早譯者。抗戰期間當選第一至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7年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1952年底調任四川財經學院(今西南財經大學)臨時院務工作委員會教務組組長,1956年被評為經濟學一級教授,為當時全國僅有的兩名經濟學一級教授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啟修
  • 別名:陳豹隱
  • 出生日期:1886
  • 逝世日期:1960
  • 畢業院校東京帝國大學
  • 性別:男
人物履歷,代表著作,學術成就,簡介,中學時代,大學時代,組織學社,受聘北大,受聘法學院,遭到通緝,受聘參政會,創辦西南學院,調入四川財經學院,人物滄桑,逝世,

人物履歷

陳豹隱(1886~1960),原名啟修,字惺農,筆名勺水、羅江。1886年10月3日生於四川省中江縣回龍鎮楊家灣。其父陳品全,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進士。
陳豹隱幼年於中江縣私塾發蒙,1900年入法國人興辦的廣州丕崇書院。1905年東渡日本,1908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次年正式就讀,享受官費留學待遇。辛亥革命期間,一度回國,在王芝祥第三軍任二等參謀兼軍需司副司長。1913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科。1916年在東京發起成立丙辰學社(後更名中華學藝社,為近代三大民間科學機構之一),並當選首任執行部理事。
1917年底陳豹隱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法科教授兼政治門研究所主任。1923年10月,赴蘇聯、西歐進修。期間先後加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1924年當選為中共第四期旅莫支部審查委員會委員。1925年歸國後,他參與領導了關稅自主運動、首都革命、三一八反對段祺瑞政府等,並任國立北京中俄大學教務長、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授、《國民新報·副刊》(甲刊)主編等。
陳豹隱致胡適書信手跡陳豹隱致胡適書信手跡
1926年春,陳豹隱隨鮑羅廷等前往蒙古庫倫(現烏蘭巴托)說服馮玉祥參加國民革命。其後到達廣州,被聘為黃埔軍校政治教官、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國立中山大學法科科務主席兼經濟學系主任、《廣州民國日報》主筆等,並與郭沫若組織四川革命同志會,出版《鵑血》雜誌。武漢國民政府時期,轉任武漢《中央日報》總編輯、武漢新聞記者聯合會總主席、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等。七一五政變後,他流亡日本,從事理論著述、文學創作和翻譯工作。1930年3月,所譯的《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由上海崑崙書店出版發行,此為《資本論》第一個中譯本。
1930年歸國後,陳豹隱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教授。1930年8月,陳豹隱在上海參加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黨前身)成立會議,並成為中央幹事會成員。1932~1935年暑假等,他還應馮玉祥之邀到泰山為其講學。
七七事變後,陳豹隱由北平赴南京,進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工作,1937年年底轉赴徐州,到李宗仁部“教書兩個月”。1938年至武漢,受聘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參事,後又當選為第一至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和第四審查委員會召集人之一,負責對抗戰期間有關經濟問題的提案進行審查。
1947年陳豹隱被聘為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1951年9月,正陽法商學院、中國公學、相輝文法學院合併組成重慶財經學院,陳豹隱任院長。1952年10月,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組建四川財經學院。12月,四川財經學院成立臨時院務工作委員會,陳豹隱任委員兼教務組組長,後成立學術委員會,陳豹隱亦為委員。這兩個委員會為學院的組建進行了長期細緻的工作。
《陳豹隱全集》出版發行儀式《陳豹隱全集》出版發行儀式
1954年,陳豹隱因身體原因休養。1956年,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教授評級,陳豹隱被評為一級教授,與陳岱孫為當時全國僅有的兩名經濟學一級教授。1959年4月,他以特邀人士身份當選為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委。
1960年9月9日,陳豹隱在前往四川省政協開會途中因腦溢血逝世,享年74歲。2011年3月,西南財經大學正式啟動《陳豹隱全集》編纂工作。

代表著作

小林丑三郎.1914.財政學提要.陳啟修譯.上海科學會編譯部.
陳啟修.1924.財政學總論.上海:商務印書館.
羅江.1928.齊東恨,上海:樂群書店.
羅江.1928.戀愛舞台.上海:樂群書店.
嘉密.1929.白鼻福爾摩斯.羅江譯.上海:樂群書店.
陳豹隱.1929.經濟現象的體系.上海:樂群書店.
陳豹隱.1929.新政治學.上海:樂群書店.
陳勺水.1929.醬色的心.上海:樂群書店.
前田河廣一郎.1929.新的歷史戲曲集.陳勺水譯.上海:樂群書店.
平林泰子等.1929.日本新寫實派代表傑作集.陳勺水譯.上海:樂群書店.
高爾基.1929.高爾基的回憶瑣記.陳勺水譯.上海:樂群書店.
河上肇.1929.經濟學大綱.陳豹隱譯.上海:樂群書店.
愛里渥德.1929.科學的宇宙觀.陳豹隱譯.上海:樂群書店.
馬克思.1930.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陳啟修譯.上海:崑崙書店.
陳豹隱.1931.經濟學原理十講(上冊).北平:好望書店.
陳豹隱.1932.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北平:好望書店.
陳豹隱.1933.經濟學講話.北平:好望書店.
陳豹隱.1935.現代國際政治講話.北平:好望書店.
陳豹隱等著.1941.戰時財政新論.上饒:戰地圖書出版社.
陳豹隱.1959.我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看法.財經科學,(4):36-38.

學術成就

陳豹隱兼具多重身份,他的一生可謂濃縮了一個時代。他是各種思潮的預流者和引領者,他既是學者,又是社會活動家。
《陳豹隱全集》封面《陳豹隱全集》封面
作為經濟學家的陳豹隱,1914年即以翻譯小林丑三郎的《財政學提要》而初露鋒芒,1924年出版了中國最早的自著財政學教科書《財政學總論》。1929-1930年,他進一步翻譯出版了《經濟學大綱》(河上肇)和《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此為《資本論》的首箇中譯本)。其後,他致力於構建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先後出版了《經濟現象的體系》、《經濟學原理十講(上冊)》、《經濟學講話》等專著。抗戰期間,他積極關注戰時經濟問題,主編和合著了《經濟恐慌下的日本》、《抗戰建國綱領淺說》、《戰時財政新論》等。新中國成立後,他毅然堅持計畫生育與社會主義制度下仍有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作用的觀點,展現了知識分子的崇高人格。
作為政治學家的陳豹隱,早在留日時即熱心國內政治事務,發表了《歐洲大國聯邦論》、《對德外交之公正批評》、《抱影廬陳言》等文。五四運動前後,更是他的政論活躍期,如《國家改制與世界改制》、《庶民主義之研究》、《從“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從軍國主義到文化主義》、《文化運動底新生命》、《國家之本質及其存在之理由》、《國民權之種類其存在理由及其等次》等即撰於此時。1925年他挑起了著名的“聯俄與仇俄”之爭,張奚若、徐志摩、巴金等名流紛紛捲入。1925-1927年,他主持《國民新報副刊》、《廣州民國日報》、武漢《中央日報》,刊發了大量社論。專著《新政治學》和《現代國際政治講話》則是他政治學思想的集大成。
作為法學家的陳豹隱,早年熱心憲政,先後發表了《國憲論衡》、《孔道與國憲》、《護法與弄法之法理學的意義》、《何為法?》、《法律與民意及政治》、《我理想中之中國國憲及省憲》等文,並起草了《四川省自治組織法草案》,提出了“八權憲法論”。他樂於提攜後學,為《憲法學原理》、《比較勞動法學大綱》、《比較憲法》等多書撰序。
作為文學家的陳豹隱,柳亞子在《新文壇雜詠》十首中將其譽為新文壇十大將之一,他以樂群書店和《樂群月刊》為主要平台,在1928-1929年短短兩年間刊發了大量作品,先後創作了戲劇集《齊東恨》、《戀愛舞台》和小說集《醬色的心》,翻譯出版了《新的歷史戲曲集》、《白鼻福爾摩斯》、《日本新寫實派代表傑作集》、《高爾基的回憶瑣記》及大量單篇小說、詩歌和文論。期間,他還引發了著名的“有律現代詩”和“新寫實主義”之爭。他兼作文言詩和白話詩,詩歌創作貫穿於他的一生。
作為哲學家的陳豹隱,熱衷方法論之學。1919年他即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即著名的“馬克思研究”專號)上發表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貞操問題》,1928年翻譯出版了愛里渥德的《科學的宇宙觀》,1932年進一步出版專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並撰寫了《馬克司哲學的基礎和在一般社會科學上的地位》等多篇論文。
作為社會活動家的陳豹隱,是各種組織、活動的積極參與者和領導者。1916年他領導成立的丙辰學社,後發展為近代三大民間科學機構之一。1917年他執教北大後,成為評議會、教職員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的活躍分子。1925-1926年他又成為了關稅自主、首都革命、三一八反對段祺瑞政府等運動和集會的中堅。北伐期間,他戰鬥在廣州和武漢的各條戰線。1930年他參與籌建“第三黨”,並當選幹事。“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宣傳抗日救亡,並多次赴泰山為馮玉祥講學。“七七”事變後,他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參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為抗戰事業積極出謀劃策。新中國成立後,他加入民革,敢於建言。他交際圈廣,與李大釗胡適魯迅吳虞茅盾張資平蔡元培郭沫若郁達夫朱德顧孟餘鄧演達馮玉祥黃炎培顧頡剛白鵬飛王兆榮等都過從甚密,並留下了《我三次受到孫中山先生偉大人格的影響》等許多有價值的回憶文章。
西南財經大學陳豹隱銅像揭幕儀式西南財經大學陳豹隱銅像揭幕儀式

簡介

中學時代

陳啟修在桂林讀國中時,兩廣一帶深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不斷發生民主革命鬥爭,有志青年紛紛從廣州出發,到明治維新後的近鄰日本,學習發憤圖強的本事。國中畢業後,他隨當時的“東渡”潮流,於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赴日留學。經過努力,考上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這個“一高”,在當時的日本牌子最硬,聲望最高,非常難考,學習兩年半畢業後,可直接升入有名的東京帝國大學。當時清政府規定,凡是考上日本的“一高”、高等師範、高等工業、千葉醫專等五個日本國立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一律享受官費待遇。據說當時中國在日本常年有800多留學生,先於陳啟修考上日本國立學校的只有兩人,一為何 時(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工科學長),一為張季鸞(回國後,任《大公報》總主筆)。陳啟修就讀“一高”,名聲大噪,與當時在日學生交往密切,與魯迅和“一高”的張季鸞交厚,導致陳啟修在“五四”運動前後,主張文學走大眾化道路,提倡白話文,反對用文言文寫作,並以勺水、惺農、辛農……等筆名,翻譯蘇聯的文學著作,出版發行,並於20世紀30年代,繼魯迅主辦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文藝副刊,參與天津《大公報》的社論撰寫。當時日本的“一高”學生,除必修英語之外,尚須選修一門第二外國語。陳啟修在“一高”通曉了英語和德語,為他參照各種外語版本,翻譯國外著作提供了條件。

大學時代

“一高”畢業後,他於1913年升入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科。在讀法科一年級的時候,翻譯了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的《財政學提要》,由上海科學會編譯部(即商務印書館的前身)於1914年出版發行,開始了他一生的學術著述活動。這本書,全部譯文約20萬字,主要內容是全面而系統地介紹歐洲資產階級的租稅論及資產階級政府理財的辦法。在我國剛剛推翻清王朝的民國4年,在廢除了封建王朝的納員辦法後,如何建立民國財政,尚缺乏全面的、系統的辦法。因此,這本書的出版,深受國民黨革命派的歡迎,對於鞏固我國舊民主革命起到了積極作用。該書的最大特點是全部譯文別開生面地使用白話,掃除了我國近代史上以文言譯書的積習,開創了用白話文翻譯經濟著作的先例,反映出陳啟修在文化方向上走的是大眾化的道路。

組織學社

1916年12月,陳啟修和留日同學王兆榮、周昌壽正式發起,組織了有名的丙辰學社(即中華學藝社的前身)。丙辰學社最早是李大釗籌劃的,後來,因李大釗於1916年4月回國,所以到這年年底才正式成立。通過丙辰學社的籌建,他和李大釗建立了親密友誼,這個學社當時是以“研究真理,昌明學術,交換智識,促進文化”為宗旨的學術團體,它團結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的留日愛國學生(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我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有名的學者、專家,如郭沫若、夏丏尊、鄭貞文、周昌壽都是這個學社的成員),陳啟修被推舉為學社的首屆執行部理事。丙辰學社於1917年創辦《學藝》雜誌。這個雜誌對各種思想兼收並蓄,發表了各種思潮的文章,參加了“五四”運動前後的“百家爭鳴”。

受聘北大

1919年,陳啟修受聘北大法學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在此期間,他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概論》課程,擔任了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資本論》導師,與李大釗一起形成了講授馬克思主義課程的早期學術派別。
1923年12月,陳啟修受北京大學派遣,前往歐洲及蘇聯進修,他在歐洲住了8個月,於1924年7月離開德國,前往蘇聯,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一面進修,一面為該校的中國學員授課,當時在東方大學學習的中國青年文化水平參差不齊,需要像陳啟修那樣懂得一些馬克思主義的人,用中國話講課。那時孫中山的同盟會因擁護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自行取消南京臨時政府,而瀕臨崩潰,共產國際幫助孫中山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以便在中國實行國民革命,故而幫助國民黨發展,中共允許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陳啟修在東方大學先後參加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

受聘法學院

1925年,陳啟修進修期滿,回到北京大學。同年,應聘入北平法商學院,並在中共北方區黨委主辦的黨、團員積極分子訓練班講蘇俄經濟,在這期訓練班上課的教師還有陳喬年、趙世炎、陳為人……等。
1926年4月,陳啟修去了廣州,任廣東大學法學院院長,並先後在中共主辦的黃埔軍校第四期、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任教。
他在黃埔軍校時,政治部主任為鄧演達,他與惲代英、顧孟余、甘乃光、陳其瑗同為政治講師,所任講題為“最近世界經濟狀況”。

遭到通緝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啟修遭南京國民黨政府通緝,流亡日本,易名為陳豹隱,與黨失掉聯繫。潛心研究馬列主義經濟學。他一生中許多著作如《經濟現象的體系》、《新政治學》、《科學的社會觀》等著成此時。而他最重要的貢獻則是首譯了《資本論》,把它介紹給中國人。同時又翻譯了日本河上肇所著《經濟學大綱》,許多革命者正是從此開始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陳豹隱教授學識淵深,著述豐富。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因應時勢,他便投身革命,成為我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過貢獻,他是《資本論》的第一個中文譯者,被譽為經濟學界的“南陳北馬(馬寅初)”。
陳豹隱油畫(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藏)陳豹隱油畫(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藏)

受聘參政會

1937年抗日戰爭發生,陳豹隱離開北平,到了南京再到武漢,由馮玉祥推薦,遴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受張治中邀請,擔任軍事委員會經濟顧問,從1938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的這段時期,他在《大公報》、《掃蕩報》、重慶《中央日報》上寫一些文章,時值國共合作抗日時期,這些文章的基本內容為“如何搞好戰時經濟”。

創辦西南學院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陳豹隱在內戰聲中,拒絕了到南京的教學聘請,繼續留在重慶,並於1946年初,與馬哲民一起,在重慶創辦西南學院,兼任川北大學商學院院長,常年在西南學院講授經濟學。1947年初,他受聘為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講授經濟學。這時候,重慶地區學生運動蓬勃發展,他積極支持學生運動。曾延攬進步人士甘祠森、民主人士李紫翔到重慶商學院任課。

調入四川財經學院

1952年秋,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陳豹隱隨重慶大學商學院調入四川財經學院(現西南財經大學),任院務籌備委員會委員兼教學組長(即當時的教務長),聲望日隆,1956年評為“一級教授”,當時全國高教界的一級教授極少,“一級教授”標誌其學術地位崇高。相繼擔任四川省政協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全國政協常委,在西南財經大學任職至逝世。

人物滄桑

中國第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人是陳啟修。1930年3月他第一個將《資本論》翻譯成中文在上海出版,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事件。
陳啟修,又名陳豹隱、陳勺水、陳惺農,1886年生於四川省中江縣,其父陳品全曾任禮部祠祭司主事、廣西永淳縣知縣,中年後教書,為民國十九年版《中江縣誌》總篡。
他幼年在中江讀私塾,12歲隨父親去桂林。父親不讓他走科舉之路,安排他進廣州丕崇書院讀書。這是法國人為他們在中國工作的外交人員、傳教士和商人子弟開辦的五年制國中,只收少數中國學生,並為中國學生開講法文課。陳啟修少年時就掌握了法語,但中國學生遭歧視,他幼小心靈深深地烙上遭受帝國主義欺侮的印記。
丕崇書院畢業後,陳啟修懷著對孫中山的敬仰,1907年到日本自費考入東京第一高等預科學校,名列“一高”新生榜首(該校畢業生不經考試即可直升東京帝國大學)。為鼓勵學生奮發讀書,清政府規定,凡考上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等五所日本國立學校的中國自費留學生,可享受官費待遇。從那時起,他開始學習英語、德語。1913年,陳啟修“一高”畢業,直升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科。
1914年,陳啟修在帝國大學一年級讀書期間,翻譯了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的《財政學提要》,由國內的上海科學會編輯部出版發行。該書開創了完全使用白話翻譯經濟著作的先河,不少大學把這本書作為教材。
陳啟修陳啟修
這時,孟德斯鳩、盧梭、黑格爾、康德、笛卡爾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在日本廣為傳播;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也在日本流行。東京帝國大學河上肇教授講授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他一生的治學立言產生了重要影響。1916年,李大釗主編《民彝》雜誌,陳啟修是活動中的積極分子。在李大釗熱情指引下,陳啟修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並與李大釗建立了親密的友誼。1916年12月,李大釗等人籌組“丙辰學社”,陳啟修為該社首屆執行部理事。丙辰學社1917年創辦《學藝》雜誌,陳啟修在東京帝大的早期著作如“國憲論衡”、“孔道與國憲法”、“文化運動底生命”、“歐洲大聯邦國論”等,多發表在《學藝》上。他還在《學藝》上發表了“對德外交之公正批評”,抨擊北洋政府的賣國外交政策。
1917年4月,陳啟修從日本東京帝大畢業,1918年5月以留日學生救國團代表的身份回到祖國。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對陳啟修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18年,經吳玉章推薦,陳啟修受蔡元培聘請,到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他與老友李大釗重逢,往來更加密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慶祝協約國勝利,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三天講演大會,陳啟修與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發表了演講。
“五四”運動爆發後,他積極組織各高等學校教職員工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經常與李大釗等作愛國報告,支持學生愛國行動。陳啟修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在北京大學開設新課,1920年開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概論》,並與李大釗等合作舉辦現代政治講座,介紹研究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講述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和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的情況以及中國勞工運動的狀況、現代各國之社會黨等課題。
當時,李大釗秘密發起成立了“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對外以研究馬爾薩斯人口論作掩護。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啟事公開了組織。陳啟修在其中的《資本論》研究組擔任導師,該會每月舉辦兩次演講會。1922年5月5日,北大“馬克斯主義研究會”舉行馬克思誕辰104周年紀念大會,陳啟修與李大釗、顧孟余、高一涵在北河沿法科大禮堂都發表了演講。
按照當時北大慣例,凡在該校任教五年以上的教授,可公費出國考察一次。1922年12月陳啟修被派遣到歐洲考察,其間與朱德相識並成為好友。他在歐洲調查研究8個月,後去蘇聯。1923年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4年1月列寧逝世,陳啟修以中國留蘇學生代表團團長身份為列寧守靈。在蘇聯,他在熟稔四門外語的基礎上,又學習掌握了俄語。1925年春,由朱德介紹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5年秋,他回國在北大執教,也在北京其他幾所高等院校講授馬克思主義課程。
1926年,陳啟修應邀赴廣州,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四期學員講課。被聘為政治講師,名列政治教官之前,它還應鄧演達——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之邀,為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學員講授中國財政經濟狀況、經濟常識、蘇俄狀況等課程。
1926年5月,廣州農會和工會聯合舉行有兩千多人參加的馬克思誕辰108周年紀念會,陳啟修應邀出席,並與郭沫若等發表了演說。6月,與周恩來、惲代英一起,從黃埔受訓學生中挑選為迎接北伐而進行一個月的短期教育的訓練班學員講課。
北伐時,陳啟修在總政治部任宣傳委員,後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武漢擔任《中央日報》主筆。1927年初,被聘請擔任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委員。朱德由德國歸來後,說服四川軍閥楊森參加北伐,楊森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兼川鄂邊防司令,朱德任黨代表,陳啟修任政治部主任。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4月28日,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被張作霖處以絞刑。陳啟修悲痛萬分,在武漢《中央日報》發表文章,痛斥北洋軍閥,沉痛悲憤地悼念李大釗。其後,陳啟修到上海,參加了組建“中華革命黨”的組黨活動。後來他在國內無法立足,被迫流亡到日本,與中共失去聯繫,易名豹隱。
1930年3月,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在上海崑崙書店出版。這是我國已知最早的一本正式的《資本論》中文譯本。他以掌握五種外語的優勢,潛心研究馬列主義經濟學。他的主要著作有《經濟現象的體系》《新政治學》《科學的社會觀》,翻譯了日本最負盛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1930年送回國內出版。該書多次再版,解放後這本書都曾再版。
這一時期,陳啟修與魯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學家過從甚密,寫過戲曲、小說,翻譯過高爾基的文學作品。他發表出版過的著作約70種之多,1929年底,出版了近百萬字的著作。茅盾的回憶錄“流亡生活”有較大篇幅講到與陳啟修的友誼。
陳啟修譯《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陳啟修譯《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
1930年,鄧演達從英國倫敦秘密回國。陳啟修也由日本回到國內,受蔡元培的聘請,在北大講經濟學。1932年初,陳啟修被北平大學校長沈尹默聘為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與李達、許德珩、沈志遠等合作,研究改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工作。1932年暑假,他受馮玉祥禮聘,隱赴山東泰山講學。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提到:“請了幾位大學教授給我講書。陳啟修先生講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李達先生講列寧哲學……”當時的聽課者,是以馮玉祥將軍為首的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
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8月,許德珩邀集北平各大學的一部分進步教授聚會玉泉山,研究如何發動民眾回響《八一宣言》,陳啟修參加了聚會,事後與同學們一起參加了示威遊行。此後,陳啟修更積極地從各方面宣傳抗日救亡的主張。
盧溝橋事變後,陳啟修來到南京。12月13日,南京不戰而淪陷,陳啟修在日軍占領前兩三小時離開南京。在武漢他應馮玉祥、張治中之邀,在國共兩黨共同抗日的名義下,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參事兼經濟顧問,並被推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後到重慶。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但不久,國民黨撕毀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向解放區發動全面大規模進攻。陳啟修拒絕了南京聘請,留在重慶繼續從事教育工作。
1949年4月20日南京解放,國民黨政權對陳啟修威脅利誘,張群勸說他去台灣,楊森把他列入黑名單。他在其他老師和學生的保護下,堅決留在祖國大陸,積極參與中共組織領導下的保護學校迎接解放的工作。1949年11月底重慶解放,陳啟修當選為臨時校務委員會委員,1950年任新成立的政治課教學研究指導組主任。1956年,參加民革並被選為民革四川省委及中央委員、常委,全國政協委員、常委。
1960年9月9日,陳啟修因高血壓引起腦溢血,送醫院搶救無效,病逝於成都,終年74歲。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為治喪委員會主任。追悼會上,周恩來、陳毅等送了花圈。人們緬懷著他對《資本論》的翻譯,緬懷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傳播中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逝世

1960年9月9日。全國政協常委、四川省政協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四川財經學院(西南財經大學)一級教授陳豹隱先生,因高血壓引起腦溢血逝世,終年74歲。
噩耗傳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送來了花圈,陳毅副總理髮來了唁電。陳毅、李井泉、徐冰、廖志高、鄧錫侯、張秀熟、柯召、彭迪先等黨和國家領導及四川省省委省政府領導、部分著名知識分子組成了治喪委員會,中共四川省委專門為先生召開了追悼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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