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懋鹹（1881—1965），別名虛谷，福建閩侯人。前清舉人，京師法律學堂畢業，擅長法律。1909年起，歷任安徽提法司科長、安慶地審廳長、福建高審廳推事、京兆尹署科長、湖南省署秘書，江北高檢分廳檢察官、大理院推事等職，1927年後又任東北最高法院、南京最高法院推事，上海地方法院院長，最高法院檢察 官、庭長等職。
基本介紹
- 出生日期：1881年
- 中文名：陳懋鹹
人物生平,個人作品,
人物生平
陳懋鹹生於1881年（清光緒七年），與魯迅同年，出身也相同，都是仕宦人家，只是命運不同。魯迅幼年即因祖父以科舉考場舞弊之罪入獄，從此家道敗落，不想從事科舉，而進了洋學堂，考取官費去了日本留學，接觸了革命思想與革命黨人，加入了光復會。而陳懋鹹的家族當清末皇朝已趨沒落時還在鼎盛之際，只是囿於大形勢，也不很順利了。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後，帝國主義強迫清廷不得在京師舉行“會試”，清廷只好將選拔幹部的會試移到河南開封去舉行。陳懋鹹只應過一次會試，就是在開封應試的，未中。以後清廷迫於形勢不得不對科舉和整個教育、培養幹部進行改革。陳懋鹹考慮照祖宗老例靠科舉出身的希望不大了。那時時興出國留學，但限於財力無法成行。陳懋鹹每天看報紙找出路，終於看到“京師法律學堂”招生，資格是秀才、舉人等功名或已任官職的仕子，費用不太大，畢業後即可分配司法官職。這是清政府改革體制中培養新式司法幹部的辦法。陳懋鹹感到這條路最合適，他的先祖也是刑部出身，就和陳懋鼎一同去報考。錄取後到北京去上了四年學。校長是清末奉旨進行司法改革的近代法學家沈家本、伍廷芳。教師中很多是從日本請來的專家，課堂上由中國翻譯口譯。也有中國老儒中對唐律有研究的，專講唐律，講課中論述唐律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的優越，並常譏刺日本人講的西洋法律、天神倫理。陳懋鹹對此印象很深。四年苦讀使陳懋鹹有了近、現代社會科學的一個門類——法學的知識。由於陳懋鹹成績較好，畢業後就分配到安徽省的高等審判廳去當審判官兼省布政司（主管民政兼財政）的文案（即秘書）。這時已近辛亥革命。有一次某縣學生到縣衙鬧事，打了縣官，被捕送到法院來，由他承審。學生很可能是革命黨人，按大清律“毆打父母官”是要判重刑的。拜熱辨他想從輕不符法律，重判又怕漿虹肯引起大事故，最後判了個折衷的中刑才過關。不久辛亥幾疊兆符革命爆發，巡撫已經逃走，布政使沈金鑒也打算逃走，把官印交給陳懋鹹，陳懋鹹說：我怎能收呢，你還是把它入庫吧。沈依計而行。沈對他的才能、學問很欣賞，相約以後有機會再合作。陳懋鹹隨後也回鄉去了。
民國三年（1914），沈金鑒當了京兆府尹，就是北京市長。來電報說：“甫就京尹，虛位待君”。請他去任秘書長。他此時正在福建省高等審判廳當審判官。有了高升的機會，自然高興地去上任了。這時袁世凱正醞釀稱帝，安排自己的幹部。不久，派沈金鑒去湖南任巡按使，即省長，陳懋鹹也隨去。本來要他當政務廳長，即省政府機關第一把手，他知道這是袁世凱將要稱帝形勢下任命的官，當不得的。而那個長官又一直提拔他，不便背離，最後決定自請只任秘書廳長，是私人幕僚性質。為此他的伯父陳寶琛對他在形勢動盪中處事的立場、態度、方法十分讚賞，拍著他肩說：“你比徵宇好。”袁世凱稱帝後很快在全國人民的聲討中病死，一場鬧劇結束。湖南這個省政府也就結束了駝巴趨仔。
以後陳懋鹹由原來法律學堂同學、老師等的介紹、提攜，先後擔任過江蘇高等法院蘇北分院（在淮陰）院長、漢口地方檢察廳廳長、大理院推事、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東北分院推事，最後才到南京最高法院任推事。
1929年~1930年，陳懋鹹已是老資格的法官，以學問、清廉、能幹著稱。但是南京國民政府只重視國民黨員。他由於儒家“君子不黨”的思想，和看不慣國民黨的腐敗，不理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肯加入國民黨，因此得不到海格提拔，一直是刑事第一庭的首席推事，不能提為庭長。院長是國民黨元老居正，為人還算正派，對他很尊重，但也不能提拔他。不久居正改任司法院長，國民黨派了個不學無術的外行黨棍焦易堂來當院長。當時最高法院的積案甚多，急待清理，焦易堂提出一個辦法，印行一種表格，辦案只要按表格填寫，不須認真研究、論證、審理。他極力反對，當眾批評這是“草菅人命白恥微”，與焦當場爭論、衝突，同協辣估事們都不同意院長的意見，不能推行。1937年抗戰爆發，焦易堂宣布戰時特殊情況，這個方案必須實行，不必討論。陳懋鹹十分不滿，憤而辭職。為了表示不是怕日本鬼子侵入，於是留在南京不走，直到南京淪陷的前幾天才離開。當時任中山艦艦長的薩師俊是陳懋鹹的姪婿，答應帶他到武漢。到武漢後他繞道香港到上海，與家人會齊。
在上海賦閒兩年。1939年又有了新的事態。當時上海法租界第二特區地方法院院長楊琦因將贓物庫里的鴉片盜賣，在用公車運送途中被法巡捕查獲，鬧得全市、全國譁然，暴露出國民黨已腐敗到何種程度。這時重慶國民黨政府為此大丟面子，也很重視。司法院長居正想起陳懋鹹，來電請他出任這個地方法院院長，因為這裡需要一個有清廉聲譽、又有學問、有資格的人來擔當。這樣安排對他來說是降職使用的不得已的措施，不得不再三商量、邀請，陳懋鹹只好出任。不久，汪精衛投敵，在南京組建了偽政權，意圖侵入上海孤島上兩個特區法院，一年多中不斷派人威脅、利誘，並派特務暗殺法院人員（當時被刺的第一特區高等法院的推事郁華——郁達夫的哥哥及錢某），收買內奸。由日軍出面，帶領早已被收買的地方檢察院首席檢察官孫紹康武裝劫收這個法院。陳懋鹹按重慶事先的命令：“如武力劫奪，可全員潔身引退”。這時，重慶仍按月寄工資來發給大家，由公共租界的第一特區法院代轉。這樣維持到1941年春，由於日寇發現他們一些人員潛赴內地，在金華到上海的通信中有暗語，懷疑他們搞什麼秘密活動，由憲兵隊把他們一批十餘人全部逮捕。這是他一生中最光榮的經歷。
陳懋鹹被捕後，由一軍曹審問他。軍曹與陳懋鹹在辦公桌前對坐。語言不通，用筆談。軍曹叫他寫出簡歷，他寫了舉人出身，京師法律學堂畢業。軍曹說，你是幾十年老資格的法官了。你為什麼不接受南京政府（指汪偽政府）的任命？他答：我受本國政府的任命，怎能背叛？軍曹問：如由日軍直接任命，你能接受否？答：你我為交戰國，如我國占東京，任命你，你能接受否？軍曹寫“正義”二字作罷。
在日本憲兵隊的牢房裡，規定不許說話，但同難者總是暗自交流。陳懋鹹每天脫下眼鏡用玻璃的反光照看自己的臉。旁邊一比利時記者問他：你在看相嗎？他點頭，“那請你給我看看相”。他說：你的相很好，鼻下兩條“清令紋”很深，將來至少可以當個市長。正談話中，被看守的憲兵看見，把陳懋鹹叫出去，用皮鞋痛打他的耳光，他受了辱打，總算忍了下來，沒有反抗，否則早已喪命了。
後來大約是由於親戚們去求漢奸梁鴻志（本是偽維新政府“主席”，這時是汪偽政府“監察院”長），此人是陳寶璐任福州鰲峰書院院長時的學生，有世交之誼。梁鴻志向上海偽市長陳公博說了情。日本憲兵也查不出什麼抗日活動的證據，就保釋出來。事後陳懋鹹曾到梁鴻志家致謝，當面稱他“梁二爺”，說是為了免稱他“梁院長”之故。
此後重慶政府即不再寄工資來。陳懋鹹一家五口只憑女兒在中學教書的微薄工資過日子。這樣陳懋鹹一家度過了抗日戰爭階段最困難的幾年。這時在陳懋鹹身邊的子女，三人先後有了黨的關係，經常把黨辦的《上海周報》、《譯報》之類的報刊給陳懋鹹看，向他宣傳黨的主張。他看到了抗日勝利的希望在於共產黨。日本投降後，1946年妻子病逝，陳懋鹹十分痛心，才告訴子女們在日寇獄中受辱的事。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居正又來請陳懋鹹回最高法院當庭長。陳懋鹹幹了兩年，1948年退休，把妻子靈柩送回老家螺洲安葬。1949年，福州、廈門先後解放。陳懋鹹乘船冒險穿海峽去香港轉回上海。這時陳懋鹹已七十高齡。他從此在上海養老，直至去世。
個人作品
陳懋鹹一生著作不多。40年代在日寇統治下有一組《夏日秋感》。
陳懋鹹的遺作在文革後，從市文史館查找到他寫的兩篇回憶錄《日寇劫奪上海租界特區法院記》、《甲申貽誤補記》，複印留下。還有陳懋鹹生前與陳懋恆合作寫的《閩縣螺江太傅陳公年譜》，由趙之雲抄來複印留下。其餘什麼也沒有了，可惜之至。
陳懋鹹生平愛藏書，藏有商務印書館的《百納本二十四史》和《四庫珍本》等，幸而南京淪陷家裡遭劫時未失去，靠一個友人運來上海。《四庫珍本》在生活困難時賣去。《二十四史》在文革抄家時抄走，平反後向文物小組索回。
以後陳懋鹹由原來法律學堂同學、老師等的介紹、提攜，先後擔任過江蘇高等法院蘇北分院（在淮陰）院長、漢口地方檢察廳廳長、大理院推事、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東北分院推事，最後才到南京最高法院任推事。
1929年~1930年，陳懋鹹已是老資格的法官，以學問、清廉、能幹著稱。但是南京國民政府只重視國民黨員。他由於儒家“君子不黨”的思想，和看不慣國民黨的腐敗，不理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肯加入國民黨，因此得不到提拔，一直是刑事第一庭的首席推事，不能提為庭長。院長是國民黨元老居正，為人還算正派，對他很尊重，但也不能提拔他。不久居正改任司法院長，國民黨派了個不學無術的外行黨棍焦易堂來當院長。當時最高法院的積案甚多，急待清理，焦易堂提出一個辦法，印行一種表格，辦案只要按表格填寫，不須認真研究、論證、審理。他極力反對，當眾批評這是“草菅人命”，與焦當場爭論、衝突，同事們都不同意院長的意見，不能推行。1937年抗戰爆發，焦易堂宣布戰時特殊情況，這個方案必須實行，不必討論。陳懋鹹十分不滿，憤而辭職。為了表示不是怕日本鬼子侵入，於是留在南京不走，直到南京淪陷的前幾天才離開。當時任中山艦艦長的薩師俊是陳懋鹹的姪婿，答應帶他到武漢。到武漢後他繞道香港到上海，與家人會齊。
在上海賦閒兩年。1939年又有了新的事態。當時上海法租界第二特區地方法院院長楊琦因將贓物庫里的鴉片盜賣，在用公車運送途中被法巡捕查獲，鬧得全市、全國譁然，暴露出國民黨已腐敗到何種程度。這時重慶國民黨政府為此大丟面子，也很重視。司法院長居正想起陳懋鹹，來電請他出任這個地方法院院長，因為這裡需要一個有清廉聲譽、又有學問、有資格的人來擔當。這樣安排對他來說是降職使用的不得已的措施，不得不再三商量、邀請，陳懋鹹只好出任。不久，汪精衛投敵，在南京組建了偽政權，意圖侵入上海孤島上兩個特區法院，一年多中不斷派人威脅、利誘，並派特務暗殺法院人員（當時被刺的第一特區高等法院的推事郁華——郁達夫的哥哥及錢某），收買內奸。由日軍出面，帶領早已被收買的地方檢察院首席檢察官孫紹康武裝劫收這個法院。陳懋鹹按重慶事先的命令：“如武力劫奪，可全員潔身引退”。這時，重慶仍按月寄工資來發給大家，由公共租界的第一特區法院代轉。這樣維持到1941年春，由於日寇發現他們一些人員潛赴內地，在金華到上海的通信中有暗語，懷疑他們搞什麼秘密活動，由憲兵隊把他們一批十餘人全部逮捕。這是他一生中最光榮的經歷。
陳懋鹹被捕後，由一軍曹審問他。軍曹與陳懋鹹在辦公桌前對坐。語言不通，用筆談。軍曹叫他寫出簡歷，他寫了舉人出身，京師法律學堂畢業。軍曹說，你是幾十年老資格的法官了。你為什麼不接受南京政府（指汪偽政府）的任命？他答：我受本國政府的任命，怎能背叛？軍曹問：如由日軍直接任命，你能接受否？答：你我為交戰國，如我國占東京，任命你，你能接受否？軍曹寫“正義”二字作罷。
在日本憲兵隊的牢房裡，規定不許說話，但同難者總是暗自交流。陳懋鹹每天脫下眼鏡用玻璃的反光照看自己的臉。旁邊一比利時記者問他：你在看相嗎？他點頭，“那請你給我看看相”。他說：你的相很好，鼻下兩條“清令紋”很深，將來至少可以當個市長。正談話中，被看守的憲兵看見，把陳懋鹹叫出去，用皮鞋痛打他的耳光，他受了辱打，總算忍了下來，沒有反抗，否則早已喪命了。
後來大約是由於親戚們去求漢奸梁鴻志（本是偽維新政府“主席”，這時是汪偽政府“監察院”長），此人是陳寶璐任福州鰲峰書院院長時的學生，有世交之誼。梁鴻志向上海偽市長陳公博說了情。日本憲兵也查不出什麼抗日活動的證據，就保釋出來。事後陳懋鹹曾到梁鴻志家致謝，當面稱他“梁二爺”，說是為了免稱他“梁院長”之故。
此後重慶政府即不再寄工資來。陳懋鹹一家五口只憑女兒在中學教書的微薄工資過日子。這樣陳懋鹹一家度過了抗日戰爭階段最困難的幾年。這時在陳懋鹹身邊的子女，三人先後有了黨的關係，經常把黨辦的《上海周報》、《譯報》之類的報刊給陳懋鹹看，向他宣傳黨的主張。他看到了抗日勝利的希望在於共產黨。日本投降後，1946年妻子病逝，陳懋鹹十分痛心，才告訴子女們在日寇獄中受辱的事。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居正又來請陳懋鹹回最高法院當庭長。陳懋鹹幹了兩年，1948年退休，把妻子靈柩送回老家螺洲安葬。1949年，福州、廈門先後解放。陳懋鹹乘船冒險穿海峽去香港轉回上海。這時陳懋鹹已七十高齡。他從此在上海養老，直至去世。
個人作品
陳懋鹹一生著作不多。40年代在日寇統治下有一組《夏日秋感》。
陳懋鹹的遺作在文革後，從市文史館查找到他寫的兩篇回憶錄《日寇劫奪上海租界特區法院記》、《甲申貽誤補記》，複印留下。還有陳懋鹹生前與陳懋恆合作寫的《閩縣螺江太傅陳公年譜》，由趙之雲抄來複印留下。其餘什麼也沒有了，可惜之至。
陳懋鹹生平愛藏書，藏有商務印書館的《百納本二十四史》和《四庫珍本》等，幸而南京淪陷家裡遭劫時未失去，靠一個友人運來上海。《四庫珍本》在生活困難時賣去。《二十四史》在文革抄家時抄走，平反後向文物小組索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