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仁(原綏遠省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會委員)

陳志仁,原綏遠省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會委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志仁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廣東博羅
  • 出生日期:1906年
  • 逝世日期:1928年06月27日
1902年,歸化城西忽拉格氣村一陳姓農民家,誕生了一位男嬰,父母請先生為其取名志仁,字之的,這便是以後歸綏省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志仁先生。
其實,陳志仁的家景並不富有,身為長男的他,上有大己兩歲的姐姐,下有兩個幼小的兄弟和稚嫩的妹妹,按理說他應該更早地扛起家庭的重任才是。可雖說是身為農民的父親卻有頭腦,也有遠見,眼看著自己聰明過人的兒子一天天長大,心急如焚,於是跟人借了筆高利貸,在察素齊鎮開了一 雜貨小鋪,以極薄的微利勉強維持兒子志仁的私塾費用。年幼的陳志仁也很懂事,深知家中供養他的不易,學習十分刻苦,一十三歲便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歸綏中學第五期。入學的陳志仁更為刻苦,閒暇時博覽群書,博聞強記,漸漸才華初露。尤其是文章,生動活潑,用詞精練,寓竟深刻,讀起來琅琅上口,深得老師同學們的讚譽,於是他的“大名”在學生中廣為傳誦,被譽為“綏遠才子”。
1919年秋天,中學畢業的陳志仁考取了北京大學文學系,成為綏遠省第一個考入北大文科的學生,從此開始了北大的生活。這年,“五四”運動爆發,北大成為這一運動的中心和發源地,在北大校長蔡元培和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進步人士的教育下,受“五四”運動的影響,陳志仁接受了具有激進民主思想的教育和與進步學生廣泛接觸,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學校里,他經常閱讀《新青年》等進步雜誌,由於這個雜誌經常刊登李大釗、陳獨秀、惲代英、魯迅等人批判封建主義、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文章,思想上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因而聯絡在京的綏遠學生,組織了“綏遠旅京同學會”,出版了小報《周刊》,以自己所接受的新思想結合綏遠的實際,發表文章。當時,綏遠都統馬福祥為解決財政困難,強迫農民種大煙,還別出心裁成立了“抽餉局”,規定凡有牲口的人家都得出兵餉,以供養他的軍隊,而他的軍隊又肆處滋擾百姓,弄得怨聲載道,陳志仁在文章中猛烈抨擊,要求改革,深得地方人士的同情;當時在綏遠師範學校就讀的吉雅太、楊令德、董儀、李逢唐大膽用白話文作文,被學校老師視為“大逆不道”,開除了學籍。陳志仁知道後在《周刊》上刊文聲援,指謫學校的不妥做法,起到為推廣白話文搖旗吶喊的作用。
為了擴大影響,喚醒民眾,陳志仁和苗英、賈苹塵、王贛成、劉豐元在京排練了《孔雀東南飛》《一元錢》《愛國賊》等“文明戲”,陳志仁在劇中多扮女角,如在《孔雀東南飛》中扮演劉蘭芝。排練好後,1922年暑假回到歸綏,借用舊城大西街“同和”戲園免費公演,深得當地開明人士的支持。中學時的老師郭紹宗和比他們大三歲的趙國鼎都來幫忙,借服裝、置道具,布置場景,觀眾甚伙。更有人當場捐助,一場戲下來,得善款一千三、四百塊,這些錢全部作為平民學校基金。在綏演出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他們,為擴大宣傳,又到包頭演出了幾場,效果極佳。
1925年秋,陳志仁從北大畢業,先在歸綏師範當教員,後在綏遠中山學院、綏遠農業職業學校和綏遠省立中學任教,當時不滿二十四歲。在學校推廣白話文遇到了其他老師和學生家長方面的阻力,而他據理力爭,絲毫不讓,甚至在一位學生家長的文言作文上批上:“你的作文象中國婦女的裹腳布,又臭又長。”他還把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孔乙己》和郭沫若先生的《三個叛逆女性》等進步文學作品列入教材,對學生進行民主思想教育。他講得深動有趣,一反過去課堂的沉悶空氣和“子曰詩云”的死板內容,學生喜歡聽,課堂也活躍,使文言文越來越沒了市場,不少青年就是由於閱讀了進步文學作品,開始走上革命然路的。如內蒙古老一輩革命家楊植霖、蘇謙益等同志,就是陳志仁在中山學院時的學生。
1929年1月,陳志仁擔任了教育廳所屬的綏遠社會教育所所長,致力於平民教育。為了推動新文化運動,創辦了《通俗日報》,聘請北京的富良云為主筆。富的文筆流暢,又善於繪畫,他主編的《通俗日報》圖文並茂,雅俗共賞。富回北京後,又聘請名記者楊令德擔任主編,楊思想進步,對推進新文化很積極,因而可謂是珠聯璧合,相得益障。1935年4月,陳再度擔任綏遠民眾教育館館長,這時民眾教育館所主辦的報紙改名為《社會日報》,又請楊令德擔任《社會日報》總編輯,並出了一個副刊叫《洪荒》,專門刊登文藝作品。《洪荒》的編輯先是由袁塵影擔任,後又由章葉頻擔任。這樣,《社會日報》除了充當綏遠國民黨左派發表言論的喉舌外,還成了進步青年發表文藝作品的園地。如楊植霖就以楊雨三筆名在《洪荒》上發表了新詩和《真戰士的態度》《死硬派》等雜文,韓燕如發表了《我們的瞄準點向著它》長詩。這些詩歌和文章都是號召人們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既慷慨激昂,又鼓舞人心。《洪荒》上還轉載了《三個游擊隊員》的小說,寫得是蘇區女游擊隊員機智地消滅白狗子的故事。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綏遠,敢登這種文章是很大膽了的。還刊出了《新女性》專刊,促進了綏遠婦女解放。
為了更文泛、有效地開展抗日宣傳,陳志仁出錢資助郭靈墅、楊令德創辦《綏遠新聞社》,在採訪報導抗日救亡運動中做了大量工作,激勵了前線將士、教育著後方民眾。綏遠民眾教育館管轄的“九一八”紀念堂,是為讓人民牢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而建,地址就是現在的工人文化宮,陳志仁擔任館長後,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抗日救亡場所,很多愛國志士在這裡演講,革命文藝工作者在這裡演出。章葉頻等進步青年組織的“漠南劇團”就借用“九一八”紀念堂演出了很多新戲,如《父歸》《青春的悲哀》等。陳志仁不僅借給他們禮堂,連自己的兩套西服,也捐給他們當了戲服。在全國各地代表慰問綏遠抗日將士期間,音樂家呂驥、劉良模在紀念堂教唱抗日歌曲,電影演員崔嵬、陳波兒與歸綏進步青年合作在紀念堂演戲。
民眾教育館設有一個圖書館,館內購置了許多進步書籍。理論方面有:《資本論》《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考茨基》《經濟學大綱》;文藝方面有《母親》《毀滅》《靜靜的頓河》《未開墾的處女地》《十月》《赤戀》《列寧回憶錄》《馬克思的詩》《吶喊》《徨彷》《子夜》《水平線下》《少年漂泊者》等等。章葉頻到圖書館工作以後,又購進不少的進步書籍,如鄒韜奮寫的《萍蹤寄語》、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夏征農的《文學顧問集》、白薇的《悲劇生涯》,圖書館成了宣傳進步思想的陣地。
受“五四”運動和進步人士的影響,陳志仁的思想逐漸傾向革命,特別是十分關心愛護青年學生。1931年秋,楊植霖被綏遠國民黨逮捕,以“共產黨嫌疑犯”判處二年徒刑,出獄後為了進行革命宣傳,打算辦一個刊物,但缺少經費,陳志仁慨然應允說:“我不是共產黨員,不怕戴紅帽子!”,大膽地把楊植霖吸收進民眾教育館,掩護了革命志士。陳志仁性情耿直,對國民黨當局的腐敗政治很看不慣,早在1928年擔任綏遠省黨部秘書期間,就跟CC系的“藩趙派”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從此被CC分子視為眼中釘,一直受排擠打壓。
“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犯中國,全國上下群情激奮,陳志仁又投筆從戎,毅然參加了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被任命為暫編第六旅旅長,駐薩拉齊;1937年10月14日,日寇占領歸綏,綏遠軍政人員相繼西撤,陳志仁到了河曲,次年5月又轉到後套,參加了張欽的綏遠民眾抗日自衛軍,任第七路總指揮。1942年,傅作義在陝壩恢復參議會,陳當選為參議員,可大多數參議員趨炎附勢,看當權者的眼色行事,而陳志仁卻敢於仗義執言,為民眾說話。抗戰期間,綏遠當局曾把糧食、皮毛等物資統一管制,一些貪官污吏利用職權投機倒把,肥了私囊。會議期間,陳志仁言詞激烈地抨擊了當局,他說:“這些皮毛、糧食本來應該用在抗日將士身上,讓他們穿得暖暖的,吃的飽飽的,好打日本鬼子。但是這些物資流落到包頭,被某些人用來搞了不正當勾當。”他要求當局就此事作出交待,結果弄得當權者下不了台,心中暗恨。
抗戰勝利後,陳志仁繼續當選為綏遠省參議會參議員。1947年,國民黨為收買人心,對中央各院委員進行增選,由於陳志仁在綏遠地區聲望較高,被選為監察委員,這當然不符合中統和CC分子的心意,派特務威脅,要他讓出這個職位。正是由於藩秀仁等人的阻撓,陳志仁一直拖延至1948年10月才去南京赴任。這時,國民政府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沉重打擊下搖搖欲墜,陳志仁看清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朽與黑暗,感到跟國民黨走沒有出路,渴望回到故鄉,迎接解放。
1949年1月,傅作義在北平宣布和平起義,這不啻又給了蔣介石當頭一棒,驚恐之餘,怕引起連鎖反應,特別是對傅作義的老地盤——綏遠,更不放心。於是交給陳志仁一個秘密任務:勸說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和第九兵團司令孫蘭峰率部隊南下,與蔣介石會合。陳一聽,心想:這正是回綏遠的好機會,便將計就計,表面上應允了。幾天后,一架飛機要飛綏遠,他連行李都沒顧得帶,拿了個包就登機了。從此就象脫出樊籠的鳥兒一般,回到綏遠立即找共產黨促進和平起義工作小組進行接洽,揭露了蔣介石的陰謀,受到黨組織的表揚和鼓勵。1949年9月19日,綏遠省終於和平解放了,他是通電起義簽名的三十九人之一。
建國後,陳志仁擔任了綏遠省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會委員、參事室參事、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內蒙古黨政領導對他很尊重,楊植霖副主席在開有關會議時總要問:“志仁先生來了沒有?請到前面坐。”並向旁人介紹:“陳先生是我們的老前輩,對人民有過貢獻。”抗美援朝時期,他積極捐錢為前線購買飛機、大炮,一個人購買了三百多元的愛國公債,並積極支持黨對私房的改造政策,堅決不要國家給付的定息,經組織再三做工作,才象徵性地接受了兩元多錢;十年動亂時,他已臥病在家,這時楊植霖同志已調任青海省第一書記,青海的造反派誣衊他是“叛徒”,說他是“自首出獄”的,三番五次找陳志仁要證明材料。陳說:“楊是刑滿出獄的,沒有叛變自首的事情”造反派當然不滿意,捏造好證明材料,讓他簽字,陳志仁堅決不答應。在造反派的嚴酷逼迫下,病情再次加重,住進了醫院,那些人又追到醫院,逼他簽字,這時的他已經不能拿筆,但授意孩子們再次代他寫上:“楊植霖同志是刑滿出獄的,沒有叛變自首之事。”儘自己的所能保護了革命老幹部,直到生命的最後,正是這年12月14日,陳志仁含冤死去,終年六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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