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及其時代

陳子龍，字臥子，號大樽。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末著名詩人、詞人。崇禎十年進士，初任紹興推官，擢兵科給事中。明亡後，積極結納江南反清義師，在松江起兵，事敗。後又遣人聯繫南明海上軍隊，欲共起抗清，圖謀恢復，事泄被擒，在押往南京途中投水而死。其詩文有復古傾向。明亡後所作詩歌，感時傷事，悲憤蒼涼。詞則一洗明詞之衰，代表了有明一代的最高成就。編選《皇明經世文編》五百餘卷，著有《陳忠裕公全集》。本書以豐富的史料，結合明末清初錯綜複雜的時代背景，生動刻畫了風流名士、愛國志士陳子龍曲折坎坷的一生。

基本介紹

• 書名：陳子龍及其時代
• 作者：朱東潤
• ISBN：702005891
• 類別：歷史，傳記
• 定價：20.0元
•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 出版時間：1984-01，2007-01
• 裝幀：平裝
• 開本：32開

簡介

書名：陳子龍及其時代

陳子龍是怎樣的人物？作者曾指出他的一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青少年時期他是一名文士，他的理想只是考舉人、進士，這不能說是沒有抱負，但是這樣的抱負也就很有限了，每三年就提拔四五百名進士，一名進士能為人民貢獻些什麼呢？幸而在適當的機會，他結識了黃道周，這才理解到還有一個為國為民的目標。這時子龍是一名志士了，他認識到必須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國家。

子龍是不是有缺點呢？他不是超人，不可能沒有缺點的。因為要忠實於傳記文學，作者沒有權利把他寫成超人。他是時代中的人物，他的一生的經歷都和他的時代息息相關，因此作者在這本作品當中，把他的時代寫得比較多一些，這樣的寫法，在國外是經常見到的，不過在國內，由於數百年來八股文字的傳統，可能有人認為離題太遠，因此作者在書名中特別提到他的時代，表示作者對於這個傳統的正視。

目錄

第一章 出生的時代

第二章 時代的惡化

第三章 明朝走向崩潰的第一步

第四章 火花的綻發

第五章 從進士到推官

第六章 紹興府推官

第七章 許都的起義及其失敗

第八章 甲申的前夕

第九章 北京失守前後

第十章 建州軍隊的入關

第十一章 在朝五十日

第十二章 南京的陷落

第十三章 堅持鬥爭，永遠鬥爭

書評

知人論世，卓有識見

作者：明程

晚明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的時代。滿族崛起於關外，李自成起義於關中，這兩者之間雖無聯繫，卻不謀而合，同向腐朽沒落的明皇朝帝京進迫，展開鉗形攻勢，加速了它的覆亡而轉人南明小朝廷。陳子龍生長在這一時代，他的一生，由文士而志士，而斗上，與這三方而勢力的消長起伏，息息相關。朱東潤先生為陳子龍作傳，用了大量篇幅鋪敘時代背景，上起努爾哈赤侵遼戰事，凡當時重要的軍政制度、歷史人物以及社會環境，都結合史事發展，作了簡要的分析敘述。通過客觀形勢來說明一個人思想意識、行為活動的逐步提高過程，這在國外，本是傳記文學的通格，但“國內由於數百年來八股文宇的傳統，可能有人認為離題太遠”，因取名為《陳子龍及其時代》，以表示他對這個傳統的正視。實際上，這也確是這一時代的縮影了。朱先生曾寫過《張居正大傳》，這本傳記的年代，正好與之銜接，可以說是它的續篇。

本書的特色，不止在其剖事之通達獨到，材料之編排中節，行文之條貫清晰，陳義之感慨動人，尤在於它的意指：為後生樹立一個立身行事的楷模。作者評論世務，燭微見隱，品藻人物，持平公正，不囿成說，頗多創見。崇禎帝由於留下了“朕非亡國之君，諸巨皆亡國之臣”的遺言，更以其死得壯烈，似乎他的話就成了定評。作者說，當時大小群臣中，有賢有不肖，倒不儘是亡國之臣；然而有才不用，用而不專，專而不信，操切若思宗者，確確是亡國之君。真是慨乎言之。東林、復社固然是愛國社團，但東林只是一些比較保守的士大夫講學機構，算不得政黨；復社是有組織、有領導、有民眾基礎的政黨了，但流品複雜，也並非是一個純潔的組織。他不以現代認識而以當時的行為標準衡量古人。當海內鼎沸，國家民族危亡之秋，在諸種因素中，自應以愛國為第一義。馬士英起用阮大鋮，為世循罵，一曲《桃花扇》，把他塗抹成巨奸大憝。作者卻說，“平心論之，侯朝宗入清以後，未免投敵，較諸大鋮，相去不遠。獨有馬士英在南京、杭州相繼潰敗以後，仍在錢塘江南岸繼續作戰，功雖不成，終以一死自贖，其論定是值得商榷的。”這些都是前人不願言的。

同是殉國，也有難易輕重之別。作者在最後一章的末一節雲:“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引松江人曹千里《說夢》云：‘鼎革之際，惟(吳)佳如(嘉胤)、(夏)瑗公(允彝)從容就義，言之齒頰俱香，即臥子一死，直是迫於計窮，不得與吳夏比烈也。’曹千里說錯了，陳寅恪也引錯了。在國家存亡的時候，倘使人人引繩投水，從容就義，那就全國成為一片廢墟，齒頰俱盡，要香也何從香起?”一死明志，可以保證不受侮辱，不遭誹謗，是一條安全的出路，也是對於現實的逃避。“陳子龍在未死之前，千方百計，爭取國家的生存，及至計窮途絕，奮身自殺，這才是真正的志士，真正的愛國者……‘迫於計窮’，一點也不值得驚詫。”這是知人論世的卓有識見的價值標準。不過，陳寅恪表示驚詫的，也正是這種“不得與吳夏比烈也”的高調。所以他緊接著引文說:“於臥子尚有微辭，豈由臥子與河東君有關之故軟？”他推想此等迂腐之論，大概出自偽道學的封建意識。他是在找陳、柳愛情的佐證，自謂有所發現。其實這一條是毫無稱引價值的。他對陳子龍的評價是很高的：“至於陳臥子，則以文雄烈士，結束明季東南吳越黨社之局，尤為曠世之奇才。”稱譽顯然在吳夏之上。

陳子龍是明末文壇的領袖人物，關於他的文士生涯，敘述較少。前期詩不具特色，所引《秋夕沈雨偕燕友讓木集楊姬館中……》詩題中的燕友是燕又(彭賓字)的誤植。後期詩作，稱引雖亦不多，卻是都能傳出其豪放悲壯的風格的。至於奏疏，可以看出一個人的經綸抱負，重要篇章，皆經系年撮錄。作者原就著重在傳述陳子龍的志士形象，如此安排，應該說是輕重得體的。

(《陳子龍及其時代》，朱東潤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第一版，1.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