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鐘瑗，在清代淮安的阮氏家族中，阮鐘瑗是傑出者之一。
基本介紹
- 本名：阮鐘瑗
- 字號：次玉
- 去世時間：1831
- 性別：女
阮鐘瑗(17627-1831)，號定甫，字次玉，祖學沛，縣庠生，“內行淳篤”，進學後屢試不中，為求生計，課館授徒，“終身未嘗一日釋卷一”，“在膠庠三十年，品望特竣，後輩敬之”。父光典。以簽運事遭家難”，吃了官司，悒悒早逝，至使家產盪盡。母楊氏。有賢行，貧困操作”，支撐著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阮鐘璦的幼年、童年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家道中落”的環境中，他“少穎異，讀書能究大義”，後長兄又病死，從此。家徒四壁、日不再食”。然而這樣貧苦的家境並未使其消沉，反而磨鍊了他剛毅的性格。家族中祖輩阮學浩、伯叔輩阮葵生、阮芝生均為朝廷命官，家資富有，阮鐘瑗牢記“君子固窮”的聖訓，從不乞求施捨。在三餐不濟的情況下，仍“昕夕研經史，行身治文，避俗如仇。”“嘗失館，某大府聞其名，延入署讀書，謝不往。”乾隆47年入泮，“後蹈省闈十六次，五薦不售”，在家繼承祖業。
阮鐘瑗經歷了清乾隆、嘉慶、道光三個朝代，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時期。當時統治階級日趨腐朽，政事不修，吏治敗壞，貪賄公行，士風墮落，阮鐘瑗在其著作中予以無情的揭露和鞭撻。道光4年(1824)大水，洪澤湖決口，淮安“河西受害最慘，岔河、花、黃、嚴、邵、范、萬諸集水深丈余，居民溺死無算。”在災害發生前，河督蘭第鍚(yang)下令停築御黃壩，不聽勸諫，湖水瀦留①“以一丈四尺為限”，而水高一丈七尺時，河督仍置若罔聞。一日夜，猝遇暴風，大水衝出堤壩，泛濫成災。災害發生後，河督、府、縣瞞報災情，不顧人民死活，還上奏疏為自己表功，“設廠拯飢”、“無一死者”。阮鐘瑗對此極為憤慨，他“募金援鬻流民，活無算”。時在京任禮部尚書的汪廷珍受命來淮視賑，他上書汪廷珍，如實報告災情，請求懲辦貪贓枉法，不顧人民死活的官吏。他揭露地方官吏“竟忍玩視民瘼，知而不以告，告而不以實”。指出“近事之壞由人事，不關天災”，人禍大於天災，是“一人愎諫②，萬姓罹殃”。他毫不留情地痛斥地方官吏：“辦賑虛張戶口，治河浮估工料，大官冒功，小官肥橐，災黎之呻吟未絕，而營卒廄吏都已怒馬鮮衣③。”他在《與宮保汪公書》的最後痛心地寫道：“瑗一介寒儒，蒿目時艱，進不能輸卜式之財④，一鄧俠之圖⑤，退不能餼罕虎之粟⑥，為黔敖之食⑦，出此狂言，極知唐突……語不及私、伏祈垂察。”在封建社會裡，這樣“陳功罪利病不少諱”的正直知識分子，是值得稱讚的。
阮鐘瑗經歷了清乾隆、嘉慶、道光三個朝代，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時期。當時統治階級日趨腐朽，政事不修，吏治敗壞，貪賄公行，士風墮落，阮鐘瑗在其著作中予以無情的揭露和鞭撻。道光4年(1824)大水，洪澤湖決口，淮安“河西受害最慘，岔河、花、黃、嚴、邵、范、萬諸集水深丈余，居民溺死無算。”在災害發生前，河督蘭第鍚(yang)下令停築御黃壩，不聽勸諫，湖水瀦留①“以一丈四尺為限”，而水高一丈七尺時，河督仍置若罔聞。一日夜，猝遇暴風，大水衝出堤壩，泛濫成災。災害發生後，河督、府、縣瞞報災情，不顧人民死活，還上奏疏為自己表功，“設廠拯飢”、“無一死者”。阮鐘瑗對此極為憤慨，他“募金援鬻流民，活無算”。時在京任禮部尚書的汪廷珍受命來淮視賑，他上書汪廷珍，如實報告災情，請求懲辦貪贓枉法，不顧人民死活的官吏。他揭露地方官吏“竟忍玩視民瘼，知而不以告，告而不以實”。指出“近事之壞由人事，不關天災”，人禍大於天災，是“一人愎諫②，萬姓罹殃”。他毫不留情地痛斥地方官吏：“辦賑虛張戶口，治河浮估工料，大官冒功，小官肥橐，災黎之呻吟未絕，而營卒廄吏都已怒馬鮮衣③。”他在《與宮保汪公書》的最後痛心地寫道：“瑗一介寒儒，蒿目時艱，進不能輸卜式之財④，一鄧俠之圖⑤，退不能餼罕虎之粟⑥，為黔敖之食⑦，出此狂言，極知唐突……語不及私、伏祈垂察。”在封建社會裡，這樣“陳功罪利病不少諱”的正直知識分子，是值得稱讚的。
阮鐘瑗熱心地方公共事業。城中徐節孝祠將圮，他“帥邑人改作，尊卣楝宇，觀者肅然”。“城東三里壙，邑人葬地也”，城外寶帶河常泛濫，人民遭殃，“葬三里壙者盡沒於水”，他“急牒縣令請疏下流分泄……而水患平。”叔祖阮學浩，雍正進士，晚年回鄉講學，受業者提議在城北隅建勺湖草堂祀之，阮鐘瑗建議在東門改建祠堂以紀念。阮鐘瑗提議在善緣庵為李公建祠，歲歲祭奠。縣學試院的“諸生座木漸朽”，他出資修繕更換。城東南巽關、城中文渠、城南三台閣長年失修，在阮鐘瑗的主持下“修浚如舊制”。“邑中大事，君與守令辨，辭色不可奪。”
阮鐘瑗“中年為文，才氣近魏侯”，在地方上名氣越來越大。李宗昉在國史館任編修時，欲編輯《儒林文苑諸傳》，投書鐘瑗請教，並“屬搜訪淮人著述備採擇。”阮鐘瑗秉筆推薦。認為“謹按儒林盛名吾邑百餘年來副此名者”惟李鎧、閻若璩、顧諟、揚開沅、任瑗五人，能入“文苑”的有張弨、吳玉搢，詩人有張養重、邱象升，還有陸求可、張鴻烈、周白民、王溥等。以上所舉均為淮安清前期在文學上頗有成就的人，不少在《清史稿》上有傳。由於阮鐘瑗在地方上的威望，府、縣兩學舉薦他參加修志書。他力辭不就，但寫了一篇《修志議》，指出乾隆山陽縣誌不少訛誤之處，並對修志的原則、方法提出了許多中肯的建議。他認為修志即是寫史，一定要以史實為根據，要做大量的調查核實工作，不能有絲毫差錯，不能由修撰者的好惡來決定取捨。“入列傳者裁量宜慎、論斷宜公、褒貶謹嚴，各如其分。其人賢，雖子孫式微，與吾仇者必推闡幽隱，雖子孫鼎盛，與吾昵者，不得鑿空揄揚。”“志書者，一方之史，列傳又史之一體也，不慎則此卷一露破綻，即全部皆為穢書。”這些意見，對於我們今天修志、搞文史工作，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發和借鑑作用。
阮鐘瑗能詩文，著有《修凝齋集》。《山陽藝文志》收錄其著作多篇。《淮壖小記》作者范以煦稱他“集中記事之文，多資考證”。李毓昌冤案，是嘉慶年間轟動全國的大案，其昭雪經過即始見於該集。《修凝齋集》是不可多得的優秀詩文集。
阮鐘瑗為人耿直，以儒家“仁”、“義”為準則處世待人。“戶無雜賓，終其身至友三四人，有過面折之，衣冠朴古、雖蔽不同易。”“從弟鐘璸少獲文譽，偶廢學，袖夏楚⑿，往責之，其嚴篤如此”。兄死後，贍養兄嫂。“事之如兄”，他一生仕途不濟，雖貧困，但不忘接濟比自己更窮苦的人。“兄女適人酷貧，賙之數十年。”阮鐘瑗雖然是個平常書生，但以他的言行道德、學識文采，受到世人的尊重，年七十卒，“邑之學者交嘆息其賢”。清大文學家、詩論家潘德輿曾為之作傳，這樣評論阮鐘瑗：“士僻處窮巷，皆言無可為，此自菲薄耳……君一介寒素，義氣勃發，設施可觀……人謂君盛氣難近，余識之三十年，時與往復辨難。必忻然會心，蓋剛而尚義，非今之悻悻者，遴其行，為之傳，非私吾故人，將示來者思舊德焉。”
阮鐘瑗“中年為文，才氣近魏侯”，在地方上名氣越來越大。李宗昉在國史館任編修時，欲編輯《儒林文苑諸傳》，投書鐘瑗請教，並“屬搜訪淮人著述備採擇。”阮鐘瑗秉筆推薦。認為“謹按儒林盛名吾邑百餘年來副此名者”惟李鎧、閻若璩、顧諟、揚開沅、任瑗五人，能入“文苑”的有張弨、吳玉搢，詩人有張養重、邱象升，還有陸求可、張鴻烈、周白民、王溥等。以上所舉均為淮安清前期在文學上頗有成就的人，不少在《清史稿》上有傳。由於阮鐘瑗在地方上的威望，府、縣兩學舉薦他參加修志書。他力辭不就，但寫了一篇《修志議》，指出乾隆山陽縣誌不少訛誤之處，並對修志的原則、方法提出了許多中肯的建議。他認為修志即是寫史，一定要以史實為根據，要做大量的調查核實工作，不能有絲毫差錯，不能由修撰者的好惡來決定取捨。“入列傳者裁量宜慎、論斷宜公、褒貶謹嚴，各如其分。其人賢，雖子孫式微，與吾仇者必推闡幽隱，雖子孫鼎盛，與吾昵者，不得鑿空揄揚。”“志書者，一方之史，列傳又史之一體也，不慎則此卷一露破綻，即全部皆為穢書。”這些意見，對於我們今天修志、搞文史工作，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發和借鑑作用。
阮鐘瑗能詩文，著有《修凝齋集》。《山陽藝文志》收錄其著作多篇。《淮壖小記》作者范以煦稱他“集中記事之文，多資考證”。李毓昌冤案，是嘉慶年間轟動全國的大案，其昭雪經過即始見於該集。《修凝齋集》是不可多得的優秀詩文集。
阮鐘瑗為人耿直，以儒家“仁”、“義”為準則處世待人。“戶無雜賓，終其身至友三四人，有過面折之，衣冠朴古、雖蔽不同易。”“從弟鐘璸少獲文譽，偶廢學，袖夏楚⑿，往責之，其嚴篤如此”。兄死後，贍養兄嫂。“事之如兄”，他一生仕途不濟，雖貧困，但不忘接濟比自己更窮苦的人。“兄女適人酷貧，賙之數十年。”阮鐘瑗雖然是個平常書生，但以他的言行道德、學識文采，受到世人的尊重，年七十卒，“邑之學者交嘆息其賢”。清大文學家、詩論家潘德輿曾為之作傳，這樣評論阮鐘瑗：“士僻處窮巷，皆言無可為，此自菲薄耳……君一介寒素，義氣勃發，設施可觀……人謂君盛氣難近，余識之三十年，時與往復辨難。必忻然會心，蓋剛而尚義，非今之悻悻者，遴其行，為之傳，非私吾故人，將示來者思舊德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