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形罩》雖然是西爾維亞·普拉斯的自傳體小說，但相當充分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本質.從女性的成長過程中逐漸萌生的自我意識著手，分析詩人獨特的女性價值觀，反叛意識以及對女性獨立的深刻理解，可揭示出現代社會的冷酷和虛偽對人性，尤其是對女性的人性的桎梏和扼殺.
基本介紹
- 書名：鐘形罩
- 作者：西爾維婭·普拉斯
推薦,簡介,內容,
推薦
《鐘形罩》：因忠實地記錄了一個女人在男權社會令人窒息的"鐘形罩"中孤獨、絕望與掙扎的心靈歷程，而風靡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校園。幾十年過去了，在美國女性讀者中，它依然具有很大的影響，是女性讀者的必讀之作。
簡介
美國自白派著名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在其死前三周發表了自傳體小說《鐘形罩》(The Bell Jar),小說以作者早年生活經歷為藍本，敘述了19歲的大二女生埃斯特·格林伍德經歷了充當某知名雜誌社的客座編輯、參加寫作班被拒、自殺未遂、接受心理治療、重樹自信期待返回社會，展開新生活的一系列過程。本文從"榜樣缺失"的角度出發，結合當時美國的實際，探討埃斯特作為女性，在其成長過程中男性社會壓抑下所產生的孤獨、絕望與掙扎的心靈歷程以及反抗的必然性。
內容
《鐘形罩》[美國]西爾維婭·普拉斯
西爾維婭·普拉斯的一生
一九六三年一月，《鐘形罩》由威廉·海納曼有限公司在倫敦出版，作者偽稱為維多利亞·盧卡斯。西爾維婭·普拉斯之所以採用這一筆名發表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因為對其文學價值持懷疑態度，認為它不是一部“嚴肅作品”。由於小說歪曲了她周遭許多人的品行而並未加以太多掩飾，她也擔心小說一經出版會給這些人帶來痛苦。
《鐘形罩》的寫作是以西爾維婭·普拉斯早年生活的主要經歷為藍本的。一九三二年，普拉斯出生於麻薩諸塞州，童年在波士頓附近的一個名叫溫斯羅普的海濱小鎮上度過。西爾維婭的母親是奧地利裔，父親年少時從波蘭移民到美國，是波士頓大學一位傑出的生物學教授，世界知名的蜜蜂專家。西爾維婭有一個弟弟，比她小兩歲半。西爾維婭八歲時，生活經歷了一場劇變：一九四?年十一月，父親因長期患病不治去世，母親帶著孩子與外祖父母一同遷至內陸小鎮韋爾斯利，這是波士頓郊外一個保守的上層中產階級社區。外祖母承擔起照料家居的責任，母親每日坐車往返波士頓大學，在一個醫護秘書培訓班任教，外祖父在布魯克林鄉村俱樂部任侍者總管，周末才回家。西爾維婭和弟弟在當地公立學校念書。“我上的是公立學校，”日後她寫道，“真正的公立學校，人人都在那裡念書。”西爾維婭很早就開始寫詩、畫鋼筆畫，這兩類作品一經問世即為她贏得諸多嘉獎。到十七歲時，她對於寫作從單純感興趣發展到有意識地訓練。然而作品的發表卻非易事。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夏日不再》發表於《十七歲》雜誌一九五?年八月號，之前她已經向那家雜誌社投了四十五篇稿子。同月，她的一首挖苦戰爭的詩《苦澀的草莓》被《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接受並發表。她所在中學的一本年鑑《韋爾斯利人》將這位後來自我描述為“狂熱的少年實用主義者”的少女刻畫如下：
熱情的微笑……做事精力充沛……在鋼琴上彈奏布基時左手節奏很強……擅用粉筆及顏料……周末總是在威廉士學院度過……三明治夾著滿滿的填料……未來的作家……那些《十七歲》雜誌的退稿單……為了駕照,沒辦法……
一九五?年九月，西爾維婭進入麻薩諸塞州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學院學習，這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所女子學院。她讀書靠的是獎學金——一份來自史密斯學院韋爾斯利校友會，另一份是《斯特拉·達拉斯》的作者、小說家奧莉夫·希金斯·普勞蒂的饋贈，後來她與西爾維婭結成朋友，也是她的贊助人。那幾年西爾維婭一絲不苟地按照日程安排寫詩，在她父親留下的紅皮同義詞詞典中圈出她要的單詞，堅持記一本內容詳盡的日誌，積極摘錄報章美文，專心致志地學習功課。作為學生她極為成功，還入選了班委會、校學生會。她是《史密斯評論》雜誌的編委會成員，總是到男子學院度周末，曾在《十七歲》雜誌上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和詩歌。然而就在當時，她在一封信中寫道：“表面上看我似已取得了幾項小小成就，內心裡我卻憂心忡忡，對自己滿懷疑慮。”關於這段時期，一個朋友後來評論道：“西爾維婭似乎不能坐等生活向她走來……她飛奔出去迎接生活，去促使事情發生。”
隨著西爾維婭的女性意識漸長，詩人/知識分子以及妻子/母親這兩種生活方式的衝突成了困擾她的主要問題，她寫道：“……生活在好似鐘形罩里那種稀薄的空氣中，而我大部分時間居然都活蹦亂跳，這實在令人驚異。”一九五一年八月在《小姐》雜誌的小說比賽中，她因短篇小說《明頓家的星期日》獲獎。第二年，也就是她上大二那年，西爾維婭獲得兩項史密斯學院的詩歌獎，還入選法·貝塔·卡帕聯誼會和史密斯學院的文科榮譽協會阿爾法聯誼會。一九五八年夏她參加了《小姐》雜誌大學部舉辦的比賽，獲選成為《小姐》客座編輯。在她的剪貼簿中，她以《小姐》雜誌特有的輕靈活潑的風格這樣描述她在紐約的那個月的最初幾天：
那年八月我曾是《小姐》全國小說比賽的兩個獲獎者之一（五百美元！），之後我又入選為代表史密斯學院的客座編輯，乘火車來到紐約市，在《小姐》冷氣充足的麥迪遜大街辦公室開始為期一個月的受薪工作——淑女帽加高跟鞋——我覺得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如夢如幻”、“精彩絕倫”以及其他所有不盡其實的形容詞都可用來描繪我當客座助理編輯的鬧哄哄、亂糟糟的四個星期……住著豪華的巴比桑酒店，編著稿子,會面的全是社會名流，被多得叫人眼花繚亂的聯合國代表、同聲翻譯和藝術家們這兒一個款待、那兒一個宴請……叫人難以置信的旋轉木馬般的一個月——這個史密斯學院的灰姑娘見到了她的偶像：萬斯·布爾傑利、保羅·恩格爾、伊莉莎白·鮑恩——與五位又寫詩又教書的青年才俊合作寫了文章。
這五位詩人是阿利斯特·理德、安東尼·赫克特、理察·威爾伯、喬治·斯坦納以及威廉·伯福德，對他們的生平介紹以及對其人其作的評論總是與他們的照片同時面世。
在二百三十多頁的廣告之後，厚厚一本的一九五三年八月《小姐》大學專號刊登了客座編輯西爾維婭的介紹文字：《五三年大學專號：<小姐>編後語》。篇首是一幅寡淡無味的照片，客座編輯們手牽手圍成星狀，個個身著格子呢裙，頭戴與之相配的伊頓公學的帽子，笑逐顏開。照片下面西爾維婭寫道：
這一季我們都是凝望星辰的人，陶醉在藍色夜空營造的氛圍里。最重要的是，我們在時裝界的璀璨星群中發現了作為《小姐》標誌的格子呢，如星雲般變幻無窮的針織套衫，還有男人，男人，男人——我們險些搶了他們的飯碗！我們把天文望遠鏡對準環球各地的大學校園新聞，因之辯論，為之思索。聚焦的問題包括：學術自由、大學女生聯誼會的爭議、我們這被人貼上諸多標籤（並且遭受諸多誹謗）的一代人。從我們偏愛的領域裡，那些亮度最高的星星在我們職業和未來的計畫上投下明亮的光輝，影響著我們的抉擇。儘管根據星相推測我們終必邁上的軌道還未為人接受，我們這些客座編輯們期待著《小姐》雜誌這一專號——這一校園之星——的推出為我們帶來希望。
時裝雜誌的圈子越來越顯出其膚淺造作，回鄉則意味著回到波士頓郊區那死氣沉沉的夏日世界，這兩者都給她（女主角埃絲特·格林伍德）帶來極大壓力。在紐約，周遭壓力曾將她性格內部的豁口緊塞，此時回到家裡，這些豁口越裂越大,令人心悸。她對周圍世界——她自個兒以及鄰居們那無聊乏味的居家生活——的乖僻觀點越來越成為其看待事情的惟一視角。
對西爾維婭來說，接下來的是休克治療，然後是她那廣為人知的失蹤，後來被人發現，最終住院接受心理治療和次數更多的休克治療。她寫道：“這是一段黑暗、絕望、幻滅的時日——其黑暗只有人類思想的煉獄可比——象徵性的死亡、令人麻木的休克治療——然後是緩慢而痛苦的身體和心理的重生。”
隨後西爾維婭返回史密斯學院，重新馴服“那去年將我拋下馬背、害我落下一圈的野馬”。第二年夏初她寫道：“一個重整旗鼓的學期結束了，取得的成就也許沒有去年那樣輝煌壯觀，但是基礎紮實得多。”到第二學年末，她有更多的詩作見於報端，獲得了更多的獎項，並且完成了她為英語專業優等生課程而作的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雙重人格的鴻篇巨製。一九五五年六月她以最優異的學業成績從史密斯學院畢業，由富布賴特基金資助赴劍橋大學紐哈姆學院進修一年英語課程。在那兒西爾維婭邂逅了英國詩人特德·休斯，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他們在倫敦舉行婚禮。西爾維婭又得到富布賴特基金的一筆資助。夫婦倆赴西班牙度過一個假期之後，在劍橋又住了一年。一九五七年春，他們遷回美國，在這裡西爾維婭被同事評價為“史密斯學院英語系建系以來最出色的兩三位指導教師之一”。
很有可能，在西爾維婭返回美國時，行篋中已經有《鐘形罩》的初稿，但她的心思還是放在寫詩和教書上。一九五三年六月，她向尤金·佛·薩克斯頓紀念基金申請資助，好完成她的詩集。薩克斯頓紀念基金的設立是為了紀念哈潑兄弟出版社一位卓越的編輯，基金管理機構的匿名成員直接將捐贈頒發給作家，資助他們的生活費用。捐贈的頒發必須得到三位管理機構成員的一致同意，其中一位稱西爾維婭的代表詩作“無可挑剔”，她寫道：“瀏覽休斯太太的履歷，我發現她成年以後的大部分時間一直享受著這樣那樣價值不菲的獎金。讓她在一所不錯的學院繼續工作一段時間也許不會對她造成真正的傷害。我的第一反應是拒絕，儘管我認為她的作品的質量值得我們認真考慮。”一九五八年十月，西爾維婭的申請遭到拒絕，管理機構的秘書專門附上一封信，告訴她：“你的申請非常惹人注目。引起爭議的不是申請人的天分——這天分十分突出——而是項目本身的性質。”
在這期間休斯一家搬進畢肯山上的一座小公寓裡，“在波士頓過了一年拮据的日子，一邊寫作,一邊看看有什麼出路”。之前，西爾維婭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她放棄了教書職位，放棄了她從幼年起就為之做準備的學術生涯，選擇了一種不太穩定的生活方式，但她希望這樣她能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寫作。然而，這一年慢慢過去，她的詩集一次次以不同書名送交出去卻一次次遭到拒絕。就此她寫道： 沒有什麼比不能發表的作品更叫人煩惱了，我這樣說大概說明我的寫作動機還不純淨吧（噢，多有意思啊我就是停不下來發表不發表有沒有人讀我才不在乎呢）……我還是想看到它走個印成鉛字的儀式。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特德和西爾維婭遷居英國。一九六?年四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弗麗達降生。西爾維婭的詩集《龐然大物》終於被威廉·海納曼有限公司接受，準備秋季出版。接著西爾維婭遭受流產，動了闌尾切除手術，又懷上身孕。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她再次向尤金·佛·薩克斯頓紀念基金提出申請；這一次是為了完成一部據她說已經寫了六分之一——大約五十頁吧——的小說。在申請中西爾維婭請求資助以支付“臨時照看孩子的人或保姆，每日約五美元，一周六天，一年共一千五百六十美元；書房房租每周約十美元，一年共五百二十美元；合計：二千零八十美元……（眼下我和丈夫及周歲嬰兒住在一套兩居室公寓裡，我不得不打零工以支付生活費用）”。她寫信告訴一位朋友說她“正在寫一部已經完成三分之一的小說，講述一個女大學生如何一步步落得精神分裂”。她寫道：
有十年了吧，我一直想要做這件事，但是一想起要寫小說就直犯怵。後來，我開始跟紐約一家出版公司談判，要把我的詩歌在美國出版，突然之間，那道堤壩垮了，我整夜未眠，興奮不已，看出應該從何入手，第二天立刻動筆，每天早晨就像上班一樣到我借來的書房去,一個勁兒地寫呀寫呀，越寫越多。
夏天的時候，休斯一家遷至德文郡，住在一幢鄉下的茅屋裡。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薩克斯頓紀念基金管理機構的秘書寫信告訴西爾維婭，他們已經投票同意給她頒發一筆數額為二千零八十美元的資助，“即你提議的數額”。西爾維婭回信說：“今天很高興地收到您的來信，得知有關薩克斯頓紀念基金的好訊息。我確有計畫完成這部小說，這筆資助來得正是時候，使我得以從俗務脫身，專注此事。”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兒子尼古拉斯降生。日子劃成三部分，一份用來照顧孩子，一份用來料理家務，一份用來寫作。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西爾維婭準時向薩克斯頓紀念基金管理機構遞交第一份關於小說進展的季度報告。“過去三個月中小說進展非常令人滿意，與我擬定的日程相符。第五至第八章幾易其稿之後終於敲定，小說目前已完成一百零五頁，第九至第十二章也已列出細綱。”然後她詳細地報告了《鐘形罩》的寫作計畫。儘管小說進展順利，西爾維婭還是向朋友抱怨說簡直做不了什麼事：“一年寫出幾首我還鐘意的詩歌看起來像是挺有成就，其實不過是被大片空格隔開的幾個令人滿意的小點點。”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在給薩克斯頓紀念基金管理機構的第二份季度報告中，她這樣寫道：“小說進展十分順利，與日程相符。已經完成第九至第十二章（一百零六頁至一百六十六頁），小說的下一部分也已列出細綱。”到一九六二年六月時，她可以這樣對朋友說：“我有些東西了。真正的寫作。我想讓你看看我最新的幾首詩作。”她已經開始寫作後來收入《愛麗爾》的詩作，有足夠的自信將其示人，讓別人讀，自己也大聲朗讀。這些詩歌非同凡響：她丈夫曾經寫文章說《鬱金香》“是後來那些詩歌的先聲。她寫這首詩時沒有像以往那樣研究同義詞詞典，而且速度驚人，仿佛寫一封急信。自那以後，她的詩歌都是這樣寫成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西爾維婭向薩克斯頓紀念基金管理機構遞交了最後一份進度報告：
小說正在收尾，其架構基本與計畫一致，已經完成第十三至第十六章（一百六十七頁至二百二十一頁），希望最後一部分的進展同樣順利。
西爾維婭與特德到愛爾蘭度過了一個假期，之後他們決定分居一段時間。那個夏天過得很艱難。她幾度病倒，流感加上高燒。看來沒法在德文郡再過一個冬天。她開始往返倫敦，在英國廣播公司找了份事做，又到處找公寓。《鐘形罩》的手稿已經寄給美國的薩克斯頓紀念基金管理機構，也被英國的海納曼公司接受並排版付印。離聖誕節還差幾天，西爾維婭和孩子遷至倫敦，在那兒她租下了一套公寓，簽了五年的契約。
……發生了一個小小的奇蹟——在愛爾蘭時我曾去過巴利利的葉芝塔，覺得那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安詳的地方；後來，在倫敦，我正在我最鐘愛的報春花山附近獨個兒邊走邊想我不知何時才能找到一套公寓，正覺著淒涼鬱悶呢，我經過了葉芝的寓所，藍色匾額上寫著“葉芝曾在此居住”；我經常經過這個地方，一直盼望能在此居住。門上掛了一塊告示牌——公寓出租，我飛奔去找經紀人。只有試過在倫敦找公寓你才會明白這是一個奇蹟，我是第一個提出申請的人……我簽了五年的租約，這兒簡直就是天堂……這是葉芝曾經居住的地方，眼下對我來說這一點意義重大。
西爾維婭將找到葉芝的寓所看做一個徵兆。她告訴一個朋友，那天她出門去找公寓的時候已經“知道”她會找到這所房子，於是，在那樣的肯定之下，她開始信心十足地、精力充沛地制定計畫。當時她正在寫作另一部小說，收入《愛麗爾》的詩歌也在繼續寫。她告訴另一位朋友，她認為《鐘形罩》“是一部自傳體的學徒之作，我只有寫了這部小說才能將自己從過去釋放出來”。新小說是關於她的生活的，她認為自己受到靈感的催迫，小說具有強大的感染力,情節扣人心弦。
一九六三年一月《鐘形罩》出版，西爾維婭因為書評感到沮喪，儘管如果換一位讀者，因為不是作者，也沒有她那樣的壓力，可能會對小說受到的批評有極其不同的理解。勞倫斯·勒納在《聽眾》中寫道：“精神病人也能像一般人一樣批評美國，也許他們更擅此道；盧卡斯小姐的批評相當漂亮。”《時報文學增刊》評論說作者“確有寫作天賦”，又說“如果作者的結構能力能趕上她的想像力，也許她能寫出極佳之作”。在《新政治家》中，羅伯特·陶波曼稱《鐘形罩》為“第一部塞林格風格的女性小說”。
一九七?年，西爾維婭的母親奧瑞麗婭·普拉斯就《鐘形罩》美國版本即將發行一事寫信給紐約哈潑和羅出版社西爾維婭的責任編輯：
我知道，即便我就這本書在此地的發行（《鐘形罩》在美國的出版發行）為何會給某些人的個人生活帶來痛苦向您解釋，或者以其他理由籲請您放棄，都無法阻止此事，所以我不想浪費我自己以及您的時間指出此事將會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反響。……我實在是想跟您講講我和女兒的最後一次談話；那是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就在她的私人世界分崩離析的前夕。在那之前西爾維婭曾經跟我談起過她在履行她向尤金·佛·薩克斯頓紀念基金會做出的承諾的過程中面臨的巨大壓力。您知道，那個基金會給了她一筆資助，好讓她完成一部小說。在規定的時間內，她經歷了一次流產和一次闌尾切除手術，還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孩子尼古拉斯。
“其實，”我記得她說，“我就是把我自個兒生活中的幾樁事件拼拼湊湊，再加以虛構，增添幾分色彩而已——只能算是一部粗製濫造的餬口之作，但我想它會展示一個面臨精神危機的人那種與世隔絕的感覺……我試著透過一隻鐘形罩子歪曲視像的凸形玻璃來描述我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們。”她接著又說：“我的第二本書會展示健康人眼中的同一個世界。”基本上《鐘形罩》中的每一個角色都代表了某一個人——常常通過漫畫手法加以刻畫——某個西爾維婭所愛的人；一九五三年，西爾維婭陷入那歷時六個月的痛苦不堪的精神危機時，這些人中的每一位都慷慨地奉獻了時間及關愛，其中一位還提供了經濟援助……照這本書自身來看，它代表的是最令人不齒的忘恩負義。這並不是西爾維婭的基本為人。這本書一經出版即被人廣為傳閱，顯示出成功的跡象，但西爾維婭卻恐慌起來；這就是其中原因。她寫信告訴弟弟：“這本書永遠不可在美國出版。”《鐘形罩》其標題本身就暗示了西爾維婭曾經對我說過的話，聰明的讀者應該據此得出推論……
那是自從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一四年之交以來倫敦最寒冷的一個冬天。電和暖氣常常未經通知就停掉。水管凍結。她已遞交了裝電話的申請,她的名字也已列在待裝者名冊上，但是電話還未裝上。每天清晨，直到八點鐘孩子們醒來，西爾維婭都在撰寫後來被收入《愛麗爾》的詩作。在這段時期里，西爾維婭倍感人類經驗之令人驚恐、難以駕馭，倍感各種人際關係之機械如木偶、毫無意義；這些感覺在她腦中縈迴不去。但她仍然不停地寫作，自信此刻她所寫下的文字前所未有。西爾維婭寫道：“我覺得自己像個非常高效的工具或者武器，適用合格，時不時需要派上用場。”她去看過醫生，醫生給她開了一些鎮靜劑，並且安排她去做一個心理療程。她給主持心理療程的醫生寫了信，預約了就診時間，也給她在波士頓的心理醫生寫了信。她染上了鼻竇炎，炎症周期性發作。她辭掉了家中幫忙的“互裨”女孩，正準備再找一個人“上午幫忙帶帶孩子，好讓我能專心寫作……晚上沒辦法，到那會兒我已經精疲力竭，只能聽聽音樂、喝點兒白蘭地、喝點兒水”。
儘管有朋友相助，儘管有對春天的期盼（她打算五朔節左右搬回德文郡的住所），西爾維婭仍忍受著絕望和病痛的折磨。但是她的詩作源源不斷，甚至在生命中的最後一個星期還寫出好幾首令人叫絕的詩作。在她身邊的人們看來，她沒有放棄。她常常看起來心情愉快、充滿希望。
然而，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的清晨，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誰能道出箇中緣由?較早時候，在《鐘形罩》最後幾頁給人帶來希望的敘述中，西爾維婭曾經這樣寫道:
我怎么知道有一天——在學院，或者歐洲，某個地方，任何地方——那個鐘形罩，還有它那種種叫人透不過氣來的扭曲視像，不會再度降臨呢?
——那個鐘形罩，她曾經在其中勇敢地掙扎,曾經成功地掙脫它的束縛，看起來她已經完全擺脫了它的陰影；然而，她的親身經歷曾使她寫下這樣真切的話：“對於困在鐘形罩里的那個人，那個大腦空白、生長停止的人，這世界本身無疑是一場噩夢。”
想到你就要毀滅
“對於困在鐘形罩里的人，那個大腦空白生長停止的人，這世界本身無疑是一場噩夢。“
普拉斯的處境似我。二十三歲，除了文學略通以外缺乏任何基本的生存能力，任何一次退稿都造成致命的打擊，缺乏交流，諸事不順，沒有勇氣一次性告別虛假的生活。愛情也漸漸熄滅，電療除了帶來噩夢般的經歷之外與事無補，自己像個傻子然而還將繼續傻下去。
埃斯特的經歷並無喜感，與麥田捕手裡的霍爾頓迥異，也並非所謂女權主義的呼喊，其實全書就一個主題，滿紙滿頁地映入眼帘投射心中：過不下去了。所謂的前途完全唬不住人：嫁個教授，即便文學上琴瑟合鳴，仍要帶著髮捲為他準備一日三餐，哄睡哭鬧的孩子，身心俱累之時還要擔心明日家用入仍然不敷出。
何曾想到過寫詩？電和暖氣在倫敦舊居中經常未經通知就被停掉，鼻竇炎周期性發作，書評並不積極，母親一小說暴露事情太多為由與之交惡，並一再阻撓美國版的發行，心理療程捲土重來，丈夫休斯分居後音訊皆無，她一個人在廚房裡顫抖著喝下冰涼的水，鼻塞，發抖，與世隔絕，如置一鐘形罩內。
埃思特又高又瘦，對脂粉氣倍感厭倦；身旁女友偏偏個個顧盼神飛，大放光彩。誰會因為會寫詩吸引男性呢？在舞會上她總是最後被隨便指派給一個醜陋而又怪異的男人的女士。她遇人不淑，將錢花在去往奇怪的地點上，她爹的墳墓，一座海島上的監獄。離開紐約前一天她把所有衣飾扔下樓去，看它們在夜空中飛散，讓一切見鬼去，如果自己可以先見鬼的話。
回家以後埃斯特開始失眠煩躁，寫作訓練班拒絕了她，學校的課程已被他人先行選去，她想寫小說，可是毫無獵奇經驗，只有無窮的煩惱和21天的毫無睡眠。
“我看到日日年年如同一長串白色的箱子向前排列，在箱子與箱子之間橫隔著睡眠，仿佛黑色的陰影一般。只是對我來說，那將箱子與箱子分割開來的長長的陰影突然啪地一聲繃斷了，一個又一個白天在我面前發出刺眼的白光，就像一條白色的，寬廣的，無限荒涼的大道。”她不洗衣服和頭髮，今天洗了明天還得再洗，重複的生活愚蠢極了，為什麼沒人制止？
“我想什麼事都只乾一次，幹完就拉倒。”
是什麼揮之不去，始終要我們做個交待才肯罷休？瓊自殺了，她的病情時好時壞，最終死在醫院附近的一個湖邊。醫生完全不可信任，治療方法全憑心情，病人是被擺布的玩偶，電療椅在等待他們。
結局早就注定了。六月，紐約，下雪。
心不從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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