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全書共25篇,闡述內科等病證數十種,治療方劑262
首(包括附方),其編法的特點是將方劑列於病證之下,使學者
在倉促之際易於檢用;又選取魏晉迄北宋初一些名醫、名著中散在之效方,附於有關病篇之後(分篇多以症候相關或病位、科別相近者合編於一篇中)。全書自“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至“
果實菜谷禁忌並治”止。所述病證包括內科雜病方面的有:
痙病、
中暍、百合病、狐惑病、瘧病、
中風、歷節、血痹、虛勞、肺癰、咳嗽上氣、奔豚氣、胸痹、心痛、
短氣、腹滿、宿食、痰飲、
消渴、水氣、黃疸、驚悸、吐衄、下血、胸滿、
瘀血、嘔吐穢物、下痢等40多種常見病。診病突出臟腑辨證,示後人以脈證規範。其辨證論治的思想方法,為中醫內科學及其他臨床學科奠定了基礎。
除內科病證外,此書也兼論臨床其他各科病證的證治。
婦產科如
月經病、帶下、婦人雜病、妊娠及產後等病證;外科如腸癰、浸淫瘡等病證。此外還載述急救猝死、臟腑經絡病脈、飲食宜忌、中毒等內容。仲景論病,較重視病因、病機之闡析,施調理、法、方、藥之精挈合拍。書中總結了東漢以前有關雜病的豐富臨床經驗,為後世學者提供了辨證論治和方藥配伍的基本原則。治療部分所列述的大量實用效方,具有較高的臨床價值,是作者“勤求古訓,博採眾方”,並在前人方治基礎上所進行的總結、提高。此書不僅被
內科臨床工作者視為經典,於後世各科醫療實踐和方劑學的發展也作出了重大貢獻。
應予指出的是,《金匱玉函要略》亦體現了整體觀念的思想方法,並承襲了《內經》中“治未病”和“治病必求於本”的防治思想。在診治方面,已客觀地表述了“八綱”(陰、陽、表、里、虛、實、寒、熱),“八法”(汗、吐、下、和、溫、清、消、補)。書中雖以內服方法為主,也記述了內容豐富的多種外治法,如用人工呼吸配合運動肢體等其他急救措施搶救“自縊”。
《金匱玉函要略》自元代迄今,其注釋本幾近百種,古注本中最早為元代趙以德《金匱要略衍義》;最著名為清代尤在涇《金匱要略心典》。其他古代著名注本、譯本有:清代
徐彬《金匱要略論注》,程林《金匱要略直解》,周揚俊《金匱玉函經二柱》,沈明宗《金匱要略編注》,
魏荔彤《金匱要略方論本義》,
黃元御《
金匱懸解》,吳謙等《訂正金匱要略注》,陳修園《金匱要略淺注》,
唐容川《金匱要略淺注補正》,以及現代之《
金匱要略今釋》(陸淵雷)、《金匱要略譯釋》(南京中醫學院)、《金匱要略語譯》(中醫研究院)、《金匱要略提要便讀》(何任)等。除上述國內注、譯本外,並有國外注本和研究性著作,如
日本國丹波元簡《金匱玉函要略輯義》,丹波元堅《金匱玉函要略述義》等。
《金匱玉函要略》刊本較多。現存最早有元刻本,另有多種
明清刻本,其中《醫統正脈》本較為著名。此外還有數種日刻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影印本、排印本等。
作者簡介
元嘉、
永興年間,(約公元150~154年),死於建安末年(約公元215~219年)活了七十歲左右。相傳曾舉孝廉,做過
長沙太守,所以有張長沙之稱。
張仲景從小
嗜好醫學,“博通群書,潛樂道術。”當他十歲時,就已讀了許多書,特別是有關醫學的書。他的同鄉何顒賞識他的才智和特長,曾經對他說:“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良醫”(《何顒別傳》)。後來,張仲景果真成了良醫,被人稱為“醫中之聖,方中之祖。”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關,但主要是他熱愛醫藥專業,善於“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的結果。年輕時曾跟同郡張伯祖學醫。經過多年的刻苦鑽研和臨床實踐,醫名大振,成為中國醫學史上一位傑出的醫學家。
他是處在動亂的東漢末年,連年混戰,“民棄農業”,都市田莊多成荒野,人民顛沛流離,饑寒困頓。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尤其是
洛陽、南陽,
會稽(紹興)疫情嚴重。“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張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對這種悲痛的慘景,張仲景目擊心傷。據載自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內有三分之二的人死於傳染病,其中傷寒病占百分之七十。“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傷寒論》自序)。於是,他發憤研究醫學,立志做個能解脫人民疾苦的醫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傷寒論》自序)。當時,在他的宗族中有個人叫張伯祖,是個極有聲望的醫生。張仲景為了學習醫學,就去拜他做老師。張伯祖見他聰明好學,又有刻苦鑽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醫學知識和醫術,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而張仲景竟盡得其傳。
何顒在《襄陽府志》一書中曾讚嘆說:“仲景之術,精於伯祖”。
張仲景刻苦學習《內經》,廣泛收集醫方,寫出了傳世巨著《傷寒雜病論》。它確立的辨證論治的原則,是中醫臨床的基本原則,是中醫的靈魂所在。在方劑學方面,《傷寒雜病論》也做出了巨大貢獻,創造了很多劑型,記載了大量有效的方劑。其所確立的六經辯證的治療原則,受到歷代醫學家的推崇。這是中國第一部從理論到實踐、確立辨證論治法則的
醫學專著,是中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後學者研習中醫必備的經典著作,廣泛受到醫學生和臨床大夫的重視。
《傷寒雜病論》序中有這樣一段話:“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生長全,以養其身”,表現了仲景作為醫學大家的仁心仁德,後人尊稱他為“醫宗之聖”。
寫作過程
儘管張仲景從小就厭惡官場,輕視仕途。但由於他父親曾在
朝廷做過官,對參加
科舉考試,以謀得一官半職很是
看重,就要張仲景參加考試。古時的人以不忠不孝為最大恥辱,儘管張仲景很不情願,但也不願違背父命,落一個不孝之子的名聲。因此在
靈帝時(約公元168~188年),舉孝廉,進入官場。在建安年間(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派到長沙做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醫術,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時代,做官的不能隨便進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觸百姓,就不能為他們治療,自己的醫術也就不能長進。於是張仲景想了一個辦法,擇定每月初一和十五兩天,大開衙門,不問政事,讓有病的百姓進來,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個地仔細為民眾診治。他讓衙役貼出安民告示,告訴老百姓這一訊息。他的舉動在當地產生了強烈的震動,老百姓無不拍手稱快,對張仲景更加擁戴。時間久了便形成了慣例。每逢農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門前便聚集了來自各方求醫看病的民眾,甚至有些人帶著行李遠道而來。後來人們就把坐在
藥鋪里給人看病的醫生,通稱為“坐堂醫生”,用來紀念張仲景。
張仲景看到百姓對他非常信任,在醫術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斷探索。他大量採集民間驗方,進行認真研究。有時甚至不畏路途遙遠,拜師取經。有一次他聽說
襄陽城裡同濟堂有個綽號“王神仙”的名醫,對治療扼背瘡很有經驗。他立即帶著行李,長途跋涉幾百里,去拜“王神仙”為師。對“王神仙”在藥性、醫道各方面的獨到之處都用心學習研究,獲益很大。
雖然張仲景的醫術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醫治。俗話說,“大兵之後,必有災年”。東漢末年,戰亂頻繁,不斷的戰爭導致
瘟疫流行。建安年間,瘟疫大流行,前後達5次之多,使很多人喪生,一些市鎮變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於傷寒病的人最多。如張仲景的家族,原來有200多人,自漢獻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來,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於傷寒病。一些庸醫便趁火打劫,不給病人認真診脈,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對片刻,便開方抓藥,只知道賺昧心錢。更多的人,雖師承名醫,卻不思進取,因循守舊,不精心研究醫方、醫術,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競相追逐權勢榮耀,忘記了自己的本分。張仲景對這些人非常氣憤,痛加斥責,他決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傷寒病。從此他“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刻苦研讀《素問》、《靈樞》、《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等古代醫書,繼承《內經》
等古典醫籍的基本理論,廣泛借鑑其他醫家的治療方法,結合個人臨床診斷經驗,研究治療傷寒雜病的方法,並於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開始著手撰寫《傷寒雜病論》。
這時候,東漢王朝四分五裂,張仲景官不能做,家也難回。於是他就到嶺南隱居,專心研究醫學,撰寫醫書。到建安十五年,終於寫成了劃時代的臨床醫學名著《傷寒雜病論》,共十六卷。經後人整理成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本書。《傷寒雜病論》系統地概括了“辨證施治”的理論,為中國中醫病因學說和方劑學說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後來該書被奉為“方書之祖”,張仲景也被譽為“經方大師”。
張仲景寫成該書後仍專心研究醫學,直到與世長辭。晉武帝司馬炎統一天下後的
公元285年,張仲景的遺體才被後人運回故鄉安葬,並在南陽修建了醫聖祠和仲景墓。
略方論序
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
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蠢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辯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才數家耳。它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急治病其有未備。國家詔
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核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徵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采散在諸家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斷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舊名曰《金匱玉函要略方論》。臣奇嘗讀《魏志·華倫傳》云:“出書一卷曰:此書可以活人”。
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尚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大哉炎農聖法,屬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
大統,撫育元元。頒行方書,拯濟疾苦,使和氣盈溢,而萬物莫不盡和矣。
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
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臣林億等傳。
價值
《傷寒論》、《金匱要略》不但在國內歷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數百家之多,為歷代研究、治療急性熱病的醫學家
所遵循,成為他們發展、發揮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的基礎、依據和教育後學的課本。在國外也有著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許多《傷寒論》之珍本,並由日本再傳中國而發揮了巨在的影響,而且日本學者研究、注釋《傷寒論》的著作,僅就先後傳到中國而現存者也有60多家。再如《金匱要略》較好版本也有收藏於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醫學家之研究《金匱要略》而有專著流傳至中國者,有10餘種之多。關於將《傷寒論》《金匱要略》並作重編、方論者,日本名家之專著流傳中國者有近20種,由此可見張仲景《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在日本的影響之廣泛和深遠。在日本現代醫學昌盛的今天,日本學者仍給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視,許多醫學家在臨床醫療中,仍然十分重視該書原方之套用,並取得很好效果,運用該書中成方製造的成藥,也為日本醫界所依賴。
《金匱玉函要略方》是祖國醫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
明珠,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雜病學專著,它奠定了雜病的理論基礎和臨床規範,具有很高的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對後世臨床醫學的發展有著重大貢獻和深遠影響,所以它屬於祖國醫學的四大經典著作之一,被歷代推崇為方書之祖和治療雜病的典範,林億謂其“施之於人,其效若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