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儒家》是201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姚中秋。
基本介紹
- 書名：重新發現儒家
- 作者： 姚中秋
-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2-11
基本信息,內容簡介,編輯推薦,作者簡介,目錄,序言,
基本信息
作者: 姚中秋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2-11
頁數: 328
定價: 33.00元
裝幀: 平裝
內容簡介
《重新發現儒家》挑選百年來關於儒家流傳最為廣遠、最為嚴重地妨礙人們準確認識儒家的十餘種誤解、曲解，逐一予以剖析，以此揭去幾代激進知識分子覆蓋於儒家之上的污泥爛水，重新發現一個真實的儒家，閃耀著優雅而高貴的智慧光輝的儒家。此一發現的現實政策含義是，大陸完成現代轉型，與回歸儒家並不衝突，而是相輔相成的——當然，從中國文明自身演進的角度看，這一回歸也是必須的。中國必須接續道統，具體地說，就是接續和弘大儒家。由此可以復建君子群體，復建各種社會組織，從而復建社會基礎性秩序，進而構建合理的政治秩序。
編輯推薦
《重新發現儒家》編輯推薦：胡適、魯迅、毛澤東、于丹…全都講錯了，《重新發現儒家》還你一個為天下蒼生謀民主、謀幸福的真實儒家！重新發現儒家，重新找回公正和快樂，比《于丹論語感悟》、易中天《中國智慧》更親切可讀的國學力作。國富民窮、維穩悖論、群體性事件頻發……如何解決當今社會的種種問題？儒家給我們指出光明之路。認識你自己，始於認識儒家。重新認識中國，始於重新認識儒家。儒家會讓我們過有追求、有根據、有底線的快樂生活。讀懂真實儒家，讀懂古今中國。
作者簡介
姚中秋，筆名秋風，北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弘道基金理事長。目前致力於研究儒家義理、中國治理秩序史。譯著十餘種，著有《華夏治理秩序史》第一、二卷，《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第一卷，《中國變革之道》。另在多家媒體開設專欄，出版《政府的本分》、《尋找中道——當自由遭遇傳統》等時評集。
目錄
序 001
第一篇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真義 001
第二篇 原“三綱” 014
第三篇 禮教“吃人”乎？ 030
第四篇 宗族就是公民社會組織 044
第五篇 原“德治” 059
第六篇 名教導致虛偽嗎？ 076
第七篇 儒家主張人治嗎？ 092
第八篇 儒家主張團隊精神嗎？ 106
第九篇 儒家維護等級制嗎？ 122
第十篇 誰在愚民？ 136
第十一篇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真相 153
第十二篇 儒家是專制的幫凶嗎？ 169
第十三篇 性善論不利於民主嗎？ 184
第十四篇 重新審視民本與民主之關係 199
第十五篇 儒家反對變革嗎？ 213
第十六篇 義利之辨在辨什麼 229
第十七篇 儒家反市場嗎？ 250
第十八篇 儒家主張平均主義嗎？ 268
附錄 283
第一篇 走出概念牢籠，溫情對待傳統——與易中天先生商榷 283
第二篇 儒家憲政主義之源與流——敬答袁偉時老師 293
第三篇 雙重無知下的反傳統情緒——復張耀傑先生 306
第一篇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真義 001
第二篇 原“三綱” 014
第三篇 禮教“吃人”乎？ 030
第四篇 宗族就是公民社會組織 044
第五篇 原“德治” 059
第六篇 名教導致虛偽嗎？ 076
第七篇 儒家主張人治嗎？ 092
第八篇 儒家主張團隊精神嗎？ 106
第九篇 儒家維護等級制嗎？ 122
第十篇 誰在愚民？ 136
第十一篇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真相 153
第十二篇 儒家是專制的幫凶嗎？ 169
第十三篇 性善論不利於民主嗎？ 184
第十四篇 重新審視民本與民主之關係 199
第十五篇 儒家反對變革嗎？ 213
第十六篇 義利之辨在辨什麼 229
第十七篇 儒家反市場嗎？ 250
第十八篇 儒家主張平均主義嗎？ 268
附錄 283
第一篇 走出概念牢籠，溫情對待傳統——與易中天先生商榷 283
第二篇 儒家憲政主義之源與流——敬答袁偉時老師 293
第三篇 雙重無知下的反傳統情緒——復張耀傑先生 306
序言
本書的主題是重新發現儒家。
何以“重新”發現儒家？
當然是因為百多年來，關於儒家，一代又一代激進反傳統的知識分子造就了諸多誤解、曲解，也即迷思。這些誤解、曲解不僅支配著思想學術界，更通過大眾傳媒和現代教育體系，塑造青年學生的文化與歷史認知，進而塑造了普通民眾的文化與歷史認知。
據此，國人，尤其是接受過一定教育的精英人士普遍相信，儒家無助於中國的現代轉型。更有很多精英相信，儒家妨礙中國的現代轉型。溫和者據此而疏遠儒家，蔑視儒家，遺忘儒家。激進者更進一步，猛烈地抨擊儒家，必欲毀之而後快。此種破壞、毀棄，首先發生在知識分子占據的觀念、學術、教育等領域中，二十世紀中期則發展成為廣泛的社會、政治運動，進而深入到社會各個角落。由此，中國陷入學統、政通與道統的嚴重對立中。
經此百年批判、破壞，儒家已瀕臨滅絕，命若懸絲。然而，中國社會並未如全盤性反傳統知識分子所許諾的那樣，進入“美麗新世界”，反而比任何時候都糟糕：道德崩潰、人心焦慮、社會失衡、秩序解體。反過來看，同為中國文化沁潤，而未經激進反傳統衝擊的台灣、香港地區，反而順利地完成現代轉型，社會基礎性秩序亦比大陸好很多。
僅此一事實即足以促使人們重新認識儒家：重新認識儒家的現實意義，進而重新認識儒家的歷史意義，最後重新認識儒家本身。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看到了這一事實，或者說，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面對、承認這一事實，及由此事實所得出的結論。這不難理解。世界是什麼，在相當程度上是由看世界的人的眼睛決定的。百年來諸多流傳廣遠的關於儒家的誤解、曲解，已成為所謂的“常識”，在知識分子、在接受過一定教育的民眾中根深蒂固，習焉而不察其荒唐無據。
這樣的先入之見妨礙人們理性地面對中國歷史、中國文明與儒家。由此，人們也就無法理性地面對現實，以及更為合理地想像未來。相反，受先入之見支配的人們想像出種種離奇的解釋，逃避自己改變對儒家荒唐看法之情感、知識重負。比如，在傳統已蕩然無存之今日，面對現實的不合理，知識分子仍將其歸因於儒家。他們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竟然是更深入地反儒家、反傳統，儘管在他們身上，在他們所抨擊的人身上，已無絲毫儒家的影子。在今日，咎儒已成為一種推卸思考責任的思想習慣。
故此，打破百年來流傳廣泛的關於儒家的諸多“常識”，不僅具有思想史的正本清源意義，亦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它有助於中國人更理性地尋找解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的方案。
本書挑選百年來關於儒家流傳最為廣遠、最為嚴重妨礙人們準確認識儒家的十餘種誤解、曲解，逐一予以剖析，以此揭去幾代激進知識分子覆蓋於儒家之上的污泥爛水，重新發現一個真實的儒家，閃耀著優雅而高貴的智慧光輝的儒家。
為此，我會引用儒家古典文獻，追溯諸多迷思之脈絡，以闡明儒家相關概念、命題的真實或完整含義。經由這樣的工作，讀者當可發現，現代人對儒家的很多誤解、曲解，或者源於望文生義，或者出自斷章取義，或者來自對概念、命題所在文本、文獻思路、脈絡的不理解，或者出於對傳統中國治理架構的不理解。
然而略加分析亦可發現，現代人形成的關於儒家的種種迷思，又直接源於其對西方尤其是西方現代性的誤解、無知。過去一百年來，國人都是通過西方之鏡看待中國的，諸多關於儒家的迷思乃是中西思想、文化、制度扭曲性對比的產物。
受強大西方的刺激，十九世紀末，國人開始產生建立現代國家的意願。當時的士大夫、後來的知識分子開始系統地學習西方的思想與制度。他們看到中西之間巨大的差異，這差異對其產生極大的精神震撼。中西差異當然是客觀事實，精神震撼則讓他們對此事實做出扭曲反應：科學啊、民主啊，都是傳統中國所沒有的，故西方現代完全不同於中國。而中國應以這樣的現代價值、制度作為自己轉型的目標。以此現代性作為標準來衡量，中國當然全錯了。而儒家塑造了中國，那么，儒家也就全錯了。
然而現在看來，現代知識分子用以否定儒家、傳統治理的現代性標準，本來就是膚淺的或扭曲的。現代中國有這樣一個非常有趣的文化現象：對西方有深入理解的學人、法律人，在大眾輿論中通常沒有多大影響力，因為他們不善於以文學化語言討論公共問題。相反，最極端地反儒家、反傳統的知識分子，對西方的了解通常總是十分膚淺的。因為膚淺，他們總是傾向於誇大中西、古今之間的差異，從而形成激烈的反傳統的心態。同樣恰恰是因為思想、觀點之膚淺，他們在課堂和大眾媒體上可以擁有很多冬粉，他們以漫畫化的手法描述中西、古今之異，以文學化的筆法討論公共的文化與政治問題，更容易為學生、為中產階級讀者所接受——這就構成所謂“啟蒙”。啟蒙一定是通過簡化世界而展開的。當代中國人關於中西文化、古今價值不同乃至對立的認知，就是簡單化、漫畫化的。
舉個例子：百年來，啟蒙知識分子一直對公眾念叨說，西方是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以個人主義為倫理基礎。這樣的論斷既堂皇地出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學術著作中，也隨意地出現在網路辯論中。據此，知識分子對儒家做出判決：儒家是團隊精神的，因而是落後的、反現代的，應當拋棄。然而事實上，這樣的看法即便不是錯誤的，也是嚴重偏頗的，至少托克維爾、哈耶克這兩位在國內學界享有足夠影響力的西方思想人物，都明確抨擊啟蒙知識分子所奉以為西方現代之本的個人主義，並指出現代社會更深層次的倫理基礎。
大體而言，啟蒙知識分子較為嚴重之偏頗在於，長期以來受法德思想影響較深：知識分子之啟蒙觀念本身就是法國式、德國式的，唯理主義、科學主義與此密切相關。當然，過去三十年來，知識分子的目光轉向美國，但過多關注當代美國，由此所得之觀念，亦未必有助於理解現代性與古典性。
在這兩者之間，知識分子的認知是不全面的。基本上，啟蒙知識分子僅注意到現代性，也即從古到今之變易的部分，而忽略了變易的表面下不易的部分，也即古今保持連續性的部分。他們過分強調了中西之異，古今之別，但實際上，單靠現代性是不足以維持一個完整的現代社會秩序的。一個可運轉的現代秩序一定是連續性與斷裂性的綜合，是古典性與現代性的混合、合作、平衡。因此，構建現代秩序無須從根本上顛覆古典性，而是在古典性之外疊加一些現代性。當然，此一結構變化會對古典性構成一些挑戰，但兩者絕非全面地相互排斥、彼此替代的關係。英美兩國的現代轉型，都是如此。但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們拿純粹的現代性來衡量儒家，儒家當然一無可取。
因此，重新發現儒家，就不能不重新發現現代、重新發現西方現代社會秩序的基本構造。本書固然致力於重新發現儒家，但也在一定意義上投入重新發現西方現代社會秩序的事業，以此重新評估儒家，肯定儒家。
藉助於重新發現現代而重新發現儒家的結果是，儒家從其與現代性的對立關係中解脫出來。本書發現了一個與現代性大體兼容的儒家。儒家既不是現代知識分子所批評的那樣落後，也不是現代知識分子所遵奉的那種現代性。儒家常在兩者之間、之上，儒家持守中道。儒家呈現了社會秩序的常道，也因此，儒家具有永恆價值。儒家未必都是現代的，但儒家不會妨礙各種現代性制度的建立。儒家將支持基礎性社會秩序，並對最為根本的現代性制度提供支持。同時，儒家也會對某些現代性予以節制、約束，從而保持諸力量的平衡，維持文明的秩序。
此一發現的現實政策含義是，大陸完成現代轉型，與回歸儒家並不衝突，而是相輔相成的——當然，從中國文明自身演進的角度看，這一回歸也是必須的。中國必須接續道統，具體地說，就是接續和弘大儒家。由此可以復建君子群體，復建各種社會組織，從而復建社會基礎性秩序，進而構建合理的政治秩序。
當然，既然所有這些事業都是在開放環境中展開的，自當借用西方的價值、技術。但是，這既然是在中國展開的，則其復建與構建過程一定是“中體西學，資相循誘”，而“中體”必以儒家為本。重新認識儒家，意義重大。
本書形成於我正在從事的規模較大的研究計畫，即《華夏治理秩序史》的思考與寫作。該書旨在重寫中國歷史，探求華夏治理之道。初步計畫為五卷，目前已出版前兩卷：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海南出版社，2012年1月）。隨著寫作的展開，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中國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的歷史：孔子刪定六經，總結三代，以其中源遠流長的價值、觀念塑造了此後中國人的價值及中國最為重要的制度。因此，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之關鍵，就在於重新認識儒家。當代中國能否建立優良治理秩序，也取決於能否正確地認識儒家，從而正視儒家，進而回歸儒家。本書正是在這一認知的驅動下完成的。
目前看，重新發現儒家的研究將分兩部分：眼前這本書針對百年來形成的對於儒家之種種誤解、曲解，逐一為儒家辯誣。我已在寫作另一本書，重述孔子以來儒者之故事，以呈現儒家另一面貌。未來在這方面也許還會繼續寫作。
書後另附2011年我與三位師友之論辯文章。這三次論辯對我寫作本書有過鞭策作用。
我試圖發現自己心目中真實的儒家，不敢指望人們全部認可。我的看法未嘗不是另外一種偏見。但我仍寫下這些篇章，因為我有一個渺小的希望：經過百年風雨，知識分子該有一點面向儒家、面向中國歷史之真相的智慧，以及最為重要的，反思百年認知錯誤之勇氣。面對儒家，知識分子當然不必人人做到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開篇所說的“溫情與敬意”，但至少，他們當摒除已被證明荒唐的偏見。
我也希望讀者諸君在閱讀本書時，暫時放下成見，以平實、理性的態度看看我說的是否有道理。是的，讓我們都以敬慎、謙卑之心面向“道”和“理”吧。
何以“重新”發現儒家？
當然是因為百多年來，關於儒家，一代又一代激進反傳統的知識分子造就了諸多誤解、曲解，也即迷思。這些誤解、曲解不僅支配著思想學術界，更通過大眾傳媒和現代教育體系，塑造青年學生的文化與歷史認知，進而塑造了普通民眾的文化與歷史認知。
據此，國人，尤其是接受過一定教育的精英人士普遍相信，儒家無助於中國的現代轉型。更有很多精英相信，儒家妨礙中國的現代轉型。溫和者據此而疏遠儒家，蔑視儒家，遺忘儒家。激進者更進一步，猛烈地抨擊儒家，必欲毀之而後快。此種破壞、毀棄，首先發生在知識分子占據的觀念、學術、教育等領域中，二十世紀中期則發展成為廣泛的社會、政治運動，進而深入到社會各個角落。由此，中國陷入學統、政通與道統的嚴重對立中。
經此百年批判、破壞，儒家已瀕臨滅絕，命若懸絲。然而，中國社會並未如全盤性反傳統知識分子所許諾的那樣，進入“美麗新世界”，反而比任何時候都糟糕：道德崩潰、人心焦慮、社會失衡、秩序解體。反過來看，同為中國文化沁潤，而未經激進反傳統衝擊的台灣、香港地區，反而順利地完成現代轉型，社會基礎性秩序亦比大陸好很多。
僅此一事實即足以促使人們重新認識儒家：重新認識儒家的現實意義，進而重新認識儒家的歷史意義，最後重新認識儒家本身。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看到了這一事實，或者說，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面對、承認這一事實，及由此事實所得出的結論。這不難理解。世界是什麼，在相當程度上是由看世界的人的眼睛決定的。百年來諸多流傳廣遠的關於儒家的誤解、曲解，已成為所謂的“常識”，在知識分子、在接受過一定教育的民眾中根深蒂固，習焉而不察其荒唐無據。
這樣的先入之見妨礙人們理性地面對中國歷史、中國文明與儒家。由此，人們也就無法理性地面對現實，以及更為合理地想像未來。相反，受先入之見支配的人們想像出種種離奇的解釋，逃避自己改變對儒家荒唐看法之情感、知識重負。比如，在傳統已蕩然無存之今日，面對現實的不合理，知識分子仍將其歸因於儒家。他們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竟然是更深入地反儒家、反傳統，儘管在他們身上，在他們所抨擊的人身上，已無絲毫儒家的影子。在今日，咎儒已成為一種推卸思考責任的思想習慣。
故此，打破百年來流傳廣泛的關於儒家的諸多“常識”，不僅具有思想史的正本清源意義，亦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它有助於中國人更理性地尋找解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的方案。
本書挑選百年來關於儒家流傳最為廣遠、最為嚴重妨礙人們準確認識儒家的十餘種誤解、曲解，逐一予以剖析，以此揭去幾代激進知識分子覆蓋於儒家之上的污泥爛水，重新發現一個真實的儒家，閃耀著優雅而高貴的智慧光輝的儒家。
為此，我會引用儒家古典文獻，追溯諸多迷思之脈絡，以闡明儒家相關概念、命題的真實或完整含義。經由這樣的工作，讀者當可發現，現代人對儒家的很多誤解、曲解，或者源於望文生義，或者出自斷章取義，或者來自對概念、命題所在文本、文獻思路、脈絡的不理解，或者出於對傳統中國治理架構的不理解。
然而略加分析亦可發現，現代人形成的關於儒家的種種迷思，又直接源於其對西方尤其是西方現代性的誤解、無知。過去一百年來，國人都是通過西方之鏡看待中國的，諸多關於儒家的迷思乃是中西思想、文化、制度扭曲性對比的產物。
受強大西方的刺激，十九世紀末，國人開始產生建立現代國家的意願。當時的士大夫、後來的知識分子開始系統地學習西方的思想與制度。他們看到中西之間巨大的差異，這差異對其產生極大的精神震撼。中西差異當然是客觀事實，精神震撼則讓他們對此事實做出扭曲反應：科學啊、民主啊，都是傳統中國所沒有的，故西方現代完全不同於中國。而中國應以這樣的現代價值、制度作為自己轉型的目標。以此現代性作為標準來衡量，中國當然全錯了。而儒家塑造了中國，那么，儒家也就全錯了。
然而現在看來，現代知識分子用以否定儒家、傳統治理的現代性標準，本來就是膚淺的或扭曲的。現代中國有這樣一個非常有趣的文化現象：對西方有深入理解的學人、法律人，在大眾輿論中通常沒有多大影響力，因為他們不善於以文學化語言討論公共問題。相反，最極端地反儒家、反傳統的知識分子，對西方的了解通常總是十分膚淺的。因為膚淺，他們總是傾向於誇大中西、古今之間的差異，從而形成激烈的反傳統的心態。同樣恰恰是因為思想、觀點之膚淺，他們在課堂和大眾媒體上可以擁有很多冬粉，他們以漫畫化的手法描述中西、古今之異，以文學化的筆法討論公共的文化與政治問題，更容易為學生、為中產階級讀者所接受——這就構成所謂“啟蒙”。啟蒙一定是通過簡化世界而展開的。當代中國人關於中西文化、古今價值不同乃至對立的認知，就是簡單化、漫畫化的。
舉個例子：百年來，啟蒙知識分子一直對公眾念叨說，西方是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以個人主義為倫理基礎。這樣的論斷既堂皇地出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學術著作中，也隨意地出現在網路辯論中。據此，知識分子對儒家做出判決：儒家是團隊精神的，因而是落後的、反現代的，應當拋棄。然而事實上，這樣的看法即便不是錯誤的，也是嚴重偏頗的，至少托克維爾、哈耶克這兩位在國內學界享有足夠影響力的西方思想人物，都明確抨擊啟蒙知識分子所奉以為西方現代之本的個人主義，並指出現代社會更深層次的倫理基礎。
大體而言，啟蒙知識分子較為嚴重之偏頗在於，長期以來受法德思想影響較深：知識分子之啟蒙觀念本身就是法國式、德國式的，唯理主義、科學主義與此密切相關。當然，過去三十年來，知識分子的目光轉向美國，但過多關注當代美國，由此所得之觀念，亦未必有助於理解現代性與古典性。
在這兩者之間，知識分子的認知是不全面的。基本上，啟蒙知識分子僅注意到現代性，也即從古到今之變易的部分，而忽略了變易的表面下不易的部分，也即古今保持連續性的部分。他們過分強調了中西之異，古今之別，但實際上，單靠現代性是不足以維持一個完整的現代社會秩序的。一個可運轉的現代秩序一定是連續性與斷裂性的綜合，是古典性與現代性的混合、合作、平衡。因此，構建現代秩序無須從根本上顛覆古典性，而是在古典性之外疊加一些現代性。當然，此一結構變化會對古典性構成一些挑戰，但兩者絕非全面地相互排斥、彼此替代的關係。英美兩國的現代轉型，都是如此。但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們拿純粹的現代性來衡量儒家，儒家當然一無可取。
因此，重新發現儒家，就不能不重新發現現代、重新發現西方現代社會秩序的基本構造。本書固然致力於重新發現儒家，但也在一定意義上投入重新發現西方現代社會秩序的事業，以此重新評估儒家，肯定儒家。
藉助於重新發現現代而重新發現儒家的結果是，儒家從其與現代性的對立關係中解脫出來。本書發現了一個與現代性大體兼容的儒家。儒家既不是現代知識分子所批評的那樣落後，也不是現代知識分子所遵奉的那種現代性。儒家常在兩者之間、之上，儒家持守中道。儒家呈現了社會秩序的常道，也因此，儒家具有永恆價值。儒家未必都是現代的，但儒家不會妨礙各種現代性制度的建立。儒家將支持基礎性社會秩序，並對最為根本的現代性制度提供支持。同時，儒家也會對某些現代性予以節制、約束，從而保持諸力量的平衡，維持文明的秩序。
此一發現的現實政策含義是，大陸完成現代轉型，與回歸儒家並不衝突，而是相輔相成的——當然，從中國文明自身演進的角度看，這一回歸也是必須的。中國必須接續道統，具體地說，就是接續和弘大儒家。由此可以復建君子群體，復建各種社會組織，從而復建社會基礎性秩序，進而構建合理的政治秩序。
當然，既然所有這些事業都是在開放環境中展開的，自當借用西方的價值、技術。但是，這既然是在中國展開的，則其復建與構建過程一定是“中體西學，資相循誘”，而“中體”必以儒家為本。重新認識儒家，意義重大。
本書形成於我正在從事的規模較大的研究計畫，即《華夏治理秩序史》的思考與寫作。該書旨在重寫中國歷史，探求華夏治理之道。初步計畫為五卷，目前已出版前兩卷：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海南出版社，2012年1月）。隨著寫作的展開，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中國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的歷史：孔子刪定六經，總結三代，以其中源遠流長的價值、觀念塑造了此後中國人的價值及中國最為重要的制度。因此，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之關鍵，就在於重新認識儒家。當代中國能否建立優良治理秩序，也取決於能否正確地認識儒家，從而正視儒家，進而回歸儒家。本書正是在這一認知的驅動下完成的。
目前看，重新發現儒家的研究將分兩部分：眼前這本書針對百年來形成的對於儒家之種種誤解、曲解，逐一為儒家辯誣。我已在寫作另一本書，重述孔子以來儒者之故事，以呈現儒家另一面貌。未來在這方面也許還會繼續寫作。
書後另附2011年我與三位師友之論辯文章。這三次論辯對我寫作本書有過鞭策作用。
我試圖發現自己心目中真實的儒家，不敢指望人們全部認可。我的看法未嘗不是另外一種偏見。但我仍寫下這些篇章，因為我有一個渺小的希望：經過百年風雨，知識分子該有一點面向儒家、面向中國歷史之真相的智慧，以及最為重要的，反思百年認知錯誤之勇氣。面對儒家，知識分子當然不必人人做到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開篇所說的“溫情與敬意”，但至少，他們當摒除已被證明荒唐的偏見。
我也希望讀者諸君在閱讀本書時，暫時放下成見，以平實、理性的態度看看我說的是否有道理。是的，讓我們都以敬慎、謙卑之心面向“道”和“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