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號巡洋艦

重慶號巡洋艦

重慶號輕巡洋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為賠償在香港被日軍擊沉的4艘民國海軍炮艇而送給中國政府的一艘著名軍艦。是林仙級輕巡洋艦的4號艦,原名Aurora號。以往許多書籍,經常翻譯成“震旦”號(又譯“曙光女神”)。

1948年5月26日“重慶”號與英國租借給中華民國的“靈甫”號驅逐艦 (原名HMS Mendip) 從朴次茅斯港啟程,1948年7月28日抵達香港,停泊期間“重慶”號官兵放假上岸發生了20餘名水兵逃亡未歸的事件。1948年8月“重慶”號回國,當時是中華民國海軍最大的戰艦。在國共內戰中曾到葫蘆島附近海面支援為援救錦州的作戰,用艦炮轟擊在塔山的解放軍阻擊陣地。

1949年2月25日時,重慶艦上的部分官兵形成的秘密組織發動起義,艦長鄧兆祥率領574名官兵在上海吳淞口易幟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向北駛向解放軍控制的山東煙臺。2月26日晨到達煙臺。由於艦長等高級軍官被帶離,出於恐懼國民政府派出飛機轟炸,重慶艦上官兵短暫發生秩序混亂。3月4日重慶號開往葫蘆島,並遭受被國民政府調動由青島起飛的轟炸機多日連續轟炸,有多處被命中,軍艦艉部受損,3月20日1時,自沉在葫蘆島港內。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重慶號巡洋艦
  • 英文名稱:RCS Chung King
  • 定型時間:1937年11月12日
  • 國家:英國、中國
  • 製造廠:英國朴茨茅斯造船廠
發展沿革,歷史背景,歷史珍聞,技術特點,性能數據,服役事件,總體評價,

發展沿革

歷史背景

1948年5月19日
英國政府為抵償香港英國當局代為保管中丟失的中國6艘港灣巡邏艇將Aurora號移交國民黨政府,遂改名“重慶號”。經近3個月的航行,在8月回國,停泊上海,準備參加內戰。
重慶號巡洋艦重慶號巡洋艦
“重慶號”是國民黨海軍中最大最強的主力戰艦,被視為“王牌”軍艦,不僅軍政要員登艦參觀,連蔣介石都在艦上召開東北戰區國民黨高級將領會議。
10月10日
“重慶號”在國民黨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親自指揮下,用艦炮從葫蘆島向解放軍占領的塔山、高橋陣地猛烈轟擊,“重慶號”被推上內戰的第一線。國民黨政府將重慶號當成阻止解放軍南下渡江作戰的江上武庫。
在艦上服役的近600名官兵,都是1946年初冬前,抱著建設中國強大海軍志願,前往英國受訓2年後,1948年8月跟艦歸來的。艦上的一些愛國青年,在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形勢的推動下,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策動和中共政策的感召下,通過潛伏在“重慶號”上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官兵的秘密串聯,相互聯絡,逐步形成兩個大的秘密組織:一個是以王頤楨、畢重遠、陳鴻源、武定國、洪進先、張啟鈺等27名士兵組成的“重慶艦士兵解放委員會”(簡稱“解委會”),其中畢重遠是中共南京市委的地下黨員,張啟鈺是中共四川省眉山縣的地下黨員(與組織失去聯繫);另一個是以曾祥福、莫香傳、蔣樹德、王繼挺等16人組成的起義組織,其中曾祥福、莫香傳、蔣樹德、鄭光模、王淇是基層軍官。這兩個起義組織分別按照各自的計畫平行活動,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互相缺乏信任一直沒有建立橫向聯繫。
重慶號巡洋艦重慶號巡洋艦
“重慶號”回國時,正是戰略決戰的前夕。中共南京市委派陳良與畢重遠取得聯繫,指示他採取各種方式,把進步士兵團結起來,遇有時機,就可以組織起義;曾祥福、莫香傳等組成的起義組織,與中共南京市負責策反的市委書記陳修良及史永取得聯繫,後來因“重慶號”常駐上海,為聯繫方便,南京市將關係轉到中共上海局領導。起義準備工作進展很快。中共上海局還通過各種渠道,對“重慶號”艦長鄧兆祥和官兵進行策反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
1949年2月17日
“重慶號”從高昌廟啟航開到吳淞口,突然拋錨停下,根據種種跡象判斷,可能要逆長江而上,配合江陰海防第二艦隊,阻止解放軍渡江。如果軍艦駛進長江,因江面狹窄掉頭困難,又被江陰和吳淞口兩地炮火威脅,處境將會對起義十分不利。“解委會”當機立斷,改變原來海上航行中起義的計畫,決定在停泊中起義。
2月25日
凌晨1時30分,在“解委會”的集體領導和組織下發動了起義。王洛切斷電話電源,洪進先關閉、控制了所有無線電台,畢重遠和於家欣誘引上甲板哨兵和司令走廊的值更士兵至雷達室繳了械,迅速打開槍架和彈要櫃的鎖,武裝了全體“解委會”成員。接著,“解委會”成員立即按照分工到達各自指定位置,行動組分艙逐段地拘禁了所有軍官和上士,王頤楨並馬上通知另一起義組織的王繼挺,由他叫醒其起義組織的人員一同參加了起義。“解委會”作了最壞的準備,分工陳鴻源、周正負責炸艦任務。陳鴻源將三四十發4英寸炮彈壘在彈藥庫走道上,引信露在外面,如果起義失敗,引爆彈藥庫,炸沉軍艦,。
重慶號巡洋艦重慶號巡洋艦
“重慶號”艦長鄧兆祥,兩次赴英留學,是一個正直愛國的老海軍軍官。
“解委會”希望鄧艦長深明大義,和士兵們一同起義,由他領航開船。鄧艦長在事先不知道艦上醞釀起義之事的情況下,考慮到“重慶號”的命運和艦上幾百名官兵的生命安全,毅然加入了起義的行列。親自製定航線,下令開航,指揮航行。25日凌晨5時45分,“重慶號”正式開航,快速順利地駛出航道複雜的長江口,轉向北上,以24節的航速駛向解放區煙臺港
25日早晨
“解委會”發布了《重慶軍艦起義告全體同學書》和《重慶軍艦起義告海員同志及技工同志書》。王頤楨通過艦上廣播向全艦宣告軍艦已經起義,動員全體艦員擁護起義,號召大家:“為了四萬萬人民的解放,為了促進幸福的新中國的迅速到來,為了下一代子孫的生存,我們必須反對四大家族,將他們交給我們的武器,把他們消滅掉!”
2月26日
清晨,“重慶號”經過25小時的持續航行,行程520海里,勝利到達山東解放區煙臺港,受到煙臺市軍政機關領導人的熱烈歡迎。3月24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給鄧兆祥艦長和全體官兵發了慰勉電,熱烈祝賀他們英勇起義,指出:“中國人民必須建設自己強大的國防,除了陸軍,還必須建設自己的空軍和海軍,而你們就將是參加中國人民海軍建設的先鋒。”
船塢中修復的重慶號船塢中修復的重慶號
其他
“重慶號”的起義,粉碎了國民黨調艦入江,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的企圖。為此,蔣介石撤掉了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職務,3月18、19兩日,派出B-24轟炸機對“重慶號”連續轟炸,艦上官兵進行了英勇還擊,“重慶號”艦體嚴重受傷,6名士兵壯烈犧牲,近20人受傷。根據中共中央保全“重慶號”的指示,拆除艦上重要設備,3月20日打開海底閘門自沉葫蘆島,5月,中央決定以重慶艦起義官兵為基礎成立了新中國第一所人民海軍學校——安東(今丹東)海軍學校,鄧兆祥艦長任校長。1951年6月4日,“重慶號”被打撈後並未修復,因為當時蘇聯專家認為修復幾乎不可能。在那個以蘇聯專家為聖經的年代,導致“重慶號”沒有被修復,後改成水上倉庫使用。
1950年2月,國家成立“重慶”艦打撈委員會,配合蘇聯特遣小組開展工作。經過周密準備,打撈工程1951年4月28日正式開始。5月16日,“重慶”艦出水。6月19日,軍艦被拖至大連船渠工廠(今大連造船廠),23日進北塢。23日,船廠總廠長葛夫利洛夫(蘇聯人)、副總廠長程辛、海軍修造部部長林真以及朱軍、鄧兆祥等9人組成的委員會簽署了“塢內檢查議定書”。初步檢查表明,艦體合格;1部透平機齒輪聯動機(共4部)已損傷;鍋爐顯見無損傷;電氣設備、全部儀器、光學器材、通訊器材已不適用;主炮部分可修;高射炮需要更換。顯然,沉沒兩年之後,要恢復“重慶”艦的戰鬥力並變成現代化,是一項艱巨而浩繁的系統工程。月1日,在大連修養的周恩來總理來廠視察,指示要恢復巡洋艦的戰鬥力,準備解放台灣。
艦名銅牌艦名銅牌

15日,周恩來致電蘇聯政府,請派遣一個專家組來華,對“重慶”號作進一步檢查並提出修復報告。10月,以普斯汀柴夫為首的蘇聯專家組到達大連,對“重慶”號進行第一次勘驗,提出《關於修復“重慶”號的報告》,認定該艦可以修復,如果完成了所需修復工程,“重慶”艦雖不算是最新式的巡洋艦,但也不是落後的。如果配合其他現代驅逐艦行動,肯定可以執行現代巡洋艦的使命。報告認為,修復工作約需3年時間,國外定貨約需5千萬盧布,國內修理費約需1800億元(舊幣)。
1953年9月,海軍向中央報告,根據兩年來對“重慶”號進行保養、檢驗工作的情況,證明1951年對該艦進行勘驗的結論是正確的。主要包括:艦殼和各種管系,各艙室設備,除所需鋼材需向國外定貨外,國內可以擔任徹底修復任務;機械方面雖腐蝕嚴重,但在蘇聯幫助下,定製部分主要機件及特殊鋼材(如減速齒輪、尾軸、透平葉片材料等),利用國內工廠條件,也可修復接近原有性能;後主炮復修困難葉已解決,在蘇聯庫存英美物資中尚有同型火炮和彈藥,可以配給該艦。在這樣的情況下,建議將其恢復成戰鬥巡洋艦,而不是曾有人提議的訓練艦。
10月初,毛澤東、周恩來對海軍的報告批示:請李富春批交第一機械工業部黃敬部長辦理,蘇聯專家組即將來華研究修復計畫,1954年將實施設計及準備修復計畫,訂貨及修理用款將在1955年開始支付。 12月至次年春天,以米哈依洛夫為首的蘇聯專家組來華,再次對“重慶”號艦的修復作調查勘驗。在分析研究了所收集的全部資料後,蘇聯列寧格勒設計局認為,全部修復“重慶”號原有武器裝置是困難的。最好的方案是利用現有艦體進行全部改裝。初步方案是:安裝2部透平機,航速30節,4座雙聯裝130mm 主炮,8座57mm雙聯裝高平兩用炮,採用現代化的通訊、航海及槍炮指揮儀,改裝經費約2億盧布,時間約4-5年。
側翻在葫蘆島港的重慶號側翻在葫蘆島港的重慶號

根據這個結論,海軍在1954年11月向總參提出“重慶”艦暫不修復的報告。年底,中央軍委批覆“重慶”艦暫緩修復,將艦體進行保養,等第二個五年計畫本國工業有了一定基礎時,再進行修復工作。 1957年4月,海軍向總參和軍委建議,將“重慶”艦做報廢處理。理由是保養艦體需36人,每年需15萬元保養費,長此以往是很大的浪費。在今後發生原子戰爭及我國戰略上積極防禦的方針下,1艘巡洋艦很難發揮其作用。尤其需要足夠的驅逐艦和航空兵掩護,否則不能完成任何作戰任務。同時,修復該艦約需1億元,若以此經費造艦,可以建成8艘潛艇或50艘魚雷艇,其作用遠遠超過1艘巡洋艦。如不打算修復該艦,其艦體就無保存的必要,可將海軍適用的鋼板和某些管子拆下來作為修船的材料,其餘部分移交國家處理。 5月7日,因“重慶”艦技術性能不合時代要求以及技術狀態損壞嚴重,總參批准不再修復作為軍艦使用,其艦體如能改修為商船即撥交交通部,否則即作報廢處理。海軍對“重慶”艦的物資進行了兩次處理。其中2部主機以32萬元處理給浙江省電業廳駐滬辦事處;4台鍋爐以7.2萬元的總價,分別處理給天津供銷合作社、湖北省商業廳生產資料經營管理處和河南省某工業廳。
火炮交軍事院校作教具。1959年10月27日,海軍將“重慶”艦艦體無償調撥給交通部上海海運局代管的航務工程總局打撈工程局(簡稱上海打撈局),打撈局用拖輪將船拉回上海。 1960年,上海打撈局擬將上年6月從原江陰封鎖線中打撈起來的“海容”號巡洋艦主機設備修復後裝入“重慶”艦,並加裝必要的救護打撈設備,成為一艘海洋打撈救護工作船。估計改裝費用300萬元。後因中央“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等原因,改裝工程在停頓狀態。 1964年,天津641工程指揮部成立(今渤海石油公司),“重慶”艦艦體調撥給該指揮部作為海上住宿生活船。後來,艦體被拆解作廢鋼處理。一代名艦,就這樣消失,僅在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還保留著它的和船鐘。重慶艦最後命運如下;火炮、儀器、雷達部份做為海軍學校的教具,部份交給蘇聯作為打撈費用,汽輪主機給了發電廠,剩下的空船殼1959年十一月拖到上海交給上海打撈局做為水上倉庫,命名“黃河”;1964年又撥給天津渤海石油公司做為海上鑽油平台的宿舍船並改名為“北京”,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才解體。)

歷史珍聞

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撕毀國共停戰協定,向人民解放區瘋狂發起進攻。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黨重申:要加強國民黨統治區內民眾鬥爭的領導;加強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工作。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民眾鬥爭的發展,1947年毛澤東指出:和全國人民為敵的蔣介石政府,發現它自己處在全民的包圍中。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人民解放戰爭是第一條戰線,在國民黨統治區,由於學生運動的高漲,促進人民民眾革命運動的高漲,形成了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的統一戰線,這是第二條戰線。
返回途經新加坡的重慶號返回途經新加坡的重慶號
在這種有利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又在黨內發出指示:“國統區的情報工作的重點應轉為全面搞策反抓實力。”原中央南方局和後來的中央上海局及它領導下的有關黨委和民主人士,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對國民黨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員及陸、海、空軍的愛國官兵作了大量的工作。“重慶號”的光榮起義,就是上海局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的產物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贈送給國民黨政府一批軍艦,“重慶號”巡洋艦是最大的一艘(排水量7500噸)。為了接收英國贈送的軍艦,國民黨海軍部事先三次招收大、中學生去英國受訓。1948年5月26日,“重慶號”巡洋艦由艦長鄧兆祥率領從英國朴茨茅斯港啟程,航行一萬餘海里,8月20日駛抵上海。由於內戰緊張,是年10月國民黨海軍部部長桂永清即命重慶艦到葫蘆島參加遼東戰役,蔣介石曾親自在這艘軍艦上召見將領指揮遼東戰役。不久該艦又駛回上海。
“重慶號”軍艦上有從英國訓練回國的士兵三百餘人。他們在英國受訓時受到歧視和欺侮,回國後,看到國民黨的腐敗無能,物價高漲,部分軍官和士兵生活十分艱苦,他們感到極大的失望、不滿、苦悶和彷徨,許多士兵另謀了出路。在軍官中由於國民黨海軍一向存在著派系之爭,不少人受到排擠。艦長鄧兆祥等人系福建馬尾系海軍人員,也受到桂永清的排擠。桂永清派了他的親信海軍青島系牟秉劍為副艦長,監視鄧兆祥和別的官兵,並準備在適當的時候讓牟接替鄧兆祥艦長的職務。這些情況無疑是對重慶號進行策反的有利條件。
“重慶號”火炮“重慶號”火炮
早在英國贈送的軍艦還未回中國前,中共中央南京局董必武就通過民主人士何燧找到國民黨海軍部參謀長、駐滬辦事處主任周應聰(1985年去世,去世前任國務院參事),請周應聰做國民黨海軍江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和鄧兆祥的策反工作。林遵、鄧兆祥同意在時機成熟時起義。1947年3月董必武撤回延安前,將周應聰對鄧兆祥的策反情況告知了原在中共中央華中分局任城工部部長,後來在上海局工作的沙文漢。沙文漢派王亞文(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同周應聰建立經常的聯繫。
 遼東戰役後,重慶艦內三個少尉軍官曾祥福、莫香傳、蔣樹德私下商議準備發動起義。蔣樹德從已被“伏波號”軍艦開除的少尉軍官王淇處得知他弟弟金陵大學學生王毅剛,可能是共產黨員,即通過他找到中共南京市委。當時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約定地點和時間將這個關係交給我(我當時在南京負責策反工作),要我同王淇談話。我向王淇了解了“重慶號”軍艦情況後,要他去上海秘密組織起義小組。一星期後王淇回來說已經有幾個人組成了起義小組(實際上曾祥福等三個少尉軍官已組成了小組)。由於“重慶號”軍艦停泊在上海,我向陳修良建議把這個關係交給上海局,陳同意由她轉去。以後王淇又來找過我兩次,提出“重慶號”起義要有陸上幫助等建議,我要他同上海的同志商量。
曾祥福、莫香傳兩人在“重慶號”起義前,因比較活躍,被當局調離“重慶號”,派往江防第二艦隊工作。但他們未去報到,仍在岸上同王淇一起在上海局策反委員會領導下策劃“重慶號”的起義工作。艦上工作改由海軍少尉蔣樹德和士兵王繼挺領導。起義前他們已發展志願參加起義的官兵21人,其中少尉軍官3人。
何友恪,國民黨海軍駐滬辦事處參謀,也是1945年被國民黨海軍派往英國接收“重慶號”軍艦的工作人員之一。是中共南京方面爭取過來的,後來也是陳修良將這個關係轉給上海方面,上海局讓策反委員會委員王錫珍的助手林誠負責與其聯絡。何友恪先後爭取了少校航海官陳宗孟(建國後曾任唐山市園林局局長)、少尉雷達官張敬榮,陳、張二人在軍官中又策動中校陳景文、少校劉淵、少校魚雷官周方先等醞釀起義。  王錫珍和他的助手林誠還通過國民黨“靈甫號”軍艦(也是英國贈送,原名HMS Mendip)的士兵尚鐳(曾任北京市建築工程學院電機系主任、副教授,靈甫號士兵起義後入黨)和“重慶號”離艦的士兵邊矢正(事後入黨)對“重慶號”士兵李鐵羽作策反工作。李鐵羽又同主動要求起義的王頤楨(起義後入黨)聯繫。尚鐳還通過國民黨海軍司令部少尉李夢華對“重慶號”士兵武定國進行策反,因李與武定國曾是汪偽陸軍軍官學校的同學,又是同鄉和拜把兄弟,往來密切。
中共地下黨上海市委領導下的中共大場區委,通過黨員趙邁(原名趙敖遠)、黃炎(原名黃躍宗),以抗日時期的南京汪偽陸軍軍官學校的同學身份和東北、華北的同鄉身份,對“重慶號”的士兵武定國、劉懋忠、孫國楨、趙振亞、郭書貴(原名郭漢衛)、賀志、趙宗斌等進行了策反工作。比較難得的是這批人中從汪偽陸軍學校出身的人都有陸戰經驗。
重慶號停泊在葫蘆島港重慶號停泊在葫蘆島港
“重慶號”巡洋艦艦長鄧兆祥“重慶號”巡洋艦艦長鄧兆祥
中共上海市委江南造船廠黨組織派技工張興昌(當時已是中共黨員)於1948年打入“重慶號”為水手。張興昌在鍋爐房工作。江南造船廠黨組織給他的任務是配合解放上海,有條件時策動軍艦起義,或將它炸掉。張興昌一邊在艦上了解士兵的思想情況,一邊啟發水手們的覺悟,同時,向組織匯報軍艦的設備、性能和人員等各方面的情況。起義時,他積極團結水手在輪機艙協助起義工作。
1949年初,上海局作出正式決定:“重慶號”軍艦的策反工作由上海局策反委員會領導。上海局副書記劉長勝、策反委員會書記張執一、沙文漢參與其事,策反委員會委員王錫珍具體領導,林誠協助。
隨後,在武定國的建議下,王頤楨等秘密組織了“‘重慶號’巡洋艦士兵解放委員會”,共27人。其中包含秘密共產黨員張啟鈺、畢重遠兩人。
張啟鈺,原中共南方局系統的黨員,1938年10月在重慶入黨,曾擔任中共郿縣縣委書記,1942年奉上級指示緊急轉移,後與上級組織失掉了聯繫,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恢復黨的組織關係。他在失掉組織關係後考入國民黨海軍留英訓練班。鄭伯克(曾任中央組織部顧問)那時是雲南省委書記,也屬上海局領導,曾派人與張聯繫過。但有關張啟鈺已被分配在重慶艦和參加起義的事,是在1983年後才查到的。張啟鈺本著黨員立場在重慶艦上參與了起義工作。他同蔣樹德、王繼挺有聯繫,在起義民眾里有一定威信。他是發動“重慶號”起義的骨幹之一。
畢重遠,是中共南京市委領導下的黨員。他在1948年8月隨重慶艦回國時,曾到南京同當時南京市委負責警察工作的陳良有過一次談話。但陳良沒有將畢重遠的關係交給市委書記陳修良,所以上海局不知道有一個黨員畢重遠在艦上。畢重遠以為在重慶艦內只有他一個地下黨員,便本著黨員立場單獨發揮作用的想法,參加了王頤楨、武定國等發起的“士兵解放委員會”,起義中也起了骨幹作用。  此外,上海市民盟有一位成員叫林紹禹,是“重慶號”軍需官,他也想策動起義。他主要同武定國聯繫。
在起義前夕,林紹禹將軍艦上來了兩個領港人,很可能即將開往江陰的情報告訴了武定國。由於“重慶號”提前起義時,適林紹禹上岸回家,趕回港口時已無法上艦,遭到國民黨拘捕犧牲。
另外,在上海中央情報部門工作的何以端所遺留的自傳中,記著他曾做“重慶號”軍艦起義工作的事。但他已去世,無從查到他對哪些人做了工作。
在策反期間按照地下工作原則與紀律,採取了單線聯繫分頭進行的原則。重慶艦內雖然有3個黨員,但在起義前他們互不知道,當然不可能建立起黨的起義組織,工作中只是各自秘密地串連,互相交叉發展起義人員。3個黨員在起義中都起到了各自在不同崗位上的作用。可是在1980年至1981年有的報刊上,記者們說重慶艦上僅有一個黨員下士畢重遠,並把黨的領導,錯誤地把功勞劃歸黨員個人的領導,這就不符合黨領導的原則和起義的實際情況了。
1948年“重慶號”巡洋艦經新加坡回國途中1948年“重慶號”巡洋艦經新加坡回國途中
這樣,經過上海局和所屬上海、南京市委等的努力,在起義之前,“重慶號”巡洋艦已有準備起義的軍官:上校艦長鄧兆祥、少校陳宗孟、張景榮、周方先、中校陳景文、少尉曾祥福、莫香傳、蔣樹德、林紹禹等9人。士兵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人已組織成“士兵解放委員會”,他們是王頤楨、武定國、李鐵羽、張啟鈺、畢重遠、趙嘉堂、洪進先等,有27人;另一部分人是由艦上軍官蔣樹德(已列入軍官項內)、士兵王繼挺領導發展的楊繼和、李明陽、盧賢舉、吳楚波、朱屏藩、劉耀俊、方崑山、宋剛等18人,還有鍋爐房技工張興昌。這就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了。
但他們是在國民黨的軍艦上,有副艦長牟秉劍為首的特務監視,軍官之間和士兵之間,雖然可以互相串連,但只能在小範圍內互相串連,即使“士兵解放委員會”,也是分幾個系統聯繫的。兩部分準備起義的士兵各有起義計畫。好在蔣樹德為爭取洪進先,將他領導的起義人員等情況告訴了洪,所以王頤楨等士兵解放委員會的幾個骨幹比較了解蔣樹德、王繼挺他們準備起義人員情況,但蔣樹德他們卻不知道另有士兵解放委員會這個組織,對其情況更所知有限。但這兩部分士兵事先總算有了一定的聯繫,對起義是有利的,特別是地下黨對官兵多方面做了工作,形成了只要時機成熟就能一呼百應的形勢。
1949年2月間,曾祥福、莫香傳、王淇、蔣樹德、王繼挺等再次研究了起義問題,他們決定3月起義,並將計畫報告了王錫珍。
另一部分士兵即“士兵解放委員會”的成員也進行了秘密串聯,但他們提出起義必須堅持“士兵路線”,這與黨的政策不符。早在1944年周恩來在總結有關白軍工作問題時就指出:“把白軍工作完全放在士兵當中也是一個偏向……中國僱傭軍隊的特點,軍官在軍隊中有很大作用的。”在軍艦上,指揮作戰和航行都是軍官的職能。當然,在當時的條件下,許多準備起義的士兵是不了解這一原則的,特別是士兵解放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那兩個黨員都不了解。在起義時他們推舉王頤楨、武定國為總聯絡人,在駕駛台負責全艦總的聯絡工作。李鐵羽事先還上岸向尚鐳報告,但因聯繫不方便,沒來得及上報王錫珍
1949年2月20日以後,兩部分起義人員都認為已到了可以起義的時候了,士兵解放委員會主要成員在“二八一雷達室”多次開會,決定25日晨起義。王繼挺聽到他們將發動起義的訊息,便通過李鐵羽約王頤楨談話,兩人商談合作發動起義問題,王繼挺提出要王頤楨他們改定2月26日夜發動起義,王頤楨同意了。將起義時間推遲一天,是因為王繼挺要從吳淞口上岸向上海地下黨報告,並要通知曾祥福、莫香傳帶領在岸上的8個離艦士兵下艦協助起義。
當時,重慶艦在起義前已補充了彈藥、燃料、用水,還裝上大量銀元,並奉命駛往吳淞口外停泊,有人估計其可能將駛往台灣。2月23日牟秉劍專程去了南京海軍總司令部。大家猜想:上面可能準備讓牟取代鄧兆祥任艦長,也可能對官兵間的厭惡內戰的情緒有所察覺,準備對某些官兵採取鎮壓措施。正在此時,海軍派來了兩名長江引水員下艦,林紹禹負責接待,林從他們的談話中得知重慶艦將開赴江陰,以防人民解放軍渡江,林立即將這個情況告知了武定國。與此同時,大家又聽到艦上有士兵在傳說“有人要將軍艦開到解放區去”,這說明可能起義的風聲已經泄漏。
經過分析,大家認為不應等到26日了,推遲時間可能出問題。於是大家決定在25日晨行動。
1948年“重慶號”輕巡洋艦1948年“重慶號”輕巡洋艦
由於“重慶號”是桂永清直接指揮的,基地無權過問行蹤,因此25日早晨,基地的供應艦還按時駛往吳淞口外向其輸送補給物資,可是找不到“重慶號”軍艦了,只得返回基地報告,直至“重慶號”到達解放區煙臺港之時,國民黨海軍還沒弄清情況。桂永清得知起義訊息後已經驚慌失措,命令電台不斷呼叫,勸“重慶號”軍艦“趕快回來,不要上人家的當”,還說“弟兄們生活清苦,我對不起大家,任何事情都好商量”。已“引退”在奉化的蔣介石接到報告後,立即叫桂永清和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來見。蔣介石作出三項指示:
重慶號巡洋艦
(一)責成周至柔派空軍炸毀“重慶號”軍艦;
(二)所有在北方海上的國民黨軍艦南撤,免遭“重慶號”軍艦襲擊;
(三)內部加強“防變”措施(實際上“防變”措施效果不大,解放軍渡江時,又有以林遵為司令的江防第二艦隊起義;再後還有“長治號”軍艦起義……)。英、美方面對此也十分震驚:美國顧問團趕忙同國民黨海軍部研究“重慶號”起義後可能產生的影響,密謀配合炸毀“重慶號”軍艦,掩護國民黨在北方海面上的軍艦南撤;英國武官奉命向國民黨提出馬上收回另一艘軍艦“靈甫號”。由國民黨海軍部下令“靈甫號”軍艦開往廣州,再以“修理”名義命令開進香港船塢,然後由英國宣布了收回!
自3月14日至19日,國民黨空軍派飛機探知重慶號停泊在葫蘆島,便對“重慶號”進行輪番轟炸,3月19日國民黨的B24轟炸機的一顆重磅炸彈炸中了軍艦右舷側部。造成多人傷亡。為避免再遭轟炸,“重慶號”巡洋艦隻能在3月20日夜間放水自沉。
3月24日,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發電慰問鄧兆祥艦長和全體官兵。電文如下:
鄧兆祥艦長並傳全體官兵:
熱烈慶祝你們的英勇的起義。美國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的空軍雖然炸毀了“重慶號”,但是這只能增加你們的起義光輝,只能增加全中國愛國人民、愛國的海軍人員和國民黨陸、海、空人員的愛國分子的憎恨,使他們更加明了你們所走的道路乃是愛國的國民黨軍事人員所應當走的道路。你們的起義,表示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主人美帝國主義已經日暮途窮。他們可以炸毀一艘“重慶號”,但是他們不能阻止更多的軍艦將要隨著你們而來,更多的軍艦、飛機和陸軍部隊將要起義站在人民解放軍方面。中國人民必須建設自己的強大的國防,除了陸軍,還必須建設自己的空軍和海軍,而你們就將是參加中國人民海軍建設的先鋒。祝你們努力!

技術特點

“林仙”級輕巡洋艦,是“安菲翁”級(Amphion)輕巡洋艦的後繼艦。“安菲翁”後來賣給澳大利亞,改名“珀斯”(Perth),故也稱為“珀斯”級。
“林仙”級建成時前後桅桿全部是單較腳桅,1941年進行改造時,為了在桅上加裝雷達等電子設備,故將前後桅下端改為桁架式三角桅,以增加強度。
停泊於南京的“重慶”艦停泊於南京的“重慶”艦
裝甲防護方面,彈藥艙厚度為1-3英寸(25.4-76.2mm),水線帶2 1/4英寸(57.15mm),艙壁和炮塔都是1英寸。
武備方面,6英寸/50MkⅩⅩⅢ(152mm)雙聯裝前主炮塔2座,後主炮塔1座,比較“安菲翁”級少了1座後主炮塔。其它武器裝備略有不同,“歐若拉”上有4英寸/45QF Mk ⅩⅥ HA(102 mm)雙聯裝高平兩用副炮塔4座,分布在後煙囪與後桅兩側,40.5mm (2磅炮)/40四聯裝 Vickers MkI“桌球”炮2座,布置在兩煙囪之間的左右舷。三聯裝533mm 魚雷發射管2組,也分布在舯後的左右舷。此外還有深水炸彈發射架和掃雷器各2套。1941年還加裝20mm雙聯裝厄利孔(Oerlikon)高射機關炮3座,20mm單裝厄利孔高射機關炮2座。“林仙”級上配置有“海象”艦載飛機,用於校正火炮射擊和偵察,但“歐若拉”上沒有。不過其它軍艦上的飛機,在二戰改裝時也被拆掉了。“林仙”級裝備有 1具高角度指揮儀控制塔和284/286對空搜尋雷達,273型和271型對海搜尋雷達,285型和282型對空火控雷達。依靠這些雷達和火控射擊指揮儀,軍艦具有當時先進的火控系統。在軍艦艦橋下,還設有戰鬥標圖室,相當於集通訊、控指揮為一體的戰鬥指揮中心(簡稱C3)。
“林仙”級輕巡洋艦是1930年代中期的產物。1號艦下水時間為1934年3月6日,竣工時間為1935年5月23日。“歐若拉”落成最晚,1936年8月20日下水,1937年11月12日竣工。
重慶號巡洋艦舉行接收典禮時降英國海軍旗重慶號巡洋艦舉行接收典禮時降英國海軍旗
在30年代中期,英國注意研製6英寸主炮的輕巡洋艦。先後建造了“利安德”級、“安菲翁”級和“林仙”級三種12艘軍艦。裡面“安菲翁”級又是“利安德”級的改進型。英國傾向6英寸火炮的原因,是這型火炮較高的射速可以彌補在射程威力上的不足。尤其在惡劣氣象條件下或夜間,優勢更加明顯。二戰時,這三級軍艦都成功地經受住了考驗。
由於“林仙”級輕巡洋艦僅有3座雙聯裝6英寸炮塔,所以不適合參加艦隊間的炮戰。但是最初的構想是充當敵方襲擊艦的終結者、保衛己方的航線,在這方面它們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在二戰期間,這級艦充分發揮了航速快、續航能力大,尤其是其優秀的防空能力的特點,主要承擔為艦隊防空掩護的任務。

性能數據

“林仙”級長154.22米,寬15.54米,吃水5.03米,與“珀斯”級相比,艦體縮短17米。4台帕森斯透平主機,分裝在兩個機艙內,每台功率16000馬力,共64000馬力。滿負荷最高航速31節。4座Admiralty3鼓式燃油蒸汽鍋爐,分裝在兩個鍋爐艙中。四槳單舵,螺旋槳的直徑為2.95米。輔機系統有狄塞爾內燃機直流發電機和柴油發電機各2台,總發電量1000千瓦(一說900千瓦)。滿載燃油1250-1325噸,續航力4000海里。標準排水量5220-5270噸,滿載排水量6665-6715噸,中國方面一些資料後來記錄的“重慶”號的滿載排水量為7200噸。

服役事件

重慶號巡洋艦
“歐若拉”服役後被編入英國海軍本土艦隊。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若拉”被派往挪威海域及北大西洋海區擔任護航和反潛任務。
1941年
5月24日,在圍捕德國戰列艦“俾斯麥”號的著名海戰中,“歐若拉”、“格拉蒂婭”等輕巡洋艦護衛著“勝利”號航空母艦向“俾斯麥”號發動進攻。“勝利”上的“劍魚”飛機向“俾斯麥”發射了魚雷,其中1枚魚雷擊中“俾斯麥”的中部,造成油箱漏油。“歐若拉”似乎沒有獲得攻擊“俾斯麥”的機會,5月25號“勝利”號返回基地補充燃料,“歐若拉”等艦也跟住返回,但參加24日的行動依然是“歐若拉”的驕傲。
同年秋天
英國為了支援北非作戰,切斷義大利與北非的海上交通線,組建K艦隊,進駐地中海的馬爾他海軍基地。K艦隊的旗艦是“歐若拉”,成員包括同型艦“帕涅羅珀”和2艘驅逐艦。
重慶號巡洋艦
11月8日
英國偵察機發現了一支由2艘義大利巡洋艦和6艘驅逐艦護航的德國運輸船隊正向北非行駛,“歐若拉”即率K艦隊連夜出擊,次日0時39分,在北緯36度55分,東經17度58分海域發現了義大利船隊。0時57分,K艦隊開火,經過1個多小時的激戰,擊沉全部運輸船和驅逐艦“雷鳴”號,重創3艘驅逐艦。後來,英國潛艇又擊沉了另一艘義大利驅逐艦。
11月23日
K艦隊出擊,進攻行駛在地中海的6支運輸船隊。這次行動被敵方飛機發現,各船隊紛紛返港,只有一支德國運輸船隊在空軍掩護下繼續南下。24日下午,K艦隊終於攔截住船隊,擊沉2艘德國運輸船。
11月30日
深夜,K艦隊再次出擊。在第二天的戰中,“歐若拉”兩次齊射,擊沉義大利運輸船“阿得利亞蒂科”號。返航時又遇到另一支船隊,經過短暫的炮戰,擊沉了義大利“莫斯塔”號驅逐艦和和“曼托萬內”號油輪。
短短兩個月,K艦隊共擊沉敵艦11艘,商船21艘,擊傷敵艦9艘。義大利海軍被“歐若拉”的勇猛頑強震懾,給“”歐若拉“”取了個外號,叫做“銀色怪物”。
11月底
K艦隊新添了2艘巡洋艦和2艘驅逐艦,實力得到加強。
12月16日
K艦隊出擊北非,搜尋敵艦。19日1時,在駛抵的黎波里港不到20海里處,闖入義大利軍布雷區。英國輕巡洋艦“海王星”號(Neptune)觸雷沉沒,“歐若拉”左舷B炮塔水下位置觸雷,前主炮運彈機損壞,龍骨嚴重扭曲,艦首下沉並向左傾斜11度,經過緊急搶修後,以10節速度自航返回馬爾他基地搶修。“帕涅羅珀”在此役中也被炸傷。
“歐若拉”修復後,調任英國第12巡洋艦隊旗艦,參加1942年11月盟軍在北非登入奧蘭之戰,此後以阿爾及利亞的波尼為基地,活躍在西地中海,擔任海上截擊任務。
重慶號上的水兵重慶號上的水兵
1943年5月
英國地中海艦隊司令坎寧安海軍上將和盟軍最高指揮官艾森豪登上“歐若拉”,前往班泰雷利亞島,隨後,盟軍發動了對該島的攻擊,作為對西西里登入戰的前哨戰。完成此次任務後,“歐若拉”被選作英王座艦,護送喬治六世從阿爾及爾駛往馬爾他,並檢閱艦隊。這在英國海軍中是崇高的榮譽,是對“歐若拉”光輝戰績的肯定。7月,“歐若拉”參加了西西里登入作戰的海上支援及炮擊。後來,“歐若拉”還參加了接受義大利海軍投降和接管土倫法國維希政府海軍的行動。

總體評價

“重慶”號輕巡洋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送給中國政府的一艘著名軍艦
前幾年,香港學者馬幼垣注意到“”震旦”這個譯名不妥,他指出本艦及另外三艘同型艦都以神話女神取名。
當年停泊在香港的“重慶號”巡洋艦當年停泊在香港的“重慶號”巡洋艦
Aurora音譯“歐若拉”,為羅馬神話曙光女神的名字。查Aurora為Arethuse級輕巡洋艦,Arethuse通譯“阿瑞圖薩”,是希臘神話中的林中仙女,後來變化成著名的泉水,所以也有翻譯成“林仙”號、“水神”號的。另外兩艘軍艦為Galatea和Penelope ,“格拉蒂婭”,也是希臘神話的海神,“帕涅羅珀”,是荷馬史詩中大名鼎鼎的奧德修斯的忠實妻子,倒不能算作神祇。
一些海軍史文章,將艦名翻譯成“佩內洛普”,雖然沒有大錯,卻沒有體會到英國軍艦命名時的西方文化意味,與“”震旦”譯名一樣,存在著過度簡單的缺陷。應該說,這些女性的名字,在我國西方文學翻譯界已有約定俗成的譯法,在翻譯外國艦名時,應該注意到這一些特點。送給中國的“歐若拉”號,是英國海軍中第九艘以此名字命名的軍艦。1960年代,英國在“利安德”級(Leander)護衛艦中,又重新命名了“帕涅羅珀”、“歐若拉”、“格拉蒂婭”和“林仙”號。這批軍艦,先後在90年代退役。
重慶號巡洋艦
還值得說的是,在十月革命中炮轟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英文譯名也是Aurora ,這是艘俄國的“曙光女神”。
在二戰中,“歐若拉”總共擊沉了1艘巡洋艦,10艘驅逐艦,3艘掃雷艦,7艘登入艦和7艘商船,重創了9艘驅逐艦,是一條戰功卓著的軍艦。戰後,“歐若拉”退出了現役,被封存在朴茨茅斯海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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