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軼事典故,
人物簡介
鄒敏初，1885（一說1881）年出生於廣東大埔縣茶陽鎮一個書卷氣甚濃的農民家庭。20餘歲時往南洋，在祖父教過的一個學生任職的礦場協助管理財務，一直幹了七八年。後來礦場生產不景氣，鄒敏初便回到國內來到汕頭，與幾位大埔同鄉合作，投得潮梅15屬的屠宰捐，還借大埔老鄉在汕頭深廣的官商關係網，結識了汕頭財政處長江維華。
1920年，鄒魯被孫中山任命為兩廣鹽運使，掌握鹽務大權。憑著與鄒魯的關係，鄒敏初先後擔任鹽運使署財務、海南三亞鹽場知事。1923年，長期追隨許崇智的江維華往肇慶擔任西江財政處處長。鄒敏初便找上了江維華，投得承辦肇慶黃江稅廠。憑時局機緣和自身積累的處世經驗，左右逢源，獲利甚豐。 有了承辦黃江稅廠奠定的物資基礎和辦稅經驗，1924年，鄒敏初又從肇慶沿江而下，主動出擊，投得三水縣的河口厘金廠，一連承辦了數年時間，獲利之多，比黃江稅廠又勝一籌。
由於資本雄厚，經驗豐富，且人脈關係深廣，鄒敏初就將黃江、河口兩廠委託親屬主辦，自己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拿出每年賺得款項的相當部分，以籌集軍餉、支持革命的名義，分送軍政要員宋子文、張發奎、陳銘樞、黃琪翔等。1925年10月，盤踞南路、瓊崖的陳炯明部軍閥鄧本殷部兵至陽江，來勢甚猛，廣州國民政府以拱衛省垣的陳銘樞、張發奎各一部為主力迎戰，惟軍餉不濟，士氣低落，前線危急。負責財政的宋子文求助於鄒敏初，恰鄒敏初正在窺伺政情，“為投政治之機，慷然籌付”，籌得10萬元充當軍費，輔助陳銘樞、張發奎擊敗鄧本殷。經此一舉，鄒的名聲大噪。宋子文、陳銘樞、張發奎與鄒的關係更加緊密，尤其財經方面對鄒倚重甚殷。
“軍界”“政壇”夤緣攀附
作為秀才出身的商界紅人，鄒敏初深諳政治內幕，熟悉安身立命的“潛規則”，善於揣摩，捨得讓利，出手大方，輔之有中樞政經要角鄒魯、鄒琳幕後支持，在軍界、政界廣結高官，遊刃有餘。
在西江，他與兩任財政處長關係良好，和駐軍關係緊密。時粵軍第一師師長兼參謀長的李濟深率部駐防西江，並掌大本營駐西江辦事處。黃江稅廠有一位廚師會烹調，鄒敏初就經常請李濟深到廠里吃飯，還順便送上土特產；又第1師的軍餉由西江財政處負責，而黃江稅廠收到的稅款向財政處上交，稅款是毫銀，瑣碎而又笨重，為節省搬運麻煩，經鄒協調，稅款由稅廠直接劃交第1師，由師部開具收條再向財政處結賬。這樣一來，鄒敏初與李濟深以及師部經理處長、副官都混得很熟。
從早年在潮梅從事捐務開始，到上世紀30年代末寓居香港，鄒敏初在20多年的財金生涯中，結交的軍政界人物無數，上至李濟深、宋子文，下至區縣財金官員，絕大多數包含裙帶、利益關係的成分，唯獨與張發奎，情同手足，亦步亦趨。
張發奎及其第四軍每有重大行動，鄒敏初都將籌集軍餉當作義不容辭的任務。為表示對第四軍的關愛，鄒敏初別出心裁，從國外進口自來水筆近百支，贈送第四軍少校以上官佐每人一支，還在筆上刻“鄒敏初敬贈”字樣。此舉在國軍中堪稱唯一，被傳為佳話。
鄒敏初的誠意和殷勤，博得張發奎的高度敬重和信任。“黃張事變”落幕，張發奎受各方責難，先出走香港，首選居住地就是鄒敏初胞兄在香港的家；後又避居日本，為不被外界注意，張發奎用假名“鄒醒春”，扮成南洋僑商，其取“鄒”姓，因客家發音與“張”相近，而更主要因由是將鄒敏初視為兄弟。
“大洋”“毫洋”縲紲橫禍
1937年3月，鄒敏初出任廣東省政府委員，生性積極向上的他憑在財金事務上的豐富經驗，認為在貨幣流通中中央使用大洋，而廣東流通毫洋，大洋1元兌換毫洋1元4角4分，比價懸殊大，有歧視廣東之嫌，且廣東已處抗戰前沿，軍費支出大，民眾稅負重。為此，他徵得省主席吳鐵城的同意，以省政府名義向中央寫出報告：以大洋代替毫洋發給廣東駐軍軍餉，減輕廣東的負擔。
鄒敏初身為一個廣東地方官員，向中央條陳存在的事實，本來無可厚非。誰知，蔣介石因“西南割據”，中央幣制不及兩廣，余怒未消；這次鄒敏初不知天高地厚，為廣東說話，是“有意搗蛋”。恰逢又有人向蔣密報鄒敏初在廣東大量炒買港幣，擾亂金融。如此無異於火上澆油。蔣介石即命廣東當局將鄒逮捕、解京嚴辦，擬判“死刑”。
史界有說，蔣介石如此懲辦鄒敏初，下手似乎太重了。其實，鄒敏初之於蔣介石，在政治、經濟軌跡上屢與蔣相左有跡可循。蔣嚴辦鄒，是長期隙怨累積的結果。後來好在抗戰戰事紛繁，蔣對鄒案無暇顧及，鄒敏初得以通過高層通融獲釋放。
“國華”“恆濟”池魚之殃
鄒敏初一生創辦了多家錢莊、銀號，遍布上海、廣州、香港、汕頭、大埔各個角落，而國華銀號和恆濟銀號兩家最為知名。 國華銀行本來經營平平。1932年“一·二八抗戰”爆發，十九路軍英勇抵禦日寇，博得國內國際正義人士的同情和聲援，捐款源源不斷，因同為粵人關係，國華受十九路軍的委託，成為國內外捐款的代收機構。國華儼然成為十九路軍作戰指揮部，使不甚出名的國華成為國內知名的銀行，業務節節攀升。
誰知好景不長。不久，十九路軍調防福建，將存在銀行的巨款提出，國華昔日風光不再；1933年底，十九路軍舉起反蔣大旗，“閩變”爆發，其他客戶存款銳減。鄒敏初見上海形勢不妙，亦隨十九路軍入閩，留大埔同鄉饒韜叔在國華打理一切。到1936年，國華經營日益困難，恰逢已升任交通銀行總經理的唐壽民奉蔣介石之命到廣東協助財政廳長宋子良打理財政，唐壽民乘這個機會，求助曾有投資銀行意願的陳濟棠。陳財大氣粗，投入股本一百萬元，並注入數量不菲的存款，使國華起死回生。這樣一來，鄒敏初只能將董事長之位拱手讓給陳系的區芳浦。
早在1924年上半年，即在承辦黃江稅廠之後、承辦河口厘金廠之前，鄒敏初就在廣州槳欄路開設恆濟銀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鄒敏初被蔣介石扣押第二天，在恆濟銀號存入大量資金的老搭檔、原肇慶財政處長李基鴻即將恆濟銀號的巨款提取。訊息傳出，存戶紛紛往銀號提款，恆濟無法應付，隨之關門。但余漢謀的廣東軍的公積金70多萬元也存在該銀號，尚未提出而銀行已倒閉。余漢謀即派人找到剛從南京釋放在港的鄒敏初，要鄒想辦法償還軍方這筆巨款。否則就要興師問罪。這時，鄒敏初積蓄的資金所剩無幾，原掌管的國華銀行亦已易主，無力籌措這筆巨款，只得一邊請昔年有交情的在余漢謀處任職的蔣光鼐、莫希德從中緩頰；一邊將在廣州、汕頭、香港的房產變賣，得款40多萬元，將所存股票折價10多萬元，另寫上10萬元欠條，才算平息事態。
這時的鄒敏初，狼狽之相與昔日叱吒廣東財政金融界時判若兩人，只得流落香港做寓公。顯然，此非鄒敏初無能，而是時代使然。內部政治不良，難望金融完善，政局的變幻無常勢必引起金融的持續動盪。在如此的大環境下，鄒敏初縱有三頭六臂，亦是無能為力的。
1920年，鄒魯被孫中山任命為兩廣鹽運使，掌握鹽務大權。憑著與鄒魯的關係，鄒敏初先後擔任鹽運使署財務、海南三亞鹽場知事。1923年，長期追隨許崇智的江維華往肇慶擔任西江財政處處長。鄒敏初便找上了江維華，投得承辦肇慶黃江稅廠。憑時局機緣和自身積累的處世經驗，左右逢源，獲利甚豐。 有了承辦黃江稅廠奠定的物資基礎和辦稅經驗，1924年，鄒敏初又從肇慶沿江而下，主動出擊，投得三水縣的河口厘金廠，一連承辦了數年時間，獲利之多，比黃江稅廠又勝一籌。
由於資本雄厚，經驗豐富，且人脈關係深廣，鄒敏初就將黃江、河口兩廠委託親屬主辦，自己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拿出每年賺得款項的相當部分，以籌集軍餉、支持革命的名義，分送軍政要員宋子文、張發奎、陳銘樞、黃琪翔等。1925年10月，盤踞南路、瓊崖的陳炯明部軍閥鄧本殷部兵至陽江，來勢甚猛，廣州國民政府以拱衛省垣的陳銘樞、張發奎各一部為主力迎戰，惟軍餉不濟，士氣低落，前線危急。負責財政的宋子文求助於鄒敏初，恰鄒敏初正在窺伺政情，“為投政治之機，慷然籌付”，籌得10萬元充當軍費，輔助陳銘樞、張發奎擊敗鄧本殷。經此一舉，鄒的名聲大噪。宋子文、陳銘樞、張發奎與鄒的關係更加緊密，尤其財經方面對鄒倚重甚殷。
“軍界”“政壇”夤緣攀附
作為秀才出身的商界紅人，鄒敏初深諳政治內幕，熟悉安身立命的“潛規則”，善於揣摩，捨得讓利，出手大方，輔之有中樞政經要角鄒魯、鄒琳幕後支持，在軍界、政界廣結高官，遊刃有餘。
在西江，他與兩任財政處長關係良好，和駐軍關係緊密。時粵軍第一師師長兼參謀長的李濟深率部駐防西江，並掌大本營駐西江辦事處。黃江稅廠有一位廚師會烹調，鄒敏初就經常請李濟深到廠里吃飯，還順便送上土特產；又第1師的軍餉由西江財政處負責，而黃江稅廠收到的稅款向財政處上交，稅款是毫銀，瑣碎而又笨重，為節省搬運麻煩，經鄒協調，稅款由稅廠直接劃交第1師，由師部開具收條再向財政處結賬。這樣一來，鄒敏初與李濟深以及師部經理處長、副官都混得很熟。
從早年在潮梅從事捐務開始，到上世紀30年代末寓居香港，鄒敏初在20多年的財金生涯中，結交的軍政界人物無數，上至李濟深、宋子文，下至區縣財金官員，絕大多數包含裙帶、利益關係的成分，唯獨與張發奎，情同手足，亦步亦趨。
張發奎及其第四軍每有重大行動，鄒敏初都將籌集軍餉當作義不容辭的任務。為表示對第四軍的關愛，鄒敏初別出心裁，從國外進口自來水筆近百支，贈送第四軍少校以上官佐每人一支，還在筆上刻“鄒敏初敬贈”字樣。此舉在國軍中堪稱唯一，被傳為佳話。
鄒敏初的誠意和殷勤，博得張發奎的高度敬重和信任。“黃張事變”落幕，張發奎受各方責難，先出走香港，首選居住地就是鄒敏初胞兄在香港的家；後又避居日本，為不被外界注意，張發奎用假名“鄒醒春”，扮成南洋僑商，其取“鄒”姓，因客家發音與“張”相近，而更主要因由是將鄒敏初視為兄弟。
“大洋”“毫洋”縲紲橫禍
1937年3月，鄒敏初出任廣東省政府委員，生性積極向上的他憑在財金事務上的豐富經驗，認為在貨幣流通中中央使用大洋，而廣東流通毫洋，大洋1元兌換毫洋1元4角4分，比價懸殊大，有歧視廣東之嫌，且廣東已處抗戰前沿，軍費支出大，民眾稅負重。為此，他徵得省主席吳鐵城的同意，以省政府名義向中央寫出報告：以大洋代替毫洋發給廣東駐軍軍餉，減輕廣東的負擔。
鄒敏初身為一個廣東地方官員，向中央條陳存在的事實，本來無可厚非。誰知，蔣介石因“西南割據”，中央幣制不及兩廣，余怒未消；這次鄒敏初不知天高地厚，為廣東說話，是“有意搗蛋”。恰逢又有人向蔣密報鄒敏初在廣東大量炒買港幣，擾亂金融。如此無異於火上澆油。蔣介石即命廣東當局將鄒逮捕、解京嚴辦，擬判“死刑”。
史界有說，蔣介石如此懲辦鄒敏初，下手似乎太重了。其實，鄒敏初之於蔣介石，在政治、經濟軌跡上屢與蔣相左有跡可循。蔣嚴辦鄒，是長期隙怨累積的結果。後來好在抗戰戰事紛繁，蔣對鄒案無暇顧及，鄒敏初得以通過高層通融獲釋放。
“國華”“恆濟”池魚之殃
鄒敏初一生創辦了多家錢莊、銀號，遍布上海、廣州、香港、汕頭、大埔各個角落，而國華銀號和恆濟銀號兩家最為知名。 國華銀行本來經營平平。1932年“一·二八抗戰”爆發，十九路軍英勇抵禦日寇，博得國內國際正義人士的同情和聲援，捐款源源不斷，因同為粵人關係，國華受十九路軍的委託，成為國內外捐款的代收機構。國華儼然成為十九路軍作戰指揮部，使不甚出名的國華成為國內知名的銀行，業務節節攀升。
誰知好景不長。不久，十九路軍調防福建，將存在銀行的巨款提出，國華昔日風光不再；1933年底，十九路軍舉起反蔣大旗，“閩變”爆發，其他客戶存款銳減。鄒敏初見上海形勢不妙，亦隨十九路軍入閩，留大埔同鄉饒韜叔在國華打理一切。到1936年，國華經營日益困難，恰逢已升任交通銀行總經理的唐壽民奉蔣介石之命到廣東協助財政廳長宋子良打理財政，唐壽民乘這個機會，求助曾有投資銀行意願的陳濟棠。陳財大氣粗，投入股本一百萬元，並注入數量不菲的存款，使國華起死回生。這樣一來，鄒敏初只能將董事長之位拱手讓給陳系的區芳浦。
早在1924年上半年，即在承辦黃江稅廠之後、承辦河口厘金廠之前，鄒敏初就在廣州槳欄路開設恆濟銀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鄒敏初被蔣介石扣押第二天，在恆濟銀號存入大量資金的老搭檔、原肇慶財政處長李基鴻即將恆濟銀號的巨款提取。訊息傳出，存戶紛紛往銀號提款，恆濟無法應付，隨之關門。但余漢謀的廣東軍的公積金70多萬元也存在該銀號，尚未提出而銀行已倒閉。余漢謀即派人找到剛從南京釋放在港的鄒敏初，要鄒想辦法償還軍方這筆巨款。否則就要興師問罪。這時，鄒敏初積蓄的資金所剩無幾，原掌管的國華銀行亦已易主，無力籌措這筆巨款，只得一邊請昔年有交情的在余漢謀處任職的蔣光鼐、莫希德從中緩頰；一邊將在廣州、汕頭、香港的房產變賣，得款40多萬元，將所存股票折價10多萬元，另寫上10萬元欠條，才算平息事態。
這時的鄒敏初，狼狽之相與昔日叱吒廣東財政金融界時判若兩人，只得流落香港做寓公。顯然，此非鄒敏初無能，而是時代使然。內部政治不良，難望金融完善，政局的變幻無常勢必引起金融的持續動盪。在如此的大環境下，鄒敏初縱有三頭六臂，亦是無能為力的。
軼事典故
鄒敏初的祖父曾經考取了一個“副榜”，他的父親在前清的“科舉”中卻沒有考中過什麼功名。他的兩個叔父都是秀才。而他自己卻在19歲時考中秀才。雖然先世沒有做過官，不是“仕宦之家”，但在那時的社會裡，他的家世算是所謂“世代書香”。他那祖父一代，是有相當田產的，到鄒敏初時雖凌替，仍是地主家庭。鄒敏初22歲時遠赴南洋去找鬍子春。胡是他祖父的學生，也是個秀才，在新加坡大比叻的一個石礦當“掛沙”（總攬礦內行政權的一個職位）。胡介紹他在礦里管財事，七八年間掙了不少錢寄回家裡，但大半被他弟弟花光了。由於石礦不景，他回國。
回國後，鄒敏初知道一些同鄉在北京當官，便到北京去鑽營，本意的打算捐個縣長做的，但結果只派了他當潮汕海關的一名專員，負責一個查驗卡的業務，他開始在官場活動。當時統治廣東的桂系軍閥陸榮廷，以公開開賭收賭捐作為籌措軍費的一個主要來源，美其名曰防務經費，公開招人承投。鄒敏初便和幾個同鄉承投了潮梅十五屬的防務經費，整個東江各縣的賭捐都由他們包下來。這是鄒敏初走入捐務的開始。粵軍回粵擊敗桂系趕走陸榮廷，鄒魯做了廣東鹽運使，憑著同鄉同宗兄弟這一個關係，鄒敏初雖丟掉了“潮梅十五屬的防務經費”，但又鑽營了三亞鹽場（廣東有名的一個鹽場）做場知事的職位，又在鹽務方面活躍起來。
1923年2月，孫中山回粵就任大元帥。廖仲愷為了充裕軍政經費，整理廣東財政，取消了以前各種捐稅的委辦，代以公開招投。鄒敏初又和幾個搭檔的朋友投承黃岡稅廠，又在捐務中施展他的專長。值鄧本殷想奪取廣東政權向廣州進攻，他的軍隊已迫近江門，形勢十分吃緊。當時孫中山所掌握的是“有奶便是娘”的外來軍閥系統的軍隊，沒有餉發便不肯打仗，而當時財政又處於異常困難的境地，掌財政的宋子文知道鄒敏初在廣州的金融界及商場上有些辦法，乃商請他籌10萬元的軍費，鄒敏初為投政治之機，慨然籌付。因而得以擊敗鄧本殷，由是得到宋子文的器重，後來便委以瓊崖財政處處長之職，從此更接近了宋子文，其後又把他內調為惠陽財政處處長。1926年北伐節節勝利時，宋乃攜鄒隨軍抵武漢，委鄒為禁菸總處處長。
1927年寧漢分裂，鄒辭職返廣州。值張發奎迫走李濟深，取李的政治分會主席而代之，委鄒為廣東財政廳廳長。“廣州起義”張發奎退走江西，鄒辭職。陳銘樞主粵時，鄒又因緣做了廣東的中央銀行行長。及後張發奎聯合桂系李宗仁、黃紹竑率兵回粵。鄒又作政治投機，認為張黃合力，勝算在握，乃辭去中央銀行行長職，暗中以經濟援助張發奎，並大做金融投機，宣傳張回粵後，一定廢除廣東的貨幣，致使當時廣州的金融市場掀起了一個大風暴。其時，張發奎已軍次花縣，前鋒已抵太和市，廣州市在望，孰料張的團長黃世途受了陳濟棠10萬元的賄買而叛變，功敗垂成。使鄒在政治上、經濟上從此一蹶不振，直至陳濟棠垮台，余漢謀率軍進入廣州，黃慕松當了廣東省主席，鄒敏初得鄒魯和當時財政部次長鄒琳之力，也不過當了一個空頭的廣東省政府委員之職。
1937年3月，吳鐵城繼黃慕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鄒敏初向吳鐵城擺弄是非，說蔣系的軍隊發餉發大洋券，粵籍的軍隊發廣東毫券，相差44%，而在廣東的稅收又都是收大洋券，不合理，不公平。由此得罪了蔣介石，蔣更怕因此動搖了廣東軍隊的軍心，乃加鄒以擾亂金融的罪名把鄒捕解南京交軍法處審訊。幸得他的親友、同鄉和故舊各方奔走營救，始獲釋放。鄒脫險後即回香港作寓公。抗戰時病逝於香港，時年6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