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建設運動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不僅在當事者看來“無疑地形成了今日社會運動的主潮”，在今天的研究者眼中，它也是“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會運動”，並認為對今日的農村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甚至有學者模仿當年的做法開展新鄉村建設運動，試圖為當代的三農問題求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鄉村建設運動
• 外文名：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 實質：三農問題求解
• 特點：鄉村建設運動

評價

對於鄉村建設運動的評價，在當時就截然兩歧，贊同者認為它找到了改革農村的方案，代表了中國發展的希望和方向，批評者卻認為鄉村建設運動以溫和的手段從事枝節的社會改造，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空而無用”。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大批判式評價坐標中，鄉村建設運動甚至被當作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幫凶而被痛加撻伐。學術研究回歸常態之後，當年的兩歧評價依然存在，主要觀點也似乎並不比當年更為深刻。因此，無論是從現實關懷出發，還是以學術求真為尚，這一涉及領域廣闊、具有極強實踐性，並體現著傳統與現代、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官方與民間相為扭結交匯的社會運動，必將繼續吸引人們關注的目光，它的價值、它的意義也必將繼續眾說紛紜。

背景

與任何社會運動一樣，鄉村建設運動的產生和壯大也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作為一種以改造鄉村社會為直接目標的實踐性社會運動，必然有其所針對的社會問題；同時，它的發生又與知識界對中國社會的思考和認識有密切的關聯。

直接動因

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農業生產手段落後，生產水平低下，農民生活不能溫飽，無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醫療保健，身體病弱，文化落後。尤為嚴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遭遇了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國家政治秩序動盪，軍閥戰亂頻繁，匪患遍地，廣大農村不斷成為內戰的戰場和土匪侵擾的對象；水旱災害頻發，受災面積廣闊，受災人口眾多；雪上加霜的是，20年代末的世界經濟危機深度波及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於弱者地位的中國，由於我國的進出口結構以出口農產品和工業原料、進口工業成品為特點，本來就不堪一擊的小農面臨深淵。農村“破產”，是朝野上下、社會各界的共同結論。這種破產，表現為大量農業人口因戰亂和災荒而損失或者流離失所；農產品滯銷、價格慘跌，並致土地價格下跌；農村金融枯竭，農民購買力下降，負債比例和幅度上升；農民離村率上升，土地拋荒現象嚴重，等等。與經濟落後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學落後、衛生不良、陋習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現象。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救濟農村、改造農村逐漸匯集成一股強大的時代潮流。

普遍認識

救濟農村即拯救國家的普遍認識，是知識界投身鄉村建設運動的強大動力。與當代學者更多地將農村、農民、農業作為“問題”看待，關心“三農”問題更多地出於良知，解決“三農”問題更多地是為了防止其破壞性作用的觀念和做法很不相同，在當時知識界的普遍認知中，農村對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認為“農村破產即國家破產，農村復興即民族復興”。這一看法有其現實的基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基本上仍然是農村社會。30年代初，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80%以上，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業所占比重高達61%，其中尚未包括農村手工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農業所占比重達到90%，因此，認為“國民經濟完全建築在農村之上”。這是就經濟而言。在文化上，認為鄉村是中國文化之本，西方的可取之處“團體組織”、“科學技術”要嫁接在鄉村這棵老樹上，才能發榮滋長。在政治上，新的政治習慣的養成、新的國家制度的建立，也奠基於鄉村民眾的自覺。如在梁漱溟看來，民國以來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習慣的缺乏；換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數人具有新政治習慣不可”。而新政治習慣的培養，“天然須從鄉村小範圍去作”。如果說，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梁漱溟強調鄉村的重要性屬於順理成章的話，那么，具有濃厚西方文化背景的晏陽初最終選擇以農村為工作對象，就更能說明農村在當時人心目中的份量。

精神意義

因此，鄉村建設運動的出現，不僅是農村落後破敗的現實促成的，也是知識界對農村重要性自覺體認的產物，兩者的結合，導致了領域廣闊、面貌多樣、時間持久、影響深遠的鄉村建設運動。我們不應該僅僅將鄉村建設運動理解為消極應對的產物，用梁漱溟的話說，救濟鄉村只是鄉村建設的“第一層意義”，鄉村建設的“真意義”在於創造新文化，“鄉村建設除了消極地救濟鄉村之外，更要緊的還在積極地創造新文化”。惟有理解和把握了這一點，才能理解和把握鄉村建設運動的精神和意義。

發展

如果說，鄉村建設運動在30年代逐漸匯聚成為波瀾壯闊的時代潮流的話，那么，它的源頭的涓涓細流卻發源於不同的時間，也曾流經不同的區域。據統計，20世紀 30年代全國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團體和機構有600多個，先後設立的各種實驗區有1000多處。這些團體和機構，性質不一，情況複雜，誠如梁漱溟所言，“南北各地鄉村運動者，各有各的來歷，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會團體，有的是政府機關，有的是教育機關；其思想有的‘左’傾，有的右傾，其主張有的如此，有的如彼。”但關心鄉村，立志救濟鄉村，則是這些團體和機構的共同點。

出發點

形形色色的鄉建團體的出發點各不相同，有的從掃盲出發，如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教會）；有的有感於中國傳統文化有形的根——鄉村和無形的根——“做人的老道理”在近代以來遭受重創，因此欲以鄉村為出發點創造新文化，如梁漱溟領導的鄒平鄉村建設運動；有的從推廣工商職業教育起始，如黃炎培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有的以政府的力量推動鄉村自治，以完成國民黨訓政時期的政治目標，如江寧自治實驗縣；有的身感土匪禍亂的切膚之痛，因此以農民自衛為出發點，如彭禹廷領導的鎮平自治；有的則以社會調查和學術研究為發軔，如金陵大學、燕京大學等。然而，一旦人們從各自的入手點開始工作，就會發現鄉村社會中各種現象都是相互聯繫的，要想改變鄉村面貌，非求“連鎖解決”是辦不到的。如掃盲識字的農民張三，卻發現自己仍然與隔壁的“瞎子”李四一樣貧窮；政治上的自治組織建立之後，還要培養公民意識；優良動植物品種引進後，如果沒有代表農民利益的銷售渠道，就很難獲得增值的利益；而如果不進行衛生保健方面的改良，其他工作都要受到極大的影響……等等。總之，隨著工作的進展，鄉村建設運動對農村問題的關注由點到面，並逐漸接近。這種接近，一方面是指各主要鄉建團體所進行的工作無論以何者為切入點，後來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廣、衛生保健、組織合作社、移風易俗、自衛保全等內容，當時常概括為“政、教、富、衛”四個方面，即眾多的鄉建流派最終匯合成有相同內涵的鄉建運動。另一方面是指組織上的接近。

壯大

1933年7月、1934年10月、1935年10月，從事鄉村建設的主要團體代表分別在山東鄒平、河北定縣和江蘇無錫召開鄉村工作討論會，交流經驗，討論問題。參加會議的團體數，由35個增加到76個、99個，出席會議的代表由60餘人增加到150人、170餘人，可謂規模盛大。會後均有《全國鄉村建設運動概況》出版。到此時，鄉建運動已經蔚為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