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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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
邵荃麟（1906年-1971年），浙江慈谿人。出生於四川重慶。原名邵駿遠，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筆名荃、力夫、契若。中國文藝理論家、現代文學評論家、作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黨組書記。早年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1934年任反帝反戰大同盟宣傳部長。同年，被捕入獄。1937年經中共黨組織營救出獄後，從事革命文藝創作和翻譯工作。
荃麟於1936年前後開始文學寫作和翻譯，早期作品有《糖》、《車站前》等，作品內容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敗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反映了人民大眾的生活和鬥爭邵。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先後在杭州、金華、麗水等地參與領導抗日宣傳和文化工作，並編印刊物。主編《東南戰線》，並為《現代文藝》、《現代青年》、《改進》、《抗戰戲劇》等刊物撰寫文章，創作了四幕話劇《麒麟寨》等作品，宣傳抗日，反對投降。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轉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工作組組長，主編《文化雜誌》，創辦《青年文藝》，積極扶持文藝新作，對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輔導工作。創作集有：短篇小說集《英雄》(1942)、《宿店》(1946)、獨幕劇集《喜酒》(1942)等，受到文學界的重視。
抗日戰爭勝利後轉赴香港，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文委委員、工委副書記，後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委書記。主編《大眾文藝叢刊》，參與領導香港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運動，積極從事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工作，團結爭取了大批愛國的文藝工作者回大陸參加祖國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計畫局局長、副秘書長，中共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兼教育處處長。1953年起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中共黨組書記、作協創作委員會第一副主任。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委員等。
1962年7月，他在大連主持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強調“現實主義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樣化，除正反兩類人物形象外，還應該寫中間狀態的人物。這對於克服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浮淺單調現象起了積極作用。但後來卻因此受到公開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殘酷迫害，於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獄中。
1971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他是中國現代文藝理論批評家、作家。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英雄》、《宿店》、《喜酒》，劇本《麒麟寨》，翻譯有《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陰影與曙光》等。出版有《邵荃麟評論選集》。
人物概述
邵荃麟（1906～1971），男，原籍浙江慈谿。出生於四川重慶。原名邵駿運，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筆名荃、力夫、契若。現代文學評論家、作家。
邵荃麟百年紀念集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他參與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文化領導小組工作，任中共東南文委書記。主編《東南戰線》，並為《現代文藝》、《現代青年》、《改進》、《抗戰戲劇》等刊物撰寫文章，創作了四幕話劇《麒麟寨》等作品，宣傳抗日，反對投降。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轉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工作組組長，主編《文化雜誌》，創辦《青年文藝》，積極扶持文藝新作，對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輔導工作。創作集有：短篇小說集《英雄》(1942)、《宿店》(1946)；獨幕劇集《喜酒》(1942)等，受到文學界的重視。
抗戰勝利後，先到武漢開展收復區文藝界統一戰線工作，隨後經上海去香港，擔任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文委委員、南方局文委書記等職務。主編《大眾文藝叢刊》，並為《民眾》（香港版）、《正報》、《華商報》等報刊撰寫政論及文藝論文，宣傳黨的文藝方針政策，介紹解放區的文藝成就。由他執筆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論主觀問題》，對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文藝運動的發展產生過較大影響。這一時期，還譯有《游擊隊員范思加》(1941)、《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943）、《意外的驚愕》（1943）、《陰影與曙光》(1946)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秘書長、文教委員會黨委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等職務。1953年,任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為中國作家協會) 黨組書記。同時被選為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主編《人民文學》。這時所寫的《黨與文藝》、《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前進》、《文學十年歷程》等文章，闡述並探討了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文藝的實踐和理論問題，對於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有重要意義；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一些時代局限性造成的理論偏頗。
邵荃麟曾當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7月，他在大連主持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強調“現實主義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樣化，除正反兩類人物形象外，還應該寫中間狀態的人物。這對於克服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浮淺單調現象起了積極作用。但後來卻因此受到公開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殘酷迫害，於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獄中。
1979年9月21日，為邵荃麟舉行了追悼會，宣布恢復名譽，平反昭雪。1981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了《邵荃麟評論選集》。
人物故事
率真的文化鬥士
他是受新文學影響走上革命道路的共產黨員，22歲時出任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他又是以一管筆墨影響他人的文化戰士；
他體弱多病，又任《人民文學》主編和第一屆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重任，但樂於、敢於為文藝家們抵擋是非的風雨；
他是少年離家難歸根，輾轉南北半世紀而不忘鄉音的寧波遊子；
他就是不到20歲入黨，我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作家邵荃麟。
不當闊少爺 寧做革命人
邵荃麟東邵村地處姚江北岸，寧慈公路西側。村不大，一因邵姓居多，一因邵氏家族有人於清朝道光年間中舉為官，留下數幢五馬頭的古建築群，故小村以邵姓命名。依照鄉風民俗，邵父替小駿遠請了私塾先生，教讀“四書五經”，識字明理。
大革命時期的上海可謂是白色恐怖。學校發覺邵荃麟參與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就開除了他。滿懷希望的邵父聽說兒子被開除，又氣又急。邵家在上海、重慶、武漢、山東等地有多家店肆，邵父期盼兒子學業有成，接他的班，興旺家業，現在既然此路不通，他就讓兒子去日本留學，以離開“不務正業”的環境。邵父興沖沖替兒子張羅好一切，又率眾多的親友為邵荃麟留學東洋餞行……讓邵父意料不到的是，當輪船啟航的汽笛拉響第三遍時，邵荃麟壓低帽子，拎起小皮箱混於送客人群中，悄悄上了岸。之後，又托人從青島發來一封“平安勿念”家書。
幾月後，邵家的夥計在街上撞見大少爺，邵父才恍然大悟，兒子根本就沒有離開上海。邵母得知兒子沒去日本的訊息，更是哭成淚人似的。邵父發動一切力量，尋找兒子。然而茫茫的大上海，哪兒找得到這位地下黨兒子的蹤影呢？
其實，當邵父尋找兒子之時，邵荃麟早已離開上海去杭州，任團地委組織部長。“不當闊少爺，寧做革命人。”這一抉擇意味著動盪不安的生活開始。對於那時的生活，邵荃麟自述是：“那時我們常常跑到俄國餐廳里，要一碗最便宜的湯。在那兒吃黑麵包是不要錢的。”邵荃麟居住在亭子間，沒有床就睡地鋪，他的耳朵差一點成了飢餓的老鼠的口中食。
艱苦的生活雖沒有動搖邵荃麟革命的決心，卻摧殘了本來就不那么強壯的身體。1929年春天，在一次向工人演講的過程中，邵荃麟突然吐血，他若無其事用自來水漱漱口，繼續講下去，可回到宿舍，鮮血像噴泉似地噴涌而出，被戰友們送往醫院，原來是肺部已形成空洞。
那個年代，被稱作癆病的肺結核儼然是不治之症，故而幾乎沒有一家醫院肯收留患三期結核病的邵荃麟，後幸虧被德國人開的私人診所收治，加上開錢莊的邵父出治療費用，奄奄一息的邵荃麟才得從死神那兒活轉過來。
病情穩定之後，邵荃麟由父親帶回莊橋養病。期間，邵父想拴住兒子的心，決定給兒子完婚，邵父替兒子物色了一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漂亮的新娘，嶄新的銅床，優雅的風琴，頗具西洋情調的婚房，還有中西合璧的花燭夜……然而一切的一切沒能打動邵荃麟的革命心，每當夜幕四合時，他準抱著馬恩著作，魯迅、高爾基的文學作品離開新房，到後面的柴間看書寫文章，為重返戰鬥第一線準備著。
筆墨為刀槍 案頭遺佳作
1933年，邵荃麟病癒回到上海。
邵父再次得知兒子不幸的訊息，驚憤交加，想到他的“不孝”行為，他真想撒手不管，但又聽說關在警察局看守所的兒子即將被解往南京雨花台時，做父親的心也就軟了下來，他湊足3000元大洋，走路子將荃麟保釋出來。誰料，出獄後的邵荃麟又一頭鑽進亭子間，繼續他的革命工作。此時，上海的地下組織幾近癱瘓，而邵荃麟沒有失望，一面尋找組織，一面創作小說《糖》、《車站前》，翻譯高爾基的《怎樣寫作》。
與組織聯繫以後，邵荃麟先後在浙江、桂林、重慶、香港等地做黨的文化宣傳工作。經他主編的刊物有《東南戰線》、《浙江潮》、《東南文藝》、《青年團結》、《東南兒童》、《新女性》、《文化》、《大眾文藝叢刊》。期間，他一直與活躍的文藝界人士在一起。茅盾在日軍占領香港後，隨在港的文化人轉移到桂林，當時的桂林住房十分緊缺，邵荃麟將住房讓給茅盾和他的家屬。由此茅盾在《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一文中回憶道：“幸虧葛琴把她家的一間小屋讓給我們，才解決了問題。邵荃麟和葛琴住在樓房的朝北的一小間，雖說在樓上，但不見太陽。邵荃麟在文化供應站工作，編《文藝雜誌》，還領導桂林的一些青年組織講演會。我覺得他當時實在太忙，雖然很想和他多談談，卻又實在不忍心再剝奪他休息的時間……”“他身體之弱，也使我驚駭。他大概比我小十來歲，但是他骨瘦如柴，常常咳嗽。可是他抱病工作，一絲不苟。”
正如茅盾所說的那樣，邵荃麟體弱多病，又坐過監獄，咳嗽、低熱伴著咯血折磨著虛弱的身子，但他對此不屑一顧，像一個永不停息的文化鬥士以筆作刀槍，奮戰在沒有硝煙的書桌上。
在領導桂林文化界抗日統戰工作時，他和杜宣、田漢等策劃並上演的《英雄的插曲》轟動了全城。毛澤東的《論新民主主義論》一發表，主編《文藝雜誌》的邵荃麟首先宣傳解釋毛澤東的這一新著，以至當局查封了此刊，還要通緝他和夫人葛琴。在迎接新中國成立之際，邵荃麟竭誠做好香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工作，團結爭取了一大批文藝工作者回大陸參加祖國建設。
邵荃麟曾經說過：“‘五四’以來，多少知識分子被歷史淘汰了，又有多少勇猛的戰士是隨著歷史前進而愈戰愈悍。”邵荃麟正是勇猛的戰士之一，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歲月。除了工作外，他還從事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評述，用手中的筆謳歌時代，讚美低層的勞動大眾。據統計，他留下的作品有短篇小說集《英雄》、《喜酒》、《宿店》；創作的劇本有《吉夕》、《麒麟寨》；翻譯著作有《意外的驚愕》、《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陰影與曙光》。除了創作和翻譯方面的成就外，他的文藝理論著述較多，有《話批評》、《大眾文藝叢刊評論專集》、《論主觀問題》、《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等百萬字理論專論，結集有《邵荃麟評論選集》等。
邵荃麟的代表性的文藝主張，主要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由《文藝報》召開的兩次會議和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上提出的關於“寫中間人物”和“現實主義深化”的文藝觀點。這一觀點的宗旨是文藝創作不僅題材要多樣化，人物描寫也應多樣化，不能只寫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而忽略了中間人物。而且這一觀點曾引起了持續兩年的文藝爭鳴，以至在“文革”中居然成為對他的全面批判的依據。
當歷史翻到今天，我們重讀這些文藝論述，發現它們恰恰體現了這位率真的文化鬥士對生活的冷靜思考，對文藝現狀和理論現狀的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悉心攜後學 常念家鄉情
1949年以後，邵荃麟調任政務院（國務院）文教委員會副秘書長、計畫局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等職。作為我國文藝工作的領導人，他的通情達理、與人為善的人格魅力影響了一大批文化人。尤其是在是是非非的關鍵時刻，他還敢於用孱弱的身體為文藝家們抵擋來自方方面面的風雨。20世紀50年代初，楊朔的《三千里江山》發表後，遭到質疑，邵荃麟連夜趕寫近萬字題為《關於〈三千里江山〉的幾點意見》的學術評論，分析肯定了這是一部較好的作品。幾年後，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遭到否定時，在王蒙的新作《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被視為毒草而被討伐時，邵荃麟都能仗義執言。王蒙為此評價說：“他像一顆大樹，把自己擺在防風前哨上，努力減輕身後樹木的災難。”
1946年，在漢口工作的他得到一本從武漢辦事處轉過來的新四軍戰士的日記本。這是一本沒有署名且寫得十分潦草的戰事日記。他很忙，但他一直惦記著日記本，每天擠時間抄編一點。一直從漢口帶到上海，又從上海到香港，抄編成《八面山上》一稿，在《民眾》刊物發表，得到讀者的好評。邵荃麟善於發現文藝新作和新人，劉紹棠、王願堅等許多文學新人就是在他的影響和幫助下脫穎而出的。
邵荃麟是受文學作品影響而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他和他的作品也影響了他人，尤其是對家鄉和家人的影響。對此，他的侄子邵濟鋆回憶說：“我們村里特別是邵家人都以有伯父那樣的共產黨人而自豪。1950年村裡有3人報名參軍，人們希望他們能像伯父那樣有出息。後來他們真成了海陸空三軍相當級別的幹部。伯父對我家的影響更大，大哥讀中學時就加入了共產黨，是當時竹洲中學（今寧波二中）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二哥也做通父母工作，參軍入伍，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的俄文翻譯。”說到這兒，邵濟鋆又憶起了第一次碰到伯父的情景。那是1952年初夏，邵荃麟南下到杭州的莫乾山療養。期間，他請弟弟一家去杭州會面。在汽車站見面，邵荃麟第一句詢問的便是家鄉莊橋的情況，之後，他陪同弟弟一家四口遊覽杭城的景區。在虎跑泉邊，他給侄子們變戲法；當吃白枇杷時，他又講解枇杷的種類及藥效；在花港觀魚時，他邊看邊吟詩，儼然是一位平和親切的長輩，然而當看到兩侄兒吃饅頭，只吃一層皮，將雪白饅頭芯扔掉時，他臉色馬上變得凝重了，輕聲指出：“這種吃相不好，你們知道一隻饅頭經過多少人的勞動！”
邵荃麟就是這樣，於細微之中教育侄兒們。邵濟鋆回想自己的人生軌跡，十分感激是伯父和他寄的書籍給他的影響。在青島讀書時，邵濟鋆又幾次與伯父相處，邵荃麟留給他的印象是：伯父生活很簡單，每天上班時，由嬤嬤把香菸和手絹裝到他口袋裡，每頓飯也由嬤嬤請叫吃飯，才知到了吃飯的時間。他菸癮很大，但一與人談話就忘了手上的煙，由此而熄滅。此外，伯父留給他的印象還有滿口的寧波話。為此邵濟鋆的母親曾問邵荃麟怎么沒忘寧波話。這位離開寧波已有30多年的遊子，深情地說：“家鄉不能忘，鄉音不能忘。”只可惜，念念不忘寧波、不忘莊橋的邵荃麟沒有留下一張與故鄉的合影。據他的女兒邵濟安介紹：“……父親曾珍藏過一張青年時代在莊橋車站拍攝的照片，但‘文革’時它和父親一樣未能逃脫厄運，照片被抄走了。父親被反覆批判和鬥爭，秘密關押，備受折磨，1971年6月在獄中飲恨而死。”
不僅如此，就連他的骨灰也被勒令不予保留，以至這位少年離家的遊子難歸根。好在歷史是公正的，1979年9月21日由胡喬木主持追悼會，為這位傑出的文化鬥士昭雪平反。葉劍英、陳雲、鄧穎超等同志送了花圈，胡耀邦、王震、宋任窮等同志參加了追悼會。周揚同志在悼詞中稱頌：“荃麟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我國無產階級的文藝理論家、作家、黨的文藝工作的領導人。他的逝世是我國文藝界的重大捐失。”黨和人民對這位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子給予了公正的評價。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邵荃麟評論文集》等書。
人物生平
主要作品
邵荃麟早期作品有《糖》、《車站前》等，作品內容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敗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反映了人民大眾的生活和鬥爭。文學論文《對於運用文學上統一戰線的認識》，根據當時鬥爭形勢要求，提出反對包辦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形式主義、反對機會主義的主張，要求文學工作者“把握現實的全部”。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他參與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文化領導小組工作，任中共東南文委書記。主編《東南戰線》，並為《現代文藝》、《現代青年》、《改進》、《抗戰戲劇》等刊物撰寫文章，創作了四幕話劇《麒麟寨》等作品，宣傳抗日，反對投降。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轉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工作組組長，主編《文化雜誌》，創辦《青年文藝》，積極扶持文藝新作，對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輔導工作。創作集有：短篇小說集《英雄》(1942)、《宿店》(1946)；獨幕劇集《喜酒》(1942)等，受到文學界的重視。
1944年到重慶，任中國共產黨重慶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主編《文藝雜誌》。
抗戰勝利後，先到武漢開展收復區文藝界統一戰線工作，隨後經上海去香港，擔任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文委委員、南方局文委書記等職務。主編《大眾文藝叢刊》，並為《民眾》（香港版）、《正報》、《華商報》等報刊撰寫政論及文藝論文，宣傳黨的文藝方針政策，介紹解放區的文藝成就。由他執筆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論主觀問題》，對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文藝運動的發展產生過較大影響。這一時期，還譯有《游擊隊員范思加》(1941)、《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943）、《意外的驚愕》（1943）、《陰影與曙光》(1946)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秘書長、文教委員會黨委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等職務。1953年,任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為中國作家協會) 黨組書記。同時被選為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主編《人民文學》。這時所寫的《黨與文藝》、《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前進》、《文學十年歷程》等文章，闡述並探討了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文藝的實踐和理論問題，對於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有重要意義；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一些時代局限性造成的理論偏頗。
含冤而死
邵荃麟曾當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7月，他在大連主持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強調“現實主義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樣化，除正反兩類人物形象外，還應該寫中間狀態的人物。這對於克服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浮淺單調現象起了積極作用。但後來卻因此受到公開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殘酷迫害，於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獄中。
1979年9月21日，為邵荃麟舉行了追悼會，宣布恢復名譽，平反昭雪。1981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了《邵荃麟評論選集》。
邵荃麟（1906－1971），原名邵駿遠，曾用名邵逸民，“荃麟”是他的筆名，重慶人，祖籍浙江慈谿。著有《邵荃麟評論選集》。邵荃麟是我國著名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作家。他在復旦中學、大學讀書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曾先後擔任過共青團上海江灣吳林區、楊浦區、法租界區委書記，共青團江蘇省委常委。1928年1月出任浙江省共青團省委書記，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34年1月任反帝反戰大同盟宣傳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就任華東局領導的東南文委書記，1944年又任中共重慶局文委委員。1946年跟隨董必武到武漢後，接受周恩來同志的派遣，到香港擔任工委副書記、文委書記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邵荃麟同志坦蕩誠實、光明磊落，為了捍衛正確的文化路線，不惜生命與張春橋、姚文元推行的“極左”路線進行旗幟鮮明的鬥爭，最終遭到林彪、四人幫殘酷非人的迫害，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於監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