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琴，女。江蘇宜興人。中共黨員。曾入上海大學學習，1926年後從事中共地下工作，任上海中央局宣傳部內部交通員，抗戰時期歷任《青年文藝》、《東南戰線》、《力報》、《大剛報》副刊編輯，南方局文委委員，《小說月報》編委。1949年後歷任中央電影局編劇，北京電影製片廠副廠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葛琴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蘇宜興
- 出生日期：1907年12月24日
- 職業：編劇
- 畢業院校：上海大學
人物簡介,參與製作過的電影,
人物簡介
葛琴生於1907年12月24日，江蘇宜興丁山鎮人。
葛琴與父親葛沐春及家人在常州(1953年)
葛琴與父親葛沐春及家人在常州(1953年)她的父親葛沐春，是一個開明的文化人，年青時曾進師範學堂讀書，後在家鄉創辦了山國小，自任校長十六年。為了謀生，也曾開過陶瓷作坊。宜興的高利貸剝削是很重的，幼年的葛琴，目睹了高利貸剝削的殘酷，逢年過節，母親要出去躲債，天黑才回家，從此，在葛琴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憎惡剝削，同情被壓迫者的種子。葛琴的母親一共生了十一個孩子，活下來的只有四個。她是長女，由於父親的思想較新，又是國小教員，所以能夠衝破女孩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呆在深閨大院的封建枷鎖。葛琴是全村第一個上學讀書，第一個剪短髮的女孩子。十三歲葛琴國小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南京中學，由於家境貧寒，無力供養她上學，所以未能如願。求知慾十分強烈的葛琴，第二年又考取了蘇州樂益女子中學，父親不願意讓自己的長女過分傷心、失望，便答應了女兒的要求。為了籌借學費和路費，只好讓女兒給城裡一個姓鮑的做寄生女，這筆錢，直到葛琴工作後，很長一段時間才還清。進入中學後，葛琴更加發奮學習，尤其是數理化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她是學校的活動分子，愛好體育運動，是校籃球代表隊的主力隊員，會舞少林棍，和另外一些舞大刀的同學經常在一起，習武練棍，很引人注意。葛琴國中畢業後，考入上海景賢女子中學，接觸了進步的老師和同學。樸素的階級覺悟，成為她接受馬列主義的最好土壤。在學校任教的張聞天，是她政治上的第一位啟蒙老師，由張聞天介紹，她進入上海大學，併兼做工人夜校的教員。1926年秋，葛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她成為一隻“勇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得意洋洋地飛掠著”。
葛琴一經踏上革命征程，就不是一個孤獨脆弱的女子。她在被壓迫、被剝削者中間尋求知己，結識朋友，在他們中間磨練意志，摔打筋骨。她深深地紮根在工人民眾中，把黨的指示帶到他們中間去，把革命的火種播在工人心田，赤貧的工人，把她看作是啟蒙老師。她在工人階級的懷抱中成長，鑄造了大膽、潑辣、無所畏懼的堅強性格。
1927年回月，北伐軍占領武漢，轉而進攻江西、福建、浙江，和軍閥孫傳芳交戰。上海工人為了配合北伐進軍，決心打開上海大門，以武裝起義奪取上海。葛琴在三次武裝起義中，不僅是光榮的參加者，而且是勇猛的鬥士。在起義前的示威遊行中，她走上街頭，散發傳單，與工人一起，秘密運送槍械、檔案；在密集的驟雨般的街壘戰中，她和夏之栩等人一起，往火線送去一袋袋的燒餅和大桶大壺的開水；她們還用沙包之類的東西，築起臨時救護站，隨時搶救受傷的工人糾察隊員。工人糾察隊員們，把她們的英勇行為，傳為佳話，稱她們是“三劍客”——女中豪傑。
1927年，“四·一二”政變當天，上海十萬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要求歸還武裝奪回總工會的示威遊行，葛琴在遊行的行列中，與戰友們手挽手，肩並肩，昂首挺胸，高呼口號。當隊伍行至寶山路時，蔣介石下令開槍，屠殺工人民眾，造成血流成河的慘狀，葛琴目睹了這一切。工人運動遭到血腥鎮壓，革命出現暫時低潮，葛琴和許多優秀的革命者一道，由公開轉入地下，繼續戰鬥。
大革命失敗以後，葛琴在上海、江浙一帶做共產黨地下工作，擔任過中共上海中央局宣傳部內部交通員，並先後以公開身分在暨南大學附小、浦東新陸師範附小，宜興丁山國小等校做過教員，後又在杭州城西國小、裕成國小做校長，因鬥爭需要，她經常變換名字，曾用葛允斐、葛韻焦等。在此期間，她接觸了大批進步文化人，並在繁忙的工作之餘，閱讀了不少文學書籍，產生寫小說的欲望。1932年春在朋友們鼓勵下，開始了最初的創作生涯，她的第一篇小說《總退卻》，發表在丁玲主編的《北斗》雜誌上。
葛琴在回憶自己寫《總退卻》時說：
我寫小說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才開始的、那在“一二八”之後，丁玲先生編《北斗》時候。有一天她給我一封普遍徵稿信，記得信里規定有十個範圍，關於農村、工人、士兵、學生等等，就是說你能寫哪一方面的你就選哪一方面的寫。當時我十分不安，自知哪一方面也不能寫，從未寫過的緣故，但更苦的是從未接到過這樣的信，好像不寫就不好意思再看見她。所以苦思結果，我選了士兵這一範圍的。
《總退卻》寫的是抗戰中的士兵的轉變及退卻時的憤懣和失望。葛琴親自參加過“一二八”上海抗戰，和十九路軍受傷的戰士有比較多的接觸，對那些戰士的同情與感懷；對見死不救、賣國殃民的賣國賊種種罪行的憎惡和仇恨充滿胸膛，便情不自禁地寫起來了。
接著又在《現代》、《文學月報》、《夜鶯》、《文季月刊》、《國聞周報》、《大公報·文藝》等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閃爍》、《羅警長》、《犯》、《藍牛》、《枇杷》、《逃》、《一天》等。葛琴三十年代的作品都是反映社會底層人民的苦難和他們的抗爭的，屬於“左翼文學”、“新現實主義文學”的範疇。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進入低潮，葛琴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定，陷入困境，她回憶說：
災難和貧困突然把我擊落到一個極困苦的環境裡，而孩子蘇蘇又在這時死去，一切的不幸都同時向我壓下來，我只得離開上海到偏僻的農村去，在生活鞭子的殘酷打擊下焦頭爛額地奔波著，幾乎把寫作的興趣完全喪失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冬天，重來上海，才又繼續寫了幾篇，那時一位摯友勸我把稿子集起來，出一個小冊子，同時他答應幫助我出版，這才重新提起我的勇氣，於是把舊稿整理一遍，想請魯迅先生替我看一下。
1933年12月，一個寒冷的下午，葛琴和幾位朋友到四川北路內山書店去看望魯迅。她在1937年出版的《總退卻》後記中，追記了訪問魯迅的經過，今天我們讀起來，仍然十分真摯、感人，字裡行間洋溢著她對這位良師的崇敬。
一路上，我懷著滿腔的驚悅或惶惑，以為把這樣幼稚的作品，去請教那樣一位當代文學家評閱，也許會遭到輕視和拒絕吧！但是事情完全出我預想，當我們走入內山書店時，他從一隻火缽旁邊站起來，很親熱地招待著我們，他聽了我的來意之後，把稿子大略翻了一翻，說內中有幾篇他已經看過的，接著便懇切地鼓勵我，繼續寫作，並且立刻允許為我作一篇序。
他完全不像一個老人——雖然他上唇上是留著那么一抹濃黑的鬍鬚，他更沒有一絲名人的架子。那天我們在咖啡店裡談了兩個鐘頭，我完全不感覺有什麼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勁地說著文學上的各種問題，和不斷地給予我們熱烈地鼓勵（我們可以想起，那時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樣一個沉悶的狀態中），他的說話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樣充滿著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緒，當我們從咖啡店裡出來的時候，除了滿意以外，更驚愕中國如今還有一個青年的老人。
過了一個星期，序文就寫好了，當我第二次去見他時，他很關心地詢問我的生活狀況，又對於私人信件上作了一次令人難忘的幫助。這時，從流露於他臉上那種真誠的表情，我才認識這位被人家罵為冷酷刁刻的人物，才是最偉大的熱情者。
魯迅的序文，寫於1933年12月25日夜。序文前半部分，追述了中國小說發生、發展的歷史，以及對小說的看法和意見；後半部分是魯迅對葛琴創作的評價，見解精闢、透徹，猶如畫龍點睛。
深切的期望，熱情的鼓勵，嚴格的要求，重新點燃了葛琴的創作熱情，不管生活如何困頓，道路如何坎坷，她銘記著魯迅的教導，積極投身革命文學活動，她參加了1936年6月15日以魯迅為首的六十位作家簽名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要求抗日，擁護統一戰線政策，並不遺餘力地堅持寫作。
葛琴在《總退卻》後記中回憶道：
那時——一九三四年，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時期，要靠寫作維持生活，幾乎是不可能，於是我被擲回農村中去，整天躲在村屋的窗子下，但是那時我對於創作的興趣卻沒有減低，每每想起魯迅先生和好友們熱切的鼓勵，使我從生活的深淵中燃起無限的勇氣。
魯迅愛護作家，特別扶植女作家的成長。對當時的一位劇作家讚揚葛琴說，文藝界有了新生力量，有些生氣和希望了。1932年以後幾年中，葛琴一直與魯迅保持較為密切的聯繫，魯迅有時在經濟上對她慷慨相助，葛琴每年都把自己家鄉的新茶，通過弟弟葛桂芬送往內山書店，再轉給魯迅。
魯迅為《總退卻》所寫的序言，由於當時世道的艱難，生前沒能出版，在他逝世後才開始付排，葛琴懷著無限的悲槍，寫了後記，作為對良師的悼念。
“一二·九”運動之後，抗日救亡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文藝界的抗日統一戰線正在逐步形成。團結抗日的共同信念，縮短了人們認識上的差距，聯絡了作家的感情。1936年春，葛琴邀請邵荃麟、王惕之、蔣牧良、張天翼、葉以群、吳組湘、劉白羽等黨內外作家雲集丁山，暢談寫作。
丁山位於美麗的太湖之濱，是有名的魚米之鄉。這裡的物價比起大都市上海、杭州等地便宜得多，又可以稍稍躲避一下敵人的盯梢。因此左翼作家，把丁山作為創作根據地，來來往往。丁山是葛琴的故鄉，地熟人也熟，有關事情都由她一手包辦，一伙食辦得很好，頓頓有魚蝦，餐餐有雞鴨，這對於窮困慣了的左翼作家們，是多么大的享受呀！丁山集會，其中的主要內容是討論個人的創作計畫，進行寫作；並通過自由討論的方式，對作品進行分析和評價，提高創作水平。大家各抒己見，情感交融，一位老作家回憶這段往事時，仍然十分留戀。他說：“當時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但和後來的批評不一樣，那時的批評，使人感到熱乎乎的，越批評越覺得自己對革命有用。”他還說：“葛琴當時也寫了幾篇，其中有一篇叫《窯場》，對別人的意見，她虛心聽，態度嚴肅、認真，她不大批評別人”。
葛琴、荃麟和劉白羽在宜興丁山(1937年)
葛琴、荃麟和部分作家在宜興丁山(1937年)
葛琴、荃麟和劉白羽在宜興丁山(1937年)葛琴、荃麟和部分作家在宜興丁山(1937年)討論和寫作之餘，作家們還常常乘小船在廣闊的太湖上蕩漾，高唱《國際歌》，暢談蘇聯——列寧，暢談理想、未來和前途，這對於長期被白色恐怖包圍的作家們，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解放，又是多么富有詩意呀！
全面抗戰爆發後，葛琴和荃麟已結為夫婦，他們沒有貪戀於新婚的歡樂，更沒有沉湎在瑣碎的家庭生活之中，而是為組成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到處奔走呼號，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隨時準備轉移；哪裡需要哪安家。每到一地，他們總是按照黨的指示，跟當地堅持地下鬥爭的黨組織相配合，辦報紙，編刊物，組織民眾，並且通過刊物團結大批文藝青年和文化人，指導並培養了大批青年工作者。
1937年冬，荃麟和葛琴接受黨的派遣，率領三十多人的戰時抗日政治工作隊，冒著風雪，到了龍泉。為擴大宣傳輿論陣地，荃麟任縣教育科長，葛琴任縣審編辦公室主任，並主編《龍泉快報》、《大家看》，在他們的努力下，小小的龍泉山城，當時竟有十餘種鉛印、油印和石印的報刊發行。強有力的政治宣傳，廣泛深人的組織發動，在龍泉山區各界人民的心裡，播下革命火種，點燃了民族解放的火焰，使交通閉塞的龍泉城，出現了從來未有的勃勃生機。
皖南事變前夕，浙東的政治空氣已經充滿了濃重的火藥味，浙江一帶的反動派，迫不及待地搶先向共產黨地下組織下了毒手。當時，葛琴和荃麟正在金華。一天清晨，有人來通知葛琴說，黨的特委機關被破壞了，要他們趕快離開金華。當時在一起的共有七個人，經過商量，決定分兩路走：一路經淪陷區，繞道上海，找新四軍；一路走大後方，經福建去桂林、重慶。葛琴、荃麟和另外一位同志走第二條路。三個人分別裝扮成醫生、護士、藥劑師，葛琴化名何桂貞。途中的遭遇十分驚險。三個人到達江山時，天色已晚，經別人幫助，住進了鄉城的客棧，客棧的老闆是自己人，所以對他們照顧得特別周到，蚊帳、被褥都很齊全。剛剛飽餐之後，準備美美地睡上一覺時，查夜的憲兵闖進了他們的住處。照例先詢問了姓名、籍貫、年齡和職業，然後就傾箱倒筐地搜查，匆匆地看了他們的假身分證，馬馬虎虎地盤查了幾句之後，在小皮箱裡發現一張葛琴在家鄉宜興讀中學的畢業文憑，上面的姓名和身分跟假身分證上的完全不符，卻貼有一張葛琴過去的照片。按照慣例，如果憲兵們發現了這一點，他們立刻就會遭到逮捕，葛琴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卻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邊等待搜查，邊吃著桃子。不知是那鎮靜、沉著的神態起了作用，還是查夜的憲兵多喝了幾杯，精神有些恍惚，葛琴竟輕而易舉地躲過了這次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搜查。當他們把所有的東西收拾完畢後，已經是凌晨三點鐘了。憲兵雖沒有再來，但睡覺是完全落空了，於是他們決定趕搭去浦城的商車，在茫茫的黑夜裡，又開始了艱難的行程。
到達福建後，葛琴和荃麟就在永安城西一個叫蝦蛤村的小村子暫時定居下來。經人介紹，葛琴在《現代兒童》雜誌任主編，當時她懷孕在身，行動一天比一天困難。他們在蝦蛤村住了約半年，待她分娩滿月，健康恢復到可以乘坐長途汽車時，就離開福建到桂林去了。葛琴去桂林，是接替聶紺弩編《新墾地》，她一路上風塵僕僕，懷裡又抱著出世不久的嬰兒，精神卻十分飽滿。不久，她做了《新墾地》的編輯，選稿、定稿，十分繁忙，還得哺育嬰兒。
1944年夏，日本軍隊占領衡陽，逼近桂林。在這緊張的時刻，葛琴協助荃麟把組織的資助和溫暖，送到許多人身邊，冒著生命危險送走一批又一批進步文化人士，然後自己一家才撤離桂林。那時，敵機整天在桂林上空轟炸，火車站裡，車上車下，擠得水泄不通。荃麟的肺病又發作了，發著高燒，葛琴抱著剛滿周歲的兒子，攙著病重的荃麟，四歲的女兒牽著母親的衣襟，拚命地擠上了一節敞篷火車的尾卡。正在這時，敵機用機槍追著人群掃射，葛琴一家在槍林彈雨中倖存下來。
在重慶，葛琴與郭沫若等文化界進步人士一起聯名簽署了《文化界對時局進言》、《陪都文藝界致政治協商會議各會員書》和《陪都文化界人士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等宣言，表達要求民主建國的意願。
1946年，抗日戰爭已經結束，周恩來派荃麟從重慶去武漢做文化工作，葛琴也隨同前往。當時，計畫在武漢創辦一種報紙。形勢的發展，使得荃麟的工作不得不轉入地下，但他的肺病仍未痊癒，政治環境和生活條件都十分惡劣。他們住在中山路側小巷道內的二樓木房裡，樓梯搖搖欲傾，樓房四面通風，由於天井較小，房子顯得黝暗。到武漢不久，葛琴生下第三個孩子，剛分娩幾天，就自己忙著下地做飯了。一次，一位朋友的愛人到葛琴家去，看葛琴在產期未得到休息，很同情。回家特意燉了一隻老母雞，當晚給葛琴送去。送雲時，正逢中原解放區的幾個同志在座，葛琴用送去的雞湯招待那些解放區的同志。
產期過後，葛琴任《大剛報》副刊主編，拿極低的工資，以掩護荃麟在家養病。荃麟也為她編的副刊出主意、組稿、改稿、寫稿，使得那個副刊成為替人民說話的陣地之一，並在國民黨統治區建立了一個重要的進步文化陣地。
1946年以後，武漢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葛琴和荃麟經常在“虎口”里幫助同志們轉移。一位死裡逃生的作家回憶說，“那時，我上了敵人的黑名單，被通緝，從河南逃到武漢，找到葛琴和荃麟。葛琴像親姐姐一樣照顧我，我好像從一個陰森冰冷的地方來到了溫暖的家。一天夜裡，我下了夜班，剛剛睡著，覺得有一個人輕輕地摸著我的頭，我抬頭一看，一位穿旗袍的人，正是葛琴大姐，站在我的床前，焦急地告訴我，荃麟要你馬上轉移，明天上午敵人要逮捕你。夜三時左右，葛琴化了裝，一直把我送上碼頭，我安全地轉移到了南京。她對我的深情，我終生難忘”。
內戰的炮聲隆隆地在人們的耳邊震響，國民黨在國統區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進行血腥屠殺，為了保存大批有生力量，1946年12月，葛琴和荃麟又接受周恩來的派遣，去香港主持文委工作。
去香港以前，葛琴把小琴及弟弟送回了山老家。剛一到家，就被當局發現了，葛琴的一個學生（當時也是特務組織的成員）出於同情，馬上跑來報信，告知敵人對葛琴盯梢，並且要逮捕她。葛琴的父親急中生智，當機立斷，迅速趕到南京，搞了一個名片，說葛琴是某某報（陳立夫辦的報紙）副刊主編。當時正趕上當地國小開運動會，國民黨縣黨部的紳士們都來參觀運動會，葛琴買了些禮物，攜帶名片，佯裝拜訪，紳士們信以為真。她趁此機會，連夜坐小船，離開了闊別多年的家鄉，轉道上海赴香港。
許多在國統區無法生活下去的進步文化工作者，被迫到了香港。這是一個表面上繁華，而對這些人來說，又是完全冰冷的世界，許多人都很不習慣。葛琴和荃麟在政治上保護他們，生活上關懷他們。一位東江游擊隊的雙槍手，名字叫阿林，在戰鬥中負傷後，到香港去養傷，她的公開身分是葛琴家的保姆。葛琴想方設法照顧她，還多次英勇機智地對付英國巡警的搜捕和特務們的釘梢，直到這位雙槍手安全轉移。
葛琴在香港從事婦女統戰工作，任南方局文委委員，還擔任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編委。她與馮乃超等四十多人聯名簽署了《香港文藝界呼籲政府停止內戰制止暴行》宣言，還參加簽署了《揭露傾銷偽片罪行影劇界聯合抗議書》和香港文化界《擁護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等宣言。她經常以筆作武器，直接參加戰鬥。這時期，她在《大公報》、《華商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政治性雜文，起了戰鬥鼓舞作用。
邵荃麟全家在香港(1948年)
邵荃麟全家在香港(1948年)隨著形勢發展，他們在香港最後一年的擔子更重了。1948年底，準備在北京籌備新政協，建立人民政府，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他們在香港除了組織和輸送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文化、文藝工作者到解放區外，還聯絡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避免他們受到反動派迫害，設法幫助他們離開險區。
經過二年多緊張工作，勝利地完成了周恩來交給他們的任務，懷著無限的喜悅，最後撤離香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
建國後，葛琴曾擔任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專業編劇、北京電影製片廠副廠長。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堅持寫作，並注意發現、培養文藝新苗。葛琴從1932年開篇寫作，到“四人幫”奪下她手中的筆，先後共寫了五十萬字，大約出版十幾本中、短篇小說集及電影文學劇本，散見於各報刊雜誌上的散文、小說、雜文，共一百多篇。
葛琴在青島（60年代初）
葛琴在青島（60年代初）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左翼文藝遭查禁，革命作家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左聯五烈士柔石、殷夫等，以他們鮮紅的血，書寫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史的第一頁”。葛琴踏著先烈的血跡，以女作家少有的勇敢、大膽、潑辣，殺向文壇，對罪惡的現實控訴、揭露，為人民代言，替人民吶喊。《北斗》雜誌發表了她的處女作——《總退卻》。這是一朵幼小，但卻有著頑強生命力的奇葩，是文藝表現重大題材的初步嘗試。這棵稚嫩的幼苗，沐浴著無產階級文藝的陽光雨露，得到了辛勤園丁的精心培植。魯迅為《總退卻》寫了序，馮雪峰更是精心熱誠地培植保護這棵幼苗。小說問世不久，雪峰就以丹仁為筆名，在《北斗》雜誌2卷2期上發表了評論文章——《關於〈總退卻〉和〈豆腐阿姐〉》。對《總退卻》的現實意義和青年作家的出現，給予充分肯定。
這兩篇小說，不是怎么“好”的作品，照普遍的說法，這是“幼稚的東西”。但這個“幼稚”卻是不能卑視。兩位作者，不用說是初次在原稿紙上寫上自己名字的人，她們簡直還不知道怎樣去鍛鍊句子。什麼叫做小說的結構……，但是對於民眾生活和鬥爭的熱情，對於急於要求文學去表現偉大題材的濃厚興趣，便成為她們勇敢的試作動機，她們不過是跟著一種新的文藝運動而產生的、正在產生和將要更多地產生的無數青年民眾作家之一罷了。而這些青年民眾作家的“幼稚”作品，也許要為“文學大家”和“賞鑒家”們所鄙棄的，但對於同樣“幼稚”的廣大民眾，卻有很大的意義和興趣。不但如此，這樣的“幼稚”的作家和作品，對於我們是愈多愈好，因為這將造成發達的豐富的文藝生活，而偉大的那強有力地感動著數千百萬的人的作品和作家，也將由這種多數人的和發達的豐富的文藝生活所造成。
丹仁在充分肯定作品的同時，也細緻地分析了作品的瑕疵和不足。
作者的目的，沒有在《總退卻》中完全實現。她沒有真正深刻地表現出兵士的轉變，同時，他們在總退卻時的憤懣和失望，也是概念的、薄弱的、表面的。我們不能在作者所寫的兵士的轉變過程中，同時明確地理會到上海戰爭的本質。
回顧葛琴三十年的創作生涯，深感這位作家的創作道路和其他女作家一樣艱難、坎坷。在這條充滿荊棘的路上，灑下了耕耘者的滴滴汗水，印記著作家一步步堅實的腳印。三十年來，對於葛琴，從沒有過一段完整的創作時間。緊張的戰鬥之暇，繁忙的工作之餘，瑣碎的家務之後，是她創作的全部時間，“擠”又是她獲得這些時間的主要方式。解放後，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常常是一部作品構思成熟了，卻沒有時間把它記錄下來，待下一次再重新構思，也毫不惋惜，從無怨言。
作品的內容和題材，一般說來，是作家生活經歷的真實寫照。葛琴的作品，真實地記錄了她幾十年來為人民、為革命所經歷的痛苦、歡樂和追求，她執著於現實，而不拘泥於現實。作品的主人公，和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及作家個人的情感，三位一體，息息相關。她在一篇文章中寫到“一個優秀的藝術家，他必須是一個優秀的好人民。千百萬人民中的一分子。他要經得起人民的考驗，要挑得起人民給予他的重擔。他的一切不是為了別的，更不是為了他自己個人，個人的得失榮譽，必須是確確實實真心實意地為了大眾人民。”
真實，富有強烈的時代感，是葛琴創作的主要特色。魯迅在《總退卻》序言中曾說：“這一本集子就是這一時代的出產品……將中國的眼睛點出來了。”
血淚的控訴，是葛琴早期作品的一條主線。葛琴生長在高利貸殘酷剝削的江南農村，親眼目睹了農村破產，農民瀕於死亡的慘痛景象，她以女作家觀察生活的獨特角度，細膩地描寫了底層勞動人民精神上的苦悶、迷惘，生活上的貧窮、無出路，內心深處的吶喊和反抗。在短篇小說《騾夫丁大福》中，作家代替主人公直呼其言：“他想他的爺娘，他也恨他的爺娘，爺娘狠心把他賣了這地方；可是他更恨那走不完的路，推不完的磨。”
短篇小說集《總退卻》收了她“七·七”抗戰前寫的七篇作品。在短篇小說《枇杷》中，作者對主人公小溜兒，傾注了全部的同情，全部的愛。小溜兒在批把豐收的季節，望著一枝枝枇杷果，饞涎欲滴，卻沒有人送給他一個吃，並遭到孩子們的奚落。趁母親給人家做工時，吃了枇杷核，因此中毒而葬送了幼小的生命。小說的結尾，令人心酸落淚。這些作品，是三十年代勞動人民苦難生活的真實畫幅。
抗戰以後，作家閱歷廣了，思想深了，把握和駕馭生活的能力亦日益提高。無論是從題材的選擇，表達思想的深刻上，都迥異於她前期的作品。從描寫生活底層的勞動人民，跳到另一個天地。《葛琴創作集》共收錄了抗戰時期的五篇小說，作品勾畫了抗戰時期中、上層各種各樣人物的臉譜。有在游擊區搞陰陽兩面，專門進行政治投機的紳士；有驕傲自滿、誇誇其談，一事無成的政治工作幹部；有每天無所事事、專橫跋扈的法官太太。作家在描寫這些庸俗卑瑣的靈魂時，運用了強烈的諷刺和揶揄手法，對他們的醜惡嘴臉進行了無情的鞭撻。這些作品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和絢麗多采的畫面，而是通過對人物鞭辟入裡的刻畫，抓住了讀者的心。
短篇小說《貴賓》（收入小說集《結親》），寫於1948年，當時被稱為幻想小說。它描寫的角度別開生面——事情發生在未來的國度。看來作家不是信筆寫來，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出於她對中國革命的深切關注和高度責任感，是一篇有分量、有思想的嚴肅作品。文章的標題和副標題何等的醒目啊廣來年人民自己的國度里還會有這樣的人嗎？”革命勝利前夕，向讀者——廣大的革命者，敲響了警鐘。小說採用烘托筆法，細膩而集中地描寫了一個被視為“貴賓”的資產階級政客——陸錦霞，作家對她仇恨共產黨、仇恨人民的陰暗心理，以及歇斯底里的精神狀態，作了深刻的剖析。
陸錦霞是當時聞名的婦女民主會領導人，“平凡，她生平最痛惡這兩個沒出息的字眼……什麼‘人民的勤務員’，即使要她參加，她對這一曠古未有的稱號，也有從長考慮的必要。”她口口聲聲把年輕的共產黨員稱為“小共”、“小黨官”。她來到莫乾山療養院，對那裡的一切都十分輕蔑，她認為療養院的負責人把那些“受傷的兵士，肺癆病的工人，農民之類塞進去……簡直叫人呼吸都感到困難。”她認為“革命的醫生、護士全沒頭腦”，如果有人勸她到那裡去休養，那簡直是“可怕的精神折磨”。陸錦霞同當時的世界是那樣格格不入，“她一口氣凝結在心底里，她簡直悔恨做一個中國人，一個飄浮在這時代海洋里孤單的中國人！她突然緊抱住自己，覺得四顧茫然，連窗里那一片浴滿全身的日照也可怕地寒冷起來了。”作家通過書中老頭兒、革命老媽媽和一些年輕的農民之口，對她作了無情譏笑，說她“沒有受過苦，不懂得革命是什麼”，說她“白享革命的福。”
寫得多么維妙維肖！三十年後再重新讀它，仍然對作家產生由衷的崇敬之情，她那穿透一切迷霧的犀利的目光，深遠的思想，至今仍熠熠放光。但“文化大革命”中，這篇小說被人“對號入座”，加上了攻擊江青的罪名，葛琴連伺她的作品一起遭到了批判。
解放後，葛琴主要從事電影文學劇本的創作，寫有《三年》、《女司機》、《海燕》，作家對不同時期的新型婦女給予熱情歌頌。
六十年代，葛琴已跨入老年，仍時時想著把她和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經歷，用文藝形式表現出來。她訪問過方誌敏烈士的家鄉，蒐集了方誌敏烈士的事跡和抗日戰爭時期兒童團的故事，正當她準備將這些素材撰寫成文時，“四人幫”一夥奪去了她的創作生命，封住了她說話的口。她只能把這些閃光的東西，永遠埋在心底，藏在記憶中。這是她終身的憾事，也是文藝事業的損失。值得慶幸的是，1990年葛琴在女兒和文學研究者的幫助下整理出版了葛琴解放前創作的短篇小說12篇，定名《貴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老作家駱賓基，抱病寫了回憶文章，作為這本書的《代序》，他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