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可以說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正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對於每一段歷史我們不能輕易的淡忘，而近代的中國歷史更是不可忽略的一章。
基本介紹
- 書名：近代中國•第13輯
-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開本：32開
- 定價：22.00
- 作者：上海中山學社
- 頁數：391頁
- ISBN：7806812733
- 品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可以說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正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對於每一段歷史我們不能輕易的淡忘，而近代的中國歷史更是不可忽略的一章。每一段歷史總遺留下大量的史料收集、軼事展示、歷史評論等等，這些可以讓後人更好地去了解歷史，從中得到借鑑，是一種文化的傳承，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圖書目錄
紀念李烈鈞、馮玉祥等辛亥先賢誕辰120周年
蔡鍔將軍：立志救民，與時俱進 李華興
蔡鍔將軍與上海及其“以道德愛國”思想 劉學照
蔡松坡將軍的精神遺產 陳 絳
略論李烈鈞在近代中國民主革命中的歷史地位 謝俊美
略論“九一八”前後的李烈鈞 廖大偉
李烈鈞將軍對抗日戰爭的貢獻 蘇智良
一個大寫的人——紀念馮玉祥 熊月之
馮玉祥與秘密會社 邵 雍
李烈鈞與馮玉祥的友誼 郭緒印
紀念宋教仁先生遇難90周年
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項斯文講話
上海黃埔同學會會長李贛駒講話
宋教仁的歷史定位 沈渭濱
宋教仁——頭腦清醒的革命先驅 丁鳳麟
宋教仁對創造20世紀新中國的巨大貢獻 劉學照
堅韌不拔、光明磊落的宋教仁 陳 絳
為徹底推翻袁世凱專制獨裁而獻身的民主斗土——宋教仁先生 易惠莉
宋案的歷史反思 謝俊美
刺宋案與民初政治現代化嘗試的夭折 廖大偉
孫中山研究
孫中山與民國時期國貨運動 樊衛國
清末民初人物研究
辛亥革命與趙鳳昌 馬銘德
試析滬軍都督陳其美的強勢作為——以干涉姚榮澤案為例 李洪珍
1903年張謇長崎之行新探 邵 雍
思想與文化
論鄭觀應和薛福成思想的“相與呼應” 丁鳳麟
半截子的“維新派” 齊國華
——評張之洞的《勸學篇》
經濟與社會
再論華盛紡織總廠 徐元基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中國紅十字會的組織與發展 周秋光
20世紀30年代中國紡織技術人員對日本紡織業的認識
——中國紡織學會與日本的關係
[日]富澤芳亞著 朱 婷譯
“一二八”事變後六年間日本在上海的雜工業發展
許金生
有關抗戰前期西南地區農業發展與禁菸運動
關係的認識 秦和平
史料輯存
張煥綸與日本學者交往史料二則 易惠莉摘輯
陳寶箴佚文(續) 柳岳梅 許全勝整理
海外中國研究
韓國的中國觀及其保守的歷史 [韓]金希教
書 評
探索農民理想國的新著 沈渭濱
——《太平天國職官志》讀後
學術動態
“第六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在台北舉行
銳 羊
“上海長崎交往”學術研討會記略 易惠莉
以近代城市史研究為重點編撰出版《重慶通史》 李宗傑
《長江沿江城市與中國近代化》出版 陸興龍
《中國海關歷史學術研究叢書》簡介 馮雪松
蔡鍔將軍：立志救民，與時俱進 李華興
蔡鍔將軍與上海及其“以道德愛國”思想 劉學照
蔡松坡將軍的精神遺產 陳 絳
略論李烈鈞在近代中國民主革命中的歷史地位 謝俊美
略論“九一八”前後的李烈鈞 廖大偉
李烈鈞將軍對抗日戰爭的貢獻 蘇智良
一個大寫的人——紀念馮玉祥 熊月之
馮玉祥與秘密會社 邵 雍
李烈鈞與馮玉祥的友誼 郭緒印
紀念宋教仁先生遇難90周年
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項斯文講話
上海黃埔同學會會長李贛駒講話
宋教仁的歷史定位 沈渭濱
宋教仁——頭腦清醒的革命先驅 丁鳳麟
宋教仁對創造20世紀新中國的巨大貢獻 劉學照
堅韌不拔、光明磊落的宋教仁 陳 絳
為徹底推翻袁世凱專制獨裁而獻身的民主斗土——宋教仁先生 易惠莉
宋案的歷史反思 謝俊美
刺宋案與民初政治現代化嘗試的夭折 廖大偉
孫中山研究
孫中山與民國時期國貨運動 樊衛國
清末民初人物研究
辛亥革命與趙鳳昌 馬銘德
試析滬軍都督陳其美的強勢作為——以干涉姚榮澤案為例 李洪珍
1903年張謇長崎之行新探 邵 雍
思想與文化
論鄭觀應和薛福成思想的“相與呼應” 丁鳳麟
半截子的“維新派” 齊國華
——評張之洞的《勸學篇》
經濟與社會
再論華盛紡織總廠 徐元基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中國紅十字會的組織與發展 周秋光
20世紀30年代中國紡織技術人員對日本紡織業的認識
——中國紡織學會與日本的關係
[日]富澤芳亞著 朱 婷譯
“一二八”事變後六年間日本在上海的雜工業發展
許金生
有關抗戰前期西南地區農業發展與禁菸運動
關係的認識 秦和平
史料輯存
張煥綸與日本學者交往史料二則 易惠莉摘輯
陳寶箴佚文(續) 柳岳梅 許全勝整理
海外中國研究
韓國的中國觀及其保守的歷史 [韓]金希教
書 評
探索農民理想國的新著 沈渭濱
——《太平天國職官志》讀後
學術動態
“第六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在台北舉行
銳 羊
“上海長崎交往”學術研討會記略 易惠莉
以近代城市史研究為重點編撰出版《重慶通史》 李宗傑
《長江沿江城市與中國近代化》出版 陸興龍
《中國海關歷史學術研究叢書》簡介 馮雪松
文摘
書摘
明天3月20日，是宋教仁遇難90周年。我們舉行隆重的紀念會，緬懷他為推翻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皇朝、創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民共和國所建立的豐功偉績。在建立這個不朽的歷史功勳中，宋教仁卓越的宣傳和組織才幹、傑出的政治活動能力，在辛亥革命領導人物中表現十分突出，而他為了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而堅韌不拔、鞠躬盡瘁的犧牲精神和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高風亮節，更是值得我們永遠珍視的。
1905年初，宋教仁在湖南起義失敗後，出亡日本。他不但面臨同盟會與保皇派在留日學生中爭奪領導權的複雜局面，和革命黨人內部的團結問題，而且自己備受病痛的嚴重折磨。他自稱病初起時，睡眠不佳，精神不振，漸成全身疼痛，情緒不能自已，終夜難眠，現代醫學對此或可稱之為神經官能症或抑鬱症的症象。他多次就醫，據他的日記所載，在1906年就醫即達28次。但是他克服困難，忘我投入革命活動，並且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撰著了《間島問題》一書。當時留學生中創辦刊物，鼓吹革命，製造輿論，聯絡鄉誼，蔚成風氣。這些刊物地域性突出，從它們的名稱如《湖北學生界》、《新湖南》、《浙江潮》等就可以看出來。宋教仁打破地域的界限，致力於廣泛的聯合，刊物取名《二十世紀之支那》，就體現了前瞻性，它團結和號召留學生為高舉20世紀中國的旗幟而奮鬥。為了刊物的出版，他發展社員、籌募股金、組織稿件、洽商印刷，日夜奔波。擔任編輯的陳天華辭職時，有人寫信對他說：總編輯都辭職了，刊物可以從此停辦，他不為所動。一些人要退股，他千方百計設法還給股金，稿件不足，他自己動筆撰寫。第一期就有1/4的文章是出於他的手筆。《二十世紀之支那》成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前身，對同盟會的成立起了積極促進的作用。
宋教仁在日本積極投入反清革命活動時，還編撰了《間島問題》。島是東北圖門江中一個小島。清初封禁，人跡罕到，對江的朝鮮人越過國界，前來開墾，將這個小島叫做“墾土”(Kento)，日久訛為“間島”(Kantao)。1905年日本吞併朝鮮後，企圖謀取這塊越界私墾的土地，進而窺伺我國吉林和黑龍江，派兵上島駐紮。清政府一向對邊境不重視，既沒有詳細的地圖，又沒有足夠的檔案史籍，用以證明間島的領土歸屬，多次交涉都沒有結果。宋教仁在日本發現朝鮮王室編纂的書籍，肯定間島是中國的領土，於是綜合中、日、韓各方面資料，寫作這本書，史料確鑿，論據充足。書成之後，很快引起日本注意，有人慫恿宋教仁將著作權售讓日本政府，以所得收入五千日元資助革命活動，勸阻他不應將書稿寄給北京同革命黨為敵的清政府。宋教仁沒有接受這個意見，將書稿郵寄袁世凱，清政府根據書中列舉不可顛破的史實，挫敗了日本的陰謀。袁世凱曾致電駐日公使館贈送宋教仁二千日元，為宋婉拒。他說：“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袁世凱約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據說慈禧太后曾擬賞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絕。他說：“吾本革命黨人，烏能為清政府官，但能為祖國盡力者 ，生死以之，不願為官也。”(《宋漁父先生史譚》)自此以後，日本官方將他看作中國派來的密探，而留日學生中有人罵他賣黨交結官吏。處身內外夾攻的困境中，他不以為意，不改初衷。宋教仁編撰《間島問題》，不但捍衛了中國的領土，更顯示出一個立志排滿的革命黨人在祖國領土遭受損害時，以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愛國主義精神。
1911年4月，黃興領導廣州起義失敗，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挫折，不少革命黨人悲觀失望。 5月，趙聲在香港鬱郁病故；7月，楊守仁在英國利物浦投海自盡。面對這樣的形勢，黃興感嘆說：“同盟會事無可為矣，此後不再問黨事，唯當盡個人天職，報死於地下耳。”(《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3期，第47—49頁)在四周瀰漫失敗情緒的氛圍中，宋教仁不屈不撓，勇往直前，從事革命的聯絡和組織工作，和譚人鳳等著手建立同盟會中部總會，積極推動長江沿岸各省設立分會，迎接革命風暴的到來。
辛亥革命爆發後，宋教仁南下北上，僕僕風塵，發表演說，抨擊袁世凱政府，宣傳實行議會政治和責任內閣制，成為袁世凱最頭痛也最恐懼的一個人。袁世凱曾對楊度表示：“以暴動手段奪取政權尚易對付，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置總統於無權無勢之地，卻厲害多了。”他預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企圖用50萬元巨款拉攏宋教仁，沒有得逞，便指使部下嚴密監視。有人提醒宋防備袁世凱下毒手，他坦然說：“袁世凱一定會設法破壞我們，陷害我們，我們要警惕，但是不必懼怯。他不久將來，容或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時候，我認為那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又說：“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無夙怨無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安有此種卑劣殘忍之手段。”(《宋逐初先生遇害始末記》，《國民》，第l卷第2期，1913年6月)這些話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宋教仁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凜然正氣。他在滬寧車站遇刺重傷後，還諄囑黃興代筆致書袁世凱：“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餘恨。”(《宋教仁集》，下冊，第496頁)一直到臨終，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國家的基礎(“國基”)和人民的幸福(“民福”)。
宋教仁生前，曾於1912年3月出任唐紹儀內閣農林總長。在短短几個月任期內，他政績突出，特別是樹立了清廉儉樸的政風。他的“農林部咨財政部五月分決算清冊”，明賬細目一清二楚，在民初北京政府各部門中堪稱鳳毛麟角。有人說他到農林部，是大材小用，事實上也確是如此。他一旦看到這樣的政府不足以有為，便堅決要求辭職。宋教仁憧憬的是政黨內閣，而袁世凱處心積慮維持專制統治，宋教仁想人閣施展他的政治抱負，無異與虎謀皮，因此，他的辭職，便是必然的了。所以有人讚許他“不戀權位，只重政見”。(吳相湘《宋教仁傳》)宋教仁是將政治原則看成高於個人私利的。
宋教仁遇難，引起全國巨大的震動。《民權報》用這樣的標題表達對他的哀悼：“為先生惜，為國民惜，為內治外交惜”；“宋鈍如先天下而死，先生之言極沉痛，先生之恨無已時”。人們將宋教仁的去世同國家的命運和革命的前途聯繫起來，如湖南同鄉的輓聯寫道：
國步方艱，痛湘鄉又弱一個；
長才未竟，論斯人獨有千秋。
人們在哀痛之餘，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表現出極大的憤慨，如上海愛國女校全體職員的輓聯所寫：
言滿天下，行滿天下，大業未成，畢命僅卅二歲；
為一家哭，為一路哭，良心不死，報仇有四百兆。
正如宋教仁生前所預言，袁世凱撕毀約法、背叛民國之時，也就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之日。袁世凱暗殺宋教仁所引起的公憤，實際上就是自己埋下一枚炸彈。宋教仁遇難不及4月，便引發了討袁之役；只過3年，袁世凱便在全國人民聲討聲中驚懼而亡。人心向背不可抗拒，人們對宋教仁短暫的一生懷著那么虔誠的崇敬，對他的不幸去世懷著那么深沉的哀痛，正是來自他的崇高人格的感召力。
趙風昌，字竹君，江蘇武進人，生於1856年(鹹豐六年)，卒於1938年(民國27年)。趙少時人錢莊習賈，後納貲報捐雜職，往廣東候補，先在藩司姚覲元幕下任記室。1884年(光緒十年)，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趙人張幕，由文巡捕升充文案，參預機要，由於敏勉強記，通達政事文章，精於幕道，深得張之洞的器重和信任。1889年(光緒十五年)，趙鳳昌隨張之洞移督湖廣，升總文案。在湖廣任上，張一切要事皆秘商於趙鳳昌，倚之如左右手。當時忌之者乃有“兩湖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之聯語，騰播朝野。1893年(光緒十九年)，張之洞被劾，涉及趙鳳昌，遂遭革職永不敘用。張為慰藉趙連累受譴，特於湖北電報局給予掛名支薪。自此，趙鳳昌在上海南陽路築惜陰堂定居，實際上是常駐上海為湖廣督署辦理訊、運輸諸務，藉此與當地官紳、外國領事建立聯繫，為張之洞提供訊息，出謀劃策。張之洞是晚清洋務派的重要人物，為封疆大吏20餘年，廣納當時頗具新思想的知識菁英，使其幕府成為一時人材的淵藪。正如汪大鈞所云：“南皮愛才，為近日封疆之冠，品題所及，聲價益增。”而當年的幕賓，不少成為後來戊戌到民初政壇的風雲人物。趙鳳昌雖退出政壇，但政治熱情不減，與政界人物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隱居滬瀆期間，趙又與新崛起的的江浙名流往還密切：所以惜陰堂主人雖“閉關卻掃，脫略公卿”，但其人脈豐沛，仍不離政治旋渦。戊戌、庚子、辛亥諸役背後，都有他的作用。誠如黃炎培所言：“四十年間，東南之局，有大事，必與老人有關。”劉厚生的《張謇傳記》更戲稱趙鳳昌為“民國的產婆”，這種說法雖誇大了趙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但當年南北議和期間，惜陰堂主人確在幕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長期以采，研究辛亥革命有關趙鳳昌的論述不多，筆者撮合所見材料，願就個人管見，略述惜陰堂主人在辛亥新舊嬗遞之際的活動，以求教於方家。
一、不保清廷，“保將來中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從現存的材料看來，趙鳳昌於武昌起義後即主張不保清廷，保將來中國。10月15日，訊息傳到上海，作為預備立憲公會的員，他邀請江浙立憲骨幹雷奮、沈恩孚、楊廷棟和同盟會員黃炎培等到惜陰堂會議，“商討時局前途應付方法”。第二天，雷奮等赴蘇州，會合從武漢趕回的張謇，
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要求清廷“宣定憲法，開國會”的奏摺。此後半月中，張謇兩次到滬，均下榻惜陰堂。雖然，趙鳳昌參與了以張謇為首的江浙立憲黨人在武昌起義後—系列上疏請求更改皇族內閣，宣布立憲，收回人心以逐步平息各地的起義風潮的活動，但與張謇等相比，趙鳳昌似乎更為激進門由於有帝黨分子的背景，君臣倫理觀念的薰陶，張謇在感情上與清廷藕斷絲連，希望實行立憲，以舊體制的變革來弭武昌之亂；而趙鳳昌卻有所不同。自1893年被逐出政治旋渦，他對清廷已無宮守，無言責，息影惜陰堂，雖政治熱情不減，但對清廷並無感情。5月清廷成立皇族內閣時，趙鳳昌已“斷言清廷之無可期望，謀國必出他途以制勝矣。”
……
明天3月20日，是宋教仁遇難90周年。我們舉行隆重的紀念會，緬懷他為推翻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皇朝、創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民共和國所建立的豐功偉績。在建立這個不朽的歷史功勳中，宋教仁卓越的宣傳和組織才幹、傑出的政治活動能力，在辛亥革命領導人物中表現十分突出，而他為了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而堅韌不拔、鞠躬盡瘁的犧牲精神和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高風亮節，更是值得我們永遠珍視的。
1905年初，宋教仁在湖南起義失敗後，出亡日本。他不但面臨同盟會與保皇派在留日學生中爭奪領導權的複雜局面，和革命黨人內部的團結問題，而且自己備受病痛的嚴重折磨。他自稱病初起時，睡眠不佳，精神不振，漸成全身疼痛，情緒不能自已，終夜難眠，現代醫學對此或可稱之為神經官能症或抑鬱症的症象。他多次就醫，據他的日記所載，在1906年就醫即達28次。但是他克服困難，忘我投入革命活動，並且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撰著了《間島問題》一書。當時留學生中創辦刊物，鼓吹革命，製造輿論，聯絡鄉誼，蔚成風氣。這些刊物地域性突出，從它們的名稱如《湖北學生界》、《新湖南》、《浙江潮》等就可以看出來。宋教仁打破地域的界限，致力於廣泛的聯合，刊物取名《二十世紀之支那》，就體現了前瞻性，它團結和號召留學生為高舉20世紀中國的旗幟而奮鬥。為了刊物的出版，他發展社員、籌募股金、組織稿件、洽商印刷，日夜奔波。擔任編輯的陳天華辭職時，有人寫信對他說：總編輯都辭職了，刊物可以從此停辦，他不為所動。一些人要退股，他千方百計設法還給股金，稿件不足，他自己動筆撰寫。第一期就有1/4的文章是出於他的手筆。《二十世紀之支那》成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前身，對同盟會的成立起了積極促進的作用。
宋教仁在日本積極投入反清革命活動時，還編撰了《間島問題》。島是東北圖門江中一個小島。清初封禁，人跡罕到，對江的朝鮮人越過國界，前來開墾，將這個小島叫做“墾土”(Kento)，日久訛為“間島”(Kantao)。1905年日本吞併朝鮮後，企圖謀取這塊越界私墾的土地，進而窺伺我國吉林和黑龍江，派兵上島駐紮。清政府一向對邊境不重視，既沒有詳細的地圖，又沒有足夠的檔案史籍，用以證明間島的領土歸屬，多次交涉都沒有結果。宋教仁在日本發現朝鮮王室編纂的書籍，肯定間島是中國的領土，於是綜合中、日、韓各方面資料，寫作這本書，史料確鑿，論據充足。書成之後，很快引起日本注意，有人慫恿宋教仁將著作權售讓日本政府，以所得收入五千日元資助革命活動，勸阻他不應將書稿寄給北京同革命黨為敵的清政府。宋教仁沒有接受這個意見，將書稿郵寄袁世凱，清政府根據書中列舉不可顛破的史實，挫敗了日本的陰謀。袁世凱曾致電駐日公使館贈送宋教仁二千日元，為宋婉拒。他說：“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之賺幾文錢也。”袁世凱約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據說慈禧太后曾擬賞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絕。他說：“吾本革命黨人，烏能為清政府官，但能為祖國盡力者 ，生死以之，不願為官也。”(《宋漁父先生史譚》)自此以後，日本官方將他看作中國派來的密探，而留日學生中有人罵他賣黨交結官吏。處身內外夾攻的困境中，他不以為意，不改初衷。宋教仁編撰《間島問題》，不但捍衛了中國的領土，更顯示出一個立志排滿的革命黨人在祖國領土遭受損害時，以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愛國主義精神。
1911年4月，黃興領導廣州起義失敗，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挫折，不少革命黨人悲觀失望。 5月，趙聲在香港鬱郁病故；7月，楊守仁在英國利物浦投海自盡。面對這樣的形勢，黃興感嘆說：“同盟會事無可為矣，此後不再問黨事，唯當盡個人天職，報死於地下耳。”(《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3期，第47—49頁)在四周瀰漫失敗情緒的氛圍中，宋教仁不屈不撓，勇往直前，從事革命的聯絡和組織工作，和譚人鳳等著手建立同盟會中部總會，積極推動長江沿岸各省設立分會，迎接革命風暴的到來。
辛亥革命爆發後，宋教仁南下北上，僕僕風塵，發表演說，抨擊袁世凱政府，宣傳實行議會政治和責任內閣制，成為袁世凱最頭痛也最恐懼的一個人。袁世凱曾對楊度表示：“以暴動手段奪取政權尚易對付，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置總統於無權無勢之地，卻厲害多了。”他預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企圖用50萬元巨款拉攏宋教仁，沒有得逞，便指使部下嚴密監視。有人提醒宋防備袁世凱下毒手，他坦然說：“袁世凱一定會設法破壞我們，陷害我們，我們要警惕，但是不必懼怯。他不久將來，容或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時候，我認為那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又說：“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無夙怨無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安有此種卑劣殘忍之手段。”(《宋逐初先生遇害始末記》，《國民》，第l卷第2期，1913年6月)這些話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宋教仁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凜然正氣。他在滬寧車站遇刺重傷後，還諄囑黃興代筆致書袁世凱：“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餘恨。”(《宋教仁集》，下冊，第496頁)一直到臨終，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國家的基礎(“國基”)和人民的幸福(“民福”)。
宋教仁生前，曾於1912年3月出任唐紹儀內閣農林總長。在短短几個月任期內，他政績突出，特別是樹立了清廉儉樸的政風。他的“農林部咨財政部五月分決算清冊”，明賬細目一清二楚，在民初北京政府各部門中堪稱鳳毛麟角。有人說他到農林部，是大材小用，事實上也確是如此。他一旦看到這樣的政府不足以有為，便堅決要求辭職。宋教仁憧憬的是政黨內閣，而袁世凱處心積慮維持專制統治，宋教仁想人閣施展他的政治抱負，無異與虎謀皮，因此，他的辭職，便是必然的了。所以有人讚許他“不戀權位，只重政見”。(吳相湘《宋教仁傳》)宋教仁是將政治原則看成高於個人私利的。
宋教仁遇難，引起全國巨大的震動。《民權報》用這樣的標題表達對他的哀悼：“為先生惜，為國民惜，為內治外交惜”；“宋鈍如先天下而死，先生之言極沉痛，先生之恨無已時”。人們將宋教仁的去世同國家的命運和革命的前途聯繫起來，如湖南同鄉的輓聯寫道：
國步方艱，痛湘鄉又弱一個；
長才未竟，論斯人獨有千秋。
人們在哀痛之餘，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表現出極大的憤慨，如上海愛國女校全體職員的輓聯所寫：
言滿天下，行滿天下，大業未成，畢命僅卅二歲；
為一家哭，為一路哭，良心不死，報仇有四百兆。
正如宋教仁生前所預言，袁世凱撕毀約法、背叛民國之時，也就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之日。袁世凱暗殺宋教仁所引起的公憤，實際上就是自己埋下一枚炸彈。宋教仁遇難不及4月，便引發了討袁之役；只過3年，袁世凱便在全國人民聲討聲中驚懼而亡。人心向背不可抗拒，人們對宋教仁短暫的一生懷著那么虔誠的崇敬，對他的不幸去世懷著那么深沉的哀痛，正是來自他的崇高人格的感召力。
趙風昌，字竹君，江蘇武進人，生於1856年(鹹豐六年)，卒於1938年(民國27年)。趙少時人錢莊習賈，後納貲報捐雜職，往廣東候補，先在藩司姚覲元幕下任記室。1884年(光緒十年)，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趙人張幕，由文巡捕升充文案，參預機要，由於敏勉強記，通達政事文章，精於幕道，深得張之洞的器重和信任。1889年(光緒十五年)，趙鳳昌隨張之洞移督湖廣，升總文案。在湖廣任上，張一切要事皆秘商於趙鳳昌，倚之如左右手。當時忌之者乃有“兩湖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之聯語，騰播朝野。1893年(光緒十九年)，張之洞被劾，涉及趙鳳昌，遂遭革職永不敘用。張為慰藉趙連累受譴，特於湖北電報局給予掛名支薪。自此，趙鳳昌在上海南陽路築惜陰堂定居，實際上是常駐上海為湖廣督署辦理訊、運輸諸務，藉此與當地官紳、外國領事建立聯繫，為張之洞提供訊息，出謀劃策。張之洞是晚清洋務派的重要人物，為封疆大吏20餘年，廣納當時頗具新思想的知識菁英，使其幕府成為一時人材的淵藪。正如汪大鈞所云：“南皮愛才，為近日封疆之冠，品題所及，聲價益增。”而當年的幕賓，不少成為後來戊戌到民初政壇的風雲人物。趙鳳昌雖退出政壇，但政治熱情不減，與政界人物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隱居滬瀆期間，趙又與新崛起的的江浙名流往還密切：所以惜陰堂主人雖“閉關卻掃，脫略公卿”，但其人脈豐沛，仍不離政治旋渦。戊戌、庚子、辛亥諸役背後，都有他的作用。誠如黃炎培所言：“四十年間，東南之局，有大事，必與老人有關。”劉厚生的《張謇傳記》更戲稱趙鳳昌為“民國的產婆”，這種說法雖誇大了趙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但當年南北議和期間，惜陰堂主人確在幕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長期以采，研究辛亥革命有關趙鳳昌的論述不多，筆者撮合所見材料，願就個人管見，略述惜陰堂主人在辛亥新舊嬗遞之際的活動，以求教於方家。
一、不保清廷，“保將來中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從現存的材料看來，趙鳳昌於武昌起義後即主張不保清廷，保將來中國。10月15日，訊息傳到上海，作為預備立憲公會的員，他邀請江浙立憲骨幹雷奮、沈恩孚、楊廷棟和同盟會員黃炎培等到惜陰堂會議，“商討時局前途應付方法”。第二天，雷奮等赴蘇州，會合從武漢趕回的張謇，
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要求清廷“宣定憲法，開國會”的奏摺。此後半月中，張謇兩次到滬，均下榻惜陰堂。雖然，趙鳳昌參與了以張謇為首的江浙立憲黨人在武昌起義後—系列上疏請求更改皇族內閣，宣布立憲，收回人心以逐步平息各地的起義風潮的活動，但與張謇等相比，趙鳳昌似乎更為激進門由於有帝黨分子的背景，君臣倫理觀念的薰陶，張謇在感情上與清廷藕斷絲連，希望實行立憲，以舊體制的變革來弭武昌之亂；而趙鳳昌卻有所不同。自1893年被逐出政治旋渦，他對清廷已無宮守，無言責，息影惜陰堂，雖政治熱情不減，但對清廷並無感情。5月清廷成立皇族內閣時，趙鳳昌已“斷言清廷之無可期望，謀國必出他途以制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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