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負擔問題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

內容介紹

20世紀90年代，農民負擔問題日益凸顯，與之相伴隨的是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嚴重不足。為減輕農民負擔，自2000年開始中央政府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農村稅費改革切實地減輕了農民負擔，但削弱了農村基層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財政能力。為鞏固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果，各級政府不斷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投入力度。馮海波所著的《農民負擔問題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歷史的回望與思索》從歷史回顧的角度研究了農村稅費改革前後農民負擔的狀況、農民負擔問題的形成機制及其對整個社會公平和效率的影響，最終為徹底解決農民負擔問題並實現農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找到一條出路。《農民負擔問題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歷史的回望與思索》要回答的幾個問題是：（1）如何理解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農民負擔問題？它對整個社會的公平和效率產生了怎樣的影響？（2）中國農民負擔問題的形成機理是什麼？（3）農民負擔問題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4）取消農業稅意味著農民負擔問題已經被徹底解決了嗎？它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5）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實現農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給的制度基礎是什麼？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書從第2章開始運用公共物品理論從一般意義上對農民負擔問題形成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進行了分析。從社會經濟環境來說，傳統農業社會的農民負擔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民的稅費負擔超過了其承受能力；在二元經濟社會，農民負擔問題不僅表現在農民的稅費負擔超過自身的承受能力方面，還表現在農民與其他社會群體相比，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從政治環境來說，農民負擔問題的形成一定與其弱勢群體的地位相關，即農民沒有能力對政府的行為進行有效地約束。第3章從公平和效率的視角具體討論了農村稅費改革前中國農民負擔的狀況，分析表明，稅費改革前的農民負擔損害了經濟效率，違背了社會公平正義。第4章從制度變遷的視角討論了當代農民負擔問題的成因，分析表明經濟社會體制的變遷對當代中國農民負擔問題施加了重要影響。第5章從委託一代理關係的視角進一步討論了農民負擔問題形成的政治原因，分析表明，農民（委託人）弱勢群體的地位，使其無法對基層政府（代理人）加重農民負擔的行為形成有效地監督和約束；同時，由於農民作為農村公共物品的需求者不能參與公共物品的供給決策，導致了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無法滿足農民的偏好。第6章記錄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減輕農民負擔的實踐，討論了農村稅費改革對農村基層財政的影響。分析表明，農村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惡化了農村基層政府的財政能力，進一步顯現了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困境；同時，農村稅費改革推動了中國的財政體制改革，但由於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農民負擔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第7章運用雙變數泰爾指數法對稅費改革後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進行了考察。結果表明，自2005年國家推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以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不斷提高，尤其是城鄉之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提高較快，但城鄉之間的不均等程度仍遠遠超過區域之間的不均等程度。第8章討論了徹底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實現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有效途徑。最終的研究結論是建立現代公共財政制度。

農民負擔問題與農村公共物品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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