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的代際分化、行為選擇與市民化研究》是依託武漢大學，由劉傳江擔任項目負責人的面上項目。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農民工的代際分化、行為選擇與市民化研究
- 項目類別：面上項目
- 項目負責人：劉傳江
- 依託單位：武漢大學
項目摘要,結題摘要,
農民工早已不是一個同質群體，其內部差異以代際分化尤甚。他們在個人特徵乃至行為選擇方面的代際分化，使得原本即為一個動態過程的農民工市民化現象更為複雜。基於這種認識，本項目將在構建兩階段轉移鄉城勞動力轉移理論的基礎上，深度挖掘農民工大樣本調查數據，反映於個人特徵上出現代際分化的兩代農民工在市民化進程中，受制度性因素、市民化意願、市民化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在勞動供給行為即生存職業流動方面出現的不同，及其和空間地域流動、社會階層流動的互動影響進而對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產生的影響。基於上述分析，建立測量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數理模型和指標體系，測量和比較兩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預測農民工整體的市民化進程變化趨勢，以提出促進其市民化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和具有可行性與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實行漸進性的改革開放政策，規模龐大的鄉城勞動力轉移隨之出現。但中國的鄉城勞動力轉移呈現非常特殊的“中國路徑”，表現為這一過程被分割成兩個子過程：第一階段為農民到農民工的轉變，此轉變已無障礙；第二階段為農民工到市民的轉變，此轉變目前仍步履維艱。這使得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成為城鄉和諧社會建設面臨的重要現實課題。就農民工群體自身而言，伴隨快速的社會變革，不同時代出生和成長起來的農民工出現了顯著差異。這導致市民化進程中，他們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不同的意願，產生不同的行為，尤其體現在勞動供給、遷移流動、身份定位方面。在戶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隱性藩籬作用下，這三者相互影響，對他們的市民化進程帶來綜合影響，挑戰現行體制與相關制度安排。 基於以上背景，本課題在構建“二階段轉移”鄉城勞動力轉移理論的基礎上，深度挖掘農民工大樣本調查數據，反映個人特徵上出現代際分化的兩代農民工在市民化進程中，受制度性因素、市民化意願、市民化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在勞動供給選擇方面出現的不同，及其遷移流動選擇、身份定位選擇的互動影響，進而對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產生的影響。並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建立測量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數理模型與指標體系，測量和比較兩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預測農民工整體的市民化進程變化趨勢，提出促進其市民化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和具有可行性與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 研究發現，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鄉分治的二元制度影響了中國當代的鄉城勞動力轉移，由此形成中國鄉城勞動力轉移的“中國路徑”，即“農民—農民工—市民”。受戶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隱性藩籬影響，此過程第二階段的轉變至今步履維艱，且對兩代農民工各自市民化進程產生不同影響。戶籍牆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具體影響是通過對其勞動供給、遷移流動、身份定位的影響進而形成農民工“生存職業困境—空間地域流動—社會階層固化—生存職業困境”雙向循環陷阱施加，是相較於計畫經濟時代政府行為推進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經濟利益誘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至今不順利、難徹底、欠穩定的深層次原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新一輪產業轉移浪潮開始，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重點也轉向中小城市和城鎮。東南沿海地區農民工市民化門檻設定和中西部地區農民工回流安排，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將構造最佳化經濟結構、實現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成為地方吸引鄉城勞動力轉移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