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據《
鹽鐵論·通有篇》記載,其時軹城富冠海內,為天下名都之一。公元前291年,秦國攻占軹地,統一後設軹縣,屬
三川郡。西漢初,改屬河內郡,並設鹽鐵官。呂后元年,封惠帝之子劉朝為軹侯。文帝元年,封薄昭為軹侯。北朝亦曾封國,故有“古軹國”之稱,石額猶存。公元627年,軹縣併入濟源縣。從公元前633年延至公元627年廢棄,故城經歷了一千二百六十年的滄桑歷史。
從區劃上看,現在的軹城只是濟源的一個鄉鎮級轄區,但是,這個小鎮的歷史,竟然一直追溯到春秋戰國以前,遠遠早於濟源的建制。據《鹽鐵論》記載,當時的軹城“富冠海內,為天下名都”。
“軹”,是一個非常冷僻的漢字,據《現代漢語辭典》解釋,軹是指古代馬車上車軸的末端。這座古鎮為什麼會以“軹”命名呢?
古代一個城池或城市的起源,都會有非常複雜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原因。具體到軹國故城,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襄王17年,當時因為晉文公因為擁立周襄王有功,周襄王把陽樊之地封給了晉文公。
這個故事,發生在公元前635年。位於濟源市西南方向的承留曲陽一帶,就是古城陽樊的遺址。當時,晉文公率領軍隊準備接收城池時,才發現事情並不是那么簡單。性格剛烈的陽樊人堅閉城門,準備誓死抵抗。
當時,陽樊太守蒼葛只願意交出土地,而不願意交出民眾,在這種情況下,晉文公答應了他的要求。
就這樣,蒼葛帶著陽樊的百姓,一直退出20里以外,在今天的軹城這裡駐紮下來。他們擔心晉文公會改變主意追來攻打,於是,想出了一個防禦的辦法:用戰車列衛,車與車相依,軹與軹相連,當作臨時的防護屏障,繼而築土為城,這就是軹城的由來。
出東軹城向東行去,田野里這道長滿了蒿草的田埂,就是古軹城的一段城牆,儘管已經經歷了20多個世紀的風風雨雨,當年夯土築城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辨。
可以看到每層的夯層,這是當初經過夯板,壓制而成,如果我們看得多一段的話,可以看到春秋的小夯築牆和戰國的每層夯築牆,如果剖開這個剖面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夯窩。
戰國時期,軹城先為韓國都城,後為魏國重鎮,到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設為軹縣,直到漢代成為封侯之地,更是富甲一方。據說,現在的大明寺就是當初軹侯劉朝祭祖的地方。
軹國古城是從東周開始修建的,然後後來逐漸封王,直到漢代,達到了它的頂峰,版圖、城市的規模,以及人口都達到頂峰。當時衡量富還是窮,最重要的就是商品經濟,在軹國故城,商品經濟非常發達,從濟源軹國故城中王村,出土了一批戰國時期的布幣,而這些布幣裡面不僅僅是一個地方的,就是不僅僅是濟源生產,來自當時的全國各地,當時小國林立,各國生產各國的錢幣,作為商品交流的媒介物,這些布幣集中在濟源軹城中王村出土,這就說明了當時這是商品交易的集中地。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軹國故城這個範圍內,陸續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比如石磨盤、陶都樹、陶風車、石錢範……
軹城發現的古墓,以漢代墓葬居多。據專家考證,漢代盛行“視死如生”的喪葬儀式,尤其是一些貴族,生前使用的器具、居住的環境,都要用模型的形式在墓葬中體現。
因為這些文物出土的時候,我們發現,它擺在墓葬裡面是主室或耳室的地面上,也就是說從墓葬的形制和出土的文物都能看出來,漢代的墓葬幾乎仿造他生前居室的形狀、規模,帶有主室、耳室,有墓道,墓門。
從出土的情況來看,大部分是一些貴族墓葬,也就是說這一帶當時有錢人是很多的。墓葬的規格比較高,出土的內容比較豐富,比如說漢代的陶器,我們軹城出土的漢代陶器,在全國的學術界和文物界都非常知名。
從七十年代到現在,出土的墓葬已經有幾千座……2006年6月份,軹國故城被公布為國家級保護單位,其中就包括泗澗古墓群。
軹國故城的傳奇形成
“這就是城牆的夯土層,當時是經過夯板壓制而成的。”來到
軹國故城,曹國正先生指著城牆上淺淺的疊痕說,“你來得不是時候,現在雜草和樹木都把城牆覆蓋了,要是在冬季,我們還可以看到春秋的小夯築牆和戰國的每層夯築牆,剖面上還可以看到夯窩。你別看現在城牆的樣子不起眼,在當初卻是個偉大的工程,要是城牆周圍的農作物收割了,你站在下面,依然會感受到它的高大。”
不用等到農作物收割,走上蒿草和蒺刺覆蓋的古軹城城牆,往昔似乎已模糊可見。
儘管已經經歷了2000多年的風雨侵蝕,儘管高高的玉米漫漫渙渙地分散在城牆周圍,但居高而望,城牆清晰依舊,一個方城的輪廓依舊。
只不過是城裡的主角變了,原來的繁華所在,如今成了肥沃的良田。.
按曹國正先生介紹,軹國的形成,頗有些傳奇色彩。軹出陽樊,其傳奇與周襄王賜予晉文公封地有關。
《濟源市志》記載:“
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晉文公定王室。王以陽樊、溫、原、攢茅四邑賜晉。”
在春秋時,封賜是君王對臣下的一種獎勵方式,有時候甚至成了濫施的恩賜,但被封地的臣民有的能接受被封予他人的事實,有的卻未必願意。這樣,在其時便有一種特殊的政策,受封賜的人,對其被封地不願降服的臣民,可以武力討伐征服。
因晉文公擁立周襄王有功,所以周襄王以陽樊(今濟源西曲陽村)等四地賜之,但周襄王可以分封,卻管不著接受方。他對接受方很講民主,願不願分封是我的事兒,接不接受分封是你們的事兒,所以周襄王的每一次分封就等於賦予了臣下爭鬥的口實。晉文公所受四邑中的“陽樊”和“原”在今濟源境內。晉文公是那種很“文雅”、有抱負的君侯,他在接受封地時,並不想以武力相向。
據歷史記載,至少在接受“陽樊”和“原”二邑時,晉文公是以非武力的、“溫文爾雅”的方式取得的。“原”是夏代的都城,晉文公先取“原”。他取得“原”的方法堪稱一絕。當時,他先命令士兵各帶三天糧食,把“原”城包圍起來,雖然他兵強馬壯,取城如探囊取物,但他除了包圍並不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他對手下說:“限時三日,若原民不降,即撤之。”其時,晉文公屬下都不知晉文公葫蘆里賣的什麼藥。三天后,“原”民並未投降。這時,派出的間諜人員從城裡回來報告說,城內“原”民的糧食就要沒了,持續不了幾天就會投降。晉文公屬下將領聽到這個訊息大喜,都勸晉文公再包圍幾天。素有大志向、大胸懷的晉文公卻說:“誠信是立國之寶,也是取得民心的根本。如果再繼續圍下去,我雖然可以得到原城,但卻失去了誠信,以後怎么能得到原民的擁戴呢?”於是,便下令撤軍。
“原”民見晉文公如此守信,便主動降於晉。這樣,就有了後來被人們稱為“伐原示信”的典故。
然而,當晉文公用同樣的方法對付“陽樊”時,其算盤卻沒能如意。
同樣是圍而不伐,同樣是“溫文爾雅”的“禮兵”,結果卻大相逕庭。“陽樊”的臣民們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史載“晉軍圍陽樊,陽民不服。文公從陽樊大夫倉葛之諫,乃解”。
面對晉軍的包圍,“陽民不服”是有緣由的,原來,陽樊民眾是周太子虞仲的後代,按照現在的話來說,那就是直轄市,是歸中央直接管轄、和晉文公平起平坐的,現在卻突然要降一級,當然接受不了,擱誰也不願由天子管轄變為諸侯之屬地。
晉文公親率大軍包圍陽樊城,勸其歸附,但陽樊守城軍民就是不買晉文公的賬。而晉文公面子上也過不去,真打,城得了,但城裡的人心得不了,自己也失信於天下了。所以就僵持在了那裡。
這個時候,陽樊大夫倉葛提出了一個也是亘古未聞的建議,才使矛盾化解。要說,倉葛提出的這個建議也真叫絕。他以周襄王“賜地非賜百姓”為理由,只願交出城池,而把城裡的百姓帶走。倉葛諫說:“周襄王賜給晉文公的是陽樊的城池而不是陽樊的百姓,既然陽樊的老百姓不願降服,就讓晉軍入城,陽民退出,這樣兩不干涉,你情我願,豈不兩全其美了?”晉文公雖然覺得倉葛提出的理由是很勉強的詭辯,無奈他也只好屈從了倉葛的條件。
就這樣,倉葛率陽樊民眾退聚東南二十里駐守,“始以戰車列衛(衛通圍),繼而築城”。“軹城”一名,即源於此城初以戰車列衛(“軹”字意為車軸端或車廂西邊的欄木)。因在古代,車轂、車軸末端、車廂兩側的欄木都稱“軹”,所以,“始以戰車列衛”的這座新城,就被稱為“軹城”。而這種獨特的城防營造方式,在古代或者說在古今中外,擱到吉尼斯大全里,恐怕也是最獨特的。
“綜合文獻資料和文物考古調查,軹城的始築年代最遲應該是春秋時期,但部分城牆的構築手法,與鄭州商城和湖北盤龍城的建築手法、城牆結構非常相似,所以軹城的始建年代上限,有可能推到更早,這還有待於更多的發掘資料來證實。”軹城從建城之日起,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就開始了自己不平凡的歷程。春秋時期,軹城為晉國(都城屢遷,地域大致在今山西東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的屬地。公元前4世紀中期,晉國為韓、趙、魏三家所分,史稱“三家分晉”,軹城歸韓。韓景侯十七年(前409年),韓都由陽翟(今河南禹州)多次遷移。在此期間,軹城曾為韓國都城,進行過大規模營建,初步形成規模。後軹城又屬魏國,據記載,魏惠王十三年(前358年),韓國使者計息出使魏國,經過談判,魏國以鹿易軹。軹城經過魏國的經營,空前繁榮起來,特設鹽鐵官。《鹽鐵論·通有篇》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
軹國故城 - 軹城都城的衰亡 經過春秋戰國的營建,至戰國中後期,軹城已富冠海內,成為天下名都之一。自秦昭襄王十六年(前291年)軹邑歸屬秦,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實行郡縣制置軹縣(屬三川郡),軹城一直是軍事重鎮。
“到西漢初,軹城的城市經營又迎來了一個高潮期。由於朝廷的重視和扶持,軹地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公元前187年,呂后封漢惠帝之子劉朝為軹侯。並在軹國西北隅興建宮殿區,在塗溝水東岸設祖廟,即軹侯焚修香院。
公元前179年,漢文帝封大將軍薄昭為軹侯。薄昭是漢文帝的舅舅,曾親自迎立文帝於代郡(文帝為代王),為文帝繼位立下了汗馬功勞。文帝封其為軹侯,足見軹地之重要。”曹國正先生說。
自春秋戰國至西漢,諸侯王的權力較大,他們以“造城以守君,築部以安民”為立國安邦之大計,在保留原有城池的基礎上大興宮殿、祖廟和墓地,封地民眾也陸續遷入城內,軹國逐漸繁榮起來。漢武帝中期,皇室逐步消減諸侯的權力,廢除諸侯國,軹國也被廢除。兩晉南北朝時期,先後封李壽、寇贊為軹侯,軹城經營得以延續,城市功能進一步完善。
“
軹國故城從東周開始修建,後來逐漸封王,到有漢一代,基本達到了它的巔峰,無論是版圖、城市的規模以及人口數量都達到頂峰。”濟源市博物館胡成芳書記說,“當時衡量諸侯國富有還是貧窮,最重要的就是商品經濟,在軹國故城,商品經濟是非常發達的,博物館現存有從濟源軹國故城中王村出土的一批戰國時期的布幣。布幣是當時商品交易媒介,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這些布幣不僅有軹國生產的,也有來自當時全國各地的,有十幾種之多,這是因為,當時小國林立,各國生產各國的錢幣。作為商品交流的媒介物,這些布幣集中在濟源軹國故城中王村出土,說明當時這裡是商品交易的集中地。”
但到隋開皇十六年(596年)時,軹城的命運發生了轉變。秦以前,對於四瀆之一的濟水,基本無定歸可言,換句話說,是一件不太嚴格的事情,適逢動亂之時,祭祀也就可有可無了。到了秦朝,專門修建了祭祀四瀆的祠廟。後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隋唐時期,祭祀濟水,成為一國之大事,是國家禮儀的重要內容,但凡國之大事,戰爭、政權更迭乃至皇室成員之生死,都要向濟水稟告。祭祀濟水的規格也空前提高,最終因祭祀活動的需要,在軹縣北部設濟源縣(原軹縣的北部劃入濟源縣,軹縣仍保留)。曾經的繁華都市漸漸“失寵”。到唐貞觀元年(627年),軹縣併入濟源縣。此後,由於行政區域的變化,軹城的地位明顯下降,逐漸淪為村鎮。雖然清代所置的軹城北門石額仍以“古軹國”稱之,但它只能印證軹城在戰國時期是一個都會之地。“軹城由盛至衰的原因大致有幾個方面:其一,自隋代開始,封建割據勢力逐漸消亡,大一統的中國已經確立,作為軍事重鎮的軹城,其作用也隨之降低。其二,戰爭也是軹城衰敗的因素之一。戰國至宋,在軹城一帶發生的戰爭不下十餘次,每次戰亂,都會導致城池的破壞、人口的減少和經濟的衰退。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與濟水祭祀有很大關係。從隋開皇二年(582年)隋文帝頒詔在濟水源頭修建濟瀆廟到濟源縣設立,前後總計14年。朝廷在距濟瀆廟不遠的地方建立城池,並設立濟源縣,其目的是十分明顯的,那就是一為祭祀方便,二為提升濟水之名。行政區劃的變遷是軹城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
文物遺存
軹國故城
軹國故城總面積約32.5萬平方米,平面呈方形,東西長1865米,南北寬1766米,占地330萬平方米。東西稍寬,唯南城牆微向外折。東、南兩城牆地上保留較好,發現城門遺蹟各兩處。西城牆角段地上尚存70米,發現城門與水門各一,北城牆僅東段地上尚留高1米許殘段;東城牆長1766米,寬約6—30米,高約1—8米;南城牆長1865米,寬約8—32米,高約2—9米。城垣系夯築而成,夯層厚8—11厘米,圓形夯窩,直徑6厘米,深0.5厘米許。南城牆發現有平夯,城垣自下而上包括有春秋、戰國、西漢諸夯土層,城內地勢由南向北漸低。泥溝河(古塗溝水)自西南水門入城,北折經水門穿城而過,城內西北角圪塔坡(古稱金鑾殿)為宮殿區。
寺廟
城中心有古軹國祖廟,北宋時為大明寺。在寺前50米處,泥溝河西岸曾發現陶窯十餘座,當為制陶作坊遺址。東城牆門內有一座邊長100米的方形高台,就是故城高台建築遺址。
陶器等
城垣內歷年陸續出土有大量
陶器、
石器、
骨器、
鐵器、
銅器等物,其中漢文帝五株錢石范、石磨盤和銅薰爐很有價值,富有時代特色。經勘查城垣內里坊布局較規整。
還有很多軹國出土的文物,它們是那個時代軹國經濟、文化的縮影。
首先是一組泗澗墓葬群出土的彩陶,專家認為,其造型與裝飾藝術達到了同時期同類作品的最高水平。奇的是,彩料中還大量使用紫色,這在漢代彩畫中也不太多見。按美國專家研究,漢藍與漢紫屬矽酸鋇銅彩料,與埃及藍具有相似的性質。如果這種論斷被證實,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其時的軹國,很可能已有中外古代文化的交流,價值自不待言。
再說陶風車,它看上去“其貌不揚”,但它的發現,意義重大,改寫了中國的農業史,將我國使用風車的歷史往前推到漢代,提前了一千多年。因為,此前有記載的用風車揚谷方法是在北宋,而出土風車說明,早在西漢時代,軹國的人們就已在使用風車揚谷了。
文物價值
軹國故城城址的存在,讓人們得以洞悉兩千多年前那個古國的強大,而散布在軹國故城周邊的泗澗墓地群,雖然沒有完整發掘,但搶救性發掘的一些墓葬,已足以讓人們看到軹國的富庶。
軹國故城現屬黃河流域蟒河水系二級流域區,河流較多,黃河從境內南部由西向東穿越而過,溟河、蟒河從北部南流繞城,分別從城南、城北劃城而過。優越的地理條件,加上統治者悉心經營,使得古軹國的都城一躍成為“天下名都”。《鹽鐵論·通有篇》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其中的“軹”便是軹國。
“軹國故城在營建和發展成為經濟都市後,大量移民遷入,人口迅速增長,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曹國正說,“自戰國中期開始,軹城已發展成為全國主要城市之一。從考古發掘情況看,城內的制陶等手工業作坊及出土文物應屬戰國時期,這說明軹城的商業經濟和城市經濟在戰國時期已經很發達了。軹城還出土了大量與平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漢代陪葬品,如反映平民遊樂場景的雜技俑、遊樂俑、舞樂俑等,反映平民生活的窖穴、陶屋、供鑊、銅薰爐、石磨盤、銅鐵兵器等,還有反映當時人們意識形態的陶都樹、百花燈等,這些陪葬用品雖然形制很小,但它反映的是漢代軹城一帶平民豐富多彩的生活,對於研究中原地區民俗文化、制陶技術等具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