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車船店腳牙
- 外文名：rickshaw puller, boatman, waiter, bearer, agent
- 車：車夫
- 店：是指店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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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全句應為“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
車船店腳牙，是指封建時代的一些工作職位。
車：車夫，那時候的車夫經常乾一些黑道的勾當，所以不招人待見。
船：和車一樣，也是經常河中央給你來點刀削麵，餛飩。
店：是指店小二，屬於見風使舵之人。
腳：是指的是腳夫，屬於以前的搬家公司，但是當時搬家一般還不知道給你搬那裡去了呢。
牙的意思
俗話說“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這裡說的“牙”，到底是個什麼行當？
“牙”字何解
牙行，究竟是一個什麼行當呢？說白了就是為買賣雙方撮合交易，然後，從中抽頭（提取佣金）的中間商，類似現在的中介。過去，人們也叫他其“牙子”。
老北京的“牙行”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行當。幹這行的人得一手托兩家。也就是先找“上家”，再找“下家”。“上家”一般是出品人，即生產者，“下家”是出售者或消費者。
所以，吃這碗飯的人得路子“野”，門子多，熟悉行情，了解市場，還要揣摸人的心理。
比如，趕上天津地區發大水了，“牙行”的人便會跑到上海、南京、武漢等地方，尋找生產搪瓷、毛巾、肥皂、牙膏的廠子。
為什麼呢？因為天津離北京近，那兒的地勢低，北京的地勢高，天津一發水，天津人一般都往北京跑，到北京避難，他們得用臉盆洗臉，用搪瓷缸子刷牙漱口，這類小商品肯定在市場上緊俏，當然小商小販們不會放棄這種賺錢的機會，上哪兒躉貨去？只有找“牙行”的人。
“牙行”的人從南方找到貨源，再轉手給北京的小商小販。通常他自己不去賣，只去中間說合的。
補充解釋
牙—據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①牙齒；②咬；③象牙；④“牙旗” （古時懸于軍營前牙桿上的大旗）的省稱；⑤古代官署之稱：“北門南牙，同心協力。”胡三省註：“南牙，謂宰相；北門，謂羽林諸將。”後作“衙”； ⑥通“互”。舊指買賣介紹人。
殺—同出該典—①弄死致死；②打仗；③消滅，減除；④收束，斷絕；⑤猶言“死”。形容極甚。如：笑殺，痛殺……
車船店腳牙 出處
《三俠五義》第64回：俗語說的 “車船店腳牙”，極是難纏的，他以為拿大價兒把歐陽爺難住，就拉倒了。
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
俗語文末字之“牙”， “殺”據以上詞義當多暗含為雙關語—皆主因為產生年代所限，敢怒不敢言，其表面確有牙婆，誅殺如上之解釋，其實，似又有“衙—南牙”， 收束，斷絕此等社會歪風之解釋—所以車船店腳“衙”，無罪也該“殺剎”當是本句詩“藏”的延伸所指。從當時社會背景上也可以看出其合理性—“閻王爺好過，小鬼難纏”，人們不但認為前者可恨，也一定對加諸於頭上如衙役當差的官場盤剝等深惡痛絕；另外，深刻理解了“擒山賊不若制心中賊”的道理的作者對此等醜惡，給出了“殺”不如“剎”、扭轉歪風、合理引導等標本兼治的方案。茲作為補充介紹給大家。
最早的“牙”是“私牙”
老北京的“牙商”最初都是“私牙”，也就是所謂的個體戶。不過，那會兒的個體“牙商”，沒有營業執照，也不用繳稅。
由於“牙商”在買賣地的作用舉足輕重，雖說還達不到有欺行霸市的勢力，但是他可以在價位上玩貓兒膩，比如福建產茶，北京的茶商要找貨源，得找“牙商”。“牙商”從福建茶農手裡要“鐵觀音”烏龍，十斤是二兩銀子，經他之手給北京的茶商，也許十斤就變成了五兩銀子，他身不動膀不搖，十斤茶葉從中乾賺三兩銀子。
當然，茶商拿到市場上賣，還要加價，十斤茶葉，他也許能賣到六兩或七兩銀子。
您看“牙商”的利有多大吧。難怪老百姓對這一行當有“無罪也該殺”的解恨說法。可是恨歸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還離不開“牙商”。
明代以後的“官牙”
所謂“官牙”，就是政府允許其吃這碗飯的“牙商”，換句話說，“官牙”手裡有政府部門發的營業執照。
當時的營業執照其實就是一種營業憑證，這種憑證叫牙帖。為了避免“牙商”擾亂市場秩序，控制物價，明朝政府對京城的“牙商”實行了相對統一的歸口管理，比如，限制他們“串列”。
您是吃茶葉這碗飯的，只能當“茶葉牙子”，不能再到菜啦、肉啦這些行里刨食開“牙”。對政府來說，分行管理的最大好處是能監督他們納稅。
當時“牙行”的稅相當高。每一行都有官員負責收稅、評價、處理商人之間的摩擦碰撞等事由兒。
有了“官牙”以後，政府下令一律取消“私牙”，沒有官方發的牙帖，誰也不行私下當“牙商”。
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清朝的北京叫“京師”，京師專門有掌管“牙商”事務的官員，官位為正六品，相當於現在的副局級，官稱是順天府通判。
通判辦公的地方在順天府衙門，地址在今天的鼓樓東大街路北。通判的權力不小，他不但掌管京師各個行當的“牙商”，還根據行業情況，設定“牙商”的數目，向“牙商”頒發牙帖，不是光發，還要定期審核，類似現在的工商部門對企業的“年審”。此外，還要查禁“私牙”。
“牙”沒了，經紀人有了
“牙商”的出現，是老事年間商品流通和市場經濟的產物。不過，明清兩代政府對“牙商”的嚴格管理倒是有可借鑑之處。
首先，老百姓雖然恨“牙商”，但生活中又離不開“牙商”。“牙商”的牟利手段比較多，下招兒比較狠，獲利非常大，如果政府採取“殺”的辦法，將其滅掉，肯定會阻礙經濟的發展，老百姓不但受不了益，反倒會給生活帶來諸多不便。
當然政府要想滅掉這一行當也很難，因為它是在市場經濟的土壤里生長出的“怪胎”，“滅”了它，它還會長。政府採取必要的手段，把它納入自己的掌握之中，讓它合法化，名正言順地做自己的買賣，該納稅就納稅，該賺錢就讓它賺錢。
這招兒可謂一舉兩得。其次，在讓“私牙”穿上合法的外衣，成為“官牙”以後，又通過嚴厲的手段制裁那些不穿合法外衣的“私牙”，這一手扶持、一手出拳的打擊的做法，讓“私牙”沒了賴以生存的土壤和條件。這招兒又從反面促使想吃這碗飯的“牙商”走正道兒。
實際上這種以疏導為主的管理方法，比那種一味地嚴厲打擊，“堵”或“滅”的方法要有成效。
由此聯想到，我們現在城市生活中的“怪胎”和“頑症”，比如“號販子”、“黑車”、貼小廣告的、賣假髮票的等，這類當今社會“無罪也該殺”的行為，政府部門是否也應該對他們採取以疏導為主的管理方法呢？從某種意義上說，世上任何事物，只要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