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蹇錄

蹇蹇錄

蹇蹇錄》(日語:蹇蹇録/けんけんろく),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外交家陸奧宗光所著的外交回憶錄。陸奧宗光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任日本外務大臣,深入參與日方在開戰及媾和時的決策,後來他將從朝鮮東學黨起義三國干涉還遼期間的日本外交史撰寫為一本書,並取《周易》中“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的卦辭而取名為“蹇蹇錄”。1896年,《蹇蹇錄》首版問世,原系日本外務省內部讀物。1929年公開,收入《伯爵陸奧宗光遺稿》中,同年出版中譯本,題為《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秘史》。1963年復以《蹇蹇錄》為名出版中譯新本。《蹇蹇錄》披露了大量日本高層在甲午戰爭中的外交決策內幕,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是研究甲午戰爭的必備史料。此外《蹇蹇錄》還保留了草稿本,其價值更為突出。

基本介紹

  • 書名:蹇蹇錄
  • 又名: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秘史、甲午中日戰爭秘史、甲午戰爭:中日世紀之戰
  • 作者陸奧宗光
  • 原版名稱:蹇蹇録
  • 譯者:伊舍石
  • 類別:歷史
  • 頁數:192
  •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 出版時間:1963年5月
  • 裝幀:平裝
  • 開本:32開
歷史背景,撰寫過程,寫作動機,書名所見,辯解三國干涉,揭發軍部專橫,提升政治地位,主要內容,文獻價值,定稿價值,草稿與定稿的比較,作者簡介,流傳狀況,日本,中國,其他國家,

歷史背景

1894年,以朝鮮東學黨起義為契機,中日雙方於當年6月相繼出兵朝鮮,7月爆發甲午中日戰爭,清軍節節敗退,不得不向日本求和。1895年2月,日軍攻占威海衛清朝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本乃同意議和,同年4月簽訂《馬關條約》,結束了甲午戰爭。既而發生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事件,迫使日本將《馬關條約》中割取的遼東半島歸還清朝,這才完全畫上句號。
甲午戰爭開戰、媾和以及三國干涉的過程中,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發揮了重要作用。陸奧施展各種伎倆,用外交手段決勝千里,成為當時日本朝野盛讚的“東洋梅特涅”,所謂的“陸奧外交”也成為明治時代的主要遺產之一。但從謀劃出兵、發動戰爭、掩飾罪行的角度來看,陸奧並不如一些日本學者所言,是東洋和平的維護者,相反,他作為戰爭的謀劃者和策動者,難避深重的罪責。
三國干涉還遼結束以後,陸奧宗光便撰寫了名為《俄、德、法三國干涉概要》(露獨佛三國乾渉要概)的一本小冊子,於1895年5月底由外務省印刷發行,這本冊子完全以官方檔案為中心寫成,並不含有陸奧個人的想法。隨後,陸奧在致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的信函中暗示了他將撰寫穿插自己議論的新著作的意向。1895年6月,陸奧宗光因患流感及肺病而前往神奈川縣大磯靜養,由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代理外務大臣。在此情況下,陸奧開始撰寫外交回憶錄,這就是後來的《蹇蹇錄》。

撰寫過程

陸奧宗光於1895年6月因生病而在大磯療養,同年10月由於發生了日本人謀殺朝鮮王妃閔妃的“乙未事變”,陸奧急赴東京處理此事,但因病情加重而又回大磯休養。按照陸奧本人在《蹇蹇錄》緒言中的說法,他正是在第二次來大磯期間開始著述《蹇蹇錄》,到1895年12月31日脫稿,一共只花了2個半月的時間。有人據此認為《蹇蹇錄》是一部客觀真實的著作,如萩原延壽說:“從總體來說,陸奧宗光是秉筆直書日清戰爭外交指導的真實。他沒有歪曲真實。《蹇蹇錄》是陸奧宗光在病床上以不到三個月的短時間內起草而成的。由此可知,一切簡化、省略,是否出於故意掩飾,尚不能斷定。”
但從實際情況考察,事實並非如陸奧所言他是2個多月就完成《蹇蹇錄》的。相關史料顯示,陸奧在1895年7月病情加重,8月病勢好轉以後,就托人給他找一個記錄員(後定為青山淺治郎)過來,負責寫下他口述的新作,9月正式開始寫作。在1895年10月1日陸奧宗光給他的秘書中田敬一的信中說:“ 我的著述日有進展,對於我的病痛也是極大的安慰。保存於老兄處的原稿(大鳥公使赴任等),尚未謄清嗎?如果無人謄寫,請暫將原稿還我。因每日要用於參考。”這段話說明截至1895年10月時,陸奧宗光至少已進展到《蹇蹇錄》第四章的內容了,並非是他所說的10月中旬從東京回大磯後才開始動筆的。口述《蹇蹇錄》、讓青山淺治郎速記成為陸奧“每天的作業”,到1895年11月初,他已完成大半,並開始由外務省陸續印刷。陸奧完成《蹇蹇錄》的時間也不是1895年除夕,他在1896年紀元節(2月11日)完成的,他在紀元節當天寫給中田敬義的信中稱:“這是(《蹇蹇錄》)最後一篇。我知你為此已做周到安排。煩請儘快印刷完成”,可見《蹇蹇錄》最後的脫稿時間顯然是1896年2月11日。綜上所述,陸奧宗光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才寫就《蹇蹇錄》一書,並且每日推敲,精心完成的。

寫作動機

書名所見

陸奧宗光作為在職外務大臣,就自己直接從事的外交問題,於事件剛剛結束之後書寫並出版其始末,在日本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特例,因此對於陸奧為什麼執著於撰寫《蹇蹇錄》也就成為議論焦點。《蹇蹇錄》著述的總體動機可以從書名窺見。陸奧宗光在1895年11月4日致日本駐華公使林董的信函中將他的著述稱為“關於日、清、韓的外交史”,但到1896年2月11日致中田敬義的信函中則出現了《蹇蹇錄》的名稱,可見《蹇蹇錄》定名於1895年底或1896年初。當時,陸奧的秘書中田敬義從清朝康熙皇帝下旨編纂的《佩文韻府》中選出了“蹇蹇”和“謇謇”兩詞,供陸奧選擇。陸奧選擇了前者,即取《周易》中蹇卦第二爻之爻辭“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而將其著作命名為《蹇蹇錄》,寓意自己對天皇忠心耿耿,不顧自身。這只是一個籠統的表述,而對於《蹇蹇錄》的具體動機,則有以下幾種不同的見解。

辯解三國干涉

認為《蹇蹇錄》是陸奧宗光為辯解三國干涉還遼問題而寫的看法最多。外界最早言及《蹇蹇錄》一書的是明治年間的學者渡邊修二郎,他在陸奧宗光生前的1897年就出版了《陸奧宗光評傳》,在這本書里,他認為是陸奧宗光出於“政治欲望”和“功名心”而寫了《蹇蹇錄》。但從他把“蹇”字寫作“謇”字來看,似乎還沒有讀過。渡邊修二郎在兩年後的1899年出版了《陸奧宗光著無號外史批外交始末蹇蹇錄》,他通過某種手段弄到了外務省內部出版的《蹇蹇錄》,由東陽堂全文出版,渡邊修二郎以“無號外史”的筆名於欄外加批,在卷尾有渡邊修二郎的“總評”。這本書出版後,立即作為“非法出版物”而被明治政府禁止發售,但在街頭巷尾有些流傳。這本書在卷尾“總評”的開頭,有這樣一句話:
“此書首先從朝鮮事件說起,後涉及同清國戰爭的始末,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但是,為歸還遼東之不得已而辯解,似是全書的核心。”
由此可見,在陸奧死後不久,就出現了《蹇蹇錄》的寫作動機是為三國干涉還遼問題所作辯護之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力推進陸奧宗光研究的是萩原延壽。他從1967年6月12日至1968年12月28日,用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在《每日新聞》上發表《日本人的記錄陸奧宗光》,敘述陸奧宗光在宮城監獄出獄之前的事跡。在關於《蹇蹇錄》的著述動機上,他做了如下敘述:
“過著療養生活的陸奧宗光,聽到的只是議會、報紙、國民的激烈譴責:‘戰爭勝利了,外交卻失敗了。’為什麼未能阻止干涉的到來,為什麼要求割讓有他國干涉可能的遼東半島——質問的聲音使病床上的陸奧宗光不能休息。為了回答上述譴責和質問,在這一年的秋天,陸奧宗光開始口述他的辯解。”
日本境外,美國歷史學家戈登·巴加、馬略·楊森等也認為《蹇蹇錄》是陸奧宗光為為辯解三國干涉還遼而撰寫的。

揭發軍部專橫

日本歷學家藤村道生主張《蹇蹇錄》是陸奧宗光為揭發軍部的專橫、建設政黨政治而作的。《歷史與人物》雜誌1983年7月號編輯了一個題名“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秘話”的特集,其中有一篇大江志乃夫、秦郁彥和藤村道生的三人談,“勝利之後是什麼”。談話首先從《蹇蹇錄》談起,談到《蹇蹇錄》前述巴加的英譯本的時候,藤村道生曾經做了如下發言:
“遺憾的是《蹇蹇錄》有一份草稿,草稿中有一些刊行本所沒有的有趣內容。巴加的英譯本沒有收錄這些內容。刊行本刪節的內容,以三國干涉階段的內容為最多。包括川上操六樺山資紀向清國提出巨大要求,而陸奧宗光對此感到困惑的內容。陸奧宗光寫《蹇蹇錄》的動機之一是使天皇全面了解軍部的專橫,強調必須對軍部進行控制。所以,在寫好《蹇蹇錄》以後,他首先提交給了天皇。它的另一個動機是強調政黨必須是責任內閣。它說如果外交政策是自以為是、獨裁的、外交不以民眾為基礎,是不行的。這是後來陸奧宗光策動自己的屬下星亨原敬組織政友會的伏線。”

提升政治地位

日本歷史學家酒井正敏認為陸奧宗光在撰寫《蹇蹇錄》的過程中充滿激情,是帶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他從陸奧宗光首先要把《蹇蹇錄》獻給天皇這點並結合陸奧曾入獄的經歷來推斷其寫作動機是要向明治天皇證明自己的能力,以便為今後取得領導日本外交乃至日本政府做好鋪墊。他寫道:
“當時的民間輿論和對外強硬運動派正在強調日本外交的‘不負責任’,而強調元老層和部分外派外交官‘缺乏考慮’和‘無能’的《蹇蹇錄》,起初就是要首先提交給天皇。在這裡,陸奧宗光有理由給明治天皇以陸奧宗光有能力的印象,並以‘相當慎重’的筆法,向明治天皇‘論證’陸奧宗光不低於一直被視為日本外交第一人的伊藤博文,甚至有凌駕於伊藤博文的能力,而元老們及藩閥官僚是多么‘缺乏考慮’和‘無能’。
陸奧宗光理應深知他服完刑期以後,每當就任官職或晉升的時候,天皇都表示為難。即使曾經發生了歸還遼東的‘屈辱’事件,日清戰爭戰時外交及其勝利,使他完全能夠‘論證’陸奧宗光的‘蹇蹇匪躬’。於是陸奧宗光把自己負責的日清戰爭戰時外交的報告,慎重地使用了‘蹇蹇’,而不是‘謇謇’二字。他考慮了自己的利害關係,把一心一意為君主盡力的記錄定名為《蹇蹇錄》。陸奧宗光今後要在政治上上升,取得天皇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除此之外,日本歷史學家中冢明也結合明治天皇陸奧宗光的關係來加以分析,指出明治天皇起初並不喜歡作為自由民權派的陸奧宗光,儘管已任用他為大臣,但這種印象仍未徹底改變。但陸奧堅信“只有貫徹自己的信條,才是使日本進入帝國主義列強行列的道路。可以說,他相信,只有這樣做,才能使以天皇為頂點的日本國家走上富強的軌道”,他認為:
“《蹇蹇錄》正是陸奧宗光在國內外取得勝利,甚至在戰勝了天皇的‘不信任’的情況下,作為他的‘光榮的紀念碑’,在內心充滿沸騰的自信的支撐下寫成的。儘管反駁因三國干涉這樣的‘屈辱’而來的譴責,也肯定他的著述目的之一,但是,從陸奧宗光的閱歷來看,很難說陸奧宗光只是為了辯解而寫了《蹇蹇錄》的觀點是正確的。正因如此,在帝國主義時代開幕時期的國際關係中,他相當坦率地、肆無忌憚地寫出了日本對朝鮮中國進行侵略的事實”。

主要內容

陸奧宗光《蹇蹇錄》緒言中所說,這部書的主要內容是“敘述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四五月之交發生朝鮮東學黨之亂以後,征清之舉取得成功,中間雖發生俄、德、法三國干涉事件,但最後於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5月8日批准交換日清和約,其間的外交策略概要”,換言之即陸奧作為外務大臣將日本由開戰導向勝利的過程。
《蹇蹇錄》篇幅不長,具體來說則涵蓋了甲午開戰前夕的中日外交戰、朝鮮內政改革(甲午更張)、甲午戰爭爆發前後日本與英國美國俄國等列強之間的交涉及修約、高升號事件的處理、旅順大屠殺的掩蓋、中日媾和歷程、《馬關條約》締結、三國干涉還遼等。其中對戰前歐美列強的干涉、馬關談判、三國干涉還遼等事件敘述尤詳。全書共22章,並在末尾附有結論,其目錄如下表:
章數日文原題中文翻譯
第一章
東學黨の亂
東學黨之亂
第二章
朝鮮に向て日淸兩國軍隊の派遣
中日兩國向朝鮮派遣軍隊
第三章
大鳥特命全權公使の歸任及其就任後に於ける朝鮮の形勢
大鳥特命全權公使的返任及其就任後的朝鮮形勢
第四章
朝鮮國の內政を改革する為め日淸兩國共同委員を派出すべしとの提案
關於中日兩國互派委員改革朝鮮內政的提案
第五章
朝鮮の改革と淸韓宗屬との問題に關する概說
關於朝鮮內政的改革和中朝宗屬問題的概述
第六章
朝鮮內政改革の第一期
朝鮮內政改革的第一期
第七章
歐米各國の干涉
歐美各國的干涉
第八章
六月二十二日以後開戰に至る間の李鴻章の位置
6月22日後至開戰前李鴻章的地位
第九章
朝鮮事件と日英條約改正
朝鮮事件與修改日英條約
第十章
牙山及豐島の戰鬪
牙山豐島之戰
第十一章
朝鮮內政改革の第二期
朝鮮內政改革的第二期
第十二章
平壤及黃海戰勝の結果
平壤黃海戰勝的結果
第十三章
領事裁判制度と戰爭との關係
領事裁判制度和戰爭的關係
第十四章
講和談判開始前に於ける淸國及歐洲諸強國の擧動
中國及歐洲列強在媾和談判開始前的動向
第十五章
日淸講和の發端
中日媾和的開端
第十六章
廣島談判
廣島談判
第十七章
下ノ關談判(上)
馬關談判(上)
第十八章
下ノ關談判(下)
馬關談判(下)
第十九章
露、獨、佛三國の干涉(上)
俄、德、法三國干涉(上)
第二十章
露、獨、佛三國の干涉(中)
俄、德、法三國干涉(中)
第二十一章
露、獨、佛三國の干涉(下)
俄、德、法三國干涉(下)
結論
結論
結論
值得一提的是,陸奧宗光擔心後人認為《蹇蹇錄》是外務省職員以他的名義捉刀代筆的,所以在他意思下,由代理外務大臣西園寺公望撰寫了一段跋文,跋文內容為:
“是福堂(陸奧的雅號)親自口授,速記員執筆,簡潔明白,一字不苟,絕非他人代筆之作。凡讀此書者,一見即知。因恐後世以此為幕僚下屬受命所撰,故特記之。”(原文:是福堂が親し〜口授して、速記者をして筆せしむる所なり、簡潔明白、一字不苟、決して他人の代て記し得るものにあらす。凡読書の眼あるもの一見之を知るへし。余後世或は幕僚屬吏が命を受けて撰する所となすを恐る、故にしるす。)

文獻價值

定稿價值

《蹇蹇錄》作為當事人陸奧宗光所撰寫的第一手資料,史料價值非常高,不僅詳細而準確地記述了他在甲午中日戰爭外交活動的來龍去脈,使讀者對這段歷史有一段清晰的了解,也提供了他在處理當時外交問題時的思路和觀點,披露了日本外交決策的大量內幕,對剖析“陸奧外交”乃至近代日本的外交政策有重要意義,是了解與研究甲午戰爭的必備史料。但書中的一些觀點,如日本出兵朝鮮是為維持均勢、不得已而開戰及甲午戰爭的根源是西歐新文明與東亞舊文明的衝突等則不為中國方面所認同。
由於《蹇蹇錄》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所以歷來被賦予相當高的評價。有日本學者評論道:“《蹇蹇錄》又是藝術品。在整個日清戰爭當中,陸奧外交本身就是藝術作品。同時,《蹇蹇錄》的文章本身也是一個藝術。”中國方面則認為:“書中惡毒地誣衊中朝兩國人民,有意地歪曲事實,顛倒黑白,企圖掩蓋帝國主義的醜惡面目。但是作者將本書題名為《蹇蹇錄》,就足以說明他一心要表白其‘忠君報國’之忱以討功邀賞,因之也將其拚力效命的罪惡侵略活動暴露出來了。本書提供了一些在甲午中日戰爭前後日本和中、朝以及歐美各國的政治、外交關係的資料,作為一部反面教材,可供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批判參考之用。”

草稿與定稿的比較

《蹇蹇錄》雖然敘事堪稱詳實準確,但陸奧宗光在寫作過程中仍有意無意地隱蔽或遺漏了很多內容。而且正如前文所述,陸奧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完成這部篇幅不長的著作,是經過反覆的精心修改才定稿的。陸奧進行推敲的痕跡被保留在《蹇蹇錄》的草稿中,而將草稿與定稿相對比則更能凸顯《蹇蹇錄》的史料價值。《蹇蹇錄》的草稿是陸奧宗光用毛筆修改的,分上下兩冊,以“蹇蹇余錄草稿本”的題目收錄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的《陸奧宗光關係文書》中。日本學者檜山幸夫也在《中京法學》雜誌上刊載校注《蹇蹇余錄草稿》。《蹇蹇錄》草稿與定稿相比,大部分是被刪節了,也有少量添加的內容。據日本學者中冢明研究,《蹇蹇錄》草稿中被陸奧修改的主要內容可歸納三個方面:
蹇蹇錄草稿蹇蹇錄草稿
  • 甲午戰爭外交指導有關具體政策的敘述,包括刪除或模糊了草稿中對華挑釁開戰與對朝鮮干涉侵略政策的露骨描述(如日本向清朝拋出改革朝鮮案時是料定清朝會拒絕的、“把朝鮮國王變成俘虜”等內容),以及一些機密內容,如定稿中有關清朝電文的描述被加上了“據說”、“說是”等模糊語氣的辭彙,又將草稿中的漢文原文全部換成日文意譯,可知是為了隱蔽日本外務省掌握清朝公使館電報密碼的絕密情報;
  • 關於其他人物政治主張的敘述,如草稿中記載伊藤博文反對以中朝宗屬關係為開戰的突破口,在定稿中則只說是某“內閣閣員”,此外在敘述日本取勝後各大臣的對清和談主張時也多隱去人名。點名敘述這些主張頗有一種批評這些人的味道,陸奧宗光不想因為這些敘述而在日本官場中樹敵;
  • 表現陸奧宗光對藩閥批判的文字。如陸奧對山縣有朋等藩閥的敘述在定稿中更為謹慎,此外在敘述完朝鮮國內的黨爭後又回顧了日本以往的派閥之爭,這段內容也不見於定稿中。
從《蹇蹇錄》的草稿與定稿的差異及陸奧推敲的痕跡來看,不僅能獲取更多信息,還能反映和挖掘陸奧內心世界的真實想法,因此對於研究甲午戰爭時的“陸奧外交”也就具有更深層次的價值。

作者簡介

陸奧宗光系甲午中日戰爭時期日本政府外務大臣。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和政策執行者,是侵略中朝兩國的元兇之一。
蹇蹇錄
陸奧宗光(1844年-1897年)是日本明治時代的政治家外交官。又名陸奧陽之助,正二位,勛一等,伯爵。1868年得岩倉具視的賞識,步入日本政界;後在伊藤博文內閣任外務大臣。有剃刀大臣的外號,1888年任日本駐美公使,兼任墨西哥外交大使。他是近代中日關係史上關鍵性的人物之一,在其外交大臣任內利用朝鮮東學黨起義之機,施展“狡獪”的外交手段,發動了甲午侵華戰爭。因此,這一時期的日本外交也就冠以“陸奧”之名,被稱為“陸奧外交”。

流傳狀況

日本

《蹇蹇錄》在1896年2月11日寫完,同年3月底就付梓了。但初版非常粗糙,由560多頁美濃紙構成,連標題和頁碼都沒標註,印刷錯誤也不在少數。陸奧宗光對此很不滿意,經過親自修改後,又在1896年5月用430頁西洋紙印刷了新版本,新版本不僅裝潢更加大氣、格式更加規範、標題更加醒目,還在正文的上欄添加了為標記正文內容而寫的小標題(頭注)。以後世間流傳的《蹇蹇錄》均是以此版本為基礎的。
陸奧宗光在著述《蹇蹇錄》時,聲稱不打算將其流傳出去。他在1895年11月4日致林董的信中說:“對於這段歷史,我絕無公之於世的準備。完成之後,我決心除呈天皇陛下案頭並存於外務省記錄課外,全部焚毀。”但其後的事實與其所說的相悖,陸奧並沒有僅將《蹇蹇錄》呈給明治天皇和存檔於外務省,而是親手將其向外流傳,寄給日本各駐外公使人手一冊《蹇蹇錄》。他還向自己兒子陸奧廣吉索要了10冊《蹇蹇錄》,雖然不能確定這十本全部外傳,但這也明顯與他之前所下的決心不符。所以,在《蹇蹇錄》問世後不久,就已有流傳到民間的了,當時的學者坂崎斌、渡邊修二郎等都讀過《蹇蹇錄》,渡邊修二郎甚至在1899年出版了由他以“無號外史”的筆名批註的《蹇蹇錄》,很快被日本政府禁止發行。
岩波文庫版《蹇蹇錄》(含草稿)岩波文庫版《蹇蹇錄》(含草稿)
儘管《蹇蹇錄》自問世以後就向外流傳,但仍然是日本外務省的內部讀物,屬於機密範疇,故其流傳也只是小範圍的。《蹇蹇錄》的公開是在1929年1月,由岩波書店出版的《伯爵陸奧宗光遺稿》中全文收錄《蹇蹇錄》,使其正式向民間流傳。1933年,岩波書店單獨出版《蹇蹇錄》,1941年又以“日本名著第35輯”的名義再版《蹇蹇錄》。此後《蹇蹇錄》便能廣泛為學界和民間所利用,並多次翻印發行。1983年,岩波書店又推出了由中冢明校注的《蹇蹇錄—日清戰爭外交秘錄》一書,作為岩波文庫之一部,該書最大的特點就是在校注時收錄了大量《蹇蹇錄》的草稿,使其價值有了飛躍性的提升,2005年又修訂再版。

中國

《蹇蹇錄》作為《伯爵陸奧宗光遺稿》的一部分而公開的1929年,就在中國出版了由龔德柏翻譯、商務印書館刊行的中文版,題為《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秘史》,1944年再版。1971年,該版本又以《甲午中日戰爭秘史》的名義在台灣重新出版。
第二個《蹇蹇錄》中文版問世於新中國成立後的1963年,由伊舍石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仍以《蹇蹇錄》為題,系以1941年岩波書店版《蹇蹇錄》為底本。該版本將原書“清國”、“支那”等表述翻譯為“中國”,並原文中“日清”的排序置換為“中日”。迄今為止在中國大陸所通用的《蹇蹇錄》就是這一版本。
除此之外,港台還有其他《蹇蹇錄》中譯本,如1994年陳鵬仁翻譯、台灣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甲午戰爭:中日世紀之戰》和2014年徐靜波翻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蹇蹇錄—甲午戰爭外交秘錄》等。

其他國家

1982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歷史學家戈登·巴加(Gordon M. Berger)用國際交流基金第一次全文出版了《蹇蹇錄》英文譯本,使其得以在西方學界流傳。
1988年《蹇蹇錄》被金泰昱翻譯到韓國,由明倫堂出版;1993年歷史學家金勝一又將《蹇蹇錄》翻譯為韓文,由泛友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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