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與想像:晚清新教傳教士譯介史論》系筆者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略加修改而成。晚清新教傳教士的漢語譯介活動是一個大題目，涉及翻譯學、歷史學、思想文化史等多個領域，《越界與想像:晚清新教傳教士譯介史論》無意也不可能全景式地對論題關涉的各個方面進行掃描，而是透過翻譯活動來描述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某種軌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越界與想像:晚清新教傳教士譯介史論
-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頁數：318頁
- 開本：32
- 作者：何紹斌
- 出版日期：2008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2627896, 7542627899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越界與想像:晚清新教傳教士譯介史論》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作者簡介
何紹斌，祖籍四川南江。2003年7月獲四川外語學院英語語言文學碩士學位，2006年6月獲復旦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已在《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中國比較文學》等期刊上發表論文和譯文多篇，研究興趣為譯介學，中西翻譯理論與翻譯史。
圖書目錄
序
前言
緒論
第一節 宗教與世俗之間的抉擇
第二節 新教傳教士譯介活動：課題與問題
第三節 翻譯觀念與研究範式的嬗變
第四節 翻譯與文化建構
第一章 新教傳教士譯介活動的不同階段及主要內容
第一節 傳教士早期的譯介內容
第二節 第二階段傳教士譯介的主要內容
1.2.1 1843至1860年間傳教士譯介的內容
1.2.2 1861至1887年間傳教士譯介的主要內容
第三節 第三階段傳教士譯介的主要內容
第四節 傳教士雙（多）語字典中的譯介情況
第二章 影響傳教士譯介活動的因素
第一節 複雜的譯介動機與表現
第二節 無處不在的贊助者
第三節 晚清的語言與文化規範
第四節 譯者個人因素
第三章 傳教士譯介活動的具體策略舉隅
第一節 傳教士關於翻譯方法的討論
第二節 本土歸化（中國化）策略——創造性叛逆表現之一
第三節 譯者的改寫與操控——創造性叛逆表現之二
3.3.1 以“忠實”的名義進行的改寫與操控
3.3.2 《百年一覺）卜譯者創造性叛逆的範本
第四章 傳教士譯介活動的影響與反響
第一節 傳教士譯介詞語與再造觀念
第二節 傳教士與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革
4.2.1 傳教士譯介作品之於中國文學的意義
4.2.2 傳教士出版業對中國文學變革的促進
第三節傳教士與晚清的翻譯話語
結束語
附錄
參考文獻
後記
前言
緒論
第一節 宗教與世俗之間的抉擇
第二節 新教傳教士譯介活動：課題與問題
第三節 翻譯觀念與研究範式的嬗變
第四節 翻譯與文化建構
第一章 新教傳教士譯介活動的不同階段及主要內容
第一節 傳教士早期的譯介內容
第二節 第二階段傳教士譯介的主要內容
1.2.1 1843至1860年間傳教士譯介的內容
1.2.2 1861至1887年間傳教士譯介的主要內容
第三節 第三階段傳教士譯介的主要內容
第四節 傳教士雙（多）語字典中的譯介情況
第二章 影響傳教士譯介活動的因素
第一節 複雜的譯介動機與表現
第二節 無處不在的贊助者
第三節 晚清的語言與文化規範
第四節 譯者個人因素
第三章 傳教士譯介活動的具體策略舉隅
第一節 傳教士關於翻譯方法的討論
第二節 本土歸化（中國化）策略——創造性叛逆表現之一
第三節 譯者的改寫與操控——創造性叛逆表現之二
3.3.1 以“忠實”的名義進行的改寫與操控
3.3.2 《百年一覺）卜譯者創造性叛逆的範本
第四章 傳教士譯介活動的影響與反響
第一節 傳教士譯介詞語與再造觀念
第二節 傳教士與中國文學觀念的變革
4.2.1 傳教士譯介作品之於中國文學的意義
4.2.2 傳教士出版業對中國文學變革的促進
第三節傳教士與晚清的翻譯話語
結束語
附錄
參考文獻
後記
文摘
第一章 新教傳教士譯介活動的不同階段及主要內容
晚清傳教士在華的活動與歐美列強在中國的軍事活動有很大對應性，當然也與中國內在社會動亂如太平天國運動也有關係。單純以傳教而論，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前，傳教士的活動範圍很小，局限在南洋、香港、澳門和大陸的五個通商口岸，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根據這兩個條約，中國不僅增開11個通商口岸，還被迫允許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這些所謂“寬容條款”（Toleration Articles），外加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中國出現的暫時平穩的局面的確有利於傳教活動，但翻譯活動並不一定受條約規定的限制。往往傳教士在傳教自由受到限制時，更多的人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譯介、教學等文化活動。傳教士1815年在南洋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第一份中文刊物，上面刊載過一些世俗內容的譯介文章，因此1815年可以視為新教傳教士譯介活動的起點。1843年，傳教士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印刷出版機構：墨海書館。從翻譯史的角度，我們不妨把墨海書館在上海創辦的1843年作為傳教士的譯介活動的第一個界標，之前的譯介活動主要在南洋、香港和澳門等地進行，雖然廣州等國內城市也有零星的傳教士譯介活動，但無論規模和影響都很小。墨海書館不僅是一個印刷出版機構，更是一個翻譯中心，聚集了十餘名傳教士譯者和他們的中國合作者。1887年，一批西方人士包括新教傳教士、商人、外交官等決定成立一個出版印刷機構，初名“同文書會”，後易名“廣學會”。
晚清傳教士在華的活動與歐美列強在中國的軍事活動有很大對應性，當然也與中國內在社會動亂如太平天國運動也有關係。單純以傳教而論，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前，傳教士的活動範圍很小，局限在南洋、香港、澳門和大陸的五個通商口岸，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根據這兩個條約，中國不僅增開11個通商口岸，還被迫允許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這些所謂“寬容條款”（Toleration Articles），外加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中國出現的暫時平穩的局面的確有利於傳教活動，但翻譯活動並不一定受條約規定的限制。往往傳教士在傳教自由受到限制時，更多的人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譯介、教學等文化活動。傳教士1815年在南洋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第一份中文刊物，上面刊載過一些世俗內容的譯介文章，因此1815年可以視為新教傳教士譯介活動的起點。1843年，傳教士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印刷出版機構：墨海書館。從翻譯史的角度，我們不妨把墨海書館在上海創辦的1843年作為傳教士的譯介活動的第一個界標，之前的譯介活動主要在南洋、香港和澳門等地進行，雖然廣州等國內城市也有零星的傳教士譯介活動，但無論規模和影響都很小。墨海書館不僅是一個印刷出版機構，更是一個翻譯中心，聚集了十餘名傳教士譯者和他們的中國合作者。1887年，一批西方人士包括新教傳教士、商人、外交官等決定成立一個出版印刷機構，初名“同文書會”，後易名“廣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