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向來是西方哲學史上一個倍受爭議的人物，也是二十世紀以來被誤解最深的哲學家之一。在尼采龐雜的思想體系中，“超人”哲學無疑占有重要地位。尼采提出的最主要問題是：在傳統價值全面崩潰的時代，人如何重新確立生活的意義。尼采正是在追尋這個問題答案的過程中，提出了他的“超人”哲學。尼采所宣稱的“超人”是在他宣稱“上帝死了，要對一切傳統道德文化進行重估” 的基礎之上，用新的世界觀、人生觀構建新的價值體系的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超人主義
- 外文名：transhumanism
- 提出者：尼采
- 隸屬：西方哲學
- 指向：新的價值觀
介紹,理解,延伸,定義,基本特點,宣言,
介紹
尼采所指的“超人”形象大致可以概括為：超人是超越自身、超越弱者的人，他能充分表現自己、主宰平庸之輩；超人是真理與道德的準繩，是規範與價值的創造者；超人是自由的、自私的、自足的；超人面對人類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超人是在不利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憎恨、嫉妒、頑固、懷疑、嚴酷、貪婪和暴力只能使超人更堅強。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尼采所說的超人不是那種卑微瑣碎軟弱無力的人，超人是充實豐富偉大而完全的人。不過，尼采並沒有把超人看作是絕對的 ，他所說的超人和與超人相對的“末人” “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超人既能自我超越，又能超越別的。從本質上我們可以看出，尼采的“超人”哲學從另一層意義上折射出他的人性觀。而對於人性和人的處境的看法最能表現出尼采哲學的現代存在主義特徵。尼采之所以要為自己的生命尋找一種高於生命本身的意義，是因為他堅信，人與其他動物有根本的區別，人是“未定型的動物”，人的價值可以通過對自我的超越得到最完美的體現，並且這種價值具有某種絕對的意義。尼采說“上帝死了”，實際上是為使人獲得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尋找可能和空間，是尼采論述其超人理想的一種理想途徑。
理解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於普魯士薩克森州勒肯鎮附近洛肯村的一個鄉村牧師家庭。尼采的生日恰好是當時的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von Preußen，1795年10月15日－1861年1月2日）的生辰。尼采的父親是威廉四世的宮廷教師，他曾執教過四位公主，深得國王的信任，於是他獲得恩準以國王的名字為兒子命名。後來，國王指派尼采的父親到勒肯鎮擔任牧師，那個影響世界的天才尼采也就在這裡出生。尼採回憶：“無論如何，我選在這一天出生，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在整個童年時期，我的生日就是舉國歡慶的日子。”他的祖父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寫過神學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一名牧師。幼兒時期的尼采是個沉默的孩子，兩歲半才學會說第一句話。
延伸
1849年7月，尼采的父親死於腦軟化症。數月後，年僅2歲的弟弟又夭折。當時尼采才5歲，親人接連的死亡，使這個天性敏感的孩子過早地領略了人生的陰暗面，鑄成了他憂鬱內傾的性格。後來他自己回憶說：“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經見過許多悲痛和苦難，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樣天真爛漫、無憂無慮……從童年起，我就尋求孤獨，喜歡躲在無人打擾的地方。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裡找到了真實的快樂。”父親死後第二年，尼采隨同母親和妹妹遷居瑙姆堡，從此便生長在一個完全女性的家庭里。祖母關於其波蘭貴族家族史的灌輸對尼采貴族情結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尼采自幼相信自己有著波蘭貴族血統並為此而感到自豪。但是尼采並沒有忘記父親，父親的身影早已刻入他的記憶當中，他希望以父親為榜樣成為一名牧師，因此他時常給夥伴們朗誦聖經里的某些章節，為此，他獲得了小牧師的稱號。由於父親過早去世，他被家中信教的女人們（他的母親、妹妹、祖母和兩個姑姑）團團圍住，她們把他嬌慣得脆弱而敏感，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無常，因而變得孤僻，尼采曾經這樣講述形容他的童年：“那一切本屬於其他孩子童年的陽光並不能照在我身上，我已經過早地學會成熟地思考。”在尼采的成長過程中，虔誠的清教徒母親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他後來終生保持著清教徒的本色，猶如石雕一般純樸。
定義
根據世界超人協會（WTA）的定義，所謂“超人主義”（transhumanism）是指“斷定可以並值得套用理性（科技）根本改進人類自身條件的智力和文化運動，特別是要開發和製造各種廣泛可用的技術來消除衰老問題，極大地增進人的智力、生理和心理能力”。有助於此的增進技術包括基因工程、長壽治療、把人體和計算機技術整合為一體、套用新的精神藥物改進人的認知能力和情緒狀態。
基本特點
（英文transhumanism）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提倡我們擁抱新技術，如增智藥物、手術整容和基因治療，這些新技術能夠增強我們的身體素質和思維能力，讓我們“好上加好”。
超人主義背後的驅動力是進步的：即希望拓展現有醫藥醫療的模式，使人類活得更長久、更健康、更有滿足感。
宣言
⑴人類在未來將會因為科技而有劇烈的轉變. 我們預先看到了重新設計人體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如老化的不可避免性，人類和人工智慧的極限，心理障礙和痛苦的篩選，和我們於地球的局限等的一些參數.
⑵針對這些未來的研發以及其長期性的因果的理解，一定要賦諸以系統性的研究.
⑶超人主義者認為本著一種普遍開闊的心胸和接納新的科技，會比如果我們一味地試著要禁止或是防止它，較有機會來將情勢轉化成對我們有益.
⑷超人主義者聲張那些期望使用科技來延伸他們的心理和生理 （包括生殖） 能力，以及要改進他們對自己生命的掌控能力的人的道德上的權利. 我們追求一個能夠超越我們當今生物極限的個人成長.
⑸在對未來的規劃中，一定要將急劇進步的科技潛在能力納入考量. 如果這些潛在的效益，因為科技恐懼症和一些莫須有的限制而使其無法實現，這將會是人類一大悲劇. 另一方面而言，如果因為某些大災難或是先進科技的戰爭，而使得有智慧的生靈滅絕，這也將會是人類一大悲劇.
⑹我們必須要創造一個論壇，來讓人們針對所需完成的事項，可以有一個理性辯論的空間，而且也需要一個社會秩序，來讓負責任的決策得以實施執行.
⑺超人主義者聲張各種生靈 （不管是在人工智慧，一般人，後種人，或是非人的動物中） 的福祉，而且也擁護現代人性主義中的許多原則. 超人主義者沒有特別支持任何一個黨派，政治家或是政治主張.
“超人主義”以理性表達方式
人類超越自身，意味著創造體能上、智慧上和道德上全新的人格。如今許多新科技為實現體能和智慧的飛躍提供了可能，然而其中又蘊涵了巨大風險:如果道德缺失，科技進步的今天就難以成為人類的輝煌時代
在科幻電影中，特技場景塑造了“超人”的形象；如今基因工程、電子技術、神經醫學等新技術的進展使人相信，高科技打造“超人”的現實為時不遠了。
日前，世界超人協會（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WTA）在美國耶魯大學召開年會。在130多名與會者中，絕大多數人都對以科技推動人的超越表達了狂熱的肯定：他們雖然認為在創造“超人”的時候要遵循安全有效的準則，但更強調以積極姿態利用科技進步的力量來“超越”自身。
新的疆界是人本身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醫學、技術和社會項目主任格雷戈里·斯托克最先發言。他說，對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技術問題的回答，總是先從小部分人身上得出來的。如果一種新技術的科研工作正常而有益，就會迅速地擴展到其他人群；否則就會自然銷聲匿跡。他認為，基因工程和長壽治療等新技術的擴展就是有益的，因此對新技術進行全球禁止就是下策。
然而，斯托克說：“要形成明智的政策，惟一途徑就是讓全球出現各種不同的政策”—這是一種“試錯法”，它將顯示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應當廢棄。
為什麼一些人那么害怕新技術？斯托克斷言，“其實一些人把新技術看作野蠻的侵犯，但我們把新技術看作人性的最偉大擴展和超越人性局限的機遇—這在先輩中還只是夢想。人類新的疆界不是太空，而是我們自己。我們不能只是接受新技術，而是應擁抱新技術，因為它們充滿了希望，因為我們有能力超越自身。”
“謹慎原則”防範風險
斯托克的觀點在會上贏得了廣泛共鳴，但反對者也大有人在。波士頓大學生物倫理學家、法學教授喬治·安納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稱自己的興趣不是當“未來的啦啦隊”，而是關注“科學的黑暗面”。他認為，現在對基因工程的大肆鼓譟甚於20世紀60年代人們對航天科技的讚美—人類登月後輿論以為，人不久還將登入火星和其他星球。但事實表明，這不過是信口開河，“我們當時極其天真，我認為我們現在同樣天真”。
對於各種新技術的潛在危害，安納斯提議，應當遵循“謹慎原則”：“當某種活動對人類健康或環境構成危險時，即使其中的因果關係在科學上還沒有完全弄清楚，也必須採取預防措施。在這種問題上，活動的提議者應當承擔證明的責任，而不是公眾。”
安納斯認為，應當成立某種“謹慎原則”的規範機構，確保技術發明者在開發任何新技術前都提交可靠的安全承諾，否則就不允許其開發。他說，這是因為“我們現在擁有的技術不僅更強大，而且正在變得更危險。”
基因修改並無大礙
會上爭論最大的問題是，基因工程會不會危及整個人類的命運前途？喬治·安納斯認為，基因工程是一種可以改變種族甚至危害種族的技術，給整個人類帶來了風險，因而需要以“謹慎原則”對待。但基因工程的贊成者認為，他的這種論調是危言聳聽。以生殖性克隆技術為例，克隆怎么可能改變或危害人類種族呢？畢竟克隆不過是把先前已自然產生的基因組複製出來。如果說克隆會危害人類種族的話，那等於說擁有相同基因組的雙胞胎對人類構成了危險。修改一個胎兒或嬰兒的基因，使其不會患糖尿病、免疫系統加強、智商提高，這在將來是可能的，但這很難被認為是改變或危害人類種族。畢竟，早已有許多孩子擁有那樣的改良基因，而他們始終都是人類的成員。
與會者指出，事實上，要說改變種族的話，目前的醫學進展也許早已通過大量途徑改變了人類自身。更可能患糖尿病的基因如今很可能在人類當中更常見了，因為這種基因的攜帶者已不太可能如先前那樣在少年期或青春期就死去，這要歸功於1921年發現可治療糖尿病的胰島素和後來的一系列醫學進步。同樣，對肺結核等許多疾病的征服，肯定在改變抵抗多種疾病的人類基因的分布。這是在改變人類這個種族嗎？嚴格說來是，但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延遲進步就是殺人”
總體上，在這次WTA年會上鼓吹利用科技實現“超越”的主張占了上風。超人主義者也承認新技術有著許多風險，但斯托克等人爭辯說，“使濫用技術的可能最小化和保護我們自己的辦法是讓個人來選擇”，而不是由政府或全球的超政府機構來管制。人們只能通過實驗獲得如何恰當地利用新技術的智慧；延遲技術進步的步伐卻可能殺人。
斯托克指出，如果一種可以治癒癌症的方法本可以在2020年發明出來，但由於推行“謹慎原則”而延遲到2030年發明出來，這就意味著將有成千上萬的人本有可能活下去，結果卻要早死掉。他在大會的總結髮言中宣稱：“未來的人們將充滿敬意地回顧我們這個被紛紛開發出來改變人性技術的輝煌時代。生活在現代無比榮幸。”
不過最後，斯托克仍然警告說，鑒於人類還很不擅於防止環境災難、貧窮和種族滅絕的發生，因此還必須貫徹“謹慎原則”，指導人類防止未來套用生物技術可能造成的災難。這一警告值得人們在歡呼科技進步的同時深刻反省：也許人類的福音取決於自身的道德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