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赫伯特·索默頓·福克斯韋爾
- 出生地：曼迪普斯的謝普頓瑪列特
- 出生日期：1849年6月17日
- 講授：邏輯學
基本信息,個人經歷,
基本信息
福克斯韋爾最初講授邏輯學、心理學和哲學，而把經濟學留給馬歇爾。但1877年，在（福西特獲得教授職位之後）馬歇爾離開劍橋去擔任布里斯托大學學院的負責人時，福克斯韋爾與亨利·西奇威克和……凱恩斯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擔當了經濟學教學的光榮任務。
這一狀況持續了8年，直到1885年馬歇爾作為教授重新回到劍橋時為止。從這時直到1908年這段馬歇爾擔任教授的時期里，無論在教學上、授課上、還是制定政策上（尤其是在1901年設立經濟學學位考試這件事上），福克斯韋爾一直是二把手。值得回憶的是，福克斯韋爾第一次對學位考試進行監考是在1874到1875年，與傑文斯一起進行的，這時詹姆斯·沃德和……凱恩斯正在校讀書。而他最後一次監考是在1900年到1901年，這時則是……庇古和……麥格雷戈正在校讀書。30年之後，他又正在主持皇家經濟學會，可見，對劍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他經歷了非常大的跨度。他從未離開過劍橋，儘管他與倫敦大學關係密切，到他去世時，雖然他已經不再參與教學，但按他在劍橋的居住時間計算，正是他在劍橋的第205個學期。
個人經歷
赫伯特·索默頓·福克斯韋爾的故事
對於自己沒能獲得其他職務，福克斯韋爾常常不無苦澀地說，這是由於馬歇爾對他在這一學科上的治學方法懷有偏見。“我們之間在觀點上有很大分歧，而在性格上分歧就更大。以至於我非常關心的事情在你眼裡卻毫不重要。”這是馬歇爾有一次在信中特別寫給福克斯韋爾的話。福克斯韋爾是受到19世紀中期在劍橋風行一時的行為準則的薰陶而成長起來的，這一準則要求一個人不僅要維護自己的權利，還要維護朋友的權利，所以，福克斯韋爾無法原諒馬歇爾在1908年退休時支持庇古教授作為自己的繼任者。但實際上，福克斯韋爾是馬歇爾第一個真正熱心的經濟學學生，而馬歇爾夫人則是福克斯韋爾的第一批學生之一，在馬歇爾還沒有離開劍橋到布里斯托的時候，他們都住在學院裡，相互來往非常密切。實際上，直到1907年，他們還一直保持著親密的私人感情，儘管他們之間的通信表明，兩人之間不斷爆發爭吵。他們每個人都清楚對方所具有的天賦，馬歇爾在寫給傑文斯的前幾封信中為自己爭辯的時候，福克斯韋爾表示了支持，而當福克斯韋爾在1901年申請伯明罕商會主席職位時，馬歇爾也寫信表示支持，其中一段描述福克斯韋爾的文字很有引用的價值。“他是英國一流的經濟學家，這是世人皆知的。他的作品，儘管還沒有集結成冊，但已經在世界精神寶庫中樹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的成功來源於他的睿智、清晰的頭腦，強大的思維能力，寬廣的感知能力以及良好的直覺；也來自於他那一經涉足就不遺餘力的勤奮精神；還來源於他流暢而優雅的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他的這種能力很少有人能與之匹敵，恐怕後人也難以超越……他樂於與實業家們交遊，他能夠使人們很快就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他舉止溫文爾雅，學識淵博，而且處世老練。他的迷人風度一定會使他受到人們的愛戴。”
但在經濟學的性質這一問題上，他們的意見極端對立，這使他們沒能較早地建立友誼和相互尊重。福克斯韋爾是這樣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的：“我不能假裝對實業有任何的親身經驗，但我是在實業和鐵路建設的環境中長大的，並且從小養成了按部就班、有條不紊的習慣。在最近的15年裡，環境的變化促使我與本國許多地方的商人和實幹家們建立了緊密的聯繫，我也獲得了很多機會來觀察實業經營的方法和它遇到的困難，我也看到了實幹家們面臨的各種經濟問題。這一經歷更確信了我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即在經濟領域，所有的實際問題都必須實事求是地對待，當然事先要對面臨的特殊環境作一番細緻，前後比較的調查，但從那些箴言中尋章摘句或者照搬什麼普遍的教義都是無用的。”
與他的談話和在討論中的發言比起來，這些表述僅僅是和風細雨。據艾爾弗雷德·霍爾先生回憶，他早年在聖約翰的時候，曾堅持認為經濟學不能算是一門科學。而在60年之後，他沒能向皇家經濟學會做關於李嘉圖的會長演說。李嘉圖是使世人相信在資本與勞動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衝突這一沉腐的邪說的人，然而福克斯韋爾為自己放棄演說尋找的藉口竟然是他認為自己對李嘉圖的抨擊太有挑釁性。這並不表明福克斯韋爾反對對經濟問題進行嚴格推理。無論是在90年代關於金銀複本位制的大討論中，還是在戰後關於金本位制的大討論中，他都對銀行家和他們的“本能”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諷刺。但他同時認為有效的推理是必不可少的，但推理的對象應該是既有歷史又有當代的、範圍廣泛的事實資料，而不是那些抽象的、臆造的假說。沿著這條思路前進，使福克斯韋爾成為“自由放任主義”教條的很有分量的反對者，在這一點上，他比同代的大多數其他學術界人士都覺悟得早。他並不像他們那樣了解自由競爭的普遍優勢。他時刻準備著支持貨幣控制計畫的出台。他曾經在80年代支持工業聯合，在90年代支持複本位制，他也支持19世紀的溫和的保護主義（拒絕在著名的教授宣言上籤名），而在20世紀以來則支持放棄金本位制。他抨擊英國經濟中存在的愈演愈烈的“非道德”趨勢，他認為這“比道德敗壞更嚴重，它帶來的後果是”“脫離時代潮流，阻擋了本世紀那些最成功的運動的進展”。“它的精神本質是極端實利主義的，為了積累個人財富而犧牲國民福利。在有些作者筆下，資本主義已經越走越遠，他們竟然對高工資大加痛惜，認為這是堪與壞收成相比的災難。”從他年輕時的預言可以看出，他是受到了金斯利……莫里斯和拉斯金的影響，並同情他們的抗議行為。儘管福克斯韋爾強烈地反對馬克思，但我想，他可能是承認馬克思的重要性的第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在有些方面，他與另一位劍橋經濟學家，阿瑟·詹姆斯·鮑爾弗很接近，鮑爾弗差不多與他是同代人，70年代的劍橋經濟理論同樣使他形成了懷疑主義的態度，但與福克斯韋爾不同的是，他常常是貌似謙恭而實則冷嘲熱諷。馬歇爾在他最初的理論建樹與1890年發表的“原理”之間存在一個方法上的轉變，如果說這種轉變多少是受到了福克斯韋爾早年言辭的影響，這恐怕並不是捕風捉影。無論怎樣，半個多世紀以來，雖然很少形諸文字，但通過許多討論和談話，福克斯韋爾表達了他自己的觀點，即經濟學不是邏輯學或數學的分支，而是一種處理公共事務的藝術，這種藝術的方法則是在充分利用全部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後來，當馬歇爾沿著這一方向一無反顧地前進時，福克斯韋爾在劍橋的存在對馬歇爾多少成了一種諷刺，而當福克斯韋爾支持副主教威廉·坎寧安時，這種諷刺意味就更明顯了，因為此公不但能言善辯，而且以爭吵為樂事。然而，爭來爭去，馬歇爾仍然是劍橋學派的首領，他也統治著那些前途光明的青年們，而這，從另一方面來說，更加削弱了福克斯韋爾“二把手”的地位，使他在劍橋落了下風，這種處境自始至終糾纏著福克斯韋爾，而這也正是觀察福克斯韋爾的人生歷程時抹煞不了的背景。
赫伯特·索默頓·福克斯韋爾1849年6月17日出生於曼迪普斯的謝普頓瑪列特。他的父親是一個小五金商人，後來又經營石板和木材，他自己的生意十分興隆，但他的投資卻不太有利，在1866年的奧弗倫·格尼破產風潮中遭受了損失。這樣，到了兒子將要上大學的時候，家裡卻不像從前那么富裕了，這位父親開始不斷地抱怨（兒子也繼承了這個習慣並保持終生）他的投資狀況。儘管如此，到了1868年1月22日，福克斯韋爾終於能夠心平氣和地在日記中寫道：“與媽媽下象棋，爸爸對我去劍橋很滿意，因為我的好運氣使花費減少了。”他的父親對家教信條十分虔誠，並把他培養成一個衛理分會教徒。年輕的時候，他對參加布道極為熱衷。例如，1868年1月5日“雷弗德·威廉士在早晨做‘來自上帝的撫慰，它們是否微不足道’的布道，在晚上對年輕人做‘伯沙撤當晚死去’的布道，這兩個布道都非常精彩”。接下來的一個星期他又到了倫敦：“上午到坦普爾教堂，出色的禮拜，美麗的教堂；下午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優美的頌歌；晚上在聖保羅大教堂的圓頂下做禮拜，穆爾蒙斯的精彩布道，莊嚴肅穆的場景。”1868年2月16日，他到劍橋的第三個星期天，又參加了五個禮拜，“上午和晚上在學院教堂，杜里爾在晚上布道，下午在聖瑪麗教堂聆聽利奇菲爾德大主教的布道，關於教會在本國的失敗，高尚而無畏的布道，上午與晚上在衛理分會教堂。卡特先生。”但到1872年時，衛理分會已經逐漸不再布道了，只有學院教堂的每個星期天下午還在進行。在後來的日子裡他很少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更像一個有神論者，對宗教抱有寬容而同情的態度。
他的生母是他父親的第二個妻子，她是漢德科克家族的一員，這個愛爾蘭家族的首領是卡斯爾曼因勳爵，對他的歷史，福克斯韋爾十分感興趣。福克斯韋爾的母親是一位很有天份，很聰慧的婦女，她自己教育四個兒子，直到12歲左右把他們送進湯頓的衛理分會學院。她彈得一手好鋼琴，這使福克斯韋爾對音樂養成了濃厚的趣昧。4歲的時候，福克斯韋爾開始跟他的姥姥學法語，他很愛自己的姥姥，他姥姥的母親曾經屬於波因德斯特里家族，居住在海峽之間的島上，所以主要說法語而不是英語。福克斯韋爾自己也偏愛說法語，在他的性格中很容易看到法國和愛爾蘭氣質。他小時候在家中嬉戲的日子多彩而迷人，這段童年時光他永遠難以忘懷。和兄弟姐妹們在大花園裡玩耍，他們的豚鼠、白鼠和25隻兔籠子，艾倫家和牆壁另外一邊的懷布倫特家的孩子和他們一起玩得興高采烈，他的小矮馬“范尼”，跟隨他們多年的露茜對他們細心呵護，媽媽在茶後彈奏的鋼琴，和父親的長途旅行，在曼迪普斯的荒原上四處漫遊。一直到死，這些都始終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是個早慧的孩子，雖然沒有達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11歲就閱讀牛頓的《原理》的程度，但他4歲就能讀懂法文，7歲就開始對報紙上發生的事情品頭論足。16歲時，他所寫的日記已經十分成熟。在湯頓的女王學院做寄宿生的時候，他得到了西布利先生的精心教育，1866年他就成為倫敦大學錄取光榮榜上的第三名，這時他年僅16歲，是入學的最低年齡。剛過18歲，他就取得了倫敦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8歲半的時候，他已經成為聖約翰學院倫理科學的學生。1870年，他獲得倫理科學榮譽學位考試的第一名，1872年，他獲得了休厄爾獎學金。1874年，他被選為學院的研究員。他總是把這個好運氣歸因於三一學院院長，·.湯普森先生的影響。湯普森先生以他的職務成為休厄爾考試的當然考官，他被福克斯韋爾的論文深深打動，他把這一印象告知了聖約翰學院的院長貝特森博士。但福克斯韋爾的性情並不適合於作一個哲學家。他的頭腦既不精於玄思，也不長於抽象，也並不善於概括。他更像一個歷史學家——在這個領域還存在許多偏見。他的天賦是他的記憶、品味、穿越時空的想像力以及做事時的井井有條。正是他的有條不紊和喜歡分門別類的習性，再加上一點鑑賞力決定了他一生的工作。從很早的時候，他就習慣了按部就班。在17歲，他就開始記錄下自己每天走路，或者像他所說的“出門漫遊”的里程，他還要把每天睡覺和起床的時間一一記下，這些習慣他保持了很多年。只要是對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那些貼貼補補或記滿各種筆記的紙張。他的筆體雋秀，粗大而醒目，在他本科畢業之後，除了字型更大以外，這種風格保持至終。
在馬歇爾離開劍橋到布里斯托之前不久，福克斯韋爾遇到了一件對他很有利的事情。1874年，福克斯韋爾還很年輕，但卻被指定監考當年的倫理科學學位考試。他的同事之一就是傑文斯，傑文斯借這一機會第一次訪問了劍橋。這是他們之間親密友誼的開始，這一友誼始終保持，直到1882年傑文斯去世。在1875年的信中，福克斯韋爾曾試圖緩和傑文斯對李嘉圖和穆勒的抨擊。1876年的春季學期，傑文斯雖然已經當選為倫敦大學學院的教授，但由於他還不能離開曼徹斯特的歐文斯學院，這時候就由福克斯韋爾代他主持講座。5年之後的1881年5月7日，福克斯韋爾接任了傑文斯在大學學院的教席。同年12月，正當傑文斯開始選輯他的《通貨與金融研究》之際，他到劍橋對福克斯韋爾進行了最後一次拜訪。1882年他去世之後，福克斯韋爾被邀請完成這本書的編輯工作，這本書在1884年問世。後來，他又花了大量時間來整理、校對傑文斯未完成的遺著《經濟學原理》，但這本書的編輯工作最終是由希格斯先生完成並於1905年出版的。
由於傑文斯的關係，福克斯韋爾與倫敦聯繫在了一起，這種聯繫保持了40年之久，直到他於1922年辭職。在1896年倫敦經濟學院建立之後，他就在那裡講授通貨與銀行學。他還是新的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但他從未居住在倫敦，與倫敦大學的關係也未能盡如人意。他還兩次申請過其他職位，1901年，他競選伯明罕商會的新一任會長，他得到了……鮑爾弗、吉芬、馬歇爾、埃奇沃思、尼科爾森和……凱恩斯的支持；但由於戈申和米爾納施加了影響，使這一職位落在了……阿什利的頭上。1908年他還曾謀求接替馬歇爾的職位。關於福克斯韋爾與大學學院的關係，下面附有科利特小姐所做的一番記述。福克斯韋爾在倫敦教學的漫長歲月中，最令他滿意，而這種滿意之情又最為長久的事，大概就是他與亨利·希格斯之間的友誼與相互愛戴了。希格斯是福克斯韋爾在倫敦最早的學生之一。在長達50年的歲月里，希格斯與福克斯韋爾都保持著相同的品味、相同的興趣，並且並肩工作。在福克斯韋爾的晚年，當希格斯開始編輯《經濟學文獻》時，他們之間的友誼變得更加深厚，因為這本書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福克斯韋爾所做的各種筆記和收藏，福克斯韋爾生前看到了此書第一卷的問世。
由於他在倫敦和劍橋承擔著雙重的教學任務，而且要在兩地之間來回奔波，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他再無暇從事創造性的工作。1886年他發表了自己第一篇論文“就業的不穩定性和價格的波動”，但這一研究並未能最終完成。他為考試花費了太多的精力，他還經常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與人通信，儘管他有時要拖延回信。實際上，他終生都被各種細枝末節所纏繞，使自己沒有機會專注於某本書的寫作。除了這些具體的困難之外，他還常常一本正經地宣稱，儘管他喜歡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鉛字或裝訂成冊，但他不願意埋頭看書，除非是為了什麼嚴肅的目的。他反對那種認為學術界人士就該整天爬格子的想法。他對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小的快樂就已經心滿意足了，而無須用兩個硬封面之間的那些書頁來作為減輕喪命之痛的藥劑，在他看來，這種藥劑只是為那些不能像他這樣從生活本身獲得快樂的人準備的。實際上，對這種硬封面他只利用了一次，他更願意為別人的著作提供資料或撰寫介紹性的文章。對他在漫長一生中所寫的各種作品，我在下文中都一一記錄下來（福克斯韋爾是眾人當中尤其不能不為他撰寫作品的人），但他的精華部分，或者說他對培育英國的經濟學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卻不在其中。可以看出，他的論題主要集中在金融與貨幣，尤其是金銀複本位制方面，在關於金銀複本位制的辯論中，他獨占鰲頭，他既是推動變革的學術界傑出人物，又是美國當局，沃克和達納·霍頓的朋友與智囊。但他的最完整、最重要的作品卻是他對英國早期社會主義者的記述，這是一篇為安東·門格爾的《獲得一切勞動產品的權利》的英文版所寫的一篇介紹性的前言，這篇前言長達百頁，並在文後附有一個80頁的文獻。從文中三處對李嘉圖、穆勒和科貝特的引用，對福克斯韋爾的思想可見一斑（但也許這篇序言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它對那些不知名的作者的評價以及它對歐文的影響的論述）：“我在研究社會主義的各種文獻的時候，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李嘉圖以及在他旗下的那些雖有能力但卻生硬刻薄的作家給經濟學教育投下的不祥的顏色將會帶來遺害極深的災難性後果。門格爾博士明白無誤地指出，正是李嘉圖那些粗濫的推斷使現代社會主義擁有了一個貌似科學的基礎，這些推斷激起了革命而並未證明革命。我們常常會低估在學術訓練中至關重要的方法訓練的價值。這時候，我們就會想起李嘉圖。李嘉圖和那些鼓吹他的學說的人在思考社會問題時使用不科學的假說，把主觀臆斷的結論強加在實際事務之上，他們將作為危險地使用錯誤方法的範例永久地流傳下去。當李嘉圖不假思索地把他那過分精巧的推理用於解決嚴肅的實際問題的時候，這種方法就帶來了惡劣的、誤導性的後果。他已經陷入抽象而脫離現實，但他卻渾然不覺。這樣，正如傑文斯已經覺察到的，李嘉圖使得英國經濟學的歷程大大扭曲了。他使英國經濟學脫離歷史、脫離現實，喪失了科學的根基，淪為政治黨派的工具。而且，經濟學險些失去了在立法和公共事務中公正的權威地位。直到一些理論家們致力於更為精確的論述，而歷史學派使那些真實命題獲得了更開闊的視野，這樣在大廈將傾之際，這種方法上的錯誤才被扭轉過來。然而，造化弄人，李嘉圖本來試圖去闡釋社會主義，但正是他，而不是其他的社會主義作家一點一點地損害了這種社會的基礎。李嘉圖曾堅信社會主義將是一種典範式的，返樸歸真式的社會，然而，這實際上不過是幻想中的國度。”
“在詹姆斯·穆勒和希魯厄姆之後，再沒有哪位重要的經濟學家對英國的革命社會主義加以注意，社會主義那些主要作家的名字對經濟學家們是陌生的，情況只是到最近才有所改變。很難理解為什麼.·穆勒會忽略這些人。霍利約克告訴我們，穆勒經常參加早期的合作社會議。他一定從他父親那裡聽說過霍奇斯金，還從邊沁那裡聽說過湯普森，他與湯普森之間有很多共同之處。但約翰·穆勒的思想最擅長的領域是對社會哲學公理進行傳播，對於那些真正富於創見而又深刻的概念，無論是形上學的還是社會學的，他都不能很快地接受。沒有跡象表明他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這幾位同代人，而他們倒是從他那裡得到不少啟發。對穆勒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傅立葉和歐文的浪漫的烏托邦，或是聖西門與孔德的空想工業主義。無論是在這一問題上，還是在其他問題上、他的流暢文風的魅力以及富於煽動性的氣質使他的讀者們感到，他的著作已經達到了不可逾越的巔峰。他的影響，總體上來說，是造成了萬馬齊暗的局面。自他的《原理》出版之後、整整一代的英國經濟學家手中只握著這一本書。”
“威廉·科貝特，他的祖上也曾是英國農民中的一員，這位最偉大的民眾領導人，與其說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不如說是一位政治家。這與他的同代人羅伯特·歐文恰恰相反。他更多地抨擊人和階級而不是信條，更多地抨擊政策而不是制度。但他經常倒向社會主義信條，尤其是當他斷言生產者權利之時更是如此。沒有人能像他那樣使勞動者在政治上覺醒，也沒有人像他那樣使人民問題的狀況廣為人知。他是一位出類拔萃的煽動家。他的風格與他的目標融為一體，他完全理解那些與之相連、為之奮鬥的勞動者們。他的著作清新、活潑、令人愉快，正如吹過他那白堊山丘的漫漫海風，作品中體現出沉穩。健康、強壯而古樸的本能。其文、其人都有一種恰到好處的田園風格、鄉野之氣……他是一個把對田園生活的熱愛和對社會主義的贊同合為一體的典型。也許保守社會主義之父的稱呼不應當加在金斯利和迪斯雷利頭上，而正應當加在他的頭上。”
福克斯韋爾的第一項浩大工程是準備編纂定版的亞當·斯密文集。1880年9月，傑文斯寫信給他：“希望你的亞當·斯密進展順利。”然而他的工作進展得並不順利，最終還是埃德文·坎南接手了這項工作。但即使福克斯韋爾完成了什麼巨著的話，那也不是關於銀行業和通貨問題的，儘管他的教學和社會活動大多與此相關，那將是關於經濟思想和經濟文獻的發展過程的。他在劍橋的早些年裡，就經常講授這一課題。在他的書目文獻的幫助下，他形成了別人難於匹敵的淵博學識和歷史洞察力，他還對經濟學中的那些離經叛道之說懷有同情，這使他能夠理解那些潛藏著的觀念並能夠加以解釋。這些都是福克斯韋爾津津樂道的話題，但其中沒有摻雜任何的個人好惡。
福克斯韋爾喜歡談話，樂於交遊，因此他成了那些討論經濟問題的俱樂部和小團體的一個有力的支持者。早在1882年，他在被大學學院任命為教授之時，就成為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的成員，並且一直是其中一名年長的成員，直到去世。他對英國經濟協會，也就是如今的皇家經濟學會的建立起到了尤為重要的作用。他是理事會的初始成員，是三個名譽秘書之一，他擔任這一職務直到將近47年之後去世。他是學會1929年至1931年的主席。他還是英國科學院的創始研究員。他也曾一度擔任過英國科學促進協會部的秘書，並參加了在加拿大召開的會議。科利特小姐在下文中記述了他在建立並維持經濟學俱樂部中所起的作用，這一俱樂部過去常常在大學學院集會，如今已遷移到了倫敦經濟學院。他是薩維爾俱樂部的早期會員之一，1879年加入，直到1917年一直是它的成員。多年之後，他還成為星期二俱樂部的創始成員，這個俱樂部建立於戰時的1917年，在最近的20年中，它匯集了許多公務員、記者、學生以及金融和工業界人士，他們在一起討論當時的熱門話題，一時間熱鬧非凡。在這些集會上，福克斯韋爾的發言最引人入勝，最彬彬有禮，也最具魅力。在聖約翰的教員休息室里，一代又一代的同事們都樂於聆聽他那清新的談話，他的談話毫無學究氣，儘管他始終固守著學術這片領地和它所孕育出來的每一個保守觀念。他的生活恬淡、質樸，一頓美餐、一瓶好酒、一個好夥伴，都能讓他感激不已。
福克斯韋爾在55歲之前一直是個單身漢，1898年7月他娶奧立夫·梅為妻，她是……多靈頓的長女，是一個有名的曼徹斯特貨運公司的成員。他還在教學的時候，把學院的那間屋子用來儲藏書籍，自己則搬到劍橋哈維路1號居住，他在這裡住了將近40年，直到去世。他有兩個女兒，長女名叫奧德里，在他妻子於1930年去世之後，這位長女就為他照管家務，從他晚年直到垂暮之時，一直以無限愛心對他進行無微不至的照料。儘管福克斯韋爾很有魅力，但他並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人。他既任性又頑固，有時還非常不盡情理——如果誰想與他疏通齟齬，避免爭吵，就會發現他非常難纏。可能是他的愛爾蘭血統使他如此倔強、不肯退讓，並且完全漠視英國人那種儘量避免決裂和出言不遜的習慣。對於那些薄臉皮的英國人感到痛心疾首的爭吵，他卻完全能夠泰然自若。戈德史密斯圖書館存放著他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書籍，而倫敦大學當局處置這一圖書館的態度使他大為不滿，並與之展開了無休止的爭吵，1915年之後，他就再未踏入這個圖書館的門。當然，他有理由大加抱怨，不過如果採取溫和一點的方式，事情可能就會得到解決。他的我行我素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但這阻礙了他在討厭爭吵的英國學術界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曾以為60年前他在劍橋的青年時代脾氣並非如此，這只是後來才發生的轉變，但看來恰恰相反。剛才我們提到戈德史密斯圖書館，這使我們又回到那個最後的、也是首要的主題上來。福克斯韋爾一生主要的工作以及他值得為後人所稱道的成就，是他對17世紀到19世紀中有關經濟學的所有書籍、文字的研究、分類和收藏。
麥考利和詹森博士一樣，也強調了那些短命的論文和小冊子的重要性，因為它們可以指引歷史學家們追溯當代思想的源流。麥克庫洛赫第一個對這樣的經濟學文字做了收藏，不過他的收藏，按福克斯韋爾的話來說，缺憾很大，因為他“把那些不符合自己正統標準的書全都排除在外”。第一個進行無所不包的收藏的是傑文斯，福克斯韋爾也正是從他那裡才學到了這一習慣。那是在1875年，傑文斯與福克斯韋爾一起在偉大波特蘭街上漫步時，傑文斯勸福克斯韋爾在一個書亭里買下了一本蘭德納的《鐵路經濟》，自此而一發不可收，其後的60年中，福克斯韋爾購得7萬多本書。仔細研讀二手書的，挑選、購買、閱讀那些新發現的文字，為它們作批註、編，以及把它們綑紮起來，這些，占去了福克斯韋爾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和精力。買來的書他讀了很多，他所寫的簡短而重要的筆記和摘要多達數千件，它們有的寫在封面內側，有的寫在襯頁上，有的寫在有襯頁的紙封套上，還有的就寫在紙封面上，這些使他的藏書的價值大大增加。他所收藏的小冊子中，有很多是為哈佛大學預訂的。一年又一年過去了，他變得越來越難以滿足，他開始買成套的著作，而不僅僅買那些單行本。如果錯過一本值得買的書，那對他來說簡直就是道德問題。我記得他曾勸告我說，在這種事情上絕不能猶豫。他常說，“我經常為沒有買一本書而後悔，但卻從未因為買了哪本書而後悔。”去搜尋、查訪，如果可能就買下來，這樣就是一筆意外的收穫。為了買到自己所喜愛的珍稀書籍，什麼也擋不住他——不過，也許在過去那個時代他還無法習慣現已十分平常的高價格，因為他主要得靠自己。這種不可遏制的熱情常常使他陷入相當尷尬的境地。他自己財產微薄，從沒擔任過報酬較高的職務，我懷疑他的年收入是否曾經達到過1000英鎊。因此，當他想方設法使自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藏書家之一時，那的確是令人讚嘆的。不過這意味著在其他方面的節制以及他夫人的熱心幫助——他們的生活多年中竟沒有一個僕人。
他常常大筆地透支，那樣大的數額即使是比較寬容的銀行也不會允許。後來，發生了幾次比較大的危機，他不得不賣掉了一部分藏書，不過，一旦有了收入來源，他的另一批收藏就馬上開始了。他總共積攢了四批藏書，兩批較大，兩批較小。
第一批，也是最輝煌的一批藏書，世間難能再有。1901年，戈德史密斯公司買下這批藏書並將其轉贈給倫敦大學。在希格斯先生所編的帕爾格雷夫《政治經濟學詞典》第一卷的書後附錄中，福克斯韋爾以“經濟學圖書館”為題講述了這次購買的前後過程，同時也談到了許多這批藏書的情況。本來，一家美國圖書館準備購買這批藏書，但在英國卻沒有人樂於購買。“在許多失敗的嘗試之後，皇家經濟學會理事會在1901年6月25日的《泰晤士報》上向公眾做了呼籲，同日還得到一位有魄力的領導人的支持。兩天之後，令人尊敬的戈德史密斯公司提出願意購買，於是雙方成交。這樣，這批藏書就留在了這個國家，而藏書的內容正是對這個國家歷史的描述。戈德史密斯圖書館隨後把這批藏書贈給了重組的倫敦大學，並將其儲存在南肯星頓帝國研究所的中心大樓里。”戈德史密斯公司最初支付的價格是1萬英鎊，然而在1901年之後的13年裡，它依然表現了它的慷慨大方，又追加了大約4000鎊，以使福克斯韋爾能夠繼續收藏，並且使他能夠以十分豪華的風格對這些小冊子作了裝幀。然而，福克斯韋爾繼續藏書和使這些書獲得精美外表的興趣遭遇了挫折，挫折並不是來自戈德史密斯公司，對於它的慷慨大方福克斯韋爾曾讚不絕口，挫折是來自於大學。在福克斯韋爾看來，大學的官員們總是忘記託付給他們照管的這些東西的獨有價值。尤其過分的是，藏書室同時還要用作會議室、衣帽間和其他一般用場。由於被這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占據著，那些學習經濟學的學生們卻總是被拒之門外。在如何處置那些用額外贈款購置的圖書上，也存在著許多官僚主義問題。最後，福克斯韋爾終於忍無可忍了，他退出了圖書館委員會，並從1915年春開始，就不再踏訪他的這些珍愛之物。這種狀況對福克斯韋爾打擊極深，在他後面三分之一的生命里，這成了他的焦躁與憤怒的持久來源，以至於只要說起他，就不能不提起這件事。問題的原因當然在於大學的空間過於擁擠。在希魯姆斯伯里，離大英博物館不遠的地方，又建起了一所新的大學，其中專門為這批書設計了與之相匹配的安放之所，這樣，福克斯韋爾的靈魂可以在他的財富上空心滿意足地盤旋了。
收藏是從1880年正式開始的，當時是為了編纂“具有歷史意義的全本的《國富論》”而蒐集資料，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福克斯韋爾把這當作自己當時頭等重要的工作。後來，福克斯韋爾自己記述道：“阿諾德·湯因比對工業革命產生了特殊的興趣，為了他能夠使用，藏書涵蓋了1760-1860年這一時期。後來，放棄銀本位制這一不幸事件變得引人注目，於是藏書也開始注意通貨和銀行業問題。這樣，藏書就呈現出一種總體上的特點，對於涉及英國歷史的內容務求其全，某些方面的國外動態也儘量使其具備代表性……涉及英國的經濟思想史是十分完整的，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以及在此之前的經濟學家的資料也十分全面……如果說這裡有什麼側重的話，那就是它力求蒐集那些殘缺而晦澀的文字，因為沿著這條線索可以發現那些幾乎默默無聞的大眾們的觀念。這些文字，在將來，可能產生獨特的價值和感人至深的意義。”這樣，這些藏書就顯著地體現出個人作品的色彩，它表明了福克斯韋爾本人在各個階段的主要興趣。最終，福克斯韋爾把它確定為未來的歷史學家記錄社會陣痛和思想困惑的資料，它與那些經濟哲學家們對終極幻象的憧憬相去甚遠，但是，現代社會正是從這些陣痛和困惑中誕生的。
這樣，直到1913年或1914年，福克斯韋爾的主要工作就是使戈德史密斯圖書館的藏書更加完善，儘管他早在多年前就已經有機會通過購買這些藏書的複本形成自己的第二批藏書。不過在此之後，第二批藏書就成了他的主要目標。戰後，那些英國紳士們在17-19世紀收藏起來用作適宜的家居裝飾的圖書大量散失，這成了福克斯韋爾的大好時機。到1929年，他80歲的時候，儘管還有戈德史密斯公司支付的購書款帶來的收益，但他已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又一次的透支危機。福克斯韋爾認為，銀行家們應當把這些獨一無二，而且總是升值的藏書看作是更安全的投資，其他投資，以他自己的經歷來看，卻常常貶值為零。然而，銀行家們有自己的觀點，對此，福克斯韋爾常常表示抗議，這對他來說倒不是裝腔作勢。當時，除了他的主要藏書之外，他的第二批藏書中大約還有4000件複本，為了解決眼下的危機，他決定首先把這些複本賣掉。他為此寫了一個內容簡介，對這批書的特點作了介紹。這個簡介後來落入阿利·揚教授之手，他當時在倫敦短期任職，在他的建議下，這第二批書被哈佛大學以4000鎊的價格買走。不過，當他為此目的到劍橋訪問時，他發現能在聖約翰和哈維路參觀到的那些主要藏書要有價值得多。這次訪問的結果就是，這批圖書也最終轉歸哈佛所有，不過，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福克斯韋爾死後才轉交哈佛的。這批圖書，大約總計20000餘冊，比起1929年來，它們今天顯得更有價值、更難以替代。它可以與倫敦的戈德史密斯圖書館以及哥倫比亞的塞利格曼藏書並稱為世界上最傑出的三大經濟學圖書典藏。當然，在某些方面，它還無法與戈德史密斯圖書館相比——尤其是，戈德史密斯藏書中有許多來自名家的圖書，而且哈佛這批藏書還尚未達到戈德史密斯藏書的精美的裝幀標準。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它顯得更為突出，尤其是它對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作品收藏豐富。福克斯韋爾早年並未對此產生特殊興趣，不過隨即他就發現，這些內容對歷史、對經濟制度的進行過程具有極高的價值。人們在稱作制度主義的那些內容，福克斯韋爾很早就把它們作為經濟學家們必須加以研究的課題，他是意識到它們的重要價值的先驅之一。另外，他還經常抨擊那些證明社會不過是獨立個人的簡單加總的虛假證據。總之，與戈德史密斯圖書館相比，哈佛的這批藏書在歷史方面更突出，它必將成為歷史學家們有用的資料來源，無論是那些研究經濟思想發展進程以及經濟文獻的歷史學家，還是那些研究經濟生活和經濟制度演化過程的歷史學家，乃至那些研究政治史和一般歷史的歷史學家。
福克斯韋爾的藏書有兩大特點。他為它們編寫了，並做了整理，但並不是按作者來編排的，而是首先按年代，其次按專題。這就是說，所有發表於（比如）1741年的作品都被編目在一起。這樣，就為學生們提供了一個每年發生的事件和觀念的概覽，從中可以判斷出那個年代的人矚目於哪些問題。希格斯先生在編寫《經濟學書目》時也遵循了這一程式，這本書主要就是建立在福克斯韋爾藏書的基礎上的。它的編纂得到了英國科學院和皇家經濟學會的贊助。它的第一卷，覆蓋了1751-1775年，已經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福克斯韋爾藏書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把結止點選在了1848年，而對此後出版物的購買則僅限於歷史方面的著作以及與前1848年時期相關的著作。他經常說，他之所以選定這一年部分是因為這一年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經濟學》，部分是因為這一年發生了歐洲革命。也許我們可以不無傷感地加上一句，就是這些部分是因為福克斯韋爾希望他本人和整個現代社會能在接下來的1849年（收穫的一年，他說）中獲得新生。福克斯韋爾只選擇了在他發表作品之前就已發表的那些作品。
與傑文斯不同，福克斯韋爾不但是個藏書愛好者，簡直就是個藏書狂。他喜歡把一本漂亮的書拿在手中，然後回想它來自於哪一個著名的圖書館或所有者。出處，是他總要在筆記中作一記載的。他既作筆記，也經常向人談起這些事情，他津津樂道的樣子也的確能使讀者或聽者相信這些細節何其重要。那些曾到哈維路的書房中拜訪過他的人，有誰沒有握過原屬於大弗星德里克的斧柄呢？又有誰沒有讀過他1882年1月16日在布里斯托以3先令6便士買下的那本《國富論》第一版的還算像樣的抄本呢？桑德蘭、奧斯特利公園、漢密爾頓宮、薩塞克斯公爵、坎布里奇公爵、伯克盧公爵、波特蘭公爵、勞德代爾伯爵、喬治·查默斯、羅伯特·皮爾爵士、蒙蒂格爾勳爵、翁斯洛議長、阿什伯頓勳爵的某些藏書——實際上包括戰前半個世紀中的歷次書籍的重大流散——都出現在戈德史密斯圖書館中。還有一些圖書來自於阿瑟·揚、亞當·斯密、李嘉圖、科貝特、弗蘭西斯·普雷斯、奎特賴特、西尼爾和斯邁爾斯等人的個人藏書。福克斯韋爾除了大量蒐集議會的印刷品和法案之外，還收藏有一部分舊的銀行券、許多經濟學家的雕版畫和版畫。如果他的錢袋足夠他買這些珍愛之物，他會像成為一名藏書家那樣成為一名狂熱的印刷品收藏家。
重要的是，在經過一番認真試驗以後，他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原則，其中包含了許多思想、經驗和行家的品味，因此有些方面值得一提。他很不喜歡卡片而更偏愛條目，可以在一張四開紙上寫下很多。顯然他是對的。對於那些喜歡一目十行的人來說，卡片完全不符合他們的習慣，而最難辦的事情就是，除了圖書館和辦公室再也找不到合適的家具來裝它們。他還堅持每本小冊子都該獨立裝訂，他可能是第一個背離了18世紀以來的習慣，直到19世紀，在劍橋或其他什麼地方，還習慣於按照內容不同把6到8本小冊子粗粗地裝訂成一本書，從而使這些書形成一個系列。他非常反對給書重裝背襯。只要原書的裝幀饒有趣味，即使快散架了，也應該用盒子裝起來；如果原書的裝幀並無價值，那才可以重新裝訂。在這裡，他可能走得太遠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些書商們買到書後，在重新出售之前總要再裝訂一番，沒有比這更討厭的事了。儘管他也喜歡當時做得精美的裝幀，但卻反對繼續沿襲那種裝幀方式。他也並不反對“簡裝本”和“紙護封”，因為這樣等於沒有包裝，用起來十分方便。他要固守這些原則，就不可避免地承擔起了裝訂的任務。在戈德史密斯公司那筆特殊捐款的協助下，這項工作才得以完成。劍橋的斯托克利公司保持了16世紀的劍橋工藝傳統，因而多年之中，一直由它來承擔這項工作。福克斯韋爾對自己需要什麼一清二楚，所以他給裝訂工人們下的指令也很細緻精確。材料，一開始用摩洛哥的，後來選用了更好的尼日材料。一般是本色壓印，或者在硬封面上加上又細又薄的金色鑲邊。一開始，對書籍和珍稀的早期小冊子全精裝，其他的半精裝，最終他更偏愛皮脊精裝（兩頭是上等皮紙）。有一段時期，熟練勞動很便宜，於是他就沿襲了現已棄之不用的19世紀的習慣，把那些有價值的書逐頁擦淨並重新上光。斯托克利的工人們對此駕輕就熟，按當時的標準來看，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他經常細緻入微地閱讀那些二手書。他把研究像麥格斯公司那樣的出版物當作是一種自由人應受的教育，他常說：“他們比我懂得多的多。”垂暮之年，閱讀這些成了他特別的快樂——在中察看這些老朋友們的標題和價格就像新的發現一樣讓他高興。他生前最後一年曾微笑著對我說，他已找到了欣賞書籍的訣竅。在他87歲那年，雖然已經年老體衰，但最讓他煩惱不安的就是，在沒讀完當天的之前眼睛就已經受不了了。他的圖書管理員，聖約翰的司各特先生每天都來拜訪他，請他回憶他已經瞭然於胸的那些東西。他顯得老得不能再老，穿著晨衣站起身來，一手拿著一本，一手拿著一張電報表格，此時的樣子正是倫勃朗應當刻畫的“老收藏家”的好形象。
有些細節能夠點明他的性格。馬歇爾曾經寫信給他（1906年2月12日）：“我注意到，當哪本書或者小冊子讓你興奮不已時，你總說它是‘有學者派頭的’；而我卻從未對什麼東西滿懷熱情，除非在我看來它完全是‘合乎科學’的。”這是個實實在在的區別和個人特色。不過福克斯韋爾的秉性既像是個學者，又像是個藝術家。他身上完全沒有朝三暮四的毛病，或者說他是個守舊的人。事物的外觀、質地的手感、手工的技藝以及製作的精良，都能給他帶來快感，而他一旦發現這樣不錯，就不願意再改動。他會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尋找那些最好的，無論是一塊餅乾還是一種裝幀，而一旦找到，就不再改弦更張。他對大自然的美有一種強烈的熱愛，而且同樣也是一經形成永不再改。多年之中，威爾斯的巴爾茅斯都是他的桃源勝地。他曾不厭其煩地向人講述從巴爾茅斯俯瞰埃斯特里和凱德·伊德里斯的情景，他把這裡看作世間最美的地方，而且每每神遊於此。最後，他正是選擇這塊高地，作為自己的骨灰撒落之處。
全文的寫作，我得到了奧德里·福克斯小姐的大力協助，她為我提供了筆記和資料。另外，希格斯先生也為我提供了資料。
“銀行業的社會方面”。銀行家朗讀協會，1886年1月20日。《經濟學雜誌》1886年2月號。重印為一本51頁的小冊子。
為利息正名，反駁奧地利學派的觀點，指出了利息存在負面影響的可能性。1886年“就業的不穩定性和價格波動”。以三篇演說為基礎。初次發表是與其他論文一起收錄於《勞動的權利》一書中，該書由工業補償會議基金主持出版。後又重印兩次。價格分別為2便士（80頁）和6便士（9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