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好似一部資料翔實的“贊助大百科”，涵蓋和探討了歐美（特別是美國）藝術贊助領域的諸多複雜問題。正如書中所述，“藝術世界”是一個世界性現象，當代藝術也已然成為了一項全球性事業。本書展示了贊助的各種可行性模式，並再現了有關專業技能、官僚制度、活動籌備、政治審查和藝術品位等方面的衝突和困境。這些問題的一再出現表明，它們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本性的。
基本介紹
- 書名：贊助藝術
- 作者：瑪喬麗·嘉伯 (Marjorie Garber) 呂澎
- 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
- 頁數：193頁
- 開本：16
- 品牌：中國青年出版社
- 外文名：Patronizing the Arts
- 類型：藝術
- 出版日期：2013年1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5321004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我們希冀借本書，啟發和引領對於我國當下藝術贊助狀況的關注。
作者簡介
瑪喬麗·嘉伯（Marjorie B. Garber），美國哈佛大學資深教授，哈佛大學視覺與環境研究所所長兼哈佛大學卡朋特視覺藝術中心主任。出版有《意味深長的詞語》（Loaded Words，福特漢姆大學出版社，2012年）、《學術的本能》（Academic Instincts，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9年）、《品讀莎翁》（Shakespeare After All，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
媒體推薦
“嘉伯就是那種博學通識的異類，她總能把稀鬆平常之事提升到形上學的層次。在她的這本新書里，嘉伯運用絕倫的才情和天賦，向讀者講述了一個植根於我們日常生活的主題。遊走在從高端文化到低端文化之間每一個最意想不到的角角落落，遊刃有餘地攫取不為人所知卻恰到好處的例證，嘉伯證明了富有創造力的藝術贊助是多么地重要。”
——麥可·霍爾奎斯特，耶魯大學榮休教授
“瑪喬麗·嘉伯的筆觸是高雅而直率的，這令她的文字熠熠生輝。《贊助藝術》可視為嘉伯寫作風格的最典型代表。”
——大衛·達姆羅什，哥倫比亞大學
“嘉伯的書讀來令人感喟。無論於藝術家、批評家、記者、學者，還是有著藝術頭腦的讀者來說，這都是一本引人入勝和睿智的書。”
——皮特·科恩，賓夕法尼亞大學
——麥可·霍爾奎斯特，耶魯大學榮休教授
“瑪喬麗·嘉伯的筆觸是高雅而直率的，這令她的文字熠熠生輝。《贊助藝術》可視為嘉伯寫作風格的最典型代表。”
——大衛·達姆羅什，哥倫比亞大學
“嘉伯的書讀來令人感喟。無論於藝術家、批評家、記者、學者，還是有著藝術頭腦的讀者來說，這都是一本引人入勝和睿智的書。”
——皮特·科恩，賓夕法尼亞大學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關於贊助的悖論
第二章政府贊助
第三章藝術商業化之思考
第四章藝術還是科學
第五章作為贊助人的大學
第一章關於贊助的悖論
第二章政府贊助
第三章藝術商業化之思考
第四章藝術還是科學
第五章作為贊助人的大學
序言
前言
在當今美國，人們對藝術事業的“贊助”是雙重的。一方面，基金會、企業、大學和私人捐贈者通常會給予它資金支持。另一方面，這種居高臨下的“施捨”也使得藝術事業備受輕視。在一些人看來，藝術事業成了娛樂消遣而非嚴肅的工作。這一點兒也不新奇。在過去數年中，這種狀況也鮮有變化。
接下來，我想指出這兩種“贊助”（patronizing）不只是有聯繫的，而且也是相互交織、難解難分的。藝術贊助體系導致藝術創作和表演的價值被低估了。同樣有害的是，人們把“創造性藝術”與美學上的超凡脫俗結合在一起，不再依據傳統的學術標準對其予以評價，這樣一來，其價值又被高估了。
在我看來，這種高估和低估藝術價值的趨勢既是無法阻擋的，也是辯證的。就其本身來說，這還構不成一個問題，因為人們必然會解決、也能夠解決它。由此倒不如說，這是當今藝術的處境，導致這種處境的原因在於，與藝術事業（不論是繪畫、詩歌、戲劇，還是建築設計）聯繫在一起的，不是進步、理性、邏輯和造福社會的初衷，而是占有、物質、品味和欲望。但不管藝術是否在神秘、世俗、文化或倫理的意義上“讓世界變得更好”抑或“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藝術作品和藝術家都成為了市場經濟和利比多經濟（libidinal economy）的一部分。這兩個領域之間的關係又構成了贊助（patronage）問題以及具有兩種含義的贊助（patronizing）問題的核心。
就藝術價值的低估而言，我是指藝術成了附帶的娛樂消遣活動，成了為經濟、政治、醫學、物理學或商業活動等所謂的實實在在的辛苦工作提供調劑的東西。這樣一來，每當學校預算不夠時，首先砍掉的就是藝術課或音樂課，沒有誰想過要取消自然科學或歷史課。在這些事例中，藝術因被當做對“現實世界”沒有價值的東西而飽受輕視。另一方面，在評價藝術和藝術品價值時，高估的態度也引發了另外一個難題。一些人認為，這超出了平常經驗的範圍，藝術工作（包括藝術品和藝術創作過程）由於太高貴而無法進行一般的估價和評價——用他們的話說就是：藝術是“無價的”。
這種態度似乎與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情人眼裡出西施”的情形頗為類似，他認為這是陷入愛戀之境的典型特徵。他寫道，“說到被愛這一問題，對異性的高估總是令我們印象深刻。事實上，被愛的對象在某種程度上不會受到指責。與沒有人愛的人相比，他的個性特點得到了高估。”在這裡，弗洛伊德所謂的“對象”是一個“被愛的對象”，而不是一個“物件”，不過我認為情感傾向是一樣的。我們不妨做個比較：幽默作家吉利特·伯吉斯（Gelett Burgess）有句名言說的是“我對藝術一無所知，但我知道我喜歡什麼”，而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Potter Stewart）在談到赤裸的色情文學時曾說“我一看到它就了解它了”，顯然，這兩種說法異曲同工。
我們將會發現，當我們對藝術和科學進行類比並探討兩者對於現代文明中的藝術價值所暗含的意義時，那些認為藝術與愛在詞源學和現實生活的意義上與業餘愛好（amateur）相關的觀點，就對以藝術為業的理念造成了不利影響。自浪漫主義時期以來，在某些地區留傳和發展著一個觀念：做藝術家是件苦差事，包括經濟困窘在內的痛苦是檢驗真正的藝術家及其職業使命感的試驗場。受此信念影響，有人聲稱如果藝術家不吃苦，沒有通過競爭而取得成功，他們的藝術就會有所貶值，再給他們提供資助實際上就是在降低藝術水準。所以儘管我們的文化珍視博物館、藝術收藏、專業劇院和芭蕾舞團，人們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對把藝術創作看成一項工作，反對在學院或大學開設這門專業。
一項由城市研究所（the Urban Institute）進行的調查援引統計數據指出存在一種所謂“美國悖論”，即，儘管96%的美國人說藝術令他們“深受啟發”，在生活中也“高度重視”藝術，但只有27%的人“認為藝術家對社會的改良做出了‘重大’貢獻。”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美國悖論”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如果人們不把當代藝術看成一項“事業”，不把藝術創作看成一種“工作”，然而（也許應該說，那么）那些由贊助人、收藏家、策展人和評論家鑑定為藝術的東西就成了欲望和估價的對象。批評家發明出許多超凡脫俗的華麗辭藻來評論目前的這些東西，說它們是“偉大的”、“普世的”和“不朽的”。這些術語的反義詞——如果它們有反義詞的話——則被用來描述某時某地在某種生產和消費條件下進行的藝術工作，也就是藝術工作的物質性（materiality）。把藝術看成超凡脫俗的東西，意味著藝術與實驗、操作、排練、改寫、出錯、糾正和重建等等無關，也就是說，藝術與學術、科學、商業等等活動無關。人們在把藝術看成“出世之物”的同時，也忽視了藝術創作那些世俗的方面。
然而，對藝術家的訓練和贊助是一項認真、耗時的事業，通常情況下還需要一筆不菲的花銷，因為這項事業涉及到空間、材料、設備和人員，而這些往往都可以歸入“資源”這個禁忌之詞的麾下。不過，對今天的藝術家或者任何一個群體來說，如果誰還對藝術抱持著嚴肅的信念，那么他們就不僅要知道各種藝術活動（演播、電影、視頻、攝影、裝置、音樂、舞蹈、表演、戲劇）之間是彼此交織的，而且也要了解藝術的供應環節，更準確地說，如何提供空間和材料（比如工作室、舞蹈教室、演出或裝置的場地）等重要資源。
即使是在今天，當企業、風險投資者、政府機關和藝術愛好者競相資助藝術時，當宣傳、恭維和名利成為藝術市場的常客時，還是難保贊助人和被贊助人之間不會互相蔑視，不會高估或低估彼此的價值。但我要證明的是，這種蔑視雖不可避免，然而最終卻是有益的。這是一個起點，是通過激烈爭辯從而取得豐碩成果的競技場，是一個檢驗各種各樣的分析研究、觀察評論乃至文化活動（不管這裡的活動是以訪談、裝置、展覽還是學術論文的方式呈現）到底出了什麼錯的機會。
將被我稱做“視覺知識分子”的那些人以及在表演、音樂和其他新興藝術領域的相關藝術家的出現適時地提供了一個櫥窗，從而展示了從學術界到公眾生活的各個交匯點皆存在的藝術創作的嚴肅性和普遍性。藝術場館、大學、策展人和公私部門中各位感興趣的捐贈者都應當把這一時刻看做機遇和挑戰。在公眾文化領域、學生之間以及商界和名流中，如果在獲得巨大利益的同時，人們能夠認識到藝術和藝術創作對於複雜的社會文明教化所發揮的中心作用，那他們就會有很強的動力合作起來利用這一結點了。有獻身精神、知識淵博的各方會把這些元素結合起來，創作出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完成的藝術工程和作品。
如果人們的目標在於為各個層面的藝術活動設計並實現一種不帶施捨意味的贊助模式，那么藝術家在與其贊助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就必須擁有發言和評論的機會，不管贊助人是資金提供者、基金管理人、展覽出資方、劇院經理、藝術收藏家、觀眾、僱主、同行還是冬粉。因為我們需要理解贊助人和藝術家、生產和消費、藝術和科學、卓越性和實用性、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互動是如何成為文化對話的一部分的，其中的每一方又是如何補充、打斷和挑戰另一方的。
在當今美國，人們對藝術事業的“贊助”是雙重的。一方面，基金會、企業、大學和私人捐贈者通常會給予它資金支持。另一方面，這種居高臨下的“施捨”也使得藝術事業備受輕視。在一些人看來，藝術事業成了娛樂消遣而非嚴肅的工作。這一點兒也不新奇。在過去數年中，這種狀況也鮮有變化。
接下來，我想指出這兩種“贊助”（patronizing）不只是有聯繫的，而且也是相互交織、難解難分的。藝術贊助體系導致藝術創作和表演的價值被低估了。同樣有害的是，人們把“創造性藝術”與美學上的超凡脫俗結合在一起，不再依據傳統的學術標準對其予以評價，這樣一來，其價值又被高估了。
在我看來，這種高估和低估藝術價值的趨勢既是無法阻擋的，也是辯證的。就其本身來說，這還構不成一個問題，因為人們必然會解決、也能夠解決它。由此倒不如說，這是當今藝術的處境，導致這種處境的原因在於，與藝術事業（不論是繪畫、詩歌、戲劇，還是建築設計）聯繫在一起的，不是進步、理性、邏輯和造福社會的初衷，而是占有、物質、品味和欲望。但不管藝術是否在神秘、世俗、文化或倫理的意義上“讓世界變得更好”抑或“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藝術作品和藝術家都成為了市場經濟和利比多經濟（libidinal economy）的一部分。這兩個領域之間的關係又構成了贊助（patronage）問題以及具有兩種含義的贊助（patronizing）問題的核心。
就藝術價值的低估而言，我是指藝術成了附帶的娛樂消遣活動，成了為經濟、政治、醫學、物理學或商業活動等所謂的實實在在的辛苦工作提供調劑的東西。這樣一來，每當學校預算不夠時，首先砍掉的就是藝術課或音樂課，沒有誰想過要取消自然科學或歷史課。在這些事例中，藝術因被當做對“現實世界”沒有價值的東西而飽受輕視。另一方面，在評價藝術和藝術品價值時，高估的態度也引發了另外一個難題。一些人認為，這超出了平常經驗的範圍，藝術工作（包括藝術品和藝術創作過程）由於太高貴而無法進行一般的估價和評價——用他們的話說就是：藝術是“無價的”。
這種態度似乎與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情人眼裡出西施”的情形頗為類似，他認為這是陷入愛戀之境的典型特徵。他寫道，“說到被愛這一問題，對異性的高估總是令我們印象深刻。事實上，被愛的對象在某種程度上不會受到指責。與沒有人愛的人相比，他的個性特點得到了高估。”在這裡，弗洛伊德所謂的“對象”是一個“被愛的對象”，而不是一個“物件”，不過我認為情感傾向是一樣的。我們不妨做個比較：幽默作家吉利特·伯吉斯（Gelett Burgess）有句名言說的是“我對藝術一無所知，但我知道我喜歡什麼”，而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Potter Stewart）在談到赤裸的色情文學時曾說“我一看到它就了解它了”，顯然，這兩種說法異曲同工。
我們將會發現，當我們對藝術和科學進行類比並探討兩者對於現代文明中的藝術價值所暗含的意義時，那些認為藝術與愛在詞源學和現實生活的意義上與業餘愛好（amateur）相關的觀點，就對以藝術為業的理念造成了不利影響。自浪漫主義時期以來，在某些地區留傳和發展著一個觀念：做藝術家是件苦差事，包括經濟困窘在內的痛苦是檢驗真正的藝術家及其職業使命感的試驗場。受此信念影響，有人聲稱如果藝術家不吃苦，沒有通過競爭而取得成功，他們的藝術就會有所貶值，再給他們提供資助實際上就是在降低藝術水準。所以儘管我們的文化珍視博物館、藝術收藏、專業劇院和芭蕾舞團，人們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對把藝術創作看成一項工作，反對在學院或大學開設這門專業。
一項由城市研究所（the Urban Institute）進行的調查援引統計數據指出存在一種所謂“美國悖論”，即，儘管96%的美國人說藝術令他們“深受啟發”，在生活中也“高度重視”藝術，但只有27%的人“認為藝術家對社會的改良做出了‘重大’貢獻。”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美國悖論”與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如果人們不把當代藝術看成一項“事業”，不把藝術創作看成一種“工作”，然而（也許應該說，那么）那些由贊助人、收藏家、策展人和評論家鑑定為藝術的東西就成了欲望和估價的對象。批評家發明出許多超凡脫俗的華麗辭藻來評論目前的這些東西，說它們是“偉大的”、“普世的”和“不朽的”。這些術語的反義詞——如果它們有反義詞的話——則被用來描述某時某地在某種生產和消費條件下進行的藝術工作，也就是藝術工作的物質性（materiality）。把藝術看成超凡脫俗的東西，意味著藝術與實驗、操作、排練、改寫、出錯、糾正和重建等等無關，也就是說，藝術與學術、科學、商業等等活動無關。人們在把藝術看成“出世之物”的同時，也忽視了藝術創作那些世俗的方面。
然而，對藝術家的訓練和贊助是一項認真、耗時的事業，通常情況下還需要一筆不菲的花銷，因為這項事業涉及到空間、材料、設備和人員，而這些往往都可以歸入“資源”這個禁忌之詞的麾下。不過，對今天的藝術家或者任何一個群體來說，如果誰還對藝術抱持著嚴肅的信念，那么他們就不僅要知道各種藝術活動（演播、電影、視頻、攝影、裝置、音樂、舞蹈、表演、戲劇）之間是彼此交織的，而且也要了解藝術的供應環節，更準確地說，如何提供空間和材料（比如工作室、舞蹈教室、演出或裝置的場地）等重要資源。
即使是在今天，當企業、風險投資者、政府機關和藝術愛好者競相資助藝術時，當宣傳、恭維和名利成為藝術市場的常客時，還是難保贊助人和被贊助人之間不會互相蔑視，不會高估或低估彼此的價值。但我要證明的是，這種蔑視雖不可避免，然而最終卻是有益的。這是一個起點，是通過激烈爭辯從而取得豐碩成果的競技場，是一個檢驗各種各樣的分析研究、觀察評論乃至文化活動（不管這裡的活動是以訪談、裝置、展覽還是學術論文的方式呈現）到底出了什麼錯的機會。
將被我稱做“視覺知識分子”的那些人以及在表演、音樂和其他新興藝術領域的相關藝術家的出現適時地提供了一個櫥窗，從而展示了從學術界到公眾生活的各個交匯點皆存在的藝術創作的嚴肅性和普遍性。藝術場館、大學、策展人和公私部門中各位感興趣的捐贈者都應當把這一時刻看做機遇和挑戰。在公眾文化領域、學生之間以及商界和名流中，如果在獲得巨大利益的同時，人們能夠認識到藝術和藝術創作對於複雜的社會文明教化所發揮的中心作用，那他們就會有很強的動力合作起來利用這一結點了。有獻身精神、知識淵博的各方會把這些元素結合起來，創作出單憑一己之力無法完成的藝術工程和作品。
如果人們的目標在於為各個層面的藝術活動設計並實現一種不帶施捨意味的贊助模式，那么藝術家在與其贊助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就必須擁有發言和評論的機會，不管贊助人是資金提供者、基金管理人、展覽出資方、劇院經理、藝術收藏家、觀眾、僱主、同行還是冬粉。因為我們需要理解贊助人和藝術家、生產和消費、藝術和科學、卓越性和實用性、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互動是如何成為文化對話的一部分的，其中的每一方又是如何補充、打斷和挑戰另一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