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特詩選》是美國著名詩人詹姆斯·賴特在二十世紀50、60年代所作的經典之作的一個集合。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賴特詩選
- 外文名稱：The poems of James Wright
- 創作年代：1971年
- 文學體裁：現代詩
- 作者：傑姆斯·賴特
基本信息,作品賞析,作者簡介,
基本信息
作品概況
作品名稱：賴特詩選
創作年代：現代
作者：傑姆斯·賴特
作品體裁：詩集
作品賞析
傑姆斯·賴特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作為詩人登上文壇，就有不同凡響的表現。他的第一部詩集《綠色的牆》（1957）出版後，曾被W·H·奧登稱為那一年《那魯青年詩人叢書》中最佳詩集。但是，他以弗洛斯特為楷模的早期作品，無法超過弗洛斯特的影響。晚期，借鑑聶魯達、日列霍和特拉克爾，從中吸取營養，形成了他自己的風格，具有濃厚的新超現實主義色彩的風格。
《寶石》，是這種風格典型代表作。“在喪失盡我的兒子以後，我面對月亮的摧殘：1960年，聖誕”，從標題到整首詩，都屬於同一類型。傳統的詩歌語言經過改造，邏輯和語法也失去原來面貌。連續的地方常被切斷，暗示壓倒陳述。意象跳躍，意象疊加，現實意象與超現實意象的交錯，被大量使用，把詩歌作為表現和認識手段的作用場拓向意識的深層。像《寶石》這首詩，表面上句意難解，然而每一行都可解，而且可作多解。例如：“身後的空中，有這個洞穴”，可解為死亡，而“迎風直立時骨骼化為祖母綠”，可解為生命留下的不朽事物。但是，這種詩宜讀，不宜解。作為整體的詩歌藝術生命和魅力將在某一解中喪失殆盡，一首給人以豐富美感和啟示的詩，將蛻變成為破譯過後的密碼稿而其味如臘。詩的內容和詩的形式密不可分，離開了詩的形式，詩的內容就不再是詩。“1960年聖誕”，意象和結構都更複雜。但是，跳躍的意象之間，流動的意識之間，仍有脈絡可尋。整首詩由真入幻，真幻交織，又出幻歸真。時間，是真實的：1960年聖誕天黑以後；地點，是具體的：南達科他州邊境附近。但是當月亮出場後，變化發生了。核心意象是月亮的意象，其他意象和聯想都由此而生。月亮，據希臘神話，其女神是狩獵女神，狩獵是殺生，在這首詩里，就被詩人借喻為死神，而白色——皎潔的月色便成了死亡之色。這是用超現實主義手法結構成的一幅以清冷的月色為基調的拼貼畫，隱含著深沉的悲傷。但是到最後一節，“我在美麗的亞美利加的白色廢墟上/迷路”，境界頓時開闊，情緒也由單純個人的喪子之痛上升到憂國之思。至於“死的財富、死的手”，則是由於“死”（dead）有多種衍生義，死是沒有生命，死是失去知覺，因而可以讀作“沒有價值的財富、失去知覺的手”。《幸福》一詩，詩人細膩的筆觸描述了他的一次經歷，真實或虛構的經歷，在跨過文明的鐵絲網，進入與人世煩囂隔絕的“寂寞”自然環境，和自然或原始狀態的生命——那兩匹印第安小馬產生一種心靈溝通和默契時的喜悅。“沒有一種寂寞能和他們的相比”，可理解為絕頂的寂寞，但是更應該讀作幸福的寂寞。最後一句，“我突然省悟/如果我能一步跨出身軀，我就會開放/成花”，這是在喜悅情境中對於喜說極致的嚮往。在早期一首詩里，他就曾假口於一個同性戀女子，在想像到擺脫肉體和痛苦而獲得自由和喜悅的獨白中說過，“直到我的靈魂突然開放，像藍色/瓦斯的火之花在半空中舞踴：/擺脫這肉體鐵的牢籠。”只是在這裡的表述更為簡潔、精緻。準確的把握，細膩的陳現，清新的語言，親切的形象，是他這類詩的魅力源泉。《向J·埃德加·胡佛作懺悔》一詩中，胡佛其人是美國犯罪學家和聯邦調查局局長，而“陸空軍條例”則是軍法。作者所說的該懺梅的人不是這首詩里的黑人逃兵，而是連人們的靈魂也要控制的聯邦調查局長；或者，是形成那種壓力、使得人們對自己的禱告詞也要擔驚受怕的制度的締造和維護者。在《哈定總統：題》中，他的筆鋒就指向了這種制度的最高代表。
賴特後期，不再熱衷於在詩中塑造人物，而有了較大的個人開放性。作為語言藝術家，在形式的探索方面，他有無休無盡、鍥而不捨的精神，他永遠在創新。而在面對某些超現實主義詩篇時，讀者可以採取陶淵明讀書的態度，不必求其“甚解”，那類詩有一種詭譎美，美在解與不甚解之間。
作者簡介
傑姆斯·賴特（1927—1980），1927年12月13日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馬丁斯費里或馬丁渡口，這個名不見經傳的美國中西部小鎮及其居民後來成了他的詩歌中常常出現的背景和人物原型。他畢業於崗庸學院後，一度在美國駐日本占領軍的陸軍部隊服役。復員後，又入華盛頓大學攻讀並獲得了理科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爾後，作為富布賴特基金會資助的學者前往歐洲，在維也納大學從事研究。回國後，在多所高等院校講授文學課。他熱愛自然，對自然的美有一種特殊的敏感，而且認為，自然美有陶冶性情的力量；他關心人，特別是那些被社會擯棄的、受冷落、被歧視的男人和女人。他認為這類人的形象動人心弦、發人深思。出現在他筆下的，有越獄的逃犯，有被鄰人窺破隱私的同性戀女人，有失偶的孤寡。但是，到《樹枝不會折斷》（1963）和《我們是否該在河邊聚會》（1968）問世時，風格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在形式方面已和弗洛斯特所代表的那種封閉型傳統訣別，而轉向開放、更接近口語的詩行，詩中有更多的隨意轉換，更常見的超現實主義手法。而對“社會棄兒”的同情也發展成為干預社會的意識和對政治問題的濃厚興趣。這種變化，歸因於他對南美詩人聶魯達、紀廉、巴列霍和奧地利詩人特拉克爾的作品的翻譯和刻意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