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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顧
阮燕婷說，1993年，她的媽媽陳楚碧在深圳和井岡山地區“手拉手”助學活動中，一對一資助了江西峽江縣戈坪國小一個叫“陳小喜”的學生，每年資助金額400元，直到初三畢業。由於“陳小喜”這個名字比較女性化，阮燕婷一直以為他是女孩，直到2001年，陳小喜求助到他們家，來廣東打工時，才發現“陳小喜”是男孩，阮燕婷一家幫他在中山市找了一份工作。
陳小喜
陳小喜在去年的一次無意間的對話中，婷婷一家才知道，十幾年前捐給陳小喜的款項，到手時竟然縮水了整整十倍！ 阮燕婷的媽媽陳楚碧說，不僅這400塊錢縮水，她平時寫給陳小喜的信件，學校也沒有送達本人。記者又聯繫了在中山打工的陳小喜，他說，當時他們班上有四五個同學接受了深圳好心人的捐助，但是到手的，都只有40塊錢。
追蹤報導
調查組負責人表示，經當地初步調查，深圳陳阿姨這批人的捐款，是1995年，由兩地團委出面，通過“希望工程”促成的。對於深圳“一對一”助學捐款，到了當地，為何嚴重縮水問題，對方表示，這是“當地希望工程的規定”。調查組負責人說，按照“當地希望工程規定”，只資助國小貧困生，而當地國小是五年制，陳小喜升國中後，就失去“受助資格”。
對調查組的回應，陳阿姨說，當地教育部門也曾打電話解釋過“縮水”問題，兩者說法出入很大。教育部門說，剩下的錢，已經給陳小喜“沖抵學費”了。然而，陳小喜表示，當年學校並無任何“沖抵學費”的做法，他們還是照樣繳納，每學期大概200多塊錢。陳小喜的國小同學鄧文中，對此也斷然否認。
吉安市峽江縣當地的希望工程，是否有調查組所說的規定?當地教育部門的解釋，為何與貧困生說法有天壤之別?事件的真相記者將繼續追查。
事件發展
還有其他學生沒收到捐款
昨日下午，記者在中山市南朗鎮東方工業園一塑膠製造廠見到了小喜。見到記者，小喜顯得非常拘謹。聊天時，小喜一直低頭看著地面，而雙手也緊緊攥在一起。談到捐助的情況時，小喜的眼神中流露出漠然的神情。
“其實再談這些事都已經沒什麼用了，我現在只想有個交代就可以了。”小喜說，捐助人陳阿姨說她每年都會向他捐助400元，一共持續了4年，而小喜卻表示自己只收到過一次也就是40元。“我原來沒有見過這么大的場面，上次採訪因為過度緊張，所以表述有些問題，我不是每年或者每學期收到40元，而是在校期間一共只收到40元。”
小喜介紹，1999年國中畢業後，他進入當地的部隊服役時，曾讓在東莞工作的叔叔與陳女士聯繫，不久，小喜的家中便收到了陳阿姨的來信以及信封里附帶的20元錢。“加上之前在學校期間收到的40元，我一共收到陳阿姨60元錢。”
在小喜的印象中，一共有3名同學和他一樣受到捐助。情況和他一樣，都是只收到40元捐款。記者隨即電話聯繫了同樣是受捐人的鄧某，他表示自己確實只收到40元錢。該名同學氣憤地說，“實在太不可思議了，400塊只剩下40塊，這相差也太大了吧，我有一名同學還因為學費的問題退學了。”鄧某還稱，學校在給幾名班上同學40元時也發了印製有捐助者的姓名和住址的卡片，並要求每位學生寫好感謝信統一交給老師。信件寄出後，他們從沒有接到捐助人的聯繫。
愛心捐款就這樣不翼而飛了，陳阿姨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還繼續給小喜捐款。“我都是通過郵局寄到學校，收信人都是‘陳小喜’，這些錢寄出去後就再也沒有退回來。因為時間太久，沒有留下回執。”陳阿姨還介紹，除了捐款以外，自己還在寄信的時候給他塞了不少錢，不過這些信件從來就沒被回復過。
據了解，按照郵政匯款的流程，如果收款人沒有收到匯款的情況下，匯款應該返還給匯款人，所以，陳阿姨的匯款肯定是有人接收了，但是什麼人收的就沒人知道了。
小喜上高中只差100元
對於一名家庭有困難的學生而言，400元錢可能關係到他是否能繼續上學，如果這些愛心資金沒有到達學生手中的話，很有可能改變這些孩子的命運。
小喜現在是一名叉車工人，“我每個月加上獎金能拿3000多塊錢，”他嘆了一口氣說，如果當時那每年400元的愛心捐款他能收到的話，或許命運可能就不會這樣。“我知道知識能改變命運，但是因為家裡的條件實在不好，所以……”說到此處，小喜停了一下，然後繼續說：“如果當時條件允許，我真的想繼續上學。”
談到自己的學習成績，小喜幾乎興奮地給記者炫耀，自己原來在學校成績非常不錯。“畢業考試的時候，我語文和數學兩門加起來考到了187分!是不是很厲害？”小喜說到這裡的時候抬起了頭，不過隨後又低了下去，沮喪地說：“現在說這些東西還有什麼用，都已經這樣了。”
小喜的捐助人陳阿姨介紹，小喜當年上高中就差100塊錢。“真的就差100塊錢，如果他當時能收到我的捐款的話，他的命運就不會是這個樣子了。”
校長回應某些人炒作
捐出去的錢卻沒到學生手中，這些錢究竟去了哪裡？記者幾番周折，終於電話聯繫到
江西省峽江縣戈坪國小胡校長，在電話中，胡校長否認暗地剋扣資金的說法，表示所收到捐助的錢全都發放到了學生手裡。
“捐400塊錢，學生只拿到40元，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這純粹就是某些人的炒作。”記者追問究竟是誰在炒作？該校長表示：“這個問題我們也不好回答。”但其介紹，第一期400元錢已經到位，分了5年也就是10個學期，每個學期40元發放到學生手中，並且學生也簽過字了。“都是團委直接發放的，這些都是有賬目可查的。”
對於校長的說法，小喜並不認同，他稱雖然時間過去了很久，但是能依稀記得自己沒有簽過字。為了證實此事，小喜還諮詢了幾個同學，他們也稱沒有簽過字。
四年捐款只查到一筆
記者了解到，昨日江西吉安地區教育部門給陳阿姨打過電話，表示已經找到了陳阿姨的捐款記錄，第一筆40元發給了小喜，其餘部分應該是用來支付小喜剩餘學期的學費。但小喜反映，這筆錢一直沒有用到他身上。
“每個學期200多塊錢的學費還是要自己承擔，學校從來沒有說過有捐款給充抵學費。”小喜稱，每年交的學費都是家裡湊來的。“我們家當時每年收入才幾百塊，如果真的能減免學費的話，家裡也不用為我的學費犯愁了。”同為受捐人的鄧某也表示，為了自己的學費，父親一直四處奔波借錢。
陳阿姨介紹，自己捐款其餘3年錢的記錄依然沒有找到，辛辛苦苦捐了幾年的錢卻只收到一年，並且這一年的費用還沒有全到學生手中，她表示自己今後做慈善一定會更加小心謹慎。
已經成立兩調查小組
據悉，目前，江西吉安地區已經分別在廣東和江西成立兩個調查小組，正協調配合對本次捐助活動進行深入調查，並在昨日向陳阿姨和小喜了解情況。“陳阿姨跟小喜說的話，以及一些相關信息還是有些出入的，有待進一步核實。”調查小組工作人員介紹。
事情已經過去十幾年，相關人員基本都已經調離了工作崗位，找到原始證據非常困難，要想還原整個事件的經過，比較耗時。調查小組正在核實各方面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找到捐款的證據。“當時陳阿姨說寄的那筆錢沒有證據證明，學校也沒有反映有人拿，深圳的郵局也查不到，現在仍然在查。”
相關評論
原來資助貧困學生所交的稅，才是最牛逼的稅收，其他的稅都弱暴了！
我想希望工程竟然可以收這么高的稅啊！我感覺我才是最需要資助的人，不用好心資助我了，我還是到希望工程找個小職位幹著吧！油水肯定大大有啊!
本該是直接資助學生的助學款，卻被學校越俎代庖的二次分配，恰恰是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儘管學校的考量並非毫無道理，例如，對於貧困學生偏多的地區，個別學生的受助，會否反而引入新的不公，的確也是合理的考量。而究竟哪些學生的家境和經濟條件最需資助，學校要說最清楚不過，假如資助學生的資金能夠由學校來根據困難學生的實際情況進行再分配，或許也有望讓有限的資助金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並有更大的惠及面。資助金縮水，是否因為被平均分配給了其他的貧困學生，也並非全無可能。 只不過，資助金首先應當尊重的毫無疑問是捐助人的意願，學校頂多只是代為轉交者，顯然並無任何支配的權利，資助金的去向和分配機制，更不能由學校方面一言堂的黑箱操作，畢竟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黑箱操作也必然難免滋生黴菌和貓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