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礦一事一業”促進了農村引水工程的建設，緩解了農民吃水的困難。
山西省呂梁市42家國有、民營企業代表聚集一堂，參加了由當地政府組織的“一企一事一業”活動座談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勸富濟貧
- 具體數額：每噸煤要捐獻出30元
- 措施：“一礦一事一業”
- 起源：暴富的煤老闆，炕頭冰涼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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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富濟貧-基本簡介
政府以紅頭檔案的形式，倡導縣裡的煤礦實施“一礦一事一業”，一般煤炭每噸捐獻30元，利潤稍低的電煤每噸捐資15元,投入社會公益事業(一事)，或創辦一個有利於帶動農民增收的非煤產業(一業)。
據介紹，這個數字約占煤礦利潤的三到五分之一。投資的項目由煤老闆自選，並與鄉政府協商。錢不經過縣政府，施工隊也由煤老闆決定。
“一企一事一業”，是由呂梁市委、市政府倡導富起來的煤老闆發展接替產業、捐助公益事業的活動。凡在呂梁境內開辦的企業（一企）都應主動在本縣境內興辦一項解決人民民眾生產生活困難的社會公益事業（一事），創辦或聯辦一個有利於帶動農民增收的非煤產業（一業）。具體數額是，每噸煤要捐獻出30元錢投入“一事一業”。 這項政策被媒體稱為“勸富濟貧”。
勸富濟貧-緣起
尋求破局：暴富的煤老闆，炕頭冰涼的農民
2009年9月，呂梁市紀委課題調研組深入調研發現，有不少煤老闆資產達到幾十億甚至數百億元，而以呂梁為例，最發達的孝義市農民人均年收入6750元。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導致群體性衝突事件時有發生。
2009年10月12日，因為礦權糾紛，呂梁市臨縣白家峁發生血案，100多名手持棍棒、砍刀的暴徒沖向手無寸鐵的村民，致4人死亡，14人受傷。案發不久，原白家峁礦礦長、山西三興煤焦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石金山自殺。
“這是一個血的教訓！”一名處理此事善後的呂梁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痛心疾首地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如何平衡懸殊的貧富差距，是山西基層政府面對的一個難題。
山西省呂梁市常委、紀委書記張效彪在擔任鄉寧縣縣長時，有一次下鄉，車走在一條坑坑窪窪的土路上，突然間塵土飛揚，迎面衝出一輛嶄新的賓士600。鄉幹部告訴他，這是附近一個煤老闆的車。
回來不久，張效彪收到一封當地關王廟國小教師的來信，反映煤價太高，學校買不起，孩子們凍得寫不成字。
鄉寧是山西省產煤大縣，全縣年產量達1000多萬噸。身處煤鄉燒不起煤？張效彪立即趕往關王廟，結果“讓人傷心，不光是學校，許多農民的坑頭都是冰涼的”。
這兩件事讓張效彪深受觸動。
實際上，隨著鄉寧縣財政收入的增加，如果不搞“一礦一事一業”，張效彪完全能當一個“太平官”。但看著縣裡的貧富懸殊和由此造成的矛盾愈演愈烈，讓他覺得“就像坐在火山口上，隨時可能爆發”。
隨著2002年煤價飆升，身家上千萬、上億元的煤老闆常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一擲千金。與此對比的是，鄉寧縣農民2004年人均年收入為2578元，甚至還有人住在破舊的窯洞裡，看不起病、上不起學。
“如此巨大的貧富差距，政府必須要想想辦法了。必須要引導煤老闆走正路，不能讓他們把煤挖光後一走了之，要給鄉寧老百姓造福。”張效彪說。
勸富濟貧-具體實施
從2004年起，呂梁山南端的小縣鄉寧悄然開始了一場“勸富濟貧”的實驗。
煤老闆的“原罪救贖”
讓煤老闆從口袋裡掏出成千上億元去無償修公路、建學校或投入收益遠低於煤礦的其他產業，會不會激起煤老闆的強烈反抗？
政府經過大規模宣傳發動後，100多個煤老闆把爭買豪車的勁頭用到了捐資上。 “一礦一事一業”給煤老闆提供了舞台。這是勸富濟貧而非“劫富濟貧”，靠的不是強制手段，主要是靠輿論、靠宣傳、靠表彰。
這種方式也會讓一些不願“出血”的煤老闆有苦難言。“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鄉親們的口水是強大的武器”，“大家都捐，你不捐不好看”。 煤老闆“豪富震江湖”的同時，頻發的礦難又為他們的名聲添了許多“煤灰”。有人認為，煤老闆的捐款其實是對自己暴富的“原罪救贖”。
中陽鋼鐵集團董事長袁玉珠對此並不否認：“百姓對煤老闆有看法，根本原因就是我們挖了這么多年煤，沒給家鄉父老留下什麼。掙下的錢怎么用，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作為現代企業家，必須要有道德的血液，這血液要流到最需要我們的老百姓身上。”
山西金達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馬立農坦承，每一個煤礦都不同程度給老百姓的生活環境帶來了破壞，有的非常嚴重。
興辦教育是山西煤炭企業家們最先想到的事。馬立農每年拿出30萬元，專門資助孝義的大學生，馬立農的兒子在北京上學，他想讓家鄉孩子們也上好學校，於是參照兒子學校的標準，投資3.5億元先後修建了3所學校。不僅硬體趕得上，還出重金聘請名師教學。在工作之餘，馬立農總喜歡到他捐建的學校走走。“去學校的次數比我去煤礦的次數多、心情好。”
袁玉珠則看到，高中教育是一個青黃不接的關鍵時期，很多貧困學生在國中畢業後不能繼續讀書。從2005年起，袁玉珠宣布要連續30年資助貧困生讀完高中。“30年後的孩子變成父母，體會到教育帶給他們的好處，更加願意也更有能力讓他們的孩子上高中，這樣就從整體上提高了全縣人民文化素質。”
中陽鋼鐵集團還投資一億多元興建水庫，開通生活專用管道，讓中陽百姓都用上了自來水。
金達集團近年來投入2.6億元進行新農村建設的棚戶區改造，使2800多人從農村搬進了移民新村；還給當地百姓入了乾股，每年給百姓分紅。但馬立農也有個原則，對一些無理取鬧的村民絕不給錢。有一位60多歲的老人年底分到3000多元，回家後直掉淚：“兒子都沒給我這么多錢，馬二寶(馬立農的小名)比兒子還孝順啊！如果有人想到他的礦上無理取鬧，我第一個反對。”
據了解，近年來金達集團煤礦所在的村里，沒有出現村民鬧事。
勸富濟貧-學界爭議
學界爭議：“勸富濟貧”實驗合理不合法？
而其中鄉寧縣的捐款規模最大，達到6.5億元。這批巨額資金中的3.5億元投向了“一事”，包括211個工程項目，主要是修農村公路、建學校和解決吃水難問題。另外3億元資金則投向“一業”，出現了高天牧業、惠民養殖廠和翅果生物製品等不少知名的非煤企業。
在2005年1月，張效彪當選山西省“人民滿意的公務員”。他在升任呂梁市紀委書記後，在全市範圍內開始實行“一礦一事一業”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認為，“鄉寧模式”放大來講，實際是政府主導、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的模式，它存在產權上的問題。“政府只能進行有限干預。憲法要保護個人財產，但鄉寧這種行為在勸富和劫富之間找不到一個點。”他認為，解決貧富分化，可以完全用稅收解決。
張效彪承認，也有一些煤老闆在背後罵他。但他強調，當地歷史欠賬太多，大規模動員民間資金進入公益事業，事實上也是財政困難逼出的無奈之舉。根據目前財稅體制，縣級財政的三分之二需上繳，可用財力極少。在資源利潤超常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進行適當的調控”。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勸富濟貧”於法無據，但符合現實。“政府部門發個檔案就收錢，企業受不了”，但政府把煤礦交納的這些錢確實用到社會公益事業上，是比較合理的，但“注意要把合理的事情向合法方面調整，而且必須符合市場原則”。
另外周天勇認為，既然一噸煤已經收了30元，政府部門就要減少收費，收費過多會影響企業發展。
而山西本地的專家更傾向於認可這一實踐。
山西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薄生榮認為，“勸富濟貧”政策符合縣域經濟發展的規律，特別是符合資源型省份的現實。在分稅制的現實情況下，只能讓民間資本在公益事業上擔當主角。
山西省委黨校公共關係學教研部主任、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劉樹信說，隨著現代社會貧富差距造成的衝突越來越多，為了構建和諧社會，“一礦一事一業”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探索。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秘書長楊鵬建議，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一個煤炭企業公益基金會，把錢投入基金會進行規範管理，既實現了政府要求工業反哺農業的需求，又不和現行基本的法律相衝突。
勸富濟貧-煤區發展
而這些隱形的損失並未計入煤炭成本。據官員介紹，鄉寧縣每年1000萬噸的煤炭產量帶來的隱形代價是7億多元，“把鄉寧的財政收入全貼進去都不夠”。
據統計，近20年來，山西全省因採煤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386多億元，約占同期GDP總和的3.1%。所以，山西被稱為“燃燒自己的煤，照亮別人發展的路”。
被稱為“煤海”的山西，未來的出路在哪裡？當地官員認為，應該趁著煤炭利潤豐厚時發展接替產業，鄉寧的“一礦一事一業”、也許是一種可行的探索。
2003年初，鄉寧縣煤焦實業公司投資1.3億元，開發野生翅果產業。如今，這一項目已帶動周邊200多個村的2000多個農戶，發展種植基地3萬多畝。農民們原來種糧食一畝地年收入100多元，現已近千元。
“項目既綠化了家鄉，又帶領農民致富，同時也使公司自身實現了戰略性調整。”鄉寧縣煤焦實業公司董事長張連水自豪地說。
“家庭財產承包解決了溫飽問題，沒有解決富裕問題。富裕就是盛西新村將來的發展目標。”馬立農說。2009年，他組織團隊學習了全國9個先進村的經驗，準備在移民新村里建設現代農業，打造“山西第一村，要趕上華西村”。
目前，中陽鋼鐵集團董事長袁玉珠也正在推進新農村建設，他打算利用10至20年時間，每年投資5億元，打造一個“全新的農村”。
被稱為“山西第三大富豪”的山西聯盛能源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刑利斌，也在忙著建設核桃產業帶動下的農村工業園。目前第一期包括12個自然村、種植8萬畝核桃樹，將建起專業合作社，發展產業鏈。
這需要持久的投入，而且預計10年後才開始收益。但邢利斌很有自信，他向記者算了一筆賬：一畝地種30棵核桃樹，一棵樹產40斤核桃，一斤核桃賣10元，1畝地收入有1.2萬元，深加工後產值更多。
“怎么能讓土地里長出金子來？這需要現代企業行銷和管理。現在農民種地一畝地產值只有1000塊錢，我要讓它產到1萬塊、10萬塊。10年以後進入穩產期，農民就致富了。”邢利斌描繪著企業和鄉親的發展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