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人物生平,早年經歷,投身黃埔,開始“反共”,受蔣賞識,仕途滑坡,憂鬱而終,人物軼事,歷史評價,人物作品,
人物經歷
民國11年春，赴上海學習俄文，9月與張國燾等赴莫斯科，回國之後在武昌創辦人民通訊社，因針砭時弊被查封。繼往長沙創辦平民通訊社，同時兼任長沙宏圖中學國文教員。因同情湖南勞工慘案，被當局逮捕入獄，後經保釋出獄。民國12年主持長沙青年服務社，並受聘擔任《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後考入黃埔軍校，為第一期學員，與蔣先雲、陳賡譽為“黃埔三傑”之一，任廣州分校政治部上尉秘書。
民國14年12月，與繆斌等成立孫文主義學會廣州總會，任會長，與共產國際特派員鮑羅廷發起組織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對抗。是時，他任國民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後任軍校入伍生總隊政治部主任。
賀衷寒（前左2）等在復興社成立儀式留影
賀衷寒（前左2）等在復興社成立儀式留影民國15年，被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7年回國，任杭州軍事訓練班學生總隊隊長，10月調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工作。18年赴日學習軍事政治。20年回國，先後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剿匪宣傳處處長、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政訓處少將處長、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訓處少將處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政訓處少將處長、軍事委員會政訓處中將處長等職。
民國24年，再次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組織部委員、軍隊黨務組組長。25年，兼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秘書長、中央通訊社新聞檢查局局長、三民主義青年團臨時常務委員會書記長。同年，西安事變發生，他發動組織青年將領170餘人通電張學良、楊虎城。26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德國使館武官參贊。回國後在國民政府政治部任秘書長兼第一廳廳長。
民國28年，任西北慰勞團團長，途經延安，曾與毛澤東數度長談，稱許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與游擊工作。
民國30年，出任國家動員委員會人力組主任。31年任社會部勞動局局長，負責勞資協調、就業安排、勞工培訓，對全國技術人員進行調查、摸底，抗戰勝利後都予安排，受到產業界的稱道。
民國36年，當選岳陽區國大代表,任社會部政務次長，主持義務勞動高級人員訓練班，訓練復員軍官4萬人。
曾當選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監察委員、常務委員，國民黨第五、六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三青團第一、二屆中央幹事會幹事、常務幹事，中央團部甄審委員會主任。
1949年去台灣後，任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交通部部長、總統府國策顧問、行政院政務委員。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賀衷寒（1900—1972），湖南嶽陽人，原名忠漢，字君山，鹿角鎮牛皋村賀耕九屋人，1916年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學讀書。1919年。五·四”運動時被選為武昌學生代表，適逢蘇聯召開東方民族會議，賀被選為東方勞工代表參加。
1921年春赴上海學習俄文，9月赴莫斯科。1922年，賀衷寒自蘇聯回國後，在武昌一中學教書，曾一度加入惲代英開辦的“共存社”，後因意見不合而退出，旋即創辦“人民通訊社”，從事各種大膽的報導，經常發表評論，抨擊當時軍閥橫行、政治腐敗，闡揚民主、自由之可貴，積極鼓吹革命。不久，即被軍閥查封。繼而前往長沙，再創“平民通訊社”，並改名賀衷寒，繼續批評時政，提倡民主，主張革命，同時兼任長沙宏圖中學國文教員。在長沙，他曾聯絡失學、失業的學生舉行遊行示威，並徵求各學校社團的意見，擬成立湖南公民選舉監督團，揭露趙恆惕督政府進行虛假“民選”的陰謀，得到社會脅同情和輿論界的讚許。當時，湖南第一紡紗廠發生工潮，工人代表、青年團員黃愛和龐人銓被湖南督軍趙恆惕派人逮捕殺害，賀衷寒聞訊，冒著生命危險，以極大的義憤撰寫了《黃龐案之真相》一文，對趙恆惕大加抨擊，替死者嗚冤。趙恆惕惱羞成怒，下令將賀衷寒逮捕，關了3個多月。在獄中，賀衷寒受盡折磨，幾乎命喪囹圄。後經岳陽縣的兩名省議員具保獲釋，才幸免於難。這次入獄、使他更加認清了中國黑暗社會的現實，更加體會到了封建軍閥的殘暴：更增強了他“改造”中國的決心。
賀衷寒出獄後，回到家鄉與親人團聚，相互見面，百感交集。他父親要他在家鄉教書，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1923年，賀衷寒向家人一再表明自己投身“改造”中國之決心後，又返回長沙繼續從事新聞事業，擔任長沙青年服務社教務主任，仍兼中學課務。不久，又被聘為上海《時報》特約記者，繼續用他的筆桿和嘴舌，抨擊軍閥統治，揭露社會黑暗，鼓動青年愛國，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
投身黃埔
1924年春，賀衷寒在漢口欣聞黃埔軍校招生的訊息，興奮不已，立即與原旅鄂中學同班同學蔣伏生結伴南下。他們由漢口去上海，即買當日由上海開往廣州的輪船票。不料，當他們抵達黃浦江碼頭時，船已起鋪開往海中。賀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緊追該船，幸被輪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輪。上輪後，他詢問那位青年的姓名，才知道他叫胡宗南，也是去廣州投考黃埔軍校的，此乃賀衷寒、胡宗南相見之始。因彼此意志相投，日後便情同手足，私交甚深。又因賀衷寒擅長於“文”，胡宗南擅長於“武”，故後來在國民黨黃埔系中曾流傳“文有賀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說。
賀衷寒、胡宗甫到廣州後，軍校招生初試已過，他倆便聯名具函去找主持考試的廖仲愷先生，敘述過去的經歷、南來的動機和矢志革命、報效國家的決心。廖仲愷閱函，當即準予參加複試。經過嚴格考試，賀衷寒被錄取黃埔軍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隊。當時的黃埔軍校，聚集了一大批從全國各地來的好學上進的熱血青年，其中有不少還是各地的共產黨組織選派來學習的，因而革命和學習的氣氛十分濃厚。那時，正是國共合作，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在黃埔學生中發展黨員。共產黨發展組織，是個別秘密進行的；國民黨發展組織，是在課堂上把入黨登記表當作業一樣往下發，規定每人都要填。賀衷寒入校不久，就和同期學生一起，集體加入了國民黨。
開學以後，賀衷寒認真鑽研政治和軍事理論，各項成績都名列前茅，加上他在組織社會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和才能，便嶄露頭角，並開始傳出“黃埔三傑”的美名。1924年9月，孫中山率師北伐，賀衷寒隨學生第一隊擔任警衛工作。11月，黃埔第一期學生畢業，賀衷寒被分配到軍校政治部任上尉秘書，旋又調任第三期入伍生總隊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4日，軍校政治部遷往廣州北校場省城分校，設分部於黃埔本校留守，校方指定由賀衷寒和李之龍（共產黨員）負責。當時黃埔一期畢業同學，除李岳陽因原為川軍團長，畢業後被分配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二十團團長外，賀衷寒的軍階算是最高的。
開始“反共”
公正地說，1925年以前的賀衷寒，即使不能算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還是可以劃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進的青年之列，他雖然對共產黨的某些領導（如張國燾）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總的來說還是基本擁護共產黨的主張的，至少也可以說還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時也確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別是在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抨擊北洋軍閥的統治方面，尤為突出。從1925年開始，賀衷寒就明顯向右轉了。此後、他就一直充當反共的急先鋒，與無產階級為敵。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謙在其墓志銘中所說：“……自（民國）十四年參加孫文主義學會之創立，迄於病革綿（左右綴之右）之時，固未嘗須臾放棄其撻伐之責任（指反共）。”
蔣介石是一個以兩面姿態出現的野心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因為羽翼尚未豐滿，在處理國共兩黨和黃埔兩派的糾紛中，雖然貌似公允，但他在骨子裡是反共的。他實際上是右派勢力的組織者和保護者，他在1926年上半年一手製造的陷害共產黨人的“中山艦事件”和親自提出的排擠共產黨員的《整理黨務案》，就是他反共嘴臉的最早公開暴露。賀衷寒、繆斌、潘佑強等右派黃埔學生，對蔣介石當時的所作所為及其真實用心，在實踐中也逐漸心領神會，他們實際上已把蔣介石作為自己的總後台，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慶集其“反共”的纛陰之下。這還得從黃埔島上開始出現相互對立的兩條陣線的鬥爭說起。
就在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後不久，廣州的反動勢力就陰謀利用商團組織暴亂。為對付商團，1924年8月經蔣先雲、李之龍、楊其綱、陳賡、賀衷寒等人發動，駐紮在廣州的粵、桂、湘、滇各軍的軍官學校和海軍部分軍閥的革命軍人，開始聯合起來，並以“中國青年軍人代表會”的名義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後經報請黨代表廖仲愷和校長蔣介石同意，代表會於1925年1月25日推舉蔣先雲、曾擴清、賀衷寒、何畏能4人負責，籌備成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2月1日，聯合會正式宣告成立，賀衷寒擔任了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在成立大會上，他代表“青軍會”宣讀了3點志願：一竭誠擁護革命政府，實現三民主義；二誓不做後起的軍閥；三與農、工、商、學、婦各界大聯合，一致進攻帝國主義與軍閥，他還在當時第一期《青年軍人》雜誌上發表了一向《青年軍人與軍閥》的文章，歷訴了近年來帝國主義勾結軍悶的罪惡，指出中國的禍亂是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軍悶造成的，號召青年軍人要打倒軍閥，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而戰。
青年軍人聯合會創建初期，是一個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其領導人的想法比較簡單，都想以這個組織來團結在粵的青年軍人，削弱軍間派系的勢力，打倒陳炯明。到1925年的二三月間，孫中山在北京病危。訊息傳到廣州，人心頗為不安，國民黨右派勢力便開始抬頭，乘機加緊活動，並對青年軍人聯合會大肆加以攻擊，驚呼“青軍會是共產軍”。當時，國民黨老右派、“西山會議派”里有名的“大炮”、強硬的反蘇反共分子謝持，正在廣州大沙頭醫院“住院”，黃埔軍校中的國民黨右派分子王柏齡，便趁機把謝持請到黃埔島，讓他到接近右派觀點的學生中遊說。謝持說：“國共合作，實在是孫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塗事。共產主義是豺狼蛇蠍，與豺狼蛇蠍焉能為伍。”又說：“孫先生年紀大了，慮事難免不周。我輩正當壯年、為黨為國，都不可不中流涉險。”他還進一步煽動說：“共產黨名雖與國民黨合作，其實是想趁機篡奪國民黨的黨權，一朝得逞，所有國民黨員，尤其是黃埔同學中的國民黨員，都將受到無情的迫害，而無立足的餘地！”他還對賀衷寒等人說，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共產黨的組織，你們在裡邊工作是為共產黨做嫁衣裳，等等。賀衷寒聽著謝特的演說，很自然聯想到張國燾那張討厭的嘴臉，又回憶起在青軍會內部，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每每與蔣先雲、周逸群等共產黨員意見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稱讚謝持“見解精闢”。在謝持、王柏齡等國民黨右派的煽動拉攏下，賀衷寒、潘佑強、冷欣等這些平常與共產黨同學關係不太和睦的學生，思想迅速向右轉，當場就一個個臉紅脖子粗的大罵共產黨。
為了對抗共產黨和青年軍人聯合會，賀衷寒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主意，這就是以研究孫中山思想的名義，組織一個“學會”，以此來聯合右派勢力。1925年4月24日，在蔣介石、廖仲愷的支持下，與青年軍人聯合會相對立的又一個軍人組織――“孫文主義學會”（早期也稱“中山主義學會”），發表通電，宣告正式成立。這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就是賀衷寒和潘佑強。
兩個軍人組織的出現，使黃埔島上結成了相互對立的兩條陣線。由於青軍會成立後，組織發展很快，一年多時間成員就發展到兩萬多人。孫文主義學會建立後，第一步便是拿出吃奶的力氣到全國各地去發展組織，不久也號稱有了5000會員。接著，兩個組織便公開對著幹。青軍會組織了一個“血花劇社”，孫文學會就組織一個“白花劇社”唱對台戲；青軍會辦了《青年軍人》和《中國軍人》兩個雜誌，孫文主義學會也辦了《國民革命》和《革命導報》；青軍會又辦了《兵友必讀》和《三月刊》，孫文主義學會也又辦了《革命青年》和《獨立旬刊》。你開一次大會，我也開一次大會，並且比你的還要大。你在我的大會上發表了反演說，我下次就組織人去踩你的會場。你罵我一句，我罵你三句。你打我一拳，我非踢你一腳。而在兩派對立鬥爭中，賀衷寒總是充當孫文主義學會的智囊人物，為其謀劃，有時也公開出面展開“舌戰”。第一次東征勝利後，由青軍會發起，在梅州中學廣場開軍民聯歡會，李之龍在台上發表演說，正講得起勁時，賀衷寒、繆斌等一夥孫文主義學會的人，手持短槍，突然上台來把李之龍擠開，由賀衷寒發表演說。青軍會的人哪裡服這口氣，很快聚集一群骨幹，也持著槍向台上硬沖，李之龍趁勢搶占了講台，要賀衷寒“滾下台去”。賀衷寒見奇襲得手的講台又要易主，伸手朝李之龍的臉上就是一拳！李之龍也不吃這一套，憋足勁一拳又打回去。於是，兩個便扭打起來。頓時，會場大亂，兩派槍口對槍口，怒目對怒目。後在梅州黨部負責人的勸說下，才暫時平息。事後，賀衷寒、李之龍兩人都受到蔣介石的臭罵，賀衷寒被“撤職查辦”，李之龍“令調回黃埔軍校工作”。
1925年10月，國民革命軍開始第二次東征，蔣介石為總司令，賀衷寒任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途中，蔣介石曾主持召開第一軍政治部職員及各級黨代表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賀衷寒在發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共存”的那一套，說什麼一個革命政黨內，決不能允許兩種不同主義的信仰者長久存在、長久合作，與其將來分裂，不如儘早各走各的路，但我們兩黨（指國、共兩黨）可以聯合對付敵人。賀衷寒的這段發言，極合蔣介石的口味，因而受到蔣介石的賞識。
鑒於黃埔兩派鬥爭愈演愈烈，1926年2月2日，蔣介石以“解決本校黨務糾紛”的名義，在黃埔軍校召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兩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校黨代表汪精衛也從廣州趕來參加。蔣介石以貌似公允的口吻把兩會都責備了一番，罵他們破壞了黃埔的統一。汪精衛也以勸解的口氣，強調兩派要“精誠團結”。最後，蔣介石提出4點解決辦法，其中心意思就是要兩會都接受蔣介石本人的領導，有矛盾由他來解決。4月7日，蔣介石頒布“取消黨內小組織校令”，明令解散兩會。為了將黃埔學生置於自己一手控制之下，蔣介石決定另行組織黃埔同學會，指派蔣先雲、賀衷寒、曾擴情、李之龍、潘佑強等為黃埔同學會籌備委員，並親任會長。1926年6月27日，黃埔同學會在廣州正式成立，賀衷寒缺席當選為幹部委員兼秘書長。他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這一組織中繼續攻擊共產黨人，排斥國民黨左派。
1926年四五月間，廣州國民政府組成軍事政治考察團赴蘇聯考察，賀衷寒是考察團成員之一。他在蘇聯進行一段時間的考察後，隨即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時，他的思想進一步向右轉，雖然自吹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但認為只能是三民主義範疇內的社會主義，並要通過國家權力來實現。他認為，像蘇聯共產黨那樣用“殘酷的階級鬥爭”去實現社會主義，不但“慘無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國決不能容許有這種情況發生。
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賀衷寒和鄧文儀、肖贊育、鄭介民、康澤等人，看到同學中有數百名國民黨黨員，便以留法學生中的國民黨員有旅法支部為由，發起組織國民黨旅莫支部，想以此作為日後回國爭取權力的政治資本，由於此事遭到校方的堅決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批准，鬧騰一陣後就偃旗息鼓了。但他們仍不甘心，又著手在中山大學成立孫文主義學會分會。由於該組織在國內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團體，所以當他們吸收會員時，被人向校方告發。學校立即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宣布孫文主義學會是反共反蘇的反動組織。因此，賀衷寒等人遭到大家的嚴肅批評，而他拒不認錯，在會場上大鬧起來，說這是“民主”、“自由”，不應該壓制。學生們紛紛要求校方給他以處分，並將其遣送回國。賀衷寒在中山大學聲名狼藉，只好轉入伏龍芝陸軍大學學習。
1928年1月，賀衷寒自蘇聯回國，被蔣介石任命為杭州軍事訓練班學生總隊長，負責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黃埔軍校第五、六期學生。3月，該校正式遷往南京，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對內仍稱黃埔軍校）。同月，黃埔同學會在南京舉行全體會員大會，賀衷寒被選為監察委員。這時，他還擔任了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監委會常委委員。賀衷寒很想從此轉入帶兵，像蔣介石那樣親自掌握兵權，可蔣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駕馭的本性，偏不把兵權交給他。
1929年春，賀衷寒被蔣介石派往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其實是要他利用留學機會，潛心研究日本的軍事、政治，為蔣介石集團尋求統治之術。賀衷寒雖身處異國他邦，仍時刻關注國內的政治鬥爭，不時發表反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言論，其所寫的《改組派之檢討》的小冊子，頗受國民黨右派分子的賞識。
賀衷寒在日本學習、考察的兩年時間，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之際，一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要求建立法西斯專政，以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賀深受其影響。
受蔣賞識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接著寧漢合流，全國出現一片白色恐怖。但是，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嚇倒，革命的武裝鬥爭如星火燎原，尤其是紅軍在湘、贛和鄂、豫、皖邊區的發展，更使國民黨反動派日夜不得安寧。1930年12月，蔣介石糾集10萬兵力對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不僅被紅軍迅速粉碎，而且連前敵總指揮張輝瓚也被活捉。鐵的事實使蔣介石認識到，光靠軍事實力是不能消滅共產黨的，於是提出了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指導原則，企圖在抓緊軍事進攻的同時，用“加強軍民政治訓練”的辦法，維繫其內部統治，破壞紅色根據地內魚水一般的軍民關係。由於賀衷寒早年參加過共產黨的一些活動，又曾兩次去過蘇聯，蔣介石便認為他的這位高徒對共產黨的政治工作最熟悉，於是急召他回國。
1931年2月，賀衷寒回國後，先後擔任了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政治宣傳處處長、訓練總監部軍事教育處處長、鄂豫皖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處長等職。國民黨部隊分為嫡系與雜牌兩大類，嫡系部隊因經過“清黨”運動，一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和所謂“嫌疑分子”被“清”出軍隊，雜牌部隊原來就無政工人員。針對這種情況，賀衷寒在徵得蔣介石同意後，在原有高級政工幹部中挑選130人，辦起了“星子訓練所”（即軍校特訓班前身），對這些人進行為期兩周的短期特別訓練，講習“對共產黨政治鬥爭技術”及所謂“對全國軍民宣傳和平統一的國策”。蔣介石對這個訓練班也特別感興趣，先後5次親自到該所訓話。這些學員，後來大多成為國民黨軍隊中從事反共政治訓練的骨幹。
當時，國民黨部隊不僅政工幹部缺乏，政工體制也極為混亂，南京的中央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不能對全軍各級政治機關實施有效控制，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況。1933年2月，賀衷寒接替劉健群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處長後，採用辦“政訓研究班”和“軍校特訓班”的辦法，抽調一批又一批軍隊中的原有政工幹部和大專畢業生進行短期集訓，然後分派到全國各地的軍隊中去，並規定各軍、師都設政訓處，團、營、連派指導員，所有中上級政工人員都由軍事委員會直接委派，而這些人大多是軍校出身的復興社成員。這樣，賀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政治訓練隊伍，最多時達3400餘人。賀衷寒還與劉健群、袁守謙等人策劃，採取派遣“宣傳隊”的形式，把政工人員安插到西北、東北和西康等地國民黨雜牌軍中去做反動宣傳工作，以防止這些軍隊“異動”。
賀衷寒先後主持召開過3次國民黨部隊的政治工作會議，提出了一整套反動政治理論，制訂了一系列反動政工檔案。如：1933年5月在南昌召開的全軍第一次政工會上，擬訂了《政訓令》，明確了所謂政治工作在軍隊的17條任務和職權；1934年3月在南昌召開的第二次全軍政工會上，針對“剿匪”（圍剿紅軍）與“整軍”之雙重任務，又制訂了“新的工作方針”；1935年4月在漢口召開的第三次全軍政工會議，專門研究了軍隊各級政工機構如何配合抓好“整軍”的問題。7月，由賀衷寒主持制訂的《整軍宣傳方案》和《整理部隊政訓工作綱要》等檔案正式出籠。
賀衷寒在貫徹實施蔣介石提出的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辦法“圍剿”紅軍方面，可謂嘔心瀝血，絞盡了腦汁，提出了許多反共、反人民的壞點子。如在他主持軍隊政訓工作以前，各種書刊和公私檔案上對於圍攻紅軍一事用詞各不相同，有的用“剿赤”，有的用“剿共”，賀衷寒上任後即提出要統一用“剿匪”二字。他還著重從政治方面提出了許多“圍剿”紅軍的辦法，更是受蔣介石賞識。
從1932年至1936年，賀衷寒還兼任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軍隊黨務處處長、南昌行營政訓處處長、武漢行營政訓處處長、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常委委員、軍委會政訓處秘書長、新聞檢查局局長等職。這樣，賀衷寒就將國民黨軍隊、乃至全黨、全國的政訓大權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實的國民黨法西斯政訓系統的總頭子。
賀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訓練的同時，還積極參加直接為蔣介石所掌握和為其服務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中華復興社”的籌組工作，成為該組織“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他與鄧文儀、康澤、戴笠等人被稱為“復興社”的4大台柱，而賀衷寒名列第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面對國內抗日救亡運動浪潮的衝擊和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的傾軋，坐在“國民政府主席”寶座上的蔣介石，深感自己的統治岌岌可危。但他處心積慮、苦心焦思的，並不是怎樣去抗日，而是想搞出、一個什麼新的東西出來，加強他的國家機器，進一步鞏固其獨裁統治。
蔣介石有一個特點，就是在重大問題上不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慣於用罵人的方式，迫使部屬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辦法來迎合他的意圖。這次也是這樣。這年的11月間，他接連幾次在南京召集賀衷寒、康澤、桂永清、肖贊育、周復、膝傑、鄭介民、戴笠、曾擴情等黃埔愛生開會，只是一個腔調，嘆中雜罵、罵中雜嘆地說：“我的好學生都死了！你們這些又不中用。現在時局艱難，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了……”蔣介石的獨角戲唱完，會也就沒頭沒腦地散了。賀衷寒腦瓜最“靈”，每次蔣介石“訓”完之後，就把“這些不中用的學生”約到他家裡去商量，揣摸“老頭子”的真正意圖。第一次沒有結果，第二次大家議出了一點頭緒，認為“要組織起來”。當蔣介石第三次召集這些人去開會時，蔣介石一罵完，賀衷寒就立即站起來，淚流滿面地說：“時局雖然很困難，只要我們能團結（即“要組織起來”的意識），還是有辦法的。”這時，蔣介石感到這些“不中用”的學生還是有點用，有點門道，就一面罵，一面順水推舟地往下逼，並露出了自己一點點真實意圖。他說：“我們要有像蘇聯那種‘克格勃’的組織就好了。”最後，蔣介石叮囑這些“不中用”的學生“慢慢地去研究”，就結束了這次會。於是，賀衷寒又第三次把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裡，研究怎樣組織起來，對組織名稱、政治綱領、組織原則等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但沒有產生具體的東西。以後，又連續開了幾次會，還是沒有結果。這時，蔣介石迫於形勢宣布下野，離開了“主席”寶座。但是，秘密組織的籌建工作仍在進行。在曾擴情舉行的南京浣花菜館晚餐上，根據胡宗南的提議，這些被蔣介石再三罵過的學生，推舉賀衷寒、鄧悌、膝傑、周復、康澤等5人負責籌備。第二天又召開籌備會，決定由賀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澤起草紀律條例。1932年2月蔣介石復職後，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趕快搞成那個組織。賀衷寒向他匯報了籌備經過、並呈上由他起草的組織章程和康澤起草的紀律條例，得到了蔣介石的批准，並決定這個秘密法西斯組織的名稱為“中華復興社”。
1932年3月初，由賀衷寒主持在南京勵志社開復興社成立大會。按該社章程，蔣介石是“真命”社長，自然毋庸選舉。此外，選出賀衷寒、鄧悌、騰傑、周復、康澤、桂永清、潘佑強、鄭介民、邱開基等9人為中央幹事。會後，蔣介石又指定賀衷寒、鄧悌、膝傑3人為常務幹事。
復興社的第一任書記是膝傑，他是黃埔四期生，資歷較淺，能力也比較弱，並且與賀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與賀衷寒商量。1933年1月，賀衷寒接替膝傑擔任書記，由於賀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黃埔領袖自居，遂引起蔣介石的討嫌。1934年8月，由鄧悌擔任第三任書記。鄧梯是留歐派首領，在黃埔學生中被認為是較有才能的一個，但此人過於自負，與所有黃埔學生中的其他上層人物都不親近，因而實際上被孤立起來了。1935年10月，賀衷寒聯合留日派將他趕下台，由劉健群擔任復興社的書記長（以前三任都為“書記”）。劉健群不是黃埔出身，原只是何應欽的秘書，因曾上書蔣介石，建議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黨和希特勒的褐衫黨組織“藍衣社”，而受到蔣介石的賞識，被人稱為蔣介石的“螟嶺子”，但賀衷寒並不把他放在眼裡。1936年8月，劉健群調北平工作，由鄭介民代理書記長。這樣，至1936年“西安事變”之前，賀衷寒在復興社中便始終以常務幹事的身份負實際領導責任。
賀衷寒一貫以黃埔系和復興社唯一的理論家和指導者自居。他不僅到處發表演講、撰寫文章，利用他主辦的《前途》月刊和《掃蕩報》大肆進行法西斯反共宣傳，而且還參與了組建中國文學會、成立中國電影製片廠和主持南昌的“新生活運動”等活動。他的著作雖不多，可長篇大論的講演卻很不少。他對“蔣介石教義”的闡發和註疏，也自命為第一人。如他所寫的《新生活運動的意義》一文，就為蔣介石所提倡的所謂“禮義廉恥”，作了當時頗受某些人稱道的註解。賀衷寒寫文章或演講，不像鄧文儀那樣總是一大串語無倫次、亂七八槽的口號堆積，而總要咬文嚼字，力求說出個自以為深奧的道理來。從1933年到1937年間，賀衷寒每年出版一冊《一得集》，打著“救國”、“統一”`“復興民族”的招牌，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理論和“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動政策。
由於賀衷寒極力擁蔣反共，因此越來越受到蔣介石的器重。1935年11月，賀衷寒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次年1月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10月又晉升為陸軍中將，並獲四等雲麾勳章。賀衷寒憑著他的資歷、能力、勢力和蔣介石的器重，在復興社中自居於第一把交椅，發言表態都始終處於權威地位。
仕途滑坡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訊息傳到南京，在國民黨高層領導內部，迅速形成了以何應欽為首的“討伐派”和以宋美齡為首的“和平解決派”。此時，賀衷寒這位“政治領袖”便乘機活躍起來，成為復興社和黃埔系對此事表態的中心人物。他與親日派何應欽秘密勾結，發動170餘名青年將領通電“討逆”，堅決主張進兵“討伐”張、楊和轟炸西安。他還慫恿剛上任不久的復興社書記長鄧文儀，召集復興社骨幹分子會議，通過了以武力解決西安事變的決議案，並以黃埔同學會的名義，一致擁護何應欽暫代陸海空軍總司令，負“討伐張、楊叛逆”之總責。賀衷寒和鄧文儀等人還拿著這個決議案去徵求宋美齡的意見，結果被訓斥了一頓。與此同時，賀衷寒還與鄧文儀等人一起，收編了在南京失業的中央各軍校畢業生，發動和組織了300人的“討逆赴難團”。該團的口號是：“武裝起來，開赴泛關，直指西安，與張、楊決一死戰，救出校長。”
賀衷寒等人之所以要這樣做，是認為：如蔣介石萬一被釋，則可得“勤王”之功；若蔣介石“駕崩”，又可成為擁何（何應欽）繼位的元勛。豈料，正當他們亂鬨鬨的鬧著要出征的時候，傳來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訊息，賀衷寒、鄧文儀頓時泄氣，所謂的“討逆赴難團”也只好作烏獸散。
蔣介石回到南京，得知這場鬧劇後頗為不滿，把鄧文儀等人找去大發脾氣：“我在西安蒙難，你們在南京討逆，坐地打衝鋒，娘希屁，我還沒有死，你們就不聽我的話了，想改換門庭嗎？”在杭州，蔣介石一見賀衷寒就破口大罵，罵得他失聲大哭。蔣介石則憤恨地說：“你哭，滾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變”期間，何應欽、賀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視。蔣介石獲釋後，戴笠就在蔣介石面前告密。因此，賀衷寒便從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蔣介石的歡心，變得一蹶不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的職務也被免去了。
“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對賀衷寒冷落起來。1937年6月，蔣介石派他赴歐美考察軍事、政治、經濟，明顯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賀衷寒才奉蔣介石電召回國，復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之職，並任軍官訓練團教育委員會委員。1938年2月，在武漢設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原政訓處裁撤，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下設3個廳。賀衷寒任第一廳廳長（中將），主管國民黨軍隊的政治工作，後又任該部秘書長，但仍兼任第一廳廳長；康澤任第二廳廳長，主管民眾組織訓練；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主管宣傳文化工作。在此國共合作期間，賀衷寒因反共本性所決定，終日與陳誠、康澤等人相勾結，與周恩來、郭沫若等共產黨人明爭暗鬥。
1938年初，蔣介石決定解散包括復興社、改組派、CC派等國民黨內的一切小組織，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並親自兼任三青團團長。7月，三青團在武漢成立，賀衷寒先後擔任三青團臨時中央幹事、中央幹事會常務幹事及中央組織處書記長等職。同年秋，他隨軍委會政治部遷往重慶。1939年，他曾奉蔣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問團團長，前往延安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實情，並與毛澤東主席進行了會談。此後，由於他不願與共產黨協調合作；便辭去軍委會政治部的所有職務，在重慶影息一時。
1940年秋，賀衷寒住在重慶郊外，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外，未有任何公職，加上其8歲的二女兒因病夭折，夫人亦因在醫院照顧女兒染病身亡，其心境極為不佳。適逢陳誠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顧問性質，這才聊以慰藉。
1941年，賀衷寒閒居於重慶李子壩，整天無所事事。有一次，他請曾任中國文化學會總會書記長的肖作霖吃臘狗腿。肖作霖醉後大發牢騷，痛罵蔣介石昏暴。賀衷寒此時也醉眼迷離，竟也說出了他的真心話。他說：“你哪裡知道，蔣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有看到他的統馭術的絕頂高明嗎？他一向抓得很緊的是軍隊、特務和財政這3個命根子。這3個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親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時他又讓這3種力量互相依賴、相互牽制，而只聽命於他一人。這3個方面的每一個方面，又都各有3個鼎足並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牽制。軍隊方面是陳誠、湯恩泊和胡宗南；特務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慶祥；財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陳氏兄弟。他們之間誰也不敢有所挾持而無所顧忌。所有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餘又都是浙江人，連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說，都是他極親信的人了。可是他對這些人都還有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難道這還算是‘昏’？他對我們湖南人，尤其是懂得點政治的湖南人，是絕對不放心的。像復興社這樣的組織，他也只是一時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絕對的獨裁領袖，當然就不再要這個組織了。因為他唯恐復興社發展到一旦難於駕馭的地步；尤其是這個組織的高級骨幹又多是湖南人，這也是他難以放心的。他的運用和打算，都是有極高明的權術的。你還罵他‘昏’，可見你還是年輕不大曉事，你自己才是有點昏。”從這番話可以看出，賀衷寒對蔣介石也和蔣介石對他一樣，都是看透了的。但由於他們在反共反人民這個根本方向和維護反動統治階級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蔣介石雖疑忌他，也還是用他；他雖怨恨蔣介石，也還是服從蔣介石，只是感到“壯志”難酬，憂鬱不樂。
1941年春，賀衷寒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國家動員委員會人力組主任。1942年9月，調任行政院社會部勞動局局長，任職6年。其間，曾於1941年至1945年兼任《掃蕩報》社社長，進行抗日反共宣傳。在勞動局長任期內，雖在協調勞資關係，輔導勞工就業、進行技術培訓、安排因抗戰而西遷的技術人員和工人等方面，盡了很大努力，但由於涉及到各階級、階層的利益調整，往往觸及到統治階級的某些利益，而引起這些人的不滿，因而成效甚微。有人曾用“勞動局”3字撰寫了一副對聯來嬉笑勞動局的工作：上聯是“勞而無功”，下聯是“動輒得咎”，橫批是“局促不安”。賀衷寒聽後苦笑著說：“這算是笑我沒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務艱難。總之，評論由人評論，但我只得努力為之。”
1947年，賀衷寒擔任行政院社會部政務次長。這年6月，人民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蔣介石派賀衷寒代表國防部赴西北擔任宣慰任務，負責調解胡宗南與“二馬”（馬步芳、馬鴻逵）的關係，要他們積極合作剿共。可“二馬”見國民黨大勢已去，根本不與宣慰團照面，賀衷寒只好悵然而歸。
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賀衷寒追隨蔣介石，積極參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賀衷寒亦同時辭職。大陸解放前夕，隨國民黨軍政人員敗退台灣。
賀衷寒在擔任人力組主任、勞動局長、社會部政務次長期間，接觸了大量的社會實際問題，看到了不少當時中國社會的“積弱”，並就中國落後的實況、病根和危機等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並為此專門寫了一本書，名叫《後期革命的號角》（在台灣出版時改為《中國的病根》），企圖為挽救危在旦夕的蔣家王朝“切脈”、開“處方”，但由於他反動的階級立場所決定，不可能看到當時中國真正的“病根”，也不能開出真正有效的“處方”，蔣家王朝依然擺脫不了覆滅的命運。
憂鬱而終
1950年，賀衷寒出任台灣國民黨交通部長。他上任後，首先設立交通幹部講習會，使交通工作人員接受專業訓練；接著又制訂了交通部所屬各事業單位企業化的政策，要求資金向最有利的方向投資，勞力往最有效的地方調配。隨後，按科學管理的要求，推出了職責契約制、資本責任制、勞動效率制、工作檢核制、公共關係制、資歷管理制等一整套企業經營管理的制度。在他任交通部長期間，還撰寫有《交通管理要義》、《交通管理論叢》等著作。這一切，都在客觀上為以後台灣交通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基礎。當然，賀衷寒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蔣介石集團“反攻復國”服務的。正因為如此，他在主持交通部工作時，特別重視海洋船隻的發展，除充實所謂“國營”航運及輔導民用航運外，並成立打撈公司，重建復興航業公司，以備戰時之用。
1954年，賀衷寒辭去交通部長之職，出任“總統府”國策顧問。1961年，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1966年以後，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國民大會”代表、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等閒職。這時，“湖南人有小組織”、“賀衷寒想搞分裂運動”等流言，逐漸在台灣上層人物中傳播。賀衷寒本人亦有所聞。有人勸他晉見蔣介石，表明心跡。賀衷寒聞言，久久不說一句話，繼而自我表白說：“我賀衷寒前額有字，我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我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我是領袖的學生。搞一個運動，必定有言論、有行動。我賀某未離開台灣一步，從未寫過一篇違背中央決策的文章與言論，運動從何而來？……”憂鬱傷感之情溢於言表，好在他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表面上尚能泰然處之。於是，他便於1971年辭去其他一切職務，僅留一個國策顧問。
賀衷寒的晚年，除偶爾出席幾次會議外，平日在家，或讀書看報，或練字作詩，直至1972年去世。
人物軼事
第一批青年團員
賀衷寒，湖南嶽陽人，1900年生，父親是鄉間頗有影響的大紳士，家境富裕。賀衷寒6歲啟蒙，在私塾讀書，聰穎好學，《四書》、《五經》過目成誦。因喜愛讀梁啓超文章，常以天下事為己任，又能言善辯，被同學稱為小梁啓超。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賀衷寒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這場偉大的運動中。由於他口才出眾，又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因此被全校學生推選為代表。
1920年秋，董必武和陳潭秋在武漢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思想激進嶄露頭角的賀衷寒被吸收參加，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青年團員。
1921年春，賀衷寒赴上海學習俄文，在這裡他結識了好幾位早期中共領導人。同年10月，受中國共產黨派遣，作為武漢學生代表，他參加以張國燾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翌年1月在伊爾庫茨克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因與張國燾發生衝突，後被開除團籍。大會結束後，賀衷寒留在蘇聯進行了長達7個月的考察。
1922年，賀衷寒自蘇聯回國，在武昌一所中學教書，曾參加著名共產黨人惲代英開辦的“共存社” ，後因意見不合而退出，自辦“人民通訊社”，從事各種大膽報導，並發表評論，抨擊軍閥，揭露政治腐敗，積極鼓吹革命。不久，“人民通訊社”被武漢當局查封。他前往長沙，再創“平民通訊社”，並改名忠漢為賀衷寒，繼續批評時弊，提倡民主，主張社會革命。
敢與張國燾理論
一次，張國燾為一點小事借題發揮，大罵代表團的成員，說要不是我張國燾，你們一輩子也別想到莫斯科來，要是不服從領導，我就一個個把你們開除回去。別人都知道張國燾是發發脾氣，不見得就要開除誰，都一笑了之。
賀衷寒卻忍不下這口氣，當即對張國燾說：“張先生，我們都是中央書記處選派來開會的，你憑什麼要開除我們？依我看，你這個團長當得不耐煩了倒是可以不當，我們另選一個就是。”
張國燾一聽，猶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著桌子說：“滾！你給我滾！”賀衷寒一點也不示弱，馬上回敬說：“要滾你先滾！”說著就要上去跟張國燾動拳頭。其他代表連拉帶勸，才避免矛盾進一步激化。又因是在異國他鄉地盤上，張國燾一時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先忍下這口氣。
回國後，張國燾立即向陳獨秀告狀，終於以目無組織的名義於1922年春將賀衷寒開除團籍。
賀與張的正面激烈交鋒，導致賀被張藉故開除團籍。對張國燾的刻骨之恨讓賀連帶恨上了共產黨，改變了其一生的政治選擇。如果按各自最初軌跡運行，“黃埔三傑”會全部成為共產黨人。但張國燾的刺激，使賀衷寒成為蔣介石麾下最得力的反共干將。
投身入黃埔軍校
賀衷寒自長沙流落到武漢，當了一件舊棉襖，到各報社和師友處走動一番，借了一些債，在最繁華的黃波街附近，租了一間廉價屋，撐起了“先鋒通訊社”的門面。時間不長，“先鋒通訊社”即被警察廳查封，法庭幾乎每天都傳訊他。他債台高築。一天，他回到租屋，覺得寒氣逼人，隨手抓起幾張報紙揉成一團，點著了火，放在火盆里，驅除寒氣。想到自己屢屢碰壁，壯志難酬，不禁潸然淚下。在淚眼中，他看到一篇標題字很大的關於董必武引導青年的文章，這文章是他去年年底采寫的。“哎喲！”他拍拍腦袋，自言自語道，“我怎么將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生給忘了呢？何不去找找他碰碰運氣！”一陣衝動，驅使他立即出門，夜訪董必武。
憑記憶，七拐八彎，賀衷寒總算摸到了董必武的住處。
聽到敲門聲，董必武打開門一看，站在門外的竟是賀衷寒，操著雙手，身子瑟縮著，面頰凍得通紅通紅的，便憐惜而又熱情地說：“快請進屋！快請進屋！”
董必武給賀衷寒泡了一杯熱茶，賀衷寒頓覺三春之暖，便聲淚俱下，歷數了自己和通訊社被查封的遭遇。
董必武感嘆道：“一個青年學子創辦通訊社的確不易。革命是需要文武兩條戰線的，但筆桿子只能喚起民眾，說它能橫掃千軍，那是一種誇張的浪漫的說法，俗語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要打倒軍閥，推翻舊的社會制度，歸根到底還要靠軍隊，要靠武裝。你去蘇俄考察，俄國十月革命就是無產階級武裝革命。我們中國的辛亥革命不也是武裝起義嗎？光用筆桿子寫文章，把滿清王朝罵得一塌糊塗，批得體無完膚，皇帝老兒也決不會自動退位去當個百姓的！”
“先生所言極是，但我目前究竟該如何辦呢？”賀衷寒懇切地問道。
“國民革命不僅需要文化運動、工人運動，尚須軍人運動。中山先生提出‘以俄為師’，現在在廣州大本營黃埔島上創辦陸軍軍官學校，正在招收新生，你是個有為青年，何不去投考呢？”
“我的志向、長處在文，先生，你能不能介紹我去大本營的宣傳部門覓一差事？”賀衷寒顯得有點無奈，小心翼翼地提出了這個要求。“現在廣州已聚集了許多像你這樣的熱血青年。可以預料，這所軍校在不久的時間內，必將造就出一批精英。”
“可我對軍事一竅不通。”
“凡事皆學而知之，哪有生而知之？何況軍校課程設計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憑你的基礎，大可不必擔心學業。”
“能否免考入學？”
“我可以把你的情況介紹給廖仲愷。”
“那就太好了！”賀衷寒轉憂為喜。
董必武一揮而就寫好一封信，交給賀衷寒，囑咐道：“你直接到軍校籌備處找廖仲愷或者鄧演達。”
賀衷寒接過信似有難言之隱。董必武望望一向心高氣傲的賀衷寒，“先生還有何話要說？”“我，我……”一向有鐵嘴之稱的賀衷寒卻語塞了，且聲音低微、顫抖。
董必武心裡一下子有數了，便進內室，不一會手捧10塊光洋走出來：“先生，這是給你的盤纏，你明天就啟程，早些到穗，以防夜長夢多！”
對董必武的熱情推薦又慷慨解囊資助，賀衷寒著實感動不已，頓時熱淚盈眶，哽噎著說：“董先生，大恩不言謝，我這就收拾啟程，三日後必到廣州！”
賀衷寒手持董必武的親筆介紹信一到廣州便去拜訪廖仲愷，廖仲愷安排賀衷寒參加廣州複試，擇優錄取。賀衷寒以優異成績被黃埔軍校錄取。
仕途低落終失敗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訊息傳到南京，在國民黨高層領導內部，迅速形成了以何應欽為首的“討伐派”和以宋美齡為首的“和平解決派”。此時，賀衷寒乘機活躍起來，成為復興社和黃埔系對事變表態的中心人物。他與親日派何應欽秘密勾結，發動170餘名青年將領通電“討逆”，堅決主張進兵“討伐”張、楊和轟炸西安，並以黃埔同學會的名義，一致擁護何應欽暫代陸海空軍總司令，負“討伐張、楊叛逆”之總責。
賀衷寒之所以要這樣做，那是在打他的小九九：如蔣介石被釋，則可得“勤王”之功；若蔣介石被害，則又可成為擁何（應欽）繼位的元勛。豈料，正當他們緊鑼密鼓地鬧著要出征的時候，傳來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訊息，賀衷寒頓時泄了氣。
蔣介石回到南京，得知在這場鬧劇中“戲中有戲”，便對賀衷寒等人極為不滿，一見賀衷寒就破口大罵，罵得他失聲大哭。聰明反被聰明誤，賀衷寒後有一段時間因此失去蔣介石的信任，連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的職務也被罷免了。
1937年6月，蔣介石派賀衷寒赴歐美考察軍事、政治、經濟，明顯含有放逐之意。淞滬抗戰爆發，賀衷寒奉召回國。1938年2月，在武漢設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下設三個廳。賀衷寒任第一廳中將廳長，主管部隊的政治工作，後又兼任該部秘書長；康澤任第二廳廳長，主管民眾組織訓練；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主管宣傳文化工作。在此國共合作期間，賀衷寒因其反共本性使然，不顧國難當頭，跟陳誠、康澤等人沆瀣一氣，與周恩來、郭沫若明爭暗鬥，乾出一系列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來。1938年初，蔣介石決定解散包括復興社、改組派、CC派等國民黨內的一切小組織，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並親自兼任三青團團長。賀衷寒先後擔任過三青團臨時中央幹事、中央幹事會常務幹事及中央組織處書記長等職。同年秋，他隨軍委會政治部由武漢遷往重慶。
1939年，賀衷寒為蔣介石所派，任西北慰問團團長，前往延安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實情，以為國民黨實施“限共、溶共、防共”政策“對症下藥”。賀衷寒在延安與毛澤東進行了數次會談。
其實，賀衷寒與毛澤東早就相識了。賀衷寒對青年毛澤東曾崇拜得五體投地，而毛澤東對早年的賀衷寒也印象頗佳，尤其是當年賀衷寒不畏強暴，采寫並發表《黃龐案之真相》的文章，著實讓毛澤東讚賞不已。可曾幾何時，這個滿嘴革命的有為青年，縱身一跳，便躍進了獨夫民賊蔣介石的懷抱，讓毛澤東大失所望。這次在延安兩人相見，已無任何共同語言了。從延安回到重慶，由於他不願與共產黨協調合作，便辭去了軍委會政治部所有職務，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外，身上已沒有任何公職。
1941年春，賀衷寒任國民黨行政院國家動員委員會人力組主任。1942年9月，調任行政院社會部勞動局局長，任職6年。其間，曾於1941年至1945年兼任《掃蕩報》社社長，進行抗日反共宣傳。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代表毛澤東由延安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1943年6月14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將軍設宴為周恩來、林彪餞行，邀約與黃埔軍校有關係之教官及同學數人作陪。據蔣介石身邊的親信唐縱在其日記中記載：“……席間，君山與周恩來均因酒醉，言詞態度各不示弱。各同學均擔心彼二人不要破臉。”
周恩來酒量過人，難得有醉酒的時候，那次宴會是否是真醉，因無明確記載，姑且不去談論。這日記是提及的因酒醉而與周恩來“言詞態度各不示弱”的君山，即為賀衷寒。由此亦可見賀衷寒狂妄自大，目無師長，且歷來敵視中共之一斑。
1947年，賀衷寒擔任行政院社會部政務次長。這年6月，人民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蔣介石命令賀衷寒代表國防部赴西北擔任宣慰任務，負責調解胡宗南與“二馬”（馬步芳、馬鴻逵）的關係，要他們積極合作“剿”共。可“二馬”見國民黨大勢已去，根本不把宣慰團放在眼裡，賀衷寒只得悵然而歸。
賀衷寒擔任人力組主任、勞動局長、社會部政務次長期間，接觸了大量的社會問題，並就此潛心研究中國“積弱”的“病根”，企圖為挽救危在旦夕的蔣家王朝“切脈”、開“處方”，但蔣家王朝病入膏肓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他也不得不隨蔣介石逃往了台灣。
歷史評價
1972年5月，憂鬱中的賀衷寒在台北病逝，最後一句話是：“我已72歲了，不算短命吧！”
黃埔同學個人的命運被緊密地與他所加入的政治力量決定著，無論他日後每一步如何選擇，事實上自他開始選擇的第一步就已經深深地決定了他未來的命運。而在國共兩大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上，當時並不存在第三種可能。
1973年9月，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蘇茲貝格來華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24周年慶祝活動時，向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總理問道：“我曾在台灣見到過一個黃埔的學生，叫賀衷寒，聽說他還是黃埔三傑之一？”
周恩來回答道：“他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頭目，後來在政訓處培養了一批軍隊特務，解放前夕跟蔣介石跑到台灣，但蔣知其有野心，並未重用他。在我們中美建交時，他憂鬱而死。你說的黃埔三傑，另兩位是共產黨員蔣先雲和陳賡同志……”
人物作品
賀衷寒的著作有《中國之病根》、《改組派之檢討》（1929年）、《汪精衛理論的批評》（1929年）、《後期革命的號角》（1947年）、《交通管理要義》（台灣發行）、《交通管理論叢》（台灣發行）以及《一得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