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仲興，1966年畢業於華東水利學院套用數學專業。1968年入伍，在國防科委某研究所任職。1983年調入南京炮兵學院，在數學研究室任教，2004年退休。從2001年開始，他為了弄清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的真是狀況，他開始探尋附近村莊的老人及倖存者。最初兩年，他的調查只在周末進行。 2004年退休後，只要時間和天氣允許，他都會一早出發，調查的範圍也逐漸擴大。最終，費仲興的名單上共有834個名字。他收集來的口述被編入《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他尋訪來的名字被刻上遇難者名單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費仲興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江蘇無錫
- 出生日期：1944年1月
主要著作,事跡介紹,事跡影響,訪查結果,
主要著作
費仲興主要著作有《線性代數》、《湯山覓蹤》、《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27卷和39卷、《城東生死劫》等。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
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事跡介紹
“南京炮校”坐落於湯山鎮，是南京的“東大門”，也是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向南京進攻的最後關口。平時，費仲興喜愛騎車在學校周圍遛彎。為了回答學生對“炮校”歷史的追問，這位教授有時會探訪附近村莊裡的老人。
2001年5月的一天，宕山村年近80歲的崔廣榮對費仲興說起，75年前的春節，“炮校”附近的村莊曾被日軍放火焚燒。
費仲興很驚訝。此前他一直認為，南京大屠殺僅發生在南京城內及長江南岸。他跑圖書館、檔案館，查找湯山鎮的這一段歷史，幾無收穫。他開始琢磨著，要尋訪在世的大屠殺見證者。
對費仲興來說，這就像是一道“證明題”，需要嚴密的推論過程，且和所有學術研究一樣，“來不得半點虛假”。
一碗稀飯下肚，跨上腳踏車，費仲興一般早上7點就從學校出發。2001年他已年近60歲，體力正在衰退，最初他制定的目標是以“炮校”為圓心，半徑15公里範圍內的村莊，要挨個去一遍。
遇上村民他就打聽，村上是否有80歲上下的老人健在。找到人，他先核實年紀，然後便問，“還記得跑反時的事？”“跑反”就是躲避戰禍，在湯山工作多年，費仲興熟悉這裡的方言。有些老人根本不明白什麼叫“南京大屠殺”，但說起“跑反”的經歷，“他們刻在腦子裡一樣，清清楚楚。”費仲興說。
“現在講這些還有什麼用呢？”一位老人曾反問他。“我要把你吃過的苦記下來，講給我的學生聽。”他答。
最初兩年，他的調查只在周末進行。 2004年退休後，只要時間和天氣允許，他都會一早出發，調查的範圍也逐漸擴大。
“再不搞清楚，就來不及了。”費仲興覺得時間越來越緊迫，當年見證歷史的老人，正在大批逝去，他停不下來。
早上出門，中午回家，下午把談話記錄整理好，再敲進電腦里——費仲興嚴格遵照著這樣的時間表。在他書櫃的底層，摞著十幾本筆記，翻開來看，除了密集寫滿行間的口述，更顯眼的是間或出現的一組組人名。
“說清楚一件事，要有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費仲興扳著手指頭慢慢說道，然後他豎起大拇指，重重地強調：“這幾個要素中，人是核心。”
因此，人名是費仲興最看重的事。在他看來，每個名字都曾是一個具體的生命，他要記下他們生前的樣貌和臨終的慘狀。大部分遇難者姓名完整，但也有“小道士”、“秦大餅”這樣的綽號。老人說不出完整名字的，費仲興就在姓氏後畫上圓圈。
費仲興在言家村與村民交談
費仲興在言家村與村民交談有時，為了確認一名遇難者，他要找好幾位老人獨立敘述，相互印證。90歲的龐家邊村民劉素珍曾目睹日軍“削梨一樣”屠殺了13名“跑反”者，費仲興花了3年時間才找到他們的原籍，證實劉的口述，並獲知8個姓名。
一個有價值的訪問對象，費仲興至少要談3次，最多的要談十幾次。費仲興習慣先讓被調查者“無拘無束敞開來聊”。事實上，除了拍照和確認細節，最後他還會將整理好的材料逐字逐句讀給老人聽，讓他們審校事實。
事跡影響
20個世紀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發動全市力量，找到大量當年的大屠殺倖存者、遇難者家屬進行口述回憶。但這一調查，並未將城外、郊區發生的屠殺納入統計。
從2004年起，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先後3次立項資助費仲興的調查。在合作開展的研究活動中，他為志願者們做方言培訓，也為暑期實踐的大學生擔任領隊。
“手把手地教是費老的一貫作風。”王民田回憶道。
一些了解他的同事和學生也曾因欽佩和好奇跟隨他走街串巷，尋訪老人，但“去個一兩次就不再去了”。
身邊的同道來來去去，只有費仲興仍數年堅持奔走在田野調查的路上。用他自己的話說，叫“走進歷史的深巷”。然而，這“深巷”中，能被他覓得的人和事，都正在消失。
“這可以說是搶救性的工作。”戴袁支表示。
費仲興把訪談對象的照片翻得嘩嘩響，“看這個，再看這個，不過一兩年，這幾位都不在了。”
在能夠被回憶和陳述的往事裡，有人失去家人，有人失去鄰居和朋友，有人在刺刀下受了重傷，有人至今因受槍聲刺激而聽不得鞭炮響。“但大多數人都很平靜。”費仲興表示，“畢竟這么多年過去了。
幾年下來，他跑遍了湯山地區3個鎮子100多個村莊，超過半數遇難者的故事和名單，是他用腳踏車蹬回來的。因為身體日漸衰老，他添置了電瓶車。要去更遠的地方，他就坐長途汽車。熟悉他的師生遇見他總會問，“又出去啦？今天去哪？”
訪查結果
最終，費仲興的名單上共有834個名字。他收集來的口述被編入《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他尋訪來的名字被刻上遇難者名單牆。
比起名單上的逝者，費仲興同樣關注倖存者。在訪問過的350位老人中，他幫助22人成功申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發放的“倖存者證書”，從而讓他們得到生活補貼，很多人的子女都和他保持著聯絡。戴袁支戲稱，“老費好人一個，是軍民關係搞得最好的軍人”。
83歲的潘巧英至今記得父親被日軍刺死時的景象。那時她只有7歲，前一刻剛飽餐了一頓肉菜，蹦蹦跳跳地出門去玩。後一刻，她已躲在爐膛邊的柴草里，眼睜睜看著刺刀把自己變成孤兒。帶著這位倖存者，2011年12月，費仲興受邀登上了日本8座城市的南京大屠殺證言集會論壇。某次宣講，日方反對者用喇叭對著會場高聲抗議。然而，他並未感到畏懼，“因為說的是真話，所以一場比一場講得更好。”
歷史的證言藏在每一個細節里。比對著如今的“炮校”辦公樓，費仲興舉起一張黑白照片。雖然已經過去了70多年，還是不難看出，照片裡拍攝的正是那座頗為宏偉的建築。
費仲興不想煽動民族仇恨。他也會用佳能牌數位相機，更不反對人們購買日貨。對於中日關係問題，這位老人讀報紙、看電視，保持關心，謹慎談論。
只是當日本人拿出種種證據，證明沒有發生過南京大屠殺時，他心裡就較勁兒了。“這重要、那重要，還有什麼比教育下一代更重要呢？”作為老師，他希望自己能讓學生以史為鑑。而作為數學研究者，他更想為這道“歷史的證明題”提供“證明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