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貨幣外交
- 交易貨幣：美元
- 類型：外交方式
- 交易國：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
定義,貨幣市場,外交方式,貨幣外交,相對財富,主要作用,經濟地位,中國對策,
定義
貨幣外交，明顯與政治、經濟、軍事等外交形態有區別又還有些“不成氣候”，所以在民眾視野中這是一道摸糊的風景線。但對於政治家外交家經濟學家甚至軍事家而言，近些年來“貨幣外交”又那么“堅挺”地在眼前晃動或在心頭盤算。所以有人對此十分關切甚至憂心忡忡。“貨幣外交”有些象靜悄悄的黎明，雖然它黎明得有些幾家歡喜幾家愁。
貨幣市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最新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發展中國家的官方外匯儲備增長接近三倍，2005年已達到了2.9萬億美元。工業化國家的外匯儲備僅增長了150%。單是2005年，開發中國家的外匯儲備較前年增長了18%，而已開發國家的儲備則下降了1.5%。全球近70%的外匯儲備掌握在開發中國家手中。美國前財政部長(Lawrence Summers)說，開發中國家這種“積累大得驚人。”外匯儲備總額五年翻了一番。更讓他憂慮的是──“而且集中在不太可靠的國家手中”。
貨幣外交
貨幣外交這一重大變化無疑加大了外匯市場這一全球最大市場的波動，同時大大降低了美國對外匯市場的影響力。全球外匯市場每天大約有2萬億美元的外匯易手。外國政府賣出美元資產的決定將對美元外匯市場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另外還可能波及美國抵押貸款利率、美國的全球政治影響力等各個方面。而不幸的是在美國人眼裡那些不那么“可靠”的國家，這些年好像“不約而同”惦記上外匯儲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外匯儲備增長速度最快、也是購買美國國債最多的三個國家分別是中國、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委內瑞拉和伊朗的外匯儲備也緊隨其後位居前列。
貨幣外交
貨幣外交外交方式
貨幣外交
如果把國家級外交分成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金融外交兩個層次，那么“金磚四國峰會”就是第二個層次的事件，這說明國家間經濟金融外交的國際地位相對上升了。若把“金磚四國”放在經濟的天平上，這四個國家的共性是人口大國和開發中國家。若按照國家的富裕程度劃分，美國是超級富豪，獨占全球GDP約四分之一。歐洲和日本是次一級的富豪，合計占了另外約四分之一。“金磚四國”是中富大國，占全球GDP約15%。另外，還有中富小國和“貧下中農”，等等。簡而言之，經濟學家以財富和人口的相對比重為標準劃分世界，這是一種簡單化的新思維。
貨幣外交
貨幣外交相對財富
主要作用
1、現代政府已是貨幣製造業者——初級班是管理髮行，高級班則是輸出交易。所以貨幣輸出已經啟動的官方合作模式是貨幣互換協定，即以美元計價但不通過美元進行交易的雙邊貨幣結算安排。和所有大宗商品的交易一樣，貨幣的可交易現貨就是互換，多走一步就是貨幣的期貨，即政府債券。
5、拋開意識形態的差異和政治軍事的爭端，國與國之間金融交易主要就是兩張紙，一張紙是貨幣，一張紙是債券。可以說，“金磚四國峰會”開啟了貨幣外交的新模式，在當今世界非意識形態化的趨勢中頗有新意。可以預料，國家間的經濟金融外交會日益增多，政治軍事外交則相對弱化，國際社會的交往將日趨和諧。
經濟地位
從日元美元委員會開始，經過廣場協定，美國用了6年的時間撬開了東京金融市場的大門，推動了日元的升值，實現了日元的部分國際化，從而減輕了美元作為基準貨幣的負擔，也緩解了美國貿易赤字。隨後，日本積累大量“經濟泡沫”，接著驟然破滅；而美國則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捷足先登，再領風騷，直到不再將日本當作競爭對手。這是20世紀末期，世界大國角逐場上，所上演的一段最富悲劇性的故事。二十年一個輪迴，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從1990年代開始，在日本的身旁，逐漸出現了一個新的巨大的經濟體，它就是中國。中國在21世紀的頭幾年逐漸替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
2003年，正好是當年日美首度交鋒後的20年，美國國會的兩位議員首次挑起了人民幣匯率問題，布希政府迅速做出了回應，從而拉開了中美人民幣匯率爭端的序幕。20年前的一幕似乎正在今天重演，甚至連施壓的內容也高度一致：改革封閉的金融市場，實現人民幣的大幅升值。經過兩年的多輪交鋒，2005年8月15日，周小川宣布實行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此後，人民幣開始升值。2006年，在財政部長鮑爾森的推動下，中美成立了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專門集中討論中美金融與貨幣關係問題，這像極了當年的日元美元委員會。和當年的里甘一樣，鮑爾森也是從華爾街金融財團的大位上轉為財政首長的。到2008年下半年，人民幣累計升值超過20%。
中國對策
美國學者麥可·斯溫與阿什利·特利斯在向蘭德公司提交的研究報告《中國大戰略》一書中，開篇指出“怎樣對付中國的崛起是美國在21世紀面臨的最嚴重挑戰之一”。中國人沒有想到美國及其盟國日本、歐盟在新世紀之初竟然拿人民幣匯率問題開刀，掀起了一股遏制中國的新浪潮。
世界貨幣多極化
如果說人民幣匯率之爭凸顯出人民幣國際地位日漸提高，那么與之對應的則是此次美元大幅度貶值反映出美元國際霸權地位的衰落。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的霸權地位，使美元承擔起國際儲備和國際交換的多種功能，為美國經濟統領世界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隨著美國新經濟泡沫的破滅，以及“9·11”事件對美國經濟的沉重打擊，美國已無力繼續推行強勢美元政策，被迫走上貶值之路。可以說，美元以喪失霸權的代價換取了產品出口數額的增加，歐元價值的回歸則增強了人們對歐元的信心，使歐元終成時下兩極主導貨幣的一極。這恐怕是美國不願意看到、也最不想看到的結果。
隨著美元霸權的衰落、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強，貨幣的區域化正在成為未來世界的主流，這又必將給美元的未來國際地位帶來重大影響。
2003年8月19日，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行長達成一致意見，力爭在2021年前在非洲建立統一貨幣和統一的非洲中央銀行。
稍前，加拿大央行總裁DavidDodge也發表公開講話，指出一旦北美地區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統一市場創建起來，北美貨幣聯盟計畫就成為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對此，美國官方還未作出正式反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國的複雜心態。不建立北美統一貨幣，單靠美國的經濟實力在不久的將來恐怕難以繼續保持美元現有的國際地位；而建立以美元為基礎的北美統一貨幣聯盟，無疑等於承認美元真正淪落為一種地區性貨幣，承認美元、歐元、“亞元”乃至“非元”並駕齊驅的世界貨幣多極新格局。
世界貨幣多極化為中國長遠處理人民幣匯率問題提供了改革思路。那就是確保人民幣的國際化，力爭成為主導未來“亞元”的領頭羊。從這個思路出發，人民幣走上強勢之路確實是大勢所趨。但這一趨勢的進程取決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東亞自由貿易區乃至泛亞洲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整合，這恐怕至少需要10—20年的時間，絕對不是某些國際投資者所預測的2006年或2008年。
短期對策“守”為上
為了化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中國政府採取了多管齊下的政策，允許和擴大企業、居民手中持有的外匯額度，調整出口退稅政策，提高央行準備金率等，目的在於希望達到減緩中國外貿出口速度、平衡國際貿易收支、降低外匯儲備規模等效果。筆者以為，這些舉措並不能完全化解人民幣匯率爭端，調低出口退稅率也不能保證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下降，因為中國對美順差是建立在真正的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出口上，因此降低出口退稅率只會給中國企業帶來陣痛，對美日等國的產品和老百姓的生活不會帶來十分明顯的變化。
但是，人民幣匯率由盯住美元轉為盯住一攬子貨幣是否就能解決升值壓力問題呢？在美元繼續貶值的情況下，這種策略也許會起作用。但如果美元逐漸走強，盯住一攬子貨幣又將會失去其應有作用，使通過此方法化解的人民幣匯率問題重新面臨美國的壓力。從美財長即將來華談匯率問題角度看，本輪美元貶值的調整周期還遠未結束，美國政府可能還會允許美元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一年左右）繼續貶值，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美國國內越來越強地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否則，繼續施壓人民幣升值也就毫無意義。
另外，如果人民幣升值是否就能解決龐大的美中貿易逆差問題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根據日本的經歷來看，在過去的30年間，日元由360日元兌1美元上升到時下的117日元兌1美元，但始終沒能解決美日貿易逆差問題，2002年美日貿易逆差額仍然高達700億美元，對此相信美日政府比任何國家都更清楚。所以美日壓制人民幣升值的另外一個意圖還在於，要求中國加快開放金融業和其他服務業的步伐，使其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業能夠更快地進入中國市場、占領中國市場。
由此看來，中國的貨幣外交時下可供選擇的方案並不多，在所有應對措施中，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堅守人民幣不貶值仍是上策，未來半年至一年將是人民幣能否頂住國際壓力的關鍵所在。隨著美國經濟基本面的逐漸好轉，美元價值回歸強勢之路，就會自然化解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到那時，再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合理改革，才會有一個寬鬆的國際環境；中國的貨幣外交才能真正打敗國際圍剿，取得突出重圍的重大勝利。
